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人生聚散两依依
1937年，对于思成与徽因来说，无论于国于家，还是于他们的学术追求，注定都是不平常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中，上天在他们面对山河破碎的绝望之际，给了他们学术上的一个惊喜：一座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这一发现也是他们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的最高成就。
是的，没有什么馅饼会直接掉落到人的口中，之所以有这一个发现，是得益于他们到五台山地区的旅行，而这一场旅行的动因是由他们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中披露的117号洞中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的。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所寺庙的名字。由于思成他们屡次遭遇到有名的或富有的佛教寺庙在漫长岁月中重建或整个改建的失望，使他们改而准备寻找那些无名的建筑。为此梁思成给围绕整个山岳地区的道路绘制了地图。
思成、徽因1937年6月坐火车到了山西境内离他们的目标最近的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北，头80英里他们坐汽车很舒服，但半路上就换了驮子，一前一后由两匹骡子抬着到了五台山。
寂静的盘山道上，一切是那样的和谐，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丝毫看不出原来就在不远的时空里，一场空前的战争一触即发。
就是这座五台山，带给了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建于公元857年的佛光寺。这座古老的寺庙激起了他们无限的学术热情。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察看、大量、照相，并且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离开寺院之前，思成把他的发现给山西省当局写了报告。他和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很高，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对五台山较开通的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建筑物。最后他们坐着骡驮子从北麓离开五台山到代县去，这是“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七·七事变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苦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人最后采取了占领北京、并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行动。
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和傀儡军队绕道回家时，徽因和思成的情绪几乎变成了绝望。可是现实却不容他们陷在低落的情绪中，因为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们马上去做了。很难想象，徽因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怎么能禁得起这战火中的颠簸。
现在，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将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哪些是我们的必需品，哪些是两个孩子的、哪些是外婆的？我们怎样整理东西了哪些要留下——不仅是东西，还有仆人、亲戚、朋友和责任？从1935年秋天就开始了的整理行装，现在急切地完成了。
思成当然对如何保存营造学社的宝藏极为关心，包括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学社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就要靠思成自己了。因此，当徽因忙于家务的时候，思成就和同事合作，把学社最重要的材料打好包，送到一个地方保存起来。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底片，但他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都带着，希望今后还能用得着。
遥远的西南省份云南的昆明是他们首选的避难地。同时，北京地区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的代表和天津的重要的大学南开大学，决定把他们的教职员、学生和能够迁去的设备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流亡的”联合大学。
人生的节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变化莫测，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还可以从容地聚会、作诗的人们，会在转眼间，便面临着流亡的现实。
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以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营造学社的底片和其他贵重物品锁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保管起来。
“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部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
从他们到达这个过于拥挤的城市长沙的时候起，就时常拉空袭警报。尽管直到11月24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忙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为日常习惯。然而这一天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已在头顶上了。
徽因在给朋友的信中毫不夸张地写道：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很高。”
“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同时，那些被保起来、不会丢掉性命而留作今后之用的知识分子，却非常不满意。那些研究人员、教员和学生，现时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依靠政府的资金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除了服从以外别无他法。那些被剥夺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的爱国分子，经历着越来越大的苦恼、负罪感和愤怒。
“我们又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进行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徽因写道，“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相互间不通消息。”而这个时候，往日与他们形影不离的金岳霖也和思成与徽因走散了。
历史似乎和这一群痴迷于学术与艺术的人们开了一个实在太残酷的玩笑。
费慰梅女士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讲到过这个场景：在这个关键时刻，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厉害的支气管炎，并迅速发展为肺炎。城里很脏的小旅馆挤满了难民。思成毫无办法。他怀着极大的焦虑走在黑暗而又泥泞的街上，忽然听见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传出有人拉提琴的悦耳声音。“这演奏者一定是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敲了敲门。在里面他遇上了一屋子空军学院的八位学员，他们是在等车到昆明去。他把他的严重问题告诉了他们：有重病人却没处可呆。年轻的空军学员们欢迎了他们一家，挤到一起去给新来的人腾地方。奇迹还不止此。在大约一百个也被阻在这个小村里等车的外来者当中，有一位女医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曾专门研究过中草药。她给徽因吃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的当地能买到的中药。这样徽因就在“那个用薄板同那些可爱的年轻广东飞行学员、可憎的当地下等妓女、骂骂咧咧的赌棍、操着山东方言的军官和从各个不同省份来并具有不同气质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个旅馆里的妓女赌博和喝酒来着，以便第二天在危险的路途上开车好有足够的精力”。同时，孩子们的爸爸做了他们的玩伴。他教给他们怎样看地图，带他们到河边散步，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
两个星期以后徽因的烧退了，很快就来了一辆十六座的小公共汽车准备开往昆明。徽因一家的旅程又要开始了，“情况糟透了，从凌晨1点钟起我们就在黑暗中奋斗，把我们自己和我们随身带的物品（已是少得可怜）塞进汽车。当10点钟汽车终于开动时，车上已经挤了27名乘客。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天黑下来的时候外婆又发冷又发热。但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坐这辆破车继续前进。它最后停在土匪多得出了名的荒凉的贵州大山顶上——没有汽油了。全家拉着孩子们冻僵了的小手，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沿着山路徒步前进。“我们又一次遇上了奇迹，在峭壁的一旁我们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让进去过夜。”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经历，要比徽因那袅袅娜娜的诗文不知紧张多少倍，谢天谢地，思成和徽因一家终于在1938年1月中好歹到达了昆明。他们本来在长沙上汽车时准备进行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
【30】 可堪孤馆闭春寒
有“彩云之南”美称的云南，它那四季如春的省会——昆明，成为了那一段难忘的历史时光中中国学人们的庇佑。这个城市离东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是如此遥远，战前上述地区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或访问它。也正是因为如此样，它也成了徽因与思成此时的最佳去处。
对于从北京取道难走的陆路来的徽因来说，昆明的明媚阳光、温和气候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让人高兴的。自从1938年1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昆明后，便暂时借住在翠湖巡律街前市长的宅院里。这是一块难得的净土，尤其与北平比起来，更是幽静有加，若是闲来无事，大可以早晚出去散步时，穿过潺潺流水的小桥，去幽静的小凉亭里小坐片刻，清风徐来，杨柳依依。
可是，逃难的人可没有这份闲情逸致。这个时候，又赶上奔流劳累的思成脊椎病复发，背部肌肉痉挛，发作厉害的时候，他痛得昼夜不能入睡，医生诊断，说是扁桃体化脓引起的，于是切除了扁桃体，但又引发了牙周炎，满口的牙也给拔掉了，只能躺在一张帆布床上。
不久，徽因他们的朋友也相继来到了这座城市，有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等等。他们住在离林徽因、梁思成不远的北门街，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可以看出来是有年头的，院子里有两株合抱大树。接着，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带了两个孩子，也绕道香港，经越南河内来到昆明；杨振声的女儿和儿子也来到这里，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自然，是少不了金岳霖的。
昔日的这些朋友们重新聚在一起，倒也在烽火连连的日子里互相增添了不少照料、扶持与安慰。虽然环境不比曾经北平的日子，但这一群文人仍不失苦中作乐的情趣，偶尔，他们仍会来到徽因家，一起谈谈文学，聊聊时事，倒也为艰苦的生活带来一丝快乐。
据说，每每当大家谈累了的时候，便去李公朴开的北门书店逛逛，或去顺城街老城墙脚边排档上品尝风味小吃。
“那个茶铺，给予林徽因的记忆永远是温暖而新鲜的，花上一角钱，可以买到一碗香香的米线。主人是一位瑶族大妈，对北平来的几位客人，总是特别热情，他们吃到的米线往往是最好的。有时，还给他们端上一盘爆炒黄鳝丝，或一盘新鲜的田螺。在这里也能吃到‘恋爱豆腐果’，那其实是一种油炸米豆腐小风味，有恋人来买这种小食品，茶铺主人便多多地放辣椒末，据说越辣二人的感情越深。因此，他们总是怂恿沈从文和张兆和、萧乾和‘小树叶’吃‘恋爱豆腐果’。张兆和和‘小树叶’不堪那火一样的辣，咽下一口，眼泪全冒出来了。大家便一块起哄：‘全吃光啊，吃不光感情就不深！’”
当上帝为人们关上一道门的时候，往往他已经为人们打开了一道窗。有的时候，我会想，若是当年没有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流落到昆明，一起谈文论事，一起品茶论道，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要经过怎样的煎熬才能渡过那一段苦难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