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这些年出版的回忆录不少，但有分量的不多。
丁：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老鬼的回忆录《母亲杨沫》，我觉得很有分量。好几家报纸也在连载这本书，可见好书大家都感兴趣。
谢：这本书我也看了。老鬼写文章的特点是直言不讳。他的《血色黄昏》和《血与铁》，是自传体小说，已经表现了这种风格。这本书是回忆录，更见真实的力量。他在“前记”中说：“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但他知难而上。
丁：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不是他写母亲在文学上如何一炮打响，名闻天下，而是写他父母在“文革”初期如何互相揭发，写杨沫与秘书小罗的纠葛。中国有“为尊者隐，为贤者讳”的悠久传统。老鬼敢于突破，实在难得。他这样写，并没丑化自己的父母，而是让我们看到了更真实的杨沫。我感觉杨沫已经不是现代文学馆里的陈列对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谢：前些时候，我们讨论过日记和回忆录哪个史料价值更高的问题，认为回忆录不如日记。一般来说，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这本书就谈到杨沫生前已经出版的日记“《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书中引用了杨沫1958年2月11日的日记，原文说秦兆阳“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出版时改成了“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老鬼说：“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更改。”
丁：杨沫修改日记虽然不妥，但也有原因。《青春之歌》的出版，秦兆阳起过关键作用，可以说有大恩于她。他们晚年的关系也不错。如果出版日记，让读者看到自己当年私下还说过秦兆阳的坏话，显得很没面子。
谢：如果在世的时候出版自己的日记，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例如可以在日记的正文中保持当初的原貌，在前言或后记中表明现在的态度。而这样修改，正如老鬼所说，文过饰非，弄巧成拙了。
丁：我觉得，倒不是杨沫有什么特殊的弱点。文过饰非是我们时代的通病。杨沫这样出版自己的日记固然不可取，但你看看涉及当代历史的出版物，有几本没有按流行的口径修饰过？你说现在出版的回忆录有分量的不多，原因之一就是或多或少染上这种流行病。他们不是以自己经历的真实细节突破格式化的历史规范，而是以格式化的历史规范重塑自己的经历。越是大人物的回忆录，这种毛病越突出。更有意思的是，染上这种毛病的回忆录，比较容易出版和发表。没染上这种毛病的回忆录，反而不容易和读者见面。像老鬼这样真实的回忆录，本来应当是回忆录的主流，现在反而很稀罕了。“眼见佳作分外明”，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谢：日记和回忆录是两种不同的文本。因为日记是当下的记录，而回忆录是事后的回想。但我以为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文本的不同，关键是撰写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就杨沫出版的日记和老鬼的回忆录来看，后者的价值自然高过前者。真实才是最重要的，但能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西方人的回忆录一般来说要高过中国人，就是因为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里，大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他们更追求历史的真实。
丁：从目前出版物的情况来看，作家、学者的回忆录有较大的进步，因为有追求真实的自觉意识，比如沈容的回忆录《红色记忆》不错。还有陈为人写的关于唐达成的传记也很好。但评价一个时代的回忆录的整体水准，不能只看文人的回忆录，而应当以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为尺度。在这方面，我们的进步还不大。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没有看到关于政治人物的比较成功的传记。
谢：我听说有些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写得不错，体现了超越体制和个人恩怨的历史追求，但还没有出版。在西方，领导人退出政坛写回忆录是很常见的。克林顿离开白宫时债务缠身，出版回忆录是还债的重要途径。中国的高级领导人过去是终身制，自然谈不上写回忆录。上世纪80年代废止干部的终身制以后，才有一些退下政坛的领导人写回忆录。有的是自己执笔，更常见的是组织一个班子帮助写。不管谁写，涉及到对别人的评价，总是很敏感的。所以只好黑是黑，红是红，总要有所回避。
丁：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也和人们在现实中的处境和利益有关。为尊者讳，对传记和回忆录来说是最大的障碍，跨不过这个障碍，很难达到真实的境界。希望《母亲杨沫》的出版，为回忆录的写作开一个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