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脏？大陆上常常有些物质主义者把一切都归结到“贫穷”二字上，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脏乱差，甚至是人的道德水准低下，一概都是因为没有钱的过错。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理论到了极致，也不过如此。其实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哪有这么简单。
钱在任何地方都不尽是汗水的结晶，所以说钱在许多时候是不干净的。所以我们把洁美的希望放在不干净的钱上，当然是大错而特错了。
求古气
台湾人中的一大部分，我想也主要是中产阶级以上者吧，极愿在衣着或其他方面求一点点古气，比如古声古气地说话，比如说穿一套中式绸棉衣裤之类。
他们没有忘了传统，起码看上去是如此。但多少也偏重了些形式主义。国学在他们那里普遍要好一点，这倒是真的；可是内在的深层的浸染，我也没有把握。
我们知道，台湾在几十年里与西方的关系并没有割断，他们的智识阶级比较大陆，英文起码要流畅得多。他们的西装也穿得要早，许多年前就在这些方面讲究了起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古气，像古香古色的家具装点的居所，特别是中式高档饭店宾馆又很多。中西结合之间，中的比重正在加大。
中产阶级把西化视为帅气和不让世界潮流，而把古气看成富裕的表现和资本。闲适是有钱人的事情，而最能凸显闲适和玩味情调的，当然还是国人这一套。一提起富裕的国人，人们立刻会想起柔软的绸装和水烟袋，想起手串子健身球之类。这些东西也许真的并不坏，但不知为什么总是给人一种腐臭的感觉。
时代不同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刻意地追求一种古气，会流露出其他东西也说不定。这是一个松弛的时代吗？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是一个松弛的小岛吗？我们知道也不是。可这是一个富裕的小岛，这儿的中产阶级多一点。而这儿的智识阶级中，中产阶级的比数起码要比大陆大得多。这样一想，心中也就了然。
我们有时候希望看到更朴素更自然的展露和流露。因为人的心情是无法从衣着举止上遮掩的。一个振作和奋斗中的民族，一片生机勃勃的充满了生长力的土地，一般都给人风尘仆仆的干练的感觉。
某种形式主义的漂浮感从学术场合也会看得出。一方面我们时时遇到学贯中西恳恳求真的读书种子，另一方面又常常遭逢一些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的假斯文。仿佛热衷于此道者多，具有深入领悟力的少而又少。像大陆一样，这儿在学术场合凑热闹的人总是多数。这些人吃惯了这一口，而且往往乐此不疲。这部分人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古香古色，颇像那么一回事，实际上既没有学术也没有艺术。他们只是惯于起哄，在最通俗的层面上打转转。
在这种学术和艺术的引导下，台湾也就出了那么多我们所熟悉的电视剧，言情和剑侠小说，出了那么一大群所谓的青年艺术追求者。他们当中缺少钙质，缺少力量和立场。风花雪月太多，而风花雪月更多的时候是对人生的欺和骗。当然，观众和读者也需要这些；只是这里要指出的是，需要，包括热烈的拥赞，都不能掩盖事物的本质。
还珠后
香港在感觉上离我们近得多了。起码是去去容易。去台湾，直到现在香港还是重要的一站。我们都认为比较理解香港，曾经更近距离地看望过她，说她是东方明珠。她与台湾差不多，也具有强大的世界性竞争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有何等了得的地位。
不仅是从图片上，就是亲临其境，我们更多地注意的，也还是她亮丽非凡的一面，挺拔秀丽的一面。我们忘不了她的幽蓝之水，神话般挺起在绿水蓝山之侧的金属玻璃结构的高楼。西人管了她许久，他们的蓝眼睛把她的许多地方也染得够蓝。这就是另一种文化施补的好处。西人要在这里住上许久，所以他们也需要她的洁净和媚人。他们需要在视野里愉悦自己，以便让自己有个好心情。
另外那儿是寸土寸金，除了填海造地，就是极需要向上开拓空间，这是高楼林立的主要原因。填海更难，想想一寸寸填出来的土地，那要多么珍惜，所以在填海处建出的东西也就分外美丽可观。
如果说她是一颗明珠，那么现在确是还给了我们。还珠之后，我们在感觉上离她更近了，可以更好地观赏她、理解她。一珠在握，灼灼有光。我们把这珠子放在手心里摩擦，贴在脸颊上亲近。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她的残缺，她的可怕的污垢。
原来她把最不堪的一面放在了身后，放在了角落。我们不得不去稍稍留意一下她那又窄又脏的巷子，那冒着浊气滴着浊水的无名屋檐。几乎紧挨一起的耸起的塔楼，上面有无数的分割出的小小格子，要知道这每个格子里都要接受和庇护一户香港居民。我们平时在街上所感受的汹涌人流，喧嚣之潮，都要按时收进那一个个小小的格子。这儿真是破败脏腻，干燥拥挤，几乎没有什么绿色，都是清一色的水泥高垒。这里最经常看到的是随手抛下的垃圾，是那些匆匆行走的市民，是在路口上憋着一口粗气的汽车。
我们不难想象闷在这样的小格子里的感受。这很快让人想起了常说的两个字：生存。他们在生存着，生存在这个世界性的都市里。这儿连气流都是滚烫的，所有的气流都是匆匆市民的肺腑把它焐热了的。吸着这样的气流，我们还会想起另两个字：挣扎。
没有众多的人在挣扎，没有他们为了基本的希望，为了温饱，为了一口舒畅的呼吸而去挣扎，也就没有了这个明珠的光泽之源。那时她将暗淡下去，她将熄灭。
这也多少使人明白了为什么世界需要贫穷和饥饿。保留了贫穷和饥饿，并让它们像影子一样紧紧跟在许多人的身后，让他们不顾一切地拼命摆脱。只有这样，财富和华丽，高楼，神秘不解的富豪，超出想象的享受，这一切才能如意地创造出来。
贫与富的差距有多大，创造的张力也就有多大。这儿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公平和人道，这儿只有竞争与发展，有速度，有无所不在的引诱。一个最繁荣的现代城市在许多时候不会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因为要繁荣就要注意留下许多穷人。穷人从来都是最强大最有效，也是最泼辣的劳动力。没有穷人，也就没有所谓的文明，没有宴会上郁金香酒杯里的香槟。
在这个明珠里活动着的一些人，他们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尽情地享用和消受。而在另一些角落，在小屋小巷中，许多人要一大早排队来买几根油条和一碗豆汁；偶尔让脸色焦黄的卖主用剪子剪碎一个松花蛋在碟里，就是一次真正的享受了。香港人要晚起，可是起早买油条的人还是那么多，他们才不管什么红灯绿灯，趿拉着鞋子，有的还边走边揉眼睛，呼呼蹿过路口。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方。同样的道理，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富人才会格外高兴，因为他们觉得人多好办事。而他们自己呢，住在僻静的水林之畔，只是偶尔才出来看一下繁荣。他们要看看别人怎样日夜冶炼“明珠”。
济南的泉水、钟楼和山
一
在济南住了二十多年，心中藏下的是最初几年的美好。济南素有三宝，即人人知道的杨柳、泉水和湖。我记得第一次去大明湖，沿岸走下来，踏着自然质朴的砖道，头上是飘拂的杨柳，再加上阳春三月，心里总是蹿跳着一个响亮的字眼：济南。
的确，当年走进青石铺就的街道，石隙里就有水。不知有多少泉，大大小小，或在一处喷涌，或在默默渗流。它们想必是一个泉的大家族，在地下交织串联，然后分头出世寻找阳光。还有杨柳，印象里总是迎向太阳，总是在微笑。
说到济南，除了泉水和杨柳，然后就是具有异国风味的车站广场钟楼了。苍黑的建筑肃穆沉静，蒙着一层岁月的烟尘。这是济南的象征。我每逢出差归来，远远的一眼看到钟楼，心里就涌起一股热流，马上泛起的就是对自己城市的亲昵情感。
济南的龙洞山在东郊，是我所看到的北方最绿的山。我第一次看到它时，简直没有发现一寸裸土。到处都是生旺多汁的植物，是滕蔓纠缠。野果多得摘也摘不完，小兽四处乱窜，头顶上盘旋着鹰。这里的古迹残址不止一处，虽然让人痛惜，但也令人生出一种追怀的伤感。遗址上总有高大异常的白果树，有精工细凿的石柱。
龙洞山，神秘幽深的山。它同样可以作为济南的指代。
总之济南的泉和柳、钟楼广场、龙洞山三宗，是一座城市永久的标志，更是她不朽的纪念。我甚至想，当它们有一天消失或破损之时，也就是这座城市衰败的开端。
我爱济南，爱她的得天独厚、她的不同凡响的拥有。
二
现在的济南是干燥的城市，给人的印象是尘土飞扬。湖还有，泉水不多了。杨柳和其他各种树都活得勉为其难。模仿外国人盖了几座高楼，像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我多么热爱自己的城市，可是泉水和杨柳在退却隐没，湖给整得惨不忍睹：沿岸安了摩天轮、各种塑料物件、玩器。我总是远远地躲开这个湖，因为我害怕触景神伤。
记忆中的泉水蹿起足有半尺至一尺高，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和泉水一起消逝的还有著名的济南火车站。那个美丽的钟楼，那片广场，曾经是济南的骄傲。可是它们令人难以置信地被拆除了，取代它的新火车站是半截凹在地下的庸俗建筑，灰头土脸，毫无可以让人记忆的风采。
不爱树，也不会有水。没有树和水，也不会有可爱的城市。几乎每一条街道马路都难免开肠破肚的命运，几乎每一个居民区都忍受着噪音的折磨。我相信这里没人能忘记夏天的酷热、冬天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深棕色云气。
再说龙洞山。如今的绿色少得让人难以理解。动物也消失了。它们原来存则并存，失则共失。一座在干燥中等待什么的山，像济南四周所有的山一样。多了几座小楼，游玩之所。那一个个神秘的苍绿峰头哪去了？雄鹰哪去了？
除了缺水少树，我所爱的城市很快还将被汽车拥住。可是尽管这样，有许多人还在不停地为济南的种种进步而欢歌。
当它到了林木蓊郁的那一天，我会从中找到自己遗失的城市。
狮子山下鸣尺八
在香港，爱文学的人有一个好去处，就是浸会大学的文学院。这儿来来往往的尽是世界各地的文学人士，校墙上走廊上包括饭厅电梯处，都常见一些文学演讲会研讨会的海报，可见文事很盛。这里的人如果逢会就赴，也会很累的。
我有一天见到了一张海报，上面有“狮子山诗歌朗诵会2010”的字样。我走开时还在琢磨“狮子山”，正想着它与诗摽在一起的气势，活动主办者就送来了请柬。
原来浸会大学位于狮子山下，他们自2004年起，每年必要举办一次诗歌朗诵会，邀请的大都是海内外著名诗人。来这里诵诗的人，自己有一份光荣，听他们发声的人也十分兴奋。
这是一间基督教堂，通常在每个周日里举办礼拜活动。诵诗这一天，能容纳几百人的大厅里坐得满满的，来听诗的人个个穿戴齐整，男士大都结了领带，女子则穿了漂亮的裙子。
每次朗诵会都有一个从远方请来的“焦点诗人”。诗人放大的名字印在海报上，这会儿又投射在朗诵会场宽大的银幕上。除了这个主角而外，还有香港当地的许多诗人参与。诵诗会同时也是一场音乐会，因为每位诗人的朗诵都要协配一位演奏者，他们操持的乐器笛筝钢琴黑管琵琶等等中西皆备，大多都是在各种音乐会上得奖的有成之人。
这一天，我除了听到动人的诗句，还特别认识了一种前所未见的乐器：尺八。记忆中，似乎从前人的诗句中读过这两个字，模模糊糊，未曾留意和追究。而这一次算是亲眼看见并近距离领略它的发声了。
它的面貌有些土气：不过是从竹子柢部斩下的一截，长约二尺，上边有四个洞眼。靠近柢部稍粗一些，弯弯的形似一个小小的喇叭，并因为有许多根须削后留下的斑点，让人想起这是一种“有根的乐器”。演奏者就像吹箫，将一端对准嘴巴。但它发出的声音与箫却大为不同，那么悠远那么凄凉，幽深而旷渺。从近处听，其音不觉大；从远处闻，其声又不觉小。它最上有一个半圆形的端口，这就让演奏者可以将其紧紧按在下巴上，吹奏时频频颤动或摆动头颅，从而发出特异的声音效果。
它悲伤时，不是呜咽胜似呜咽；它欢乐时，似乎正掩饰着顽皮的窃笑。但无论怎么，这声音还是太沧桑了。
这一天，由尺八伴奏的诗人坐了轮椅。诗人在轮椅上垂目低语或昂首咏叹时，尺八就在一旁声声陪伴。一种难言的意境笼罩了偌大的厅堂。
诗会结束时，诗人钟玲教授在我和尺八演奏家之间作了介绍。原来尺八在中国古代常属僧人：雨打芭蕉，头戴斗笠，悠悠吹奏。中年演奏家先是在日本、后来又去澳大利亚，前后跟从两位不同的尺八大师学习，这才有了目前的身手和功底。我问他：“学习这种乐器很难吗？”他点头，“难。”
一节竹根出妙音，它源自中华，留在异国。这不禁让我想起许多中国妙物，更包括思想和手艺，就这样被我们自己遗忘和疏远了，却被懂得品味的异族人保存下来。而我们自己，则常常费尽辛苦从大洋那边搜索，得了一些宝贝，也找来一些怪物，结果难免要误了大事。
很机械的西洋乐器如今通行，它们能发出精确的器械之声。而尺八这一类简单朴拙的东西，似乎更要依赖血肉身躯，二者更要紧密依存才行，其韵致也更传天籁。
诗歌当然如此。我们本是一个诗书之国，可是在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它在世俗之中突然变得有些陌生和费解了，就活像一节归来的尺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