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道统与治统统一论者，一生致力于效法先王，做身兼“君师之寄”的“行道之圣人”；谨遵“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为信条；致力于以实心务实政，使政举民安。这种人生理想就决定他必然重视自身修养，并形成独特的高见。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遗诏，其中说到他一生的辛苦：“自御极以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深感“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这短短几句话，168可以说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真实写照。从登基之日开始，特别是他亲政之后，每日“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即使身体不适，“亦勉出听政”，有时半夜来了紧急奏报，也必“披衣而起”。每次出巡，不论在何地，也是日日不忘政务，他坚持当天的事当天处理完。据白晋亲见，康熙帝“日夜为国操劳”。康熙帝曾对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划于胸中。”这些都说明他勤于思考，处事深思熟虑的严谨作风。
康熙曾经写过一篇叫《慎几微论》的文章，主要是论述皇帝的自身修养问题，阐发防微杜渐，谨终如始，以敬慎之心执掌国政的思想。“慎几微论”中的“几”，指的是内心深处萌动的念头。康熙在文中写道：“当其寂焉独处，万感不交，自人窥之，罔测端倪，而心之隐跃欲动者，已灼然其不能遏，此所谓几也。”“慎几微”，用今天的话讲，也就是谨慎检点萌芽中的微小杂念，严格律己，防微杜渐的意思。
康熙认为杂念虽小，哪怕还只是刚刚萌动，也不可轻视，“几动，而理与欲遂分”。古来圣贤对于“一念之发”，必认真检查，先辨别其是理还是欲，“理则扩充之，欲则禁止之”；不等杂念滋长显露出来了才来补救。因此，“理曰长而欲日消”。几微，隐而不显，“幽而难辨，危而难持”，必须“察之于早，而谨之于终”，否则“天命之在人者必漓，心之安于止者，必荡轶而逾检矣”。而人的思想不是静止的，皇帝也不例外，“人心道心消长靡定，势不中立”，不慎加约束，“或纵于一时而贻于久远，或疏于一事而误及多端，则其失非浅鲜也”。
康熙还列举了历史上君主不敬慎处事，贻害久远，最后导致失败的事例，用以说明不察之于早，谨之于终的严重后果。他认为汉元帝宦寺之害最烈，“皆人主不能慎之于始”所造成的。也就是开始认为是小事而且也容易控制，就宠之以爵禄，授之以事权，最终却导致其“骄恣横肆”，“擅作威福，敢于戕害大臣而毫无忌惮之心”。
康熙在分析春秋后期的吴越之战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勾践失败的原因：“敬怠之分，治忽所由关也。无时不敬，则可以久安长治。勾践不能敬之于始，既危而后惧，隐忍图功，仅乃获济，亦幸矣哉！”在康熙看来，勾践的失败是由于他自己麻痹大意，未能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吴国，而后来侥幸得逞，只是利用了吴王夫差的失误。
同时，他也指出了吴王夫差的不敬慎之处。越国以谦卑之辞向吴国求和，吴国大夫伍子胥已经识破越王的用意，是想使吴王更加骄纵淫逸，在争夺霸主的战争中耗尽财力物力，自取灭亡。因此建议吴王不要接受越王的投降，而应一举消除。但吴王没有采纳。康熙对此评价说：“越君臣之阴谋，全在广侈吴王之心一语”，吴王失误，“吴越之兴亡决矣！”由此，康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身为皇帝必须慎几微，除了身负重任，一言一行关系国家盛衰兴亡之大事外，还由于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乾纲独断、无严格制约的权力，使之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走错路；如无高深的自我修养，是很难抵御外界诱惑的。
喜欢听赞美之辞，是人的一种共性。但赞辞有实与虚、真与假的区别。常常有人为讨好皇帝，故意吹捧，既远离实际情况，又无卖际意义。皇帝身边的官员及家人、太监在内的使令人员，常常会刻意体察皇帝的好恶，以便设法投其所好，讨其欢欣。而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皇帝也不例外。但如果人君对这个道理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加节制，肆意放纵个人的欲望，就有丧失理性，背弃原则，被他人利用的危险。康熙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引用《书经》“不役耳目，百度惟贞”及孟子有关言论，说明要应严加戒备，更不要“渐为所役”。
康熙对其本人及本朝业绩的评价，能够比较实事求是，掌握分寸。他一贯反对公文中的“夸张盈满之语”、“颂扬之文”及上尊号之类的活动。他反而称赞众所周知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说其“文甚谐丽动人，却是千古不易之正论”。告诫后人“不可被虚意承顺赞170美之言所欺”。康熙帝知足知止，既不立碑记功，也不自上尊号。他拒绝大臣请求为他立碑记功，说：“凡立碑者，惟为一时之名，并不能与永载实史可比，此事理应停止。”他更不允许为他上尊号。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因平定三藩之乱，朝廷大臣奏请加上尊号，他认为“此奏无益”，一不准；两年之后，台湾划一版图，大臣们又请上尊号，他认为“不愿烦扰多事”，二不准；后大臣再次上奏请求，他说“不必行”，三不准；同年，喀尔喀蒙古首领等联合上书，请加尊号，四不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三征噶尔丹胜利之后，满朝大臣请上尊号，五不准；后王公、官员等一齐到畅春园再度请上尊号，命以后“毋复再奏”，六不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五十大寿，王公官民又请上尊号，“终不允”，七不准；康熙帝花甲大寿之时，大臣们赞扬他功超三王、德越二帝，恳请“上尊号”，他答复道“若侈陈功德，加上尊号，以取虚名，无益治道，朕所不喜”，八不准。康熙帝之文治武功，之出众才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而他八辞群臣上尊号，一贯坚拒别人的赞誉、恭维，更是难能可贵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阿山上奏说地方粮贪丰收都是皇帝洪福与施恩的结果。康熙帝反而给他一个批答：“若云此皆皇帝洪福齐天，恩播遐迩所致，则江北属数地及山东数处，皆被水灾，民游食者亦多，抑非福不与天齐，恩未能传布所致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一直谦逊不骄，从不喜欢别人对他的过分阿谀与赞美。
正是由于康熙具有了这样的非凡卓识，他一生都不曾追求过声色犬马。对于西洋外国远道进贡的异兽珍禽，他考虑到如果拒而不收，“非柔远之道”，但收留之后就将其交给了上林苑。康熙帝说：“世人衣不过被体，而衣千金之裘，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袍组者固自若也；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犹以为不足，不知箪食瓢饮者固自乐也！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他还这样告诫子孙：
“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朕于诸艺无所不能，尔等曾见我偏好一艺乎？是故凡艺俱不能溺我。”康熙帝作为君王，特别自勉自戒，知足知止，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晚年还著过一篇鹅须文》，记述有一次在南巡途中，有人进献乌须方，康熙笑而辞之。他认为：“自古帝王鬓斑须白者史书罕载，吾今幸而斑白矣。”按照一般常人看来，年老是一种最大的悲哀，人人都留恋年轻岁月，叹其匆匆早去。而康熙却庆幸自己能进入两鬓斑白的老年阶段，因为两鬓斑白表示着长寿。自古帝王多短命，长寿者罕见，因此，值得自豪。况且由少到老，只能听其自然，“尔之所虑，惜吾之老；朕之所思，务去其伪”。若能神强气健，“虽日理万机，实不敢辞”，但谚云老者能忘，惫者昏愦，“此系耆年之所使，亦无可奈也”。此处，康熙不是从暮景的角度，而是以正视现实的态度考虑问题。之后又加以引申，从政治上说：“汉儒有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只宜居易俟命，若假为乌须，以老为少，则欺人视听矣。岂朕之所为乎？其身不正，其令不从。”故辞其乌须方。
在大多数人看来，皇帝应抓大事，康熙卸不以为然。他对思想修养和国务抱着同样慎重的态度，不忽略一时、一事，慎几微，“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惟恐隐微之地有一端未善，故日讲求于先儒性命之学，以务尽其诚意正心之功”。
国家事，“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以为事小，而不防备，“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因此，凡国家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即使一时、一事也不轻易放过。“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慎重者，敬也。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以应事。
务必谨终如始，慎修思永，习而安焉，自无废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康熙王朝的辉煌政绩也是来自日积月累，即/72所谓“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康熙认为身为帝王，进爵封赏，判刑处罚，既要公正，又要慎重：“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他说：“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慎重者敬也！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以应事务，必谨终如始，慎修思永，习而安焉。”康熙帝又说：“凡人于事务之来，无论大小，必审之又审，方无遗虑。”就是慎之又慎，才无遗憾。不但工作要谨慎，而且生活要谨慎：“尝见高年有寿者，平日俱极敬慎。即于饮食，亦不敢过度。”总之，康熙帝一生谨慎：
“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每事必加详慎，无论巨细，即使章内有一字之讹，也一定要改正之后才发出；每日事及时处理，“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几至重，诚难稽延”。而且，每多先事绸缪，不致被动。
康熙从政之道一时显不出声色，没有轰动效果。他注重的是久后的影响，是实在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就。为此，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真正是“殚心竭力”，是“劳苦”二字所不能概括的。康熙帝从八岁即位，到六十九岁病故，终生勤政，终生勤学，以蒡为福，以逸为祸。他的勤，包括勤奋、勤俭。他说：“祖宗相传家法，勤俭敦朴为风。”他认为一个人的贫与富。，不在命运，而在勤勉：“惟患人之不勤不勉。”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惟勤学力行。康熙帝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以他勤政为例，五十余年，从不懈怠，御门听政，始终如一。他每天至少写一千个字，他说：“善书法者，虽多出天性，大半尤恃勤学。朕自幼好书，今年老，虽极匆忙时，必书几行字，一日亦未间断，是故犹未至于荒废。人勤习一事，则身增一艺；若荒疏，即废弃也。”他用诸葛亮（循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皇帝的“不胜劳惫”的程度。诸葛亮的这句话，原来是说人臣的。但康熙认为，用它讲人君更为恰如其分，“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他羡慕老臣退休后的生活，说：臣下年老可以退休，“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才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关于帝王的自我修养方面，康熙还有《读书贵勿自欺论》及馈书贵有恒论》两篇文章可资品味。他认为《诗经》、《书经》等六艺之文，都很深奥，“有其所可知者，亦有其所不可知者”。但对此必实事求是，下苦功将不可知者读懂，而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为学还必须有恒心，不能“朝勤而夕懈，进锐而退速”；也不能畏其艰深而受阻，骛于外物而思迁。贵在持久，要“初终如一”。康熙说：
“圣人一生，只在志学。”“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凡人、俗人与贤人、圣人的区别就在于读书学习，以一贯之，坚定不移：“初学贵有决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猛精进之心，尤贵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康熙帝读书，终生坚持，手不释卷。他读《学》、《中庸》、能渤、徭子》都能念诵一百多遍、背诵一百多遍，直至老年，还能背诵。不仅做学问要“勿自欺”、“贵有恒”，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也都必须这样。可以说，这种实事求是、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他取得成功的思想基础。
康熙帝为清初最重耍的守成及创业君主，由于其戮力改革前朝腐败，重建新朝的气象，不仅稳固了清初的统治，同时也奠定了康雍盛世的国基。然而在这段改革建设的历程中，他的施政理念最主要来源，乃是取自于儒家思想。为求统治中国，实践以汉治汉的目的，康熙帝勤习儒学，对儒家思想的体会，可以说较一般鸿儒硕彦有过之而不及，而崇儒之举措，益更为汉帝王尊崇及虔敬，因此，康熙朝的治道，可谓浸淫于儒家淳厚风气中。也因如此，康熙帝得以据儒家思想为蓝图而兴革国事。事实上，康熙帝运用儒家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费心耗力最多的是行政革新，因官僚机构对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官僚的改革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康熙一俟亲政，就排除各种阻力，致力于改变强行区分满汉民族174及人才的待遇问题。而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康熙充分展示了他雄霸天下的气度和高屋建瓴的才识，视满汉如一体，公平相待，既团结了两族朝臣，更成就了自己的千载伟业。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九日的上谕中说：“朕统一中国，无分中外，凡是民人，都是朕的赤子，恻然怜悯，都是为使他们各乐其居，各安其业。”为此，他首先针对满汉官员的待遇，进行调整划一。入关初期，满官品级高于汉官，一般高出二三级，甚至四五级。
康熙认为，满汉大小官员，职务相同，品级不一样，应该统一标准。
不久，又修成《品级考》刊刻遵行，将满汉官员的品级提升手续俱行划一，以争取汉族官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二十日，康熙谕日：“满洲大臣患病，皆派遣医生治疗。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同仁，你们同近传侍卫吴海，带领医生文照，前去龚鼎孳家诊断病情。”龚感戴皇恩，回奏说：“臣是向来多病缠身，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衙门办事，忽然感到头痛眼花，立即回家，病情更加严重，于是请医生调治，尚未痊愈。现在承蒙皇上的特殊照顾，今遣近臣看望，微臣实在是不敢当！”康熙得知后，再次告诉御医要用心给他调治。康熙十二年六月初九日，他在瀛台设宴招待满汉官负。大学士索额图、兵部尚书明珠传达圣旨：“诸臣日理政务，一点休息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夏日的良辰美景，非常令人欣赏。朕因此特殊招待诸王、贝勒及你们诸位大臣聚集一堂，共同欢宴，以表示君臣一体，上下一心。虽然谈不上是佳肴美酒，也可使大家都欢欢乐乐，以表示朕的诚意。”大学士图海等代表众官向皇帝深表谢意，非常感慨地说：“我们生在太平盛世之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正在羞愧不能报答皇上的谆谆教导和扶绥慰劳，虽然说是家人父子之间，也超不过今天的恩情厚意，我们怎么敢当。唯一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以效愚忠，便于报答皇上特殊的恩情。”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八日，康熙指令：“满大臣办理丧事，特遣大臣前去送茶酒。满汉大臣都是一样，汉大臣办丧事，亦应该派大臣往送茶酒。自今以后，凡是遇汉大臣丧事，命满大臣携茶酒前去赐给。另在礼仪上，如乡饮酒礼、祭祀孔子、告祭坛庙，满汉臣工一体举行，以合皇上满汉一家、崇儒重道的意愿。”君臣关系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族长、部落联盟的军事、政治、宗教首领的世袭化逐渐演变而来。在殷商时代，最高统治者与部属、诸侯的君臣等级名分尚未确定下来。周武王克商之后，封邦建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等级国家，天子、诸侯、大夫的君臣等级名分才确定下来。周王朝按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建立了世卿世禄的等级国家，因此，这样的君臣关系中自然还贯穿着“亲亲”原则，即君臣关系有时还是父子关系，或叔伯甥舅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对于臣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臣子对君主只能从一而终，不能叛离或另事新主。即“事君不二，是谓臣”。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王纲解纽”、“礼坏乐崩”，传统的君臣名分也趋于松弛瓦解，难以继续束缚人心。许多人己摒弃臣子绝对效忠于一君，从一而终的观念，当君主遇难时，也不愿与君同死。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初臣事公子纠，公子纠死，管仲并未殉死，以后转事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另一著名政治家晏婴，当庄公被崔杼所弑，晏婴只是痛哭一场而归，并不愿从死，他认为：。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言下之意就是说，大臣持禄是为国家社稷，而不是为君主个人。
可见，晏子已经把国家利益与君主的个人利益区分开来。
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是如此，孔子及其弟子，后来的孟子、荀子都不是只事一君，而是周游列国，寻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事鲁定公及季桓子，君卿不听其言，而适于宋、卫、陈、蔡。合则留，不合则去，很有点双向选择的意味。孔子认为要“以道事君”，因此孔子就要求儒臣在行政层面限制君主的个人私欲、引导君主的个人意志服从国家利益，反对君主个人独断专行，损害人民利益。可以说，孔子已明确摈弃了“事君不二”、“从一而终”的迂腐观念。而孟子更176是在《孟子·离娄篇》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这些无形中都对后来的士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后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中，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君臣关系的稳定，深深地影响着王朝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君主们一直在强化君主关系，而在这其中，君主更多的是对臣子提出要求，努力培养臣子的效忠思想，或者是愚忠精神。比如朱元璋，他就曾经为此而删掉了《孟子》中的篇章。《孟子·尽心篇》中的“孟子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朱元璋看后大怒，挥笔就删除了“民为贵”以下的十字。
当他看《离娄篇》时，又删掉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六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以说，为了强化臣子的效忠思想，封建君主一直在做着如是的努力。
康熙自幼就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他之所以重视君臣关系的调理，也是因为君臣关系如何直接关系着大清王朝的兴衰。他深刻地认识到君臣上下通达，则政兴人和；如雍阏不通，必然造成政洽衰败。
但是康熙与朱元璋不一样，在康熙的政治思想中，“君臣一体”占有重要地位。他当政六十一年，贯彻始终。并亲撰倍臣一体论》，还不时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唐太宗“受言纳谏，时时廷访群臣，蔼然有家人之谊”，故有“贞观之政”；明代“君臣阔绝”，凡事必通过太监，“相沿不变，以至于亡”。清朝有君臣一体的传统，自开国以来，即“上下一心，志气感孚，罔不周浃”。康熙继承先辈传统，亲政后，“无一日不与群臣接见，恒恐席崇高之势，不克尽群下之情。”当然，在康熙思想中的“君臣转”，不可能是现代的民主平等，只能是符合当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体。并且，更严格地维护封建的“君为臣纲”原则，以保证朝政的有序运转。即如康熙在文中阐述的君臣一体：“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不可动摇；天下犹如人身，“君为元首”，大臣依次为心腹、股肱、耳目和爪牙。
据此，君臣地位，以皇帝为至尊，臣在下，君主宰臣下，任命臣下，掌握对臣下的生杀予夺大权，以至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臣服从君，忠于君，“事君之道，不欺为本”。康熙对臣下忠君的要求，主要是“尽心职业”，忠于职守，公而忘私，不以私交为首要。
为实现君臣一体思想，康熙首先从为君者做起，亲理朝政，事必躬亲，不敢稍自暇逸，以保证皇权不旁落，并领导臣下履行其职责。
康熙曾这样说：“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亲理朝政，大权独揽，与广泛听取臣下意见，并不对立。相反，为了皇权行使正确和顺畅，君臣必须及时沟通，充分讨论；皇帝给臣下发表意见的机会，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气氛，才能集思广益。康熙亲政后，坚持御门听政制度，将与诸臣讨论国事，沟通思想经常化、制度化，“无一日不与群臣接见”。对臣下的意见，康熙抱着“惟善是从”的态度，鼓励群臣畅所欲言，“各抒胸臆，直言无隐”，“即小育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即使皇帝已经成竹在胸，亦“视何人之言为是”，“即择而行之”。
在康熙看来，能否广开言路，责任在君不在臣，“人臣尽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所以康熙听取诸臣上奏时“必和颜虚衷，俾诸臣各尽言其意，然后皇上始行独断”。对臣下所言，也能做到不求全责备。每日听政时，原有科道官侍班，纠劾失仪者，但康熙发现官员奏事小心翼翼，便于康熙二十四年四月降谕，取消侍班之制，说：“朕欲以其建言为要务，虽有小过，朕亦不计也。”凡有奏疏方式不对，语言粗鄙，言有不当、不实之类，康熙概不苛求；有人主张处分，康熙不允，认为裁决在朝廷，言者无罪。相反，对于“专务逢178迎谄媚”，不“直道而行”，“不各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甚不以为然，每予指责。与康熙的倡导和态度有关，康熙朝朝廷议事时，不同意见可以充分辩论，比如于成龙与靳辅关于治河方针的争论；有时，群臣还会发表反对和否定康熙主张的意见。作为封建专制君主，所谓广开言路自有一定局限，但能做到康熙这种程度，已属罕见。这也正是康熙朝有所作为、君臣关系融洽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不仅主张大权专一，同时坚持权责统一。认为：“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可竞诿之宰相乎？或有为君者，凡事俱付托宰相，此乃其君之过，不得独咎宰相也。”他在处理君臣责任方面，严于责己，说：“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是非自任”，而不诿过于臣下。如三藩之乱一事，虽隐患早已形成，但吴三桂叛乱由决定撤藩引发。于是有人力主将“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时。康熙断然否定这种意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廷议时，言三藩当撤者，“朕实主之”。岂可因吴三桂反叛而“归过于他人”？
他敢于承担责任，没有重蹈汉景帝诛晁错的故辙，保护了主张撤藩的大臣。诸臣对此“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
此外凡是要求臣下做到的，康熙必首先做到。康熙幼时在乳母家学会吸烟，即位后觉得“禁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人”，因而毅然戒掉。然后禁臣下吸烟，取得成效，“遂传旨禁天下吸烟”。他不许官员贪污受贿，因而也禁止官员借机进献。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七月谕吏、兵二部：“各省督抚提镇官员，间令来京陛见，原欲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计面加咨询，具有深意。近见来京各官，辄以进川马等物为辞，多所置办。”令“通行严饬，嗣后一切禁止”。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康熙即将迎来五十大寿，诸王大臣想在皇上出巡之前行庆贺之礼，恭进鞍马缎匹等物。康熙立即拒绝，说：“朕之诞辰，尔等如此进献，在外督抚，亦必效之，朕必不受。”随后大学士及部院诸臣恭进“庆祝万寿无疆屏”，康熙仍表示不收。诸臣只好将庆祝万寿屏文缮写册页进呈。康熙仅收册页，拒收屏风。
古人说：君臣相疑，治国大祸；君臣一体，国家安康。康熙正是以“君臣一体”的政治思想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后来的“康乾盛世”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