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你注意到没有，有一段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中自杀的比例很高。
丁：老百姓自杀的可能更多，因为这个群体的基数大，不过因为他们不为人所知，历史可能记不住他们。历史常常记住的是名人，因为话语权的关系，他们能写历史，但老百姓就很难说了。
谢：所以这些年来有一些记录老百姓经历的书，我以为很有意义。
丁：不过为平民写的历史还是不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谢：老舍是在1966年自杀的。关于他的死，这些年有一些专业研究。
丁：傅光明夫妇用了好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海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专门研究“老舍之死”的专书。我看了这本书，非常好，是一本以后研究老舍无法绕过去的书。不过这本书有一点我不是很满意，就是作者过于偏重老舍之死的具体原因，这当然非常重要，但老舍之死，在很大程度上还有文化的因素。光明夫妇因为原来设计的研究题目是探究具体的历史事实，放过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研究中，老舍之死的文化因素，可能更有吸引力。
谢：文化的范围较大。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对每一个自杀的人来说，你所说的文化因素，可能就是指外在的社会压力吧？
丁：也可以这样认为。
谢：作家自杀的人数很多。据我所知，科学家自杀的也不少。早年的学部委员中就有谢家荣、汤飞凡、饶毓泰、张宗燧、赵九章等。
丁：老舍之死，对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很有意义。观察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能比较典型地看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由生到死的过程。
谢：老舍受的教育不能说很好，他只是中师毕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以他这样的教育背景，如果换一个时代，他也许成就不了他后来的事业。一个教育背景并不很好的人，很快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接纳，这很不容易，老舍的才华是没有问题的，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文化精神也是重要的因素。
丁：老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写作，受到过中国著名大学里教授的重视，他们给了作家最大的鼓励。在这一点上，老舍和沈从文有点像，他们本来都是大学之外的人，但当时的大学却没有因此而忽视他们，沈从文小学都没有毕业，最后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老舍大体上也是这样。
谢：老舍前半生，在同时代作家中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他在重庆的岁月，为他后来与新时代在精神上达成平衡创造了条件。
丁：同时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根源。
谢：老舍上世纪20年代就有在英国教书的经历，40年代又到过美国；50年代，虽然他在精神上有痛苦，但总体上说，他是同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中少有的能绝处逢生的人；60年代前半期，他还在写作。他的死所包含的悲剧因素，比他同时代那些过早倒下的人要多得多。
丁：老舍是在一帆风顺中，突然面临灾难的。他过去没有曲折经历，他的承受力就低。
谢：还有老舍有多年在外国生活的经历，他深知人的尊严最后丧失意味着什么。在自杀的知识分子里，有留学和在外国生活背景的人比例较高。
丁：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过去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突然改变生存环境，是导致他们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谢：当年从香港回到内地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部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丁：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从美国和欧洲返回中国的留学生、华侨学生当中，自杀的人数也占相当比例。老舍自杀的文化因素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成分。
谢：要深刻理解和评价一个时代，要从细部和具体事件中观察，不然很难有较为符合事实的评价。
丁：我们研究中国的科学成就，也要细说，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科学成就，常常就事论事。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所有科学成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科学家，通常有两个特点：一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二是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你看“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功臣都是这样的。不强调这个事实，观察时代的变化，就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