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我国古代一位较有作为的君王，受命于清王朝的危难之间，亲政之后撤除三藩、抗拒沙俄、收复台湾、平服西北，为“康乾盛世”的况盛和繁荣拉开了帷幕。出于稳固统治的目的，在康熙六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他非常注重吸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在一系列的政策上体现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尚书》
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清初王夫之的“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等等，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在封建时代一直同“尊君”观念并行不绝。
孟子十分关心民心的向背问题。他通过分析历史上桀、纣灭亡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指出桀、纣失去天下，遭到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而失去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又是他们失去了民心；只有得到民众支持的君主才能得天下；得到民众支持的关键在于得到民心。而要想得到民心，就要绐予民众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千万不能把他们所不希望得到，甚至是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由此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还认为：“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就是说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就要了解人民的想法、要求和欲望，其次是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望，使他们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而千万不能把老百姓所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这样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向有仁德、施仁政的政治者归顺，就像水往低处流、野兽在旷野里奔跑一样。“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而在这三宝之中，人民又是最重要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其民者失天下。就是说，民为天下本，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后来苟子又进一步指出：“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君者舟也；庶人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己也？日：以其有辨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略有头脑的统治者，大都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天下之治乱系乎民”。后世的儒家学者大都遵循以民为本的思想。西汉时期的贾谊提出了“民为政本”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的“国依于民”，《国志》中“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受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到了清代，康熙帝更认识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康熙曾告诫他的后代及朝臣说：“国家的根本在百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氏，民心悦，则邦本得。”他认为百姓是国家之本，没民就无国。康熙进一步指出得民贵在得民心，民心向背直接关系政权的安危。
康熙一生之中的所言所行，喜怒哀乐，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他的确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是实实在在的以民为本。康熙以秦亡汉兴为鉴，阐述了民心向背对国家兴衰的重要性。他在能君道》中反复阐明，作为一国之君，必须终生以“政举民安，早臻平治”为己任。因为“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
在如何治理天下，使政举民安的问题上，康熙崇尚王道政治，他效法古代圣王“体上天仁爱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的做法，提出了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治国模式。认为安158靖百姓是其治国、行政之要务，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加意抚绥与严厉镇压相结合的靖民思想。
王道思想是由儒家针对霸道的政治理念和行为而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所谓王道，按照古人的说法，是与霸道相对的。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就两者的根本区别而言，就是霸道以力服人，王道以理服人。以力服人确属霸者的共性，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即使霸道也须假仁义而行，历史上的五霸在以力服人的同时，尚能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至战国法家的霸术，则武力之外，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理由；但行王道者有理也必须有力，不然天理或正义仍然难以伸张。王道崇尚仁义和礼制（仁爱之心、正义之行见于修养的谓之道德；见之于行政的谓之德政；见于法律定为制度的谓之礼制），道德的标准高于事功的追求，王者先德而后事，重在通过争取人心归附的途径来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王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一天真正实现过，所谓的“太平盛世”多属“霸王道杂之”或“阳儒阴法”、“儒表法里”而已，但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康熙也是如此，他在（住霸辩》一文中认为，语仁义则尊隆王道，言权术则崇尚霸功。“上之人有万物一体之怀，有天下为家乏意，仁以渐之，义以摩之；而下之人亦皆爱之如父母，敬之如师保，咸有不忍去其上之心，此王道也。”“法立而政明，令行而禁止，有市德于下之心，而下亦有所慑服，此霸功也。”霸道与王道两相比较，他倾心王道。他称赞古圣贤之君“尚德不尚威”，认为治理天下应当以仁感化，不宜徒以威服。王道虽见效需时，但根基牢固而且持续久远。“治天下必审择所以为治之道，然后运之有本，而措之也不劳。盖得其道，则一时无赫赫之功，而久大之业，可以永建而不拔。”正因如此，“治理之方不可不审也。”治理之方，也就是实现王道的具体方法和措施，康熙认为“其要在仁义而已矣”。所谓仁义，就是：仁以育之，义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养也；义以正之，所以教也。”康熙在《老安少怀说》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
“天地者，生民之本也；教养者，王道之原也。”“然天地能生养民，而不能人督其孝悌，户赐以衣食也。惟圣人出，而节民之性，阜民之财，然后长幼得遂其宜，出入得安其命。故日：天地育万物，而圣人经天地，然其道，要不越于教养。”康熙结合清代的社会现实实际，认为：“虽三代之井田学校非后世所能猝复，而窃师其意，则惟有薄税敛以厚民生，兴礼教以正民德而已。虽然王道必积久而后成，是朕志始终无已时也。”这就足以说明他愿终身奋斗不渝，以仁义之功，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知书达礼、老安少怀、民康物阜的王道之国。
然而理想与现实毕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当他亲政之后才真正发现：“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总之，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他认为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良由化导之未善”，所以他要坚持“教化为先”的原则，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向入民明示是非荣辱的标准。
自古以来，儒家历来都倡导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治政策略，也就是道德教化在先、刑罚惩治在后，然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康熙帝自然也不例外。康熙谕群臣日：“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可以说，教化是康熙帝欲实现其“至治之世”的重要法宝。
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清廷颁布《圣谕十六条》。圣谕首先就阐明了颁布这“十六条”的目的：“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160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接着具体地罗列了“十六条”的内容，即：
敦孝悌，讼；重农桑，习；黜异端，俗；务本业，善；诫窝逃，贼；解仇忿，以重人伦；笃宗族，以足衣食；尚节俭，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定民志；训子弟，以免株连；完钱粮，以重身命。
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惜财用；隆学校，以儆愚顽；明礼让，以禁非为；息诬告，以省催科；联保甲，以息争以端士以厚风以全良以弭盗此后，康熙又令礼部研究贯彻执行的办法：“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数日后经议准，将此经谕十六条》颁发全国，“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此后，朝廷谕令地方每逢初一、十五，在街头或指定公所宣讲，居民必须往听。《圣谕十六条》充分地体现了康熙的王道政治，不恃刑罚，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思想。
为了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康熙还十分重视各类学校在推行教化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学校论》一文中指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然而，后世学校立教之方渐失先王遗意，士子就读其中，“直以为利禄之阶，欲期道德之一，诓不难哉！”“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原。”康熙认为，要想使学校达到敦隆教化的目的，在务其本，尚其实，以经术为要，“如是则于圣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当也夫！”为了教化民众，清王朝不仅在全国各地兴办学校，在京师也设立了太学（亦称国学、国子监）。康熙于八年（1669年）四月十五日，率诸王、大臣，亲诣太学祀孔，同时举行首次临雍、视学大典。通过此举表明了皇帝对儒家学说及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当时各府、州、县也都设有学校。康熙为广泛施教，又在康熙九年(1670年)令每乡置社学，以方便本乡子弟入学读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二月，巡行畿甸，见诵读者少，风俗攸关，于是降谕：“令穷僻乡壤广设义学，劝令读书。”但是，在校就读的士子也良莠不齐，针对这个情况，康熙于四十一年（1702年）正月亲制《训饬士子文》，文中指出：
“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并针对“胁制官长”、“隐粮包讼”、“欺孤凌弱”、“结社要盟”等不良行为，要求：“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本着“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的原则，康熙一生坚持“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主张为政宜宽而不宜猛。他在《宽严论》中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思想主张：
昔子产之论政也，日：“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斯殆为郑言之耳，要非致治之本论也。致治之本在宽仁。
夫物刚则折，弦急则绝，政苛则国危，法峻则民乱。反是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三代之成事，无论已。秦用李斯挟荀卿之学，行督责之令，不数年而秦亡。汉高以宽大为政，入关而万民大悦。光武以柔道治天下，而王业用兴。唐太宗听魏徵之言，崇尚教化，而几致刑措。是古之帝王，以宽得之者多矣。未闻其以宽失也。
若后世，祖述申、韩之徒，有谓民骄于爱，听于威，非严不足以集事。不知衰世之主，百度废弛，驯致沦败者，其失在纪纲废弛，讵宽之谓哉！
朕抚绥元元，期以纯王之道，化民成俗。凡柬湿之政，弗敢庸也，苛察之明，弗敢尚也。恐恐焉日虑其刑之重，而德之薄，夫宁忍从事于猛欤！
康熙为政尚宽，因此全篇都在阐发儒家思想。教化是清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的一种“治国之道”，统治者通过推行政教伦理措施，以期使百姓效仿之，并内化为一种自觉行动，以实现长治久安。从皇帝本人到地方督抚，可以说他们都是教化的切实执行者，他们采取种种措施，实施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教育。他们重视教化，以身作则，采取了倡举乡约、旌善惩恶，发布告谕、转移风俗，重视掌校教育、化导士子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民风一时返朴还淳，社会安定，百姓生活也较有保障。但正如康熙自己所说的一样，教化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用一纸禁令或强硬的手段去施行，只能见效于一时，因而始终存在着人去政亡，不久积习重现的现象，这也是封建制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康熙在执政期间对法家代表人物行之有效的思想和举措，仍然予以了肯定和借鉴。
法家是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个学派。他们并非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著称，而是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了名为法制实为人治的封建规章体制。法家学派自春秋齐国管仲、郑国子产时就已萌芽，其后代承袭的有战国时的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至战国末期韩非集大成，始成法家学派。与儒家思想相反，法家的政治主张是重视执法而非立德。“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
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中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同时韩非还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在韩非看来，圣人治国，不是要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应着眼于大多数，而少数人无关宏旨。所以法家着力于执法，非立德。也就是说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势，不需要特殊的德才能和品德，以法治民，非以德感化民众，这是徒劳的。
法家认为，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取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的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需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则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去具体指导。君王要做的只是：对完成任务的进行赏赐，对完不成任务的进行处罚。其治国的关键在于君王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去担任某项职务。即“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因此，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来统治臣民。
康熙虽然在执法宽严问题上与法家的主张相左，但并没有否认法164家的事功和某些杰出见解。例如，他读《春秋左氏传》，至襄公三十一年十二月“郑人游于乡校”一节，说的是郑人闲时游于乡之学校，议论政事得失。有人建议将乡校毁掉，免其前往议论。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再者，当人们怨恨太大突然暴发时，想挽救都来不及，不如经常沟通，正好将其当作治病的良药。诸臣都很赞成。后来孔子得知此事，称赞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康熙读后写道：“古帝王悬鞘设铎以察迩言，正所以通幽隐广闻见也。子产不毁乡校，以达舆情，故孔子称之。”其他方面称赞子产之处还有很多。此外，他还称赞齐桓公知人善任，管仲“诚霸佐才”；评论秦孝公“亟思光复先业，博谋于宾客群臣，得励精图治之意。惜乎不知修德行仁，沾沾于奇计强秦”。“李斯本邪辟之学”，但《谏逐客书》“论取材宜广，则不可以人废言也。”可见，康熙以儒家思想为主，对其他学派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卓越思想、言行，无不兼收并蓄。正因为唯其如此，才能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超越前人。
康熙在《讲筵绪论》中写道：“尝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极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对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弛，所贵乎宽而有制耳。”上引《宽严论》一文，在强调宽仁同时，也提到圣王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在倒1饬士子文》中，除苦口婆心的说教之外，也告以法律的无情。严正申明：如若不听教诲，暴弃自甘，则“王章俱在”，无法宽容。甚至学臣、师长“咎亦难逭”。
康熙曾以种田来比喻治国。种田既要育苗又要除草，不可苗草不分，任其杂生；治国既要保护善良又要剪除邪恶，不可善恶不辨。农民种庄稼，以“芟薤之功，滋培之力，蕴崇之方，弃匪类而殖嘉禾”，得以丰收：反之，如果种田之人“始勤终惰，污秽弗治，稂莠弗剪，苗在草间”，待到秋至将“十无一获”。而出现这样的结果，不是地土不宜，天时不善，“咎在害稼罔辨，而养夫稼者，未博其功也。”康熙觉得，治稼之道，可通于治天下。在《春秋左氏传》中载“子产然明论政”，子产说：“政如农功。”康熙很赞同这个观点。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为政者保爱善良，如农夫之育嘉谷；剪除奸慝，如农夫之去恶草。故曰：政如农功。”这种比喻，在于说明康熙的治国手段仍然包括两个方面：法令和教化。以教化为先，但不意味着在他的执政思想中只要教化，不要法令。相反，他认为对于恶人、恶势力，必绳之以法，对犯罪要依法制裁，犯错误也要处理。总之，法律、纪律、惩处必不可少。
康熙治国虽设法令，但还必须谨慎执行，不可过于苛刻和繁琐，仍以宽大为怀。他在笔记中就这样写道：“朕自冲年临御以来，民间疾苦及贪吏弊窦，留心体察已久，其中情弊知之素矣。但念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故每事务存矜恕。其有自罹于法者，尚不忍置之重典，诚恐近于苛刻，有乖体恤臣工之至意也。”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他再次对臣下提出同样的要求，谕大学士等人说：
“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之人。赵申乔在任浙江巡扰时，民多怨之；后来改任湖南巡抚，大小官员无不被参。岂一省之内无一好官耶？总之，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在具体量刑之际，他也要求刑官要视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三月，他曾谕刑部等衙门：“刑法者，专以禁戢凶暴。
若豪强奸慝固难姑宥，其贫贱愚昧者，略施宽贷亦未尝不可耳。”遇有大事，康熙即发赦令，夏季天气炎热之时，他还派官吏清理刑狱，并下令释放查无实据的在押人员。
康熙所谓之“慎刑”和“刑措”，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废除刑罚或犯罪亦不处分，而是在政简刑清的前提下，贯彻法令更加恰如其分，使好人安心，坏人亦无法侥幸。他在《滇刑论》中指出：“刑之166设也，圣人之所不得已也。其轻者伤肌肤，重者戕性命，天下之惨痛至刑罚极矣。”因此他主张必须慎刑。刑慎则不滥，善人无误罹文网之惧；刑慎则必当，不善者无侥幸苟免之心。天下虽大，天下之民虽众，使为善必蒙福泽，为不善必不可幸免。“则是非别白，大道昭明，会极归极，是训是行，而刑措不用矣。”如果我们将康熙的这种慎刑和刑措思想与上述“育嘉禾，除恶草”的思想联系起来，可更加清楚地看出，康熙的为政尚宽思想，确实不是宽大无边，废弛纪纲，而是“宽而有制”。正如他说过的一样：
“一味用宽，人不知畏。凡用人行政，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
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这里的“宽严适中”，与他在《宽严论》中所批评的子产所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的思想是一致的。问题是康熙当时只注意批猛的一面，而忽视子产还有论宽的一面。子产的这段话出自《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对子大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猛，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大叔在子产死后为政，不忍猛，而宽。结果郑国多盗，于名为萑苻之泽中劫人。大叔后悔说：“吾早从夫子，不及此。一于是，兴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左传》中接着又记载了孔子的评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看来，还是孔予对子产本意的体会比较全面。而康熙的“宽严适中”思想，又与他们的“宽猛相济”完全一致。
康熙还主张“政简治约”和求治不宜过急。他在《讲筵绪论》中这样写道：“尝阅历代史册，见开创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简治约，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变乱成法，朝夕纷更，终无补益。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至于求治不宜过急，则是采取日讲官熊赐履的建议。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的一天，听熊赐履进讲完毕，将其召至御前，论及治道。熊对日：“为治固患废弛，然求治甚急，将纷更丛脞，为弊滋甚，所讲欲速不达也。”康熙赞同说：“致治诚不宜太骤，只合日积月累做将去，久之自有成效。”熊对日：
“求治太急，还是人欲用事，必无欲然后可以言王道。”康熙表示：“有纯心才有纯政。以后只看道理如何，合理的方行，不合理的只不行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