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去澳门参加了一个题为“历史与记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女博物学家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是全球著名的“大屠杀博物馆”策展人之一。据她介绍，大屠杀博物馆不采用纳粹党的视角留下的资料，而采用受害的犹太人留下的文物。但这方面的文物很少，都保存在私人手里，有的已经是受害人的传家宝，很难搜集。比如一个犹太囚徒被打碎的眼镜，一个犹太孤儿当时的布娃娃。这些实物，无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谢：犹太人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堪称我们的榜样。中国也有许多珍贵的文物，流散在民间，现在还没有引起博物馆和博物学家的重视。对文物的看法，其实和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观念相关。像那位以色列专家，在她眼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东西，都有意义。可是，在我们许多人眼里，许多重要的东西反而失去了意义。巴金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其实也是同样的历史眼光。历史可以靠历史学家来写，但书面的历史和当时的文物还是有差异，因为文物更直观。书写的历史容易造假，但在文物上造假就比较难。我希望学生能多到博物馆去看看，虽然我们的博物馆观念还不理想，比如陈列方式和文物的选择，都有一些局限。但只要是实物，就可能从中看出不同的东西，别人的引导很难干扰。
丁：我有同感。就在这个会上，我认识了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林木教授，他保存着一张自己在1965年的中考考卷，是一份珍贵的民间文物。当时，他是1965年的初中毕业生，中考时数学98分，语文92分，政治90分，三科平均93分。当时是百分制，这个分数是很高的。当时重庆最好的三中录取线是平均83分。他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却落榜了。原因是他的出身不好，父亲加入过国民党，是劳改释放人员。
谢：当时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但在实际生活中，家庭出身几乎是决定一切的。研究历史，不能光看当时的文件。如果只看书面的条文，而没有文物意识，不参考当事人的回忆，就会与真实的历史脱节。
丁：林木当时表现没问题，是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有一位邓鹏教授，1978年高考是四川的文科状元，他主编了一套名叫《魂系大巴山》的重庆1964年、1965年老知青回忆录，和林木具有同样命运的100多人回忆了当年的遭遇，书中选了60多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在中考或高考时落榜了，只好选择到大巴山当知青。
谢：这套书我也看了，让人感慨。本来我以为，100年来，中国的招生制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按考试成绩录取，民国时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一种是按政治身份录取。最典型的“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看起来这样分类太简单。上世纪60年代有一段，又考试，又不按成绩录取。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可以参加考试，但他们的试卷被打入另册，成绩再好也白搭。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段令人心酸的插曲。邓鹏是历史学家，他把《重庆市教育局关于1964年中等学校招生的政治审查工作的通知》和《四川省教育厅关于1964年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等文件作为附录，很有史家眼光。从中可以看出文件和潜规则的落差。如果仅仅从文件本身看，出身不好表现好也可以录取，但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出身成了惟一的标准，再表现也没有用。这说明政策条文是虚伪的，潜规则才是实在的。
丁：不只是上世纪60年代有这种潜规则。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还有人因为政审落榜。我就认识好几个。1978年才结束了这种荒唐的录取标准。这要归功于胡耀邦。可惜到了1979年，新的教育部长又拿出了年龄限制，历史留给这一代不幸者改变命运的机会太少了。
谢：1977年恢复高考时，北大招收的法律系学生都是经过政审的，如果没有实物，以后有些问题会说不清楚。可以设想，如果能拿出一张当时北大法律系招生的政审表格，至少可以解读出目前中国法律主导力量的早期经历。了解这样的历史，对于以后观察中国法律的进步程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回顾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出林木这份考卷的文物价值。当时，这种考卷是很多的。可惜当事人都看不到。凑巧的是，“文革”时武斗很混乱，一个同学从29中的库房里看到林木的考卷，就把它拿出来，给了林木。林木保存至今，就成了珍贵的民间文物。
丁：民间文物流散出来有各种渠道。前些年，李辉从潘家园旧货市场买到杜高的人事档案。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民间文物。现在已经整理成书，名叫《一纸苍凉》。
谢：博物馆意识，不光是收藏文物。我们保存文物，就是敬重历史，也是判断历史，评价历史。除了巴金的建议外，是不是可以建立“胡风博物馆”？建立“反右派运动”博物馆？我以为都是可以考虑的。关于后一点，我自己就有准备，多年来收集的有关“反右派运动”的历史文献，已经有近百册。除了图书和杂志，还有实物。比如当时右派的检查书和大字报等等。
丁：关键是要有博物馆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再反观历史，就可能从许多习以为常的事件或器物中看出历史的意义。收藏文物就是收藏历史。有些历史问题我们也许没有条件展开研究，但可以保存历史的标本，为后来者留下研究的线索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