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历史课，如今在中国的学校里是冷门。中学文科学历史，是因为要应付高考，不学不行。大学生、研究生不愿意学历史专业，是因为就业门路不宽，历史系在文科考生中取不上分数最高的学生，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最近我读了薛涌的一本新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谈到美国越是精英的大学，学历史的越多，耶鲁的学生选历史专业的竟达15%左右，高居第一，政治学和经济学紧随其后。“教育给他们的是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对未来的远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怎么在那里数钱。”而那些二三流的大学，学生更关心怎么赚钱，提出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这些没用的东西？这种反差，耐人寻味。
谢：我们的历史教学，从中学开始，很少告诉学生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只是让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和结论。这种教学，比较枯燥。也很难引导学生形成对未来的远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丁：就连知识有时候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到“文革”时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领域有几项重大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 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有人据此得出结论，“文革”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最好的时期。
谢：其实，“文革”期间创造的科学技术成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参与研究的核心科学家，如王淦昌、邓稼先、王应睐他们，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学家，对科学家来说，他们的科学训练来自何方是很关键的。如果光讲结果，不理会科学家的教育背景，是不客观的。文革时期出了成果是事实，源头远在“文革”之前也是事实。
丁：判断“文革”时的科学技术状况，不能光看国防领域的尖端项目。这些项目虽然有的也受过短期冲击，但基本上是受到特殊保护的。而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无不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干脆停顿。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文革”年代的基本价值观。看历史不能简单化。观察历史的一个基本常识是，纸面上的文字要与发生过的事实相互对证才有意义，否则就要出笑话。
谢：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关键是学习观察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会比较，学会参照，学会质疑。
丁：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读的是历史系。当时虽然学历史，却更喜欢看小说。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太枯燥了，史学家的论著太乏味了，独立思考的东西基本见不到。想看有趣的书，只好到专业以外去寻找。而当时的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的高潮，颇具思想冲击力。后来，偶然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兴味盎然。但马上又想：黄仁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我们这边的史学工作者，能写出这样有意思的著作吗？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几代史学工作者，大都囿于统一的思维模式，以政治领导人的看法为结论，板着同一副老面孔，用同一种教训人的腔调面对读者，例外者凤毛麟角。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史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束缚，恢复了反思历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了吴思等一批非学院派的史坛高手。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把历史写活，不是司马迁等古代大师的专利，也不是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的专利，身居中国大陆的当代学者，也可以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
谢：反倒是没有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一些人有优势。他们没有课堂上被灌输格式化的教条，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历史对话，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体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和前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也吸收别人的学说和理论，但是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礼膜拜，独尊一术。历史研究，说到底是今人对过去的理解的感悟。
丁：专业史学工作者近年也有人写出了好东西。比如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最近出了一本读史随笔《历史的坏脾气》，我觉得就很发人思考。其中有一篇《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讲的是1958年的荒唐事，特别值得学校里师生一读。一个国民对本国历史了解得越真实，他越容易对国家产生真实的情感，一个国家的历史越真实，说明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