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竺可桢全集》。这套全集出版以后，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会非常有用。
谢：竺可桢一生留下几百万字的日记。前些天《南方周末》登了樊洪业的长篇文章，谈竺可桢日记里的顾准，可见其中有不少历史信息。
丁：前几年，我的同学郭汾阳写过几篇关于竺可桢的文章，我想劝他写一本关于竺可桢的传记，可惜他事多，到现在没有顾上写。上次我见到刘硕良先生，他主编的“背影”丛书已出版了《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和《一代报人王芸生》，反映都不错。他和我探讨有什么新的选题，我还说起是否请郭汾阳写一本关于竺可桢的书。
谢：竺可桢虽然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但要写出一个真实的竺可桢，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还是会有促进作用。他个人的命运有很强的代表性。
丁：竺可桢的内心世界，等人们看到他完整的日记出版，才会慢慢走近。
谢：竺可桢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物候学的开山人，又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教育家，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50年代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表面看社会地位比过去高，其实他的内心并不痛快。这从他已出版过的部分日记中看得非常清楚。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他也说过许多违心的话。
丁：中国有许多事是不能细想的。大跃进年代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但科学院却在研究粮食吃不了以后的事。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当然也有人为那些年辩护，你说饿死了好多人，他就要和你争论，你的统计是哪里来的？好像对于大跃进特别有感情似的，遇到这样的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硬要说人民公社是天堂，谁也没有办法。
谢：中科院地理所当时编辑过一本《大跃进中的中国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写文章的都是科学家和大学地理系的老师、学生。竺可祯也写了一篇文章，放在最前面。这是科学院1958年12月召开的一次地理专业会议的论文集，从中可以看出科学家1958年的一些思想活动。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让科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说谎更痛苦的事了，但中国科学家居然也都做了。一本当年地理学家的论文集，现在看却是一本科学家的谎言集。
丁：1958年，成了中国科学界最糊涂的一年，多数科学家的智力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低。其实他们的智商并没有降低，降低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缺少的是科学家说真话的权利和环境。当然责任不在科学家。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人说亩产万斤，他奶奶就说，打死我也不信。这时候家庭妇女反而比科学家高明。
谢：我看过杨振宁一篇回忆他母亲的文章，也很感人。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有一年，他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见面。杨振宁的父亲是清华有名的数学教授杨武之。他不停地告诉儿子中国大陆如何如何好。杨振宁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她就说，好什么，买一块豆腐还要排半夜队呢！
丁：科学家不如家庭妇女，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家庭妇女参加政治学习少，怎么想就怎么说。科学家比家庭妇女想得多，想得复杂。他们那些话的意义他们心里明白，但他们要那样说，不说没有办法，大家都那么说嘛！科学家说谎都是被逼的。他们不是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没有不说话的权利。
丁：竺可桢过去是多么好的科学家，是最讲科学的人，他执掌浙江大学时校训就是“求是”二字！到现在浙大的宿舍也叫“求是村”。但赶上1958年，他也没有办法。这本论文集的卷首是他的《摆在地理工作者面前的任务》，里面说；“1958年9月间全国科协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时，有不少丰产劳模参加会议。在闭幕那天丰产劳模对科学院挑战，要和科学家竞赛，看1959年谁能得到最高丰产。科学院的生物学部逼上梁山，仓促应战，提出1959年创小麦每亩5万斤的指标。在北京近郊辟了6亩地，深耕到2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200——400斤，施肥到每亩75万斤，1959年能否完成任务，照现在所出的麦苗看来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小麦5万斤的收获，即使我们输给了老农，他们1959年放上卫星以后，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这话现在看来是讽刺，当时却是郑重其事地写出来的。科学家说这样的话，内心会是什么感受呢？生活在谎言迷漫的时代，人人都不以为自己是在说谎了。
谢：竺可桢的儿子，当时刚刚打成右派。说真话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正常人可以承受的程度。
丁：还是让我们看竺可桢的日记吧，里面或许会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