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学术研究，有开创性不易，有预见性更难。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学术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丁：关于延安的研究，随着时代政治的开明和相关历史档案的解密，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有可能成为一门显学。这是我最近读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一书时的感想。
谢：朱鸿召这本书中的内容还在《上海文学》连载的时候，我就每期必读，深为作者的研究视角和使用原始材料的能力所激动。因为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真正发现了新视角并能使用新材料的研究者并不很多，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来说，有时候光能发现新的研究角度，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就相当大了，更何况朱鸿召还能下那么大的史料工夫。这本著作，虽然从表面的形式看，与流行的一些学术专著有些区别，但在同类研究中，就我个人所见，这是一本有独特思考角度的著作。它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比较起来，我更看重前者。可惜因为时代的关系，我们从阅读中能感觉到作者在许多方面做了不得已的选择，或者说他选择了，但现实的出版处境，让他的选择没有能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有心的读者不会就此误判作者的学术努力。
丁：朱鸿召的研究视角是延安的日常生活。他努力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把延安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新传统和以后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说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似乎在逻辑上更为合理。研究延安的学术指向是对一个新政权产生和延续的历史考察，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这个思考的角度都能给人很多启发。我私心以为，这也可能是朱鸿召选择这一研究方向的初衷。
谢：虽然视角是延安的日常生活，但注意力还是在延安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形成，所以在朱鸿召笔下，最常出现的延安生活多与延安的知识分子相关。
丁：现在的问题是延安留给了新中国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历史将如何评价这些遗产？延安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如何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
谢：朱鸿召的研究虽然是延安的日常生活，但这些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新传统最终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比如关于秧歌的观察，其实最后的指向是中国文学的趣味何以会发展成后来那样。延安的婚姻模式、延安的交往方式等起源于延安的新生活模式，最后如何融化到了新中国的生活中，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
丁：延安有许多谜一样的东西。它的魅力如何形成？贫困的物质生活和健朗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统一的？革命激情和思想统一如何完美结合在一起？幻想的天空如何在贫困的土地上形成？完整的现代知识教育为什么不能抵抗简单的思想灌输？等等。如果不理解延安的日常生活，或者对延安日常生活中包含的精神活动不了解，人们很难解释那些从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都市甚至还有从西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比如陈学昭，以及更多年轻美貌的女性）跑到延安来是为了什么。延安带给他们的难道只是虚幻理想可能实现的简单满足？事情好像不如此简单。
谢：就个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具体选择而言，选择延安和选择台湾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感觉，比较可怜的是二者都不选择。比如丁玲和沈从文，他们完全在一个起点上，但就对时代变革的判断而言，丁玲比沈从文拿得定，丁玲后来的人生命运是另一回事。以沈从文早年和胡适与徐志摩的关系推论，沈从文应当选择和胡适一起走，但他没有选择台湾，他当然也不可能选择延安。在他个人的命运中，这是一个困境，有精神和信仰的因素需要解读。这也许就是延安研究具有的学术丰富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