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朋党”，原来是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士大夫结党可以说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如我们熟悉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祜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这种党派之争，不能说全无好坏是非之分，但他们在互相攻伐的过程中，敌对的双方往往都难免意气用事，甚至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使政局变得日益混乱，政治变得益发腐败。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到了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反对新政，但却并不直接攻击新政，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杀手锏就是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为“朋党”。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你一旦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万事休矣。欧阳修面对这样的栽赃陷害，立马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棚党论》予以回击，他的这篇《朋党论》可谓意味深长。
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对“朋党”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认为对“以同道为朋”的君子朋不必紧张，对“以同利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气。因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180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所以，他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倘能如此，不仅不会引发朋党问题，导致朝纲紊乱、朝政失序，而且还将达到“天下治矣”的目标。
明代万历中叶以来，可以说是党争不断。东林党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互相倾轧，最终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夏允彝在论及明末朋党之争时，不无感慨地说：“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
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在崇祯帝即位后，他虽果断地处理了阉党逆案，给晚明政治带来了一线希望，但遗憾的是，他虽然打击了阉党，稳住了阵脚，却并没有能够从朋党的阴影中走出来，也没有把大明政权从党争的阴影中拯救出来。
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由于康熙高超的政治艺术，对朋党危害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防范，处置朋党问题也比较适当，因此，康熙朝虽有朋党的存在，但无激烈党争，亦无党祸。
清朝初期，人们经常回味和探讨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印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
还有人说是“亡于宦官”，认为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皇帝说“是亡于朋党”，认为是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一向认为，影响君臣关系、紊乱朝政的大敌，是朝臣私结朋党，侵犯皇权。因此，康熙执政期间就不厌其烦地反复指明朋党的危害，厉行预防和禁止。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他在便殿听诸臣奏事完毕之后，询问经史大义，谈及前代朋党之弊时，他告诫说：“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密，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追。百尔臣工，理宜痛戒！若夫汲引善类，不矜己长，同寅协恭，共襄国事，如欧阳修所云，君子同道为朋者，是又不可以朋党论也。”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会议先贤先儒从祀的位次。满族大臣不同意“以师弟分次序”，康熙表示赞成，并借机批评借师生、同年情谊，互相包庇营私之弊，指出：“定先贤先儒位次，止应视其道德行谊以为次序，不可据师、弟为定例。即如明末时，从师生、同年起见，怀私报怨，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致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故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因上一年北京及其周围地区遭受旱灾，虽己蠲租赈济，皇帝仍轸念未已，以至宵旰焦劳，面容消瘦。
九卿等上疏，请“调摄圣躬，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康熙阅览后随即降旨，要求官员们“各宜恪体朕衷，持廉秉公，实心尽职。毋得营私·
结党，师生亲友，互相徇庇，听受嘱托，遇事推诿，自图便安，务期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康熙最初经常提醒汉官，防止明末陋习重新滋长，但很快他孰发现满洲大臣也各结私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康熙亲自扶植起来的著名清官于成龙。因受皇帝信任，他荐举的官员往往很快就获准，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吏部也不制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直隶（今河北）井陉道员空缺，当时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保举湖广武昌府知府武廷适、汉阳府知府戴梦熊、黄州府知府王辅，请加选用。吏部竟然一致顺利放行。康熙知道后降旨切责：“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于成龙收罗别省官员之心，破坏定例，将曾经超擢历年未久如许官员保题，尔部不以为非，但称无庸议，殊属不合。”后来于成龙在任河道总督时，仍复“援引私人”，曾带去二百余人，由于康熙抵制，未予批准。第三次康熙亲征噶尔丹时，于成龙奉命督运粮草，他旧病复发，再次“援引朋类”，甚至扬言：“宁杀于成龙，至效力人等不可不用”，并借以哗众取宠，令被提拔者感激。康熙对此再次指出于成龙的错误：“人臣宜以国事为重”，不可援引朋类。“我为天下之主，用人尚不肯任意；为人臣者，岂可妄意自擅。”康熙深知地方总督、巡抚大多与部院堂官营求结交，“各为门户”。部院堂官也各援引亲戚、朋党、营求之辈，“凡（官）缺未出之前，预先已定。及会推时，惟赞扬援引，而从公推拟者甚少。”因而每次对会推地方大员，都格外慎重。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六月，江南江西总督员缺，九卿保举吏部左侍郎布彦图等十二人。康熙素知布彦图“自任吏部，所行甚秽，声名不堪”，对此大为不满，降旨说：“朕以江南地方紧要，欲得一端方之人，命尔等大臣保举。似此等人，亦皆举出，尔大臣等，意欲欺朕耶？”不仅一概拒绝，并令查问保举之人具奏。然后亲自选择“行事坚定，为人平易”的左都御史范承勋，补授江南江西总督，“令驰驿速赴新任”。似此大臣举荐一概不听，按自己意志委任官员之事在康熙朝可谓屡见不鲜。其用意在防止官员行私舞弊，沽名市恩。
后来经查，保举布彦图者，乃吏部尚书熊赐履。但康熙却并不批评熊赐履，而责问吏部浦尚书库勒纳：“布彦图与尔同旗、同部，其人果可保举耶？”库勒纳回答说：“布彦图品行秽恶，非可保举之人。”又问：“如是，尔何不阻止？何得听人妄行保举？”库勒纳无言以对，免冠谢罪。此时，康熙进一步指出：“自古汉人结为党类，各援引同党之人，以欺其上，习以为常。满洲素朴诚忠实。今观旗员，亦各自结党，其中于成龙最为强盛。此中惟尚书索诺和，并无党类，亦不来往大臣之家，愿悫安分。此外孰无党者，焉能欺朕？”布彦图不仅未能提升，反而被革去侍郎，降为理藩院员外、主事之职，服劳以愧之，借以警众。
朋党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之一的朋党之争，几乎历代皆有。清朝统治者鉴于党争亡明，因此每代皇帝都严厉禁抑朋党势力。尽管康熙对朋党之事采取了防微杜渐的原则，能够及早发现，果断处理，但并没有彻底杜绝朋党的争斗。纵观康熙朝六十余年间，称得起朋党者，主要有鳌拜、明珠、索额图，以及太子、皇子党等数起。
有人将京师复杂的官场关系比喻为一片各种植物纠结扭缠的森林，那些皇室姻亲、名门望族就如同森林里的大树，树高冠大自可荫庇众多的寒士，因此那些科举新贵就如同新藤，缠绕其间。士子进入官场，若要飞黄腾达，当然是最好能攀龙附凤，找棵大树；如果不能，也要就近攀附上某一派系，寻找到靠山。这样一来，无形中就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派系。官场的这种派系大致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门生。由于封建官吏都是通过科举之路上来的，一官员主持科举考试，选上来的新官就都成了他的门生。进入权臣之门，建立一种类似于人身依附的关系，自可得到不少关照。二是乡党。官僚之间如果来自同一个地域，自然被划为一党。三是同年。许多人同一年得中，于是就有了一种超乎一般的关系。某派某系如果有强硬后台，又有明确的目标，就会一呼百应。他们相互提携，甚至朋比为奸。
辅政大臣鳌拜结党营私，擅杀大臣，抗旨妄行，可以说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但自康熙五年(1666隼)，从圈换土地事件中对他有所觉察起，到八年五月将其擒拿、议处，前后仅用三年时间。如从六年七月康熙亲政后开始部署力量算起，则还不到两年。
康熙年间，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权臣都各自培植心腹。在朝中互相倾轧、互相拆台，形成党争。当索、明党争愈演愈烈，并与康熙帝诸皇子对皇位的争夺交织在一起时，遭致了康熙帝184的严厉打击，最终索额图死于非命，明珠被革职，党争也随之得到解决。
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名门，是康熙朝辅政大臣之首索尼的第三子。康熙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就是他的侄女，也就是说他还是太子的外叔祖。康熙即位之初，为铲除鳌拜势力，秘密制定擒拿鳌拜的计划。当时，索尼病故，但他的儿子索额图已经成为康熙的心腹之臣，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都有索额图的参与和辅助。也正因为此，康熙十分信任和倚重他，连连提升他，从此索额图飞黄腾达，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入阁秉政，位极人臣。他的三个兄弟，两个袭封一等公、一个授一等伯，可谓是满门重臣，家族兴旺。索额图凭着官高势重，出身名门，以及皇帝的宠信，一时权倾朝野。朝中很多官员，如尚书介山、侍郎麻尔图、宜昌阿、温代等人都投奔到索额图门下。渐渐地索额图身边集结了一些心腹之臣，形成了党派。
俗语说：“树大招风。”索额图随着官阶的不断升高，势力也在急速膨胀。这自然引起了康熙的警觉。如果索额图够聪明，他就应该处处收敛，不要锋芒毕露，那样他还能赢得康熙的好感，依然做康熙的宠臣。可这索额图偏偏就是一个政治见识不高的人，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脾气也更大了，为人嚣张跋扈，还栗敛财富，树立门户，肆意妄为。索额图的行径，特别是以他为首形成的党派，令康熙十分不高兴和敏感。康熙对历史上的朋党之弊有着比其父顺治皇帝更深刻的认识，他说：“（朋党之争）使国家公事置若罔闻，大臣们各树门户，互相排挤诬陷，以致祸害绵延，殃及到国家的整体，朕特别痛恨。”他还认为党争致使明朝末年的政事废弛，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对朝中出现的索额图一伙人，康熙应对的办法仍沿袭历史上的老套路，即扶植新人，以牵制索额图。
被康熙选中用来制衡索额图的就是政坛上崭露头角的新秀——明珠。
明珠系满洲正黄旗人，同样是出身名门，为叶赫贵族纳喇氏之后，其曾祖和祖父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叶赫贝勒，归顺清朝后，隶满洲正黄旗。顺治年间，明珠担任侍卫，康熙三年任内务府总管，康熙五年授文弘院学士，后任吏部尚书，授武英殿大学士，官级累加至太子太师。明珠为人谦和，机智过人，才干突出，而且善于把握机会。康熙十二年正月，康熙在南苑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明珠认真制定了八旗最佳列阵方案及周密的训练条例，严格要求将士们认真演习。由于准备充分和部署有方，这次阅兵获得康熙的大加赞赏，明令其后凡有检阅，均依照此次进行。明珠突出的才干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明珠也开始利用康熙帝的信任，大权独揽，招权纳贿。大学士余国柱、尚书佛伦等一批官员皆陆续成为他的死党。此后凡会议会推吏员，都由佛伦把持，余国柱附合，阁中票拟则由明珠暗中操作，其他阁员皆承其风旨，极力推荐自己的亲朋、门生和同乡。明珠集团在地方官中也极力培植自己的党羽，他们互相包庇，徇私舞弊。
康熙十二年，平三藩之议可以说是索额图失宠和明珠得宠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分别上书请求撤藩，以试探朝廷意图。康熙早有撤藩打算，现在三藩既然主动请撤，正好顺势撤掉，因此，康熙是主张撤藩的。当他让大臣们讨论附，只有明珠和米思翰、莫洛等人力主撤藩，而大部分朝臣包括索额图都与自己意见相悖，引起康熙的失望和不满，由此，颇具胆识、力主撤藩的明珠更加得到康熙的重用和宠信。明珠受到康熙的青睐之后，索额图也就感到了威胁，因此处处与明珠作对。当朝廷撤藩的旨意颁布后，三藩发动叛乱，清军处于不利的地位，军事上节节失利，使朝中大臣十分惶恐，纷纷谴责建议撤藩之人，索额图更是乘此机会，建言诛杀主撤藩之人，想致明珠于死地。这种不顾大局、只以个人恩怨为出发点的报复行为，遭到康熙的厌恶和拒绝。而明珠在平藩的过程中，为皇帝出谋划策，大力辅助，得到康熙的倚信和重用。康熙十六年，明珠被擢升为武英殿大学士，进入政坛的中枢机构。而此时，内阁中索额图居于首要的地位，明珠的提升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掣肘的力量，因此不186时地加以排挤。而明珠乃是非常聪慧之人，他明白康熙的意图就是要用他牵制索额图等人，于是他也不慌不忙的应付政敌，毫不退缩。
为了更好地打击对方，索额图和明珠都加大力度扩大自己的队伍，从中央到地方都各自培植心腹，形成自己的党羽。他们在朝中相互倾轧，互相拆台。而且这种政争后来还与皇子对储位的争夺交织在了一起。
索额图为太子胤初的外叔祖，当然是太子的坚定支持者。而明珠为康熙皇长子胤提母惠妃的堂叔，也是胤裾的外叔祖。
皇长子胤裎比太子大两岁，也非常优秀，却与太子之位无缘。因此，心中很不平衡。后来他成为众皇子中反对太子最为积极的人物。
明珠与皇长子特殊的关系，以及与太子的拥护者索额图的政敌关系，都促使明珠成为太子的反对者。凡是与太子比较接近的官员他都加以排挤，太子的老师汤斌就因受到明珠的排挤被革职，抑郁而死。两派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烈。
对于明珠、索额图植党结伙，康熙也有所风闻，但一直没能抓住证据。因为从顺治朝开始禁止风闻言事，到康熙时禁令未解。百官为了保命，噤若寒蝉。
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师发生地震。皇帝下诏求谏，左都御使魏象枢借机参劾索额图贪赃干政，朋比徇私等不法之事。康熙皇帝也公开发出警告：“朋比徇私朕早已听说了，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悔改，才没有议罪。现在看来却越来越贪婪，竟然习以为常。一旦事情败露，国法具在，绝不宽饶。”这一番含沙射影的话，说得索额图是心里发凉，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康熙帝的宠信，因此，于次年八月主动以身有疾为名，提出请解大学士任，康熙立即允准，考虑到索额图及其家族毕竟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仍是不可忽视的依靠力量，因此，还让索额图在“内大臣上行走”。
二十五年八月，索额图再授领侍卫内大臣，官居一品。后又作为首席钦差大臣代表清政府与沙俄代表谈判。
康熙二十六年大旱，康熙问卦，起居注官德勒格乘机揭露明珠、索额图营私结党之事，引起康熙帝高度警惕。不久，康熙率朝臣谒陵，大清官于成龙随驾。于成龙利用时机冒死直陈明珠疯狂贪贿、朋比为奸之事。康熙又将此事问高士奇，高士奇虽是明珠所推荐，但不敢替他隐瞒，也直陈明珠贪贿之事。康熙奇怪地问，他们已经作恶至此，为什么没人上书弹劾呢？高士奇答：“人孰不畏死？”至此，康熙帝才真切地感觉到言论闭塞的危害。认识到“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经过一番慎重思考，康熙在乾清门正式向大学士郑重宣布，重新恢复“风闻纠弹之例”。
禁令一废，言路顿开。御史郭绣马上就直接参弹明珠、余国柱等人八大罪状，直称余国柱为“余秦桧”。康熙闻言大怒，下令革掉明珠、余国柱等一批官僚的职务，引起康熙朝官场的一次大地震。
虽然索额图罢相后，仍在朝廷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力，康熙偶尔还会加以“重用”，但失去了内阁中的地位，终究不能和以前同日而语，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索额图完全可以就此激流勇退，安度晚年，但是他偏偏是个权利欲极强的人，在康熙这里失了宠，转而全力以赴地趋奉太子，并由此卷入了争夺皇储的漩涡，最后身败名裂，被康熙处死，不得善终。
再说碉珠。自从索额图“罢相”后，逐渐成为内阁的核心，总揽朝政。索、明党争暂时以明珠党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明珠受到皇帝的倚信后，渐渐成了第二个索额图，他不断拉拢朝臣扩大自己的势力，贪赃受贿，聚敛钱财，甚至公然违背康熙的意志，欺蒙揽权，以致于朝中大臣对明珠唯唯诺诺，内阁凡事依明珠而行，任意轻重。对这种以朝廷权臣为政治核心，擅决朝政的现象，主张大权乾纲独揽的康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明珠在朝中内外结交朋党，权力膨胀，更使康熙感到不安，并且明珠敌视皇太子的态度也早已被康熙察觉。于是康熙去明珠之意由此已决。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因治河问题所引发的党争爆发。在康熙的授188意和直接支持下，御史郭绣以八大款罪责上书弹劾明珠，康熙趁机罢免了明珠大学士之职。
靳辅是康熙朝的治水名臣，在治理黄河下游时，提出屯田之议，清丈田亩。此举触及了当地豪绅的切身利益，因之与当地的豪绅产生了矛盾。当时豪绅隐占田亩，以山阳为最，并有京田、时田之分。时田一亩纳一亩的税，多为平民之业；京田四亩纳一亩的税，多为豪绅田地。
康熙二十三年，时任安徽按察使并负责下河工程的于成龙对靳辅的屯田之策提出异议。靳于二人入朝辩论，“大学士、九卿从辅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螂从成龙议”，康熙当时倾向于的意见，“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诣淮安会漕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勘”。萨穆哈等人还奏说民间反对于成龙的计划；不久汤斌入朝为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禀奏民间并无反对拓宽海口的意见。
于是萨穆哈、穆称额罢官，由工部侍郎孙在丰负责入海工程。这次的争论虽与当时的朋党斗争关系不大，但于、靳的矛盾后来却被人利用，终于成为了朋党斗争的牺牲品。
郭绣，康熙九年进士，该科总裁龚鼎孳为清初大儒，榜中多名士，探花徐乾学，二甲第二名李光地，此外还有理学名士陆陇其、邵嗣尧、赵申乔等。郭瑗本为吴江知县，有干员之称，但因奉赋税未清不得提升，幸有时任江宁巡抚的汤斌举荐，迁江南道御史。康熙二十七年，郭绣先攻击靳辅治河无功，偏听门客陈潢阻挠下河阔海口工程；然后弹劾大学士明珠，酿成朝中一场巨变。疏日：“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日‘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日‘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展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别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
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备胶，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以此可见，郭绣重提于成龙与靳辅的矛盾，实际上是为了间接攻击明珠一党。因为靳辅治河，多有向户部要求的地方。户部尚书佛伦乃是明珠死党，以此靳辅被视为明珠一派。郭绣敢于上疏弹劾明珠，实际上是受到徐乾学的支持。同时弹劾靳辅的还有给事中刘楷、御史陆祖修，以及孙在丰、漕督慕天颜等。靳辅也展开反击，说孙在丰和慕天颜有姻亲，附和于成龙朋比陷害。此时于成龙已升直隶巡抚，上命靳辅入京与郭绣、于成龙第二次廷辩。然而此时已非肖初明珠可以控制朝臣的形势。辩论主要围绕着屯田与疏海口两事。康熙本不倾向屯田，而于成龙担心重堤一旦倾垮，会有大灾。这一主张很打动人，但却不符合下游地理特性，因为本身土地低于海平面，一旦疏浚海口，免不了在枯水期有海水倒灌之嫌。但此事非经亲身勘查不可，他人不知，说服力就弱了。于是靳辅罢官，以王新命代：陈潢锁拿入京，未入狱即病逝。慕天颜罢官，孙在丰降调。遭到牵连的还有户部尚书佛伦、江南总督董讷。其时中河初竣，康熙派开音布、马武视察河工，还奏河中商船络绎不绝，游人称便，税收增加，并有慕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一事。天颜则出示于成龙叮嘱其不要附和靳辅的密信。
于是上谕群臣：“前者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今开音布等还奏，数年未尝冲决，漕运亦不误。若谓辅治河全无所裨，微特辅不服，即/190朕亦不惬。”并将于成龙去官保衔，降级留任，也算是给靳辅出了口气。康熙本知靳辅冤枉，但为了打击明珠一派，如果偏袒靳辅，则郭绣、于成龙等人将要遭谴，则明珠将会复起，不得已使靳辅遭受委屈。
明珠被启用是因为受到康熙的宠信，而被罢黜主要的还是因为失宠于康熙。但康熙只是革去明珠大学士之职，没有加罪于他。明珠从云端跌落下来后，收敛了锋芒，谨言慎行，最后得以善终，于康熙四十七年因病去世。
明珠被郭绣弹劾下台，朝臣皆以为郭绣是刑部尚书徐乾学背后指使，而此时，徐又深得康熙器重，于是朝中众官都对徐趋之若骛，徐乾学诗文写得好，重义轻财，广泛交结，与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汉大臣相互标榜，在朝廷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这些人考试舞弊，违禁取利，纳贿置产，利用皇帝的信任把持朝政，以至朝中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之谣，又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送澹人”之对。“徐严嵩”就指徐乾学，“东海”是他的号。澹人是高士奇。由此可见，权力膨胀的欲望让人达到不畏死的地步。在那种体制下，再精明的皇帝也不可能洞悉所有闱幕后的秘密，于是，侥幸心理让人不惜冒死犯险。
康熙四十七年，胤初首次被废之后，引起了众位阿哥对太子位置的靓觎。此时在世的十二位成年阿哥都有谋求储位的愿望（这其中包括已被废黜的胤初）。
因此，大阿哥胤棍、二阿哥胤初、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稹（雍正皇帝）、八阿哥胤禊、九阿哥胤禧、十阿哥胤被、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褪九个人为夺取皇位而费尽心机。这九位阿哥，形成了五大朋党。这些朋党之间为了夺取嫡位又掀起了更大的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