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经济周期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寻找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以提出相应的对策，减缓经济波动的幅度。为此，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有几十种。对于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自然力量，有人认为是心理因素，还有人将其归结于货币银行体系的运转，也有人强调人口增长、资本存量、技术创新、经济组织的重要性。据刘树成归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国内关于经济周期成因和机制学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1）社会基本矛盾说。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而直接原因则在于体制方面，即多级政府组织的过多干预与微观单位的低效率之间的矛盾，导致持续性供给短缺。
（2）两种机制矛盾说。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是大规模投资与大工业生产的交互作用机制、供求约束机制对立统一、互为因果的矛盾运动过程。其实质是社会总产品的供求之间相对平衡和严重失衡相互交错的矛盾运动，其必要条件是商品经济和现代大工业生产，充分条件还包括一定的社会制度因素。
（3）利益配置和资源配置矛盾说。其作用体现在需求的超前增长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为需求的超前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拉力，使经济处于扩张状态，同时为经济的收缩埋下种子；当超前增长的投资需求超过了社会所承担的容忍程度，经济收缩就相继发生，便形成经济的周期波动。
（4）长期战略和短期因素矛盾说。前者是提出过高目标的原因，后者是急刹车的原因，体制变换是实现长期战略和短期因素的手段。二者的矛盾表现为全局和局部、重点和一般、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矛盾等。这一矛盾造成经济周期的三个体制条件是：政治上的号召效应，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要素、产品和金融系统的政府掌握。
（5）农业丰歉说。认为中国的经济波动与农业生产的状况关系很大，农业丰收，头脑容易发热，大干快上；农业歉收，往往构成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对投资和工业生产进行紧缩的原因。有人也对此作过经验实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业特别是粮食丰歉对经济运行状态确有重要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丰歉很难说是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有人认为，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对于社会总产值的变动，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不过这一解释仅限于部门分析，局限性比较明显。
（6）投资带动说。持此论者颇多，除认为投资波动带动和引致经济周期波动外，有两点进一步的分析：一是有人认为，投资波动决定经济波动并大于经济波动，投资每波动1%，经济增长将波动0 。37%；二是有人认为，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有一时滞，间隔期为一年，在从回升到高涨和从衰退到徘徊两个阶段上，二者波动方向相同，在两个拐点上，二者的方向相反。著者认为，把投资波动看作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似乎存在着概念上的混淆，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一部分，其变化也是总需求变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总需求膨胀的原因，投资与总量高度相关是很自然的事情，用投资波动解释经济波动似乎没有说明什么问题。
（7）计划者冲动说。包括决策失误说和政治因素说。持此论者不少，但对其作用的性质和特点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计划决策、政治原因是一种人为因素，需要剔除，应从经济运动内部的客观矛盾来探寻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曾是计划经济，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计划经济的性质，国有经济还占较大比重，“中央计划目标”仍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其重要性在逐步缩小，但不能随意舍弃，而且这一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一定有投资膨胀，但不一定有消费膨胀。
（8）软约束竞争说。认为在公有制经济各基层单位之间存在着为占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的经济竞争，这就意味着每一基层单位都存在着一种无止境的扩张冲动，这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持此观点的人中对其作用的条件和方式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传统体制下的非价格竞争原则和软利益约束，导致地方和企业不断产生投资饥渴，竞相向中央争投资、争项目，迫使积累率过高和银行超贷，形成高积累、高投资—比例失调—调整—再冲动的恶性循环。有人认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由于基层单位缺乏自主权，一切都由中央计划决定或中央批准，这种冲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大，而在放权让利形成分权化体制以后，地方和企业有了自主权，特别是有了投资自主权和收入分配及支出自主权，就会在经济运行中起到较大的直接作用，并构成经济波动的一个决定因素。不仅如此，软约束竞争导致的经济过热有两个特点：一是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二是财政支出和信贷双膨胀，以致发展到信贷膨胀为主。著者以为，指出这一因素的作用条件和作用特点非常重要，否则，无法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和机理。
（9）关于计划者冲动说和软约束竞争说都可以看作是体制因素说。刘树成在枟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枠中，不仅说明了体制因素是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且分析了这一因素如何造成了经济周期波动，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周期理论，即“机制变换周期说”。这一理论假说认为，在传统计划者主权机制下，中国虽然发生过多次经济波动，但这种波动具有非典型性，计划者可以通过试错和调整，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说，这种波动不具有经济的内在必然性，即单有计划者主权机制不会发生经济波动。在分权化改革形成的多元主权机制下，虽然短缺和过热增长不可避免，但不可能进行任何经济调整，使过热增长停止下来，即单有多元主权机制，也不会发生经济波动。因此，公有制经济所特有的经济波动，必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换有关。它是以多元主权机制下的经济过热增长为始点，以“收权”（机制变换）前提下的经济调整和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为终点的经济过程。可见，机制变换是因，经济波动是果，机制变换构成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
（10）综合因素说。持强波经济论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策、体制现象，而是政策、体制和发展的综合产物。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发生主要不是企业推动的，而是政府行为和宏观政策变动的直接结果，这种变动在更深的层次上都有体制根源和发展背景，由于体制上的纵向干预、同向波动和放大效应，必然造成波动的积累，而微观单位则处于从属地位，平素缺乏随机调整，只有发展到矛盾突出时才来个“急刹车”。从发展上看，后工业化经济的增长过程也难以避免强波倾向。这一分析引入了发展因素，但对体制因素的解释似乎只适用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