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的管理必须靠合理的惩罚制度来维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严明自然就能激励士气和规范秩序。
管理的基础是建立在"本性本恶"上面的。领导者要清楚地认识到：人是趋利避害的，甚至是自私自利的。人一旦知道有利可图，就会甘冒危险去获取利益。人际关系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的。这样的理论虽然让人不舒服，但却是事实。反过来说，如果"人性本善"，个个都是好员工，那还要制度干嘛呢管理制度不是突出人性"恶"的一面，而是在于最大限度地惩治"恶"的一面，表彰"善"的一面。通过惩恶扬善，力争让下属个个都爱岗敬业、尽职尽责。而要做到惩恶扬善，就得靠"赏"与"罚"这一管理的软硬两手。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罚严明自然就能激励士气和规范秩序。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不久，婺州、越州、苏州等地相继发生叛乱，刚刚统一的局面，面临严重威胁。隋文帝遂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领大军南下镇压。经过数日激战，击溃叛军，稳定了江南的局势。杨素班师凯旋之时，隋文帝给予了杨素重赏，赐给他黄金40斤，并晋升其子杨玄奖为"仪同三司"。由于隋文帝奖赏得当，所以"文官能尽职"、"武将能效命"，从而巩固了全国统一的政治局面。
历史上也有因奖赏不明而成为亡国之君的。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隋文帝之子隋炀帝杨广。公元607年，隋炀帝巡视北部边塞。到达榆林后，为了向突厥显示朝廷的威风，命人修造了一座规模宏大而豪华的行宫。并大宴突厥启民可汗及北部各族酋长贵族，还赐给启民可汗帛两千万段。隋炀帝这些劳民伤财、无功而赏的行为，引起朝廷许多大臣的非议。隋炀帝闻知后，非但不责己过，反诬人非，大肆杀戮朝廷大臣。就连先皇隋文帝驾下的老臣也无一幸免。由于隋炀帝的暴行逆施，引起臣民的不满，导致国力日衰，最后，隋炀帝终于被赶下台。
会奖罚而兴国，不会奖罚而亡国。领导者能不能熟练运用赏罚艺术，的确关乎事业的兴衰成败。如何把握赏罚之间的关系呢？不妨看看诸葛亮的观点。
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的《赏罚篇》中写道：奖赏用来鼓励立功，惩罚用来杜绝奸邪。奖赏不能不公平，惩罚也不能不同等。通过赏赐使他们知道所以要给予奖励的原因，勇士就会为了正义奋不顾身；通过惩戒使他们知道所要被处罚的原因，做坏事的人就知道有所畏惧了。所以奖励不能无根据地实施，惩罚也不能随便地乱用，如果没有根据地胡乱奖励，有功劳的人就有怨言，随便地惩罚，那么正直的人就会忌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人人都喜欢利益，通过满足利益需求来激发下属的工作热情，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这个利益不只是金钱与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满足。下属在钱物上得到了满足，在人格上得到了尊重，主观能动性便能够被充分地激发，潜在的能量就能得到淋漓尽致地释放，能够死心塌地地追随领导者。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蒙古的各亲王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委任王怀庆为多伦镇守使，负责征伐各个独立的蒙古亲王。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王怀庆率领的军队大获全胜，全歼了蒙古各独立的军队。袁世凯见王怀庆很能打仗，是个人才，就想笼络他。让他将这次作战的军费开个单据，到国库报销。王怀庆为了中饱私囊，就将万元的花费写成了40万元。谁知袁世凯看完后，将单子往桌子上一扔说："太少了，回去重写。"这着实令王怀庆感到意外，但他马上明白这是袁世凯给他的恩惠，心里暗暗高兴。回去之后，他又壮起胆子写了一张80万元的报销单据，谁料袁世凯看后仍然说太少。当王怀庆将军费报销虚报到万元之后，袁世凯才提笔批了"准领"两个字。王怀庆得了好处，当然感激不尽，心甘情愿地充当了袁世凯的"马前卒"。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有功下属的奖赏，是对其功劳的认可，能激励更多的下属建功立业。有功必赏无疑是让人心归附的一个好办法。领导者千万别因此走入了"重赏轻罚"的管理误区。
优秀的领导者对于"奖赏"与"惩罚"是一样看重的。因为惩罚能起到"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作用。一个团队的管理秩序必须靠惩罚制度来维持。奖赏固然能激发士气，但"赏"与"罚"也会让士气低落。在特殊的情况下，惩罚甚至比奖赏更管用。比如在战场上对临阵脱逃者的处理，就地枪毙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了。
"奖赏"与"惩罚"是管理的左右手，各有各的功用，缺一不可且二者并重。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奖惩分明，这不仅是一个团队的管理之法，也是一个国家的治国安邦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