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上海科技出版社分卷出版了《竺可桢全集》。根据出版计划，全集共20卷，其中著作5卷，日记14卷，索引1卷。最近我得到了文集的6、7两卷，是1936年到1940年的日记。
谢：日记的整理和出版，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而竺可桢的日记，在近现代私人日记中有特殊价值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的地位特殊，他是科学教育两界的泰斗级人物，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开创者、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的领导人，又在民国时代主政浙江大学13年，创造了浙大空前的辉煌。二是日记规模浩大，保存下来的日记上迄1936年，下至1974年去世，跨度长达38年，多达1000万字，在篇幅上罕有人与之相匹。三是记叙翔实，涉及面广，不隐讳个人见解。近几年，参与整理竺可桢日记的樊洪业先生，以日记为依据，写过关于顾准和束星北的长文，都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以前，《竺可桢日记》曾有五卷的摘编本，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引起历史研究者的关注，常见引用。但学界对摘编出版的方式又颇感不满。
丁：趁《竺可桢全集》出版的机会，推出日记全本，可谓史家快事。我猜想，以前之所以采取摘编方式，原因之一恐怕是涉及一些人的评价和隐私。竺可桢生前写日记无意公开，但又难免要褒贬一些人和事。原样刊出，能否得到某些当事人和亲属的理解和宽容，是个现实问题。日记中的隐私，在学术研究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个人隐私对判断历史是有帮助的，有时甚至是关键史料。在个人隐私方面，通常家属和后代有绝对权利，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通常要由时间来决定。最近美国胡佛研究所解密部分蒋介石日记，也要先经家属同意。据报道，其家属还是对涉及隐私的部分不予公开。
谢：从已经出版的几卷《竺可桢全集》看，编校质量很高，印刷十分精美，但定价也不含糊，6、7两卷的定价都是100元。这已经大大超过了私人购买的心理承受力。全套《竺可桢全集》20卷，如果是2000元，我根本不敢想。即使日记部分1000多元，我也买不起。也许，出版社原来预想的购买者就不是私人，而是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像《竺可桢日记》这样宝贵的史料，我作为对现代史有兴趣的研究者，怎么才能方便地看到呢？我不反对把书出得精美一些，也不反对出版社下大气力出精美图书争取得奖，但希望出版社的定价门槛不要让普通的读书人觉得太高。
丁：我发现，此书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我不清楚这些基金是财政拨款还是社会捐款，也不知道这种资助是面对整理者还是面对出版者。但我觉得，有了这些资助，全集的出版就不应当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应当具有某种公益性。如果整理出版用了纳税人的钱，就应当想到普通读者使用的方便。
谢：《科学时报》有报道，编者联系出版过程并不顺利，几家出版社都要提供高额出版费用才肯接受。上海科教出版社是下决心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才接受此书的。这些年，中国出版的名人全集文集越来越多，作者既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也有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各种全集里，本身具有市场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市场行为可以盈利或保本的，只占少数。对于这类书籍，作者本人或著作权的继承人当然有权按照市场的秩序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多数需要补贴才能出版。补贴的来源又有两种，一种是私人出资，一种是财政专项补贴。对于私人出资出版全集，作者本人或著作权的继承人也可以主张自己的经济利益。但那些使用了财政补贴，也就是花了纳税人的钱的全集或文集，社会就有权要求它具有公益性。最简便的安排是，应当在出版的同时，在网络上公开全集的内容，让公众免费阅读。我想，这可能是比较简便的方法，也不会影响图书馆的正常采购和收藏。
丁：早些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没有纳税人的概念，一切权利都听国家安排，其实细想起来，有许多是不合适的。比如《鲁迅全集》，早年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校订、注释，但最后出版时价格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买得起的，我记得当时比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还高。至于后来新出版的全集，在原全集基础上，出版社虽然也投入了不少精力和财力，但那么高的定价，我以为不合理，也不道德。学术是天下公器，如果是为了学术，在经济利益上就要让步；如果是为了经济利益，就要严格按市场逻辑来运作，不要花财政的钱。中国古代私人刻书的传统，就是为了保存文化，极少考虑个人利益。在现代中国，许多名人的全集，都应当成为学术公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