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来临是那么的猝不及防。当孩子在当地三级甲A医院里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的时候，我忍无可忍，终于在第七天的早上，为带女儿到北京大医院里治病，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将病房的门狠狠地摔上，然后就不见了踪影。我摇醒了从剧痛中安定下来刚睡去的甜甜，将她带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四个小时后，我与孩子出现在北京天坛医院里。挂号，排队，脑电图、心电图、磁共振等一个个项目的检查，一切指标显示都正常，而孩子的痛苦却每时每刻都在加重。此后，宣武、同仁、协和，各个大医院挨个看过去，我甚至不惜近千元的高价从号贩子手中购买各大医院的专家号。然而十几天过去了，孩子的病仍然没有确诊。
每天夜里，孩子头痛都会比白天厉害。甜甜是个坚强的孩子，而那不能忍受的头痛却使她忍不住夜夜哭号。每当发作的时候，我在给她服下散利痛后，就在床上抱住她。看着怀里痛苦挣扎，日日消瘦下去的孩子，我的心如刀绞般地痛。在朝阳区中海油国宾馆十四楼的客房里，在一个夜里，对孩子的病痛束手无策，却又不甘心放弃的我，听着孩子一声声的哀号，心就如被一把锋利的刀片在无情切割着，那撕裂般的痛，使我再也坚持不下去，在一个时刻，我放下了怀抱中的孩子，走到了窗口前。望着窗外京城繁华的灯火，内心突然间沉静了下来，死的欲望就在那一刻那么强烈的袭来。我没有回头看因头疼躺在床上泪流满面的孩子，我慢慢地拉开了酒店沉重的双层玻璃窗。就在我欲迈过去的时刻，我听到了从背后传来的甜甜微弱的呼唤声：“妈妈！”
这一声妈妈那么微弱纤细，却似一道有力的绳索，将我严严套牢，把我的心重新拉回到她的身边。回头，我看见孩子伸着她细瘦的小手，向着我的方向抬了抬，无力地再唤了一声：“妈妈！”
“甜甜，妈妈在！”
我扑向床前，握住了孩子无力的手，抱住了她的头，把脸紧紧地贴在了她的头上，一时间泪汹涌而出。疼痛使甜甜睁不开眼睛，她却努力地抬起她的小手，摸着我的脸：“妈妈别哭！”我看到她紧皱的眉头，知道她正在头疼剧烈发作中。十几天了，她病一天天地加重，在毫无医疗措施的情况下，只靠定时服用去痛片来抵抗无情的病魔。
那天早晨在病房里与他争吵，当他把我推倒在地，愤愤地摔门而去的时候，我就在心内告诉自己：他不能靠了，我只能靠自己，我一定要坚强起来，即便是走遍天涯海角，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把甜甜的病治好。
十几天过去了，情况再难，我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也没有来电话问下孩子的情况。那些日子，每天带着孩子到处求医，每天面对着痛苦中的甜甜，我对她的痛与怜压过了对他的恨与期冀，甚至忘记了在我们生活中还有他的存在。
就在几近绝望的时刻，我想起了他。虽然之前因为我坚持要带孩子进京诊病，而一向稳健的他担心在此过程中治疗的中断会加重孩子的病情，他断然拒绝了我，为此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狠狠地骂了我，并赌咒发誓不再过问孩子的情况。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相信，作为孩子的父亲，他若明白了我与孩子的处境，无论如何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之前若不是因为在老家医院里我为孩子的病急火攻心而不顾他的面子，当着他的领导与下属狠狠顶撞了他，他不会赌气这么多日子把我们娘俩丢在京城不管不问。对于我来说，他也许不是好丈夫，而对孩子，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非常爱这个孩子，一直视她如掌上明珠。
此时，面对着痛苦不堪的孩子，我的心，被撕裂了，执拗，被彻底摧毁，再也坚持不住，我拿起了电话向他求助，告诉了他我在北京带孩子求医的结果。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当即拿起电话，一个小时后就联系到了301医院的专家。
第二天，孩子的病在301被确诊，此时，距刚发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因为病拖得时间太长，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孩子左眼视盘上下及鼻侧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神经上皮层脱离，被诊断为一种罕见病。得知情况，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于同天抵京，在与我单处的一刻，他哭着向我跪下了，向我忏悔，感谢我救了他的女儿，然后就紧紧地抱住了泣不成声的我。满怀凄怆的我，泪一直不停地往下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通过我的泪读懂我内心的痛与对他的怨恨。
为了照顾孩子方便，我们从朝阳区中海油国宾馆搬到了五棵松医院附近住下，此后九天的时间里，他与我一起照料重病住院的甜甜。九天后，因为一个上亿元的经济案件，必须要他亲自挂帅，他被单位召回。此后十几天，孩子的病情逐步稳定下来。其间的每一天，从早六点，到夜里十点，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照料甜甜。这期间，妈妈每天都有电话来，询问孩子病情，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自己。
就在他走后不久，心力交瘁的我终于病倒了。孩子在住院，我则每天拖着沉重的身子到门诊部输液。这期间，头一直昏胀，浑身酸痛无力，口中干苦，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为了能有足够的精力与体力照顾孩子，我对宾馆餐厅说，每天为我炖一只人参乌鸡，天天如此，并在不该吃海参的炎热夏天里每天吃两只海参，直吃到鼻子出血。我以这种生硬而野蛮的进补方式，使自己在北京坚持了下来。当妈妈得知这一情况后，几次要求来帮我，被我坚决拒绝了。
我曾告诉过妈妈孩子所在医院，她记不住，又问我，并再三说她要自己过来。妈妈身体不好，弟弟两口子在工厂上班，她要照顾我年幼的侄女。还有，父亲不会做饭，妈妈要服侍他们的一日三餐，她若过来，爸爸与孩子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另外最重要的是，北京夏日干燥酷热，我怕住惯了海边的她受不了。为了不要妈妈来，就拒绝再接她电话。
七月二十二日夜里十点，服侍孩子睡下，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迈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呼唤：“英儿！”
我怀疑是听力出了问题，我不相信妈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京城。母亲天生没有方向感，这一点我遗传了她的基因，而她比我的辨识能力更差，除了村子方圆十余里的地界，她这一生，几乎就没出过远门，她怎么可能会来到我的身边？想到一人在京城的艰辛，我是那么的孤独与悲伤，眼泪很快地流出。此时，我是多么的希望母亲真的会出现在我的身边。我茫然地抬头看着远处，看到的是夜里仍川流不息地奔波于夜生活中的京城人，我看不到母亲那熟悉的矮矮胖胖身影，于是格外哀伤地低头向宾馆处走去。
“英儿！”
我再一次听到这样的呼唤。这一次我不再怀疑，我真真切切听到了是母亲的声音。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在孤苦无依的人海里，这声音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抬起头来，不再怀疑是幻听，因为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的妈妈，矮胖的母亲，她就站在我的面前。
她拉住了我的手。
当矮矮的妈妈突然那么高大地站在我的面前，我虚弱得几乎站立不住，踉跄了一下，跌在了妈妈的怀里。
对着怀里的我，妈妈凄惶地叫了我一声“英儿，你瘦了！”她就站在医院的大门口，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当众呜呜地哭出了声，我听出了她心里的痛，因为我为我的孩子正经受着如她一样的心酸与痛楚。
“乖呀，甜甜的病，把你累垮了，你看你瘦得不成人形了。”妈妈哭着一手揽住我，一手把我的胳膊举到我的眼前，我这才有工夫注意到，我的胳膊已经瘦得脱了形，皮包骨头，峥嵘着历历的青筋。
“妈，我没有办法呀，甜甜她是我的命，我没有办法啊，妈！”见到了妈妈，我突然感到那么的委屈，靠在妈妈的怀里，我的泪水决堤而出。此前，我的绷紧了的神经与身子一直像一根上足了弦的发条，在见到母亲那一时刻突然间就松懈下来，虚弱的身子摇摇着晕倒在妈妈的怀里。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了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妈妈守候在我的身边，她握着我的手，就如我此前一直守候着我的女儿一样，用与我疼惜女儿一样的眼神怜爱地看着我。在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乖，睡会吧，我来替替你，就不会那么累了。”母亲贴我很近，我感受到她呼在我脸上气息甜润而沉静，她的眼里满是怜爱与慈祥。她慢慢地将她的手从我的脖颈处绕到我背后，轻拍着，另一只手轻缓地捋着我的眼眉——像小时候一样，在妈妈轻柔的爱抚下，我闭上眼睛再一次睡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放亮。我记起了头天的情景，恍如置身梦中。看到趴在脚边睡着了的妈妈，我终于确定那不是一个梦，是妈妈真的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六十岁的妈妈，她孤身一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她的身体一直不好，而且她还是扁平足，多走路或长时间站立，她的脚就会疼。我不知道妈妈头天晚上在医院门口等了我多长时间，如果医院允许全天陪床，妈妈在医院门口见不到我，她是否会等到天亮？她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将到何处落脚？
我没有叫醒妈妈，在沉思中，我记起了一个久远的情节。
那是我七岁多一个冬天的夜里，五岁的妹妹突然发起了高烧，呼唤不应。那段时间爸爸出远门探亲还没回来，夜里雪下得很大，一向胆小夜间不敢独自外出的妈妈在那一刻毫不犹豫地用两床棉被裹起妹妹，用独轮车推着她冒生命危险深夜走上了去往十几里外镇里医院的山路。那个时候村镇之间没有公路，去镇里要翻越两座大山，要走的路是山间林丛里或地堰沟边的崎岖小路，路经处有很多采石场，由于村人世世代代日经月累地采石，那些采石场向下挖去几丈深，而且还有很长一段路经过悬崖边上，那些地方人若不小心跌下去轻则重伤重则会丧命。
山中雪下得埋过了脚腕，天地一片浑白，没有月光，分辨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壑。听妈妈讲，她是凭着记忆，一步步地探索着，感觉脚下踏实了才移步。在翻山的时候，有一次滑倒了，妹妹滚下了山坡。找到妹妹的时候，她什么知觉也没有，也感觉不到呼吸，妈妈以为妹妹死了，却不甘心放弃，就丢掉车子，抱起她，在呼号的风雪中，一路哭喊着奔跑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说，如果妈妈再晚来一个小时，妹妹就没救了。
在生活数不清的记忆中，有我柔弱的母亲为了儿女在关键时刻瞬间爆发出的令人惊诧的果敢与坚韧，更多的是母亲温柔与细腻。我的母亲，她用羸弱的双肩，用她柔弱却宽博的怀，用无私的母爱为她的儿女们构建了和暖幸福的家园。
望着年迈母亲垂散在床上发间那丝丝缕缕的白，我记起了她映在一盏棕褐色煤油灯下一头黝黑乌亮的秀发，记起了幼年时每夜里飘摇在母亲发边那一盏煤油灯的光焰。她青丝边那一盏煤油灯低矮、昏黄却无比温馨的光焰，一生都照耀在我内心的深处，恍惚在沉静乡村童年热炕头上的每一个记忆夜的底色里。
童年里，吃完晚饭后的妈妈总是先把炕打扫得干干净净，早早地给我们把被子铺好，等被子在炕上焐热后，她忙完了地下的活，就上炕来，给我们脱掉衣服，看着我们一个个肉滚滚、赤条条地钻进被窝，她就坐在我们身边，在中指上套上顶针，眯起她那一双很好看的凤目，在煤油灯下开始了她的针线活。那个时候，似乎她每晚都有做不完的针线活，我们睡了后，她就在我们身边，就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一针一线缝制着我们一家人的一年四季。
我年轻漂亮的妈妈，她用她灵巧的双手，用五彩的丝线串联起了我童年乡村的每一个夜晚，在我的记忆深处绣出了让我一生珍藏的幸福与美丽。
妈妈的煤油灯见证了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妈妈的一针一线绣出了我们童年的美丽与欢欣，而妈妈却在煤油灯前一天天飞针走线的日子里消去了她的青春与美貌……
孩子住院期间，为了给她补充因为大量使用激素而造成的维生素流失，我每天要给她买很多的水果，特别是那些她没有见过或吃过的价格昂贵的进口水果，只要甜甜喜欢，我都会给她买来。对那些水果，有时候我也会尝一些，而母亲从来都舍不得吃一口。有几次看到因为她不舍得吃水果孩子也赌气拒绝吃，她就借口离开了病房。她这样做，仅仅为了节省下那几口，好让孩子与我能够多吃点。
我的妈妈，她一直是这样。
自我记事起，家里有好的饭菜她都是先给在外操持的父亲，然后是她的孩子们，她不顾我们的劝让，顿顿都吃着我们的剩饭剩菜。这一习惯，她一直保持了很多年。到现在，由于父亲的精明能干，家里生活条件非常的富裕，妈妈却始终保持着她的这一习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而对家人，她从来不苛刻，她总是说，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才受穷。
妈妈，她一生都在为家人辛勤操劳，无私付出着，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的得与失。妈妈的贤惠，她的精心操持，使我们一家人吃得开心，穿得体面，与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开心幸福的。
自从母亲来到北京，我就不再早起。每早由她给我买好早餐，再将两只拉缸盐海参择洗干净，用开水泡着，放到我枕边的床头柜上。连我每顿需要服用的药物，她也都给我准备好放在了床头。每天早晨我还在梦中的时候，她就早早地去了医院。
由于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及身体原因，我与孩子每天会因出汗换下很多衣服。这些衣服包括内衣裤，都是由妈妈每天给我们洗好，晾干。一日三餐也由她精心操持安排。由于妈妈的到来，卸去了我大半的负担，我的身体慢慢恢复起来，体重由她刚来时的七十多斤很快地增加到八十七斤。孩子守着姥姥每天很开心，身体也在轻松快乐的日子中渐渐地康复起来。
北京，从妈妈到来后，在我的眼里从此不再是惨白凄凉，我在北京的路也因母亲的牵引而不再走得蹒跚泥泞。
母亲用她苍老已不再强健丰满的羽翼努力地为我撑起一把伞，为我与孩子在北京顶起了一片无雨的天空。
到八月下旬，由于治疗得当，孩子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治疗暂告一段落。办理完出院手续，我与妈妈一边一个牵着甜甜的手，祖孙三代愉快地谈笑着行走在北京舒爽的秋天里。有一刻，孩子抬头很认真地看着慈祥的姥姥，问她：“姥姥，你把姥爷和月涵丢在家里，你不疼他们吗？”
“乖，姥姥很疼他们啊，可是姥姥把你与妈妈丢在北京会更疼啊！”妈妈对甜甜说完这句话后，把头转向了一边。我看见，在母亲的眼里分明有泪光在闪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