丁：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年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报告文学不大为人注意，而口述历史却很受读者欢迎。甚至一些电视台也非常重视口述历史，如央视的《大家》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受到读者欢迎的《束星北档案》，作者刘海军采用的就是口述历史和档案材料相结合的方法。
谢：山西有一位作家陈为人，写了一本关于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的传记，采用的方法也是“口述历史”和档案材料相结合。为写这本书，他也采访了近百人。看过此书的人评价都很高，认为这本书对于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体制变迁、人际关系和思想状况极有帮助。你把报告文学和口述历史放在一起比较，很有意思。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之一种，口述历史是史学方法之一种，现在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很少有人想到跨领域比较。
丁：文史不分家嘛！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蔚为大观，很受读者欢迎。这些报告文学作家，有的以记者为职业，有的以作家为职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注意从思想界学术界得到一些启示，用文学笔法介入热门话题。当时曾有“报告文学学术化”的提法。
谢：但是，那些报告文学作家，多数不曾经过学术训练。他们注意到从学术中获取思想和灵感，表达方式又比学术研究成果更加可读，更易传播，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丁：当时那些报告文学作家，也采访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当事人。但他们更愿意表现自己，所以往往把第一手材料打碎，按照自己的思路重新结构，和自己的想象、推测、议论掺在一起，形成鸿篇巨制。
谢：他们可能还不了解口述历史的意义。所以他们对自己采访的一手材料，只当作素材，一定要按主观的意图加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当时人们还有一个看法，以为真实的记录不算上乘的作品，不能打动读者，所以要修饰，要剪裁。就是好一些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有这个毛病。
丁：当时对口述史学的了解，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主要是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这可能与我们这里长期的学术习惯有关，如重论轻史，以论代史等。当年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已出版，也有作家读过，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用这样的方法来影响自己的写作。
谢：刘海军最近在《博览群书》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了自己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1997年，我的电脑里，已存储了三十余万字，按着最初的感觉和提纲，似乎接近尾声了，可这个时候，我发现行文方式出了问题，我将它写成了报告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报告文学，曾因为将尘封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予以文学包装而大行其道，并不可避免地逐渐为商业化功利化所侵蚀。我显然没能避免那些缺陷，就像那个时期诸多的华而不实的作品一样，《束星北档案》成了‘文学作品’，而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到处是着意的创作、加工、描绘的痕迹，到处是‘我’的行踪……作为纪实作品或传记，需要做的应是：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主人述说主人。应是真实客观有凭有据的‘实证’。换句话说，它应是一个调查、分析报告，需要的是客观冷静的态度。如果需要有一些‘文学’色彩的话，也应该是的的确确在滚沸的思绪里浸过、煮过，浸透了作者情感的文字。当我真正明白这点，为时已晚，我只能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第一稿的隐患是致命的，不能修补，只能重来。”刘海军的转变是自觉的，所以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丁：回到口述史学，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其学科的创建一般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也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最初的口述史学，比较多地在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学科中运用，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学研究中，口述史学已成为这个学科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至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引进到中国大陆。问题是，为什么到了近几年，才引起读者格外的关注呢？
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阅读风气和写作风气，这种时代精神的变化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上世纪80年代是狂飚突进的乐观年代，现在则是一个沉思的年代。风气变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方式也会变。现在的读者，不喜欢那种激情澎湃的宏大叙事，而欢迎扎扎实实的个案梳理。以朴实的语言说清事实真相，尊重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一些作者，一些传媒，也开始调整表达方式，尽量多摆事实，少发议论。有人已经意识到，摆事实本身就是讲道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告文学被看淡，口述历史受关注，是很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