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2007年9月13日，历史学家王年一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在公开的传媒上，几乎没见到什么消息。其实，王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在国内有广大的读者；他的一些论文，在国际汉学界也有巨大的影响。是不是中国各行各业有影响有成就的人物太多了，王年一先生去世，真的够不上一条值得报道的新闻？
谢：我认为，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文革研究领域，王年一去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虽然不见新闻报道，但学术圈子里的人们，却为他的去世倍感痛心。9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会，到会的学者们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而且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外国的学术同行，也发来书面讣文，表达对他的敬意和哀思。或许，在这样的场合，才能真切地感受一个学者的人生价值。
丁：我觉得，对于学者来说，其实有两重意义上的生命：一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二是学术意义上的生命。两种生命往往并不同步。有的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还活着，学术意义上的生命已经死了。这种情况在我们周围越来越常见。目前充斥着大量名为学术成果，实为实为名利敲门砖的文化垃圾，没有任何新意和创见，前脚迈出印刷厂，后脚就进造纸厂，白耗费了财力，还增加了环境污染。有的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死了，学术意义上的生命还活着。王年一先生就是这样。我想，凡是得到他的著作的读者，都会加以珍藏。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著作还将给今后的读者以启发和教益，他的学风，还在影响着后人的研究。
谢：王先生研究的领域，不同于一般的史学。应当说，今天不论是研究世界史，还是本国的古代史，中国学者拥有的自由空间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但研究本国晚近的历史，特别是王先生从事的专业领域，则没有那么幸运。迄今为止，多数专业人士，仍然采取结论在先的方式，史料的取舍，还是观点的阐发，都围绕着官方已有的结论展开。不论是研究性的著述，还是普及性的读物，乃至一些有组织编写的回忆录，大体上都是这个路子。而王先生的学术路径不是这样。他力图揭示和还原的是历史的真相，而不论这种真相是否合乎既定的结论。这种治学方法，是学术同行尊敬他的原因，也给他带了许多困扰。他写的书，没出版的比已出版的更多，许多遗著至今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丁：什么是史学？史学基本的功能就是真实地记述历史。有了这个基础，才谈得上评价、教育等其他功能。王先生说：“历史不是任人歪曲、捏造的。这是我读许多文字后的心得。因此我主张写历史秉笔直书，不加讳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从南昌起义的真实情况，到长征路上密电的有无，到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他都依靠扎实的史料提出了的独立的新见解。这样治史，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华，也合乎当代世界的史学规范。
谢：王先生不但自己勇于深入禁区，开拓学术研究领域，而且对激励学生和晚辈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看到别人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推进，总是非常兴奋。对来自晚辈的学术批评从善如流。他不但组织过许多年青朋友合作撰写大型著作，填补当代史的学术空白，中风以后，还为很多中青年的研究著作写序。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感受他的激情。学术研究，需要科学精神、理性精神，但也需要情感的投入。他在课堂上，在学术讨论会上，讲到感情激动处，往往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这使我们感到，学术就是他的生命，追求真理就是他的生命。
丁：面对当今的学界，我很悲观。像王年一先生这样古道热肠的学人，现在是死一个，少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