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是朝廷的史官，这个职位可以世袭。司马谈有志于写一部系统的历史著作，也希望儿子长大了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并接自己的班。因此，司马迁从小就获得较好的学习条件，翻阅了皇家所有的藏书和档案记录。可惜传下来的史料并不多，要写一部历史巨著，这些材料是远远不够用的。因而司马迁很早就立志要到各地去采访和考察，以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几次游历，使他眼界大开，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为今后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谈死后3年——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经过充分的准备，他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动笔写作历史巨著《史记》。
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有位大将名叫李陵，因为投降，被汉武帝杀了全家。司马迁挺身而出，根据自己平时对李陵的认识和了解，在武帝面前替李陵辩解。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有意抬高李陵而贬低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越想越恼，就把司马迁关进监狱，问成死罪。
当时犯死罪的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拿出50万贯钱赎身；二是接受奇耻大辱的宫刑。他家并不宽裕，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了完成《史记》，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宫刑是一种极其残酷野蛮、侮辱人格的肉刑，受了这种刑罚而活在世上，是比死还要难受的。受刑后，他在暗无天日、密不通风的“蚕室”里躺了100多天，受尽了精神折磨与肉体煎熬。可是他为了写完《史记》，顽强地活了下来。出狱后，他虽几次想到自杀，但一想到《史记》尚未完成，就咬了咬牙，含垢忍辱，百折不挠，呕心沥血，发愤著书。
公元前93年，司马迁终于用竹简写成了一部52万多字的历史和文学的不朽巨著——《史记》。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经过
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俄国，正处于一个十分动荡的时代，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了当时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关切和注意，他想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
1963年夏天，托尔斯泰开始写一部中篇小说，叙述1856年从西伯利亚到俄罗斯本部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故事。
由于小说中写到历史事件，作品的规模大大扩充了，出现了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库图索夫、斯彼兰斯基等那一历史时代的著名人物。要写好这些历史人物，必须广泛地研究那个时代，了解19世纪初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原因。为了获得这类知识，托尔斯泰研究了俄罗斯和外国有关1812年战争的著作。
在写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常不断地作笔记。在莫斯科、在亚斯纳亚·勃良纳、在基辅公路上散步、在和客人围坐喝茶——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用锐利的、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一切，为他的长篇小说写下一些零散的笔记，积累一些原始材料。
有一次，他的新婚妻子塔吉雅娜·别尔斯忍不住问他：
“你老是往你的小本子里记些什么东西呀？”
“记的就是你们。”
“我们有什么可记的呢？”
“这就是我的事了，真实总是有趣的。”他回答。
还有一次，他对妻子开玩笑地说：
“你以为你在这儿是白住的吗？我把你的行动都记下来了。”
确实是这样，他在妻子塔吉雅娜·别尔斯身上找到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的原型——自然而爽直、富有乐观精神的俄罗斯妇女的典型。他还从他的先人和亲属中寻找作品中的人物：如书中的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罗斯托夫伯爵的原型是作者的祖父；彼拉格雅·尼古拉耶夫娜·罗斯托娃的原型是作者的祖母；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原型是作者的父亲；玛丽雅公爵小姐的原型是他母亲；老公爵尼·安·鲍尔康斯基的原型是他的外祖父；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的性格，很象作者的哥哥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不过，托尔斯泰从来不描绘丝毫不改变的肖像。有一个朋友问他：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谁？他在信中回答：“如果我的全部创作都在于依样画葫芦……我是没有颜面发表出来的。”有一次谈论他的人物姓氏时，他说道：“假如直接根据一个什么真人来描写，结果就根本成不了典型，只能得出某种个别的、例外的、没有意思的东西。而我需要做的恰恰是从一个人物身上撷取他的主要特点，再加上我所观察过的其他的人们的特点，这才是典型的东西。”
在描写战争的时候，作者结合着他曾参加过高加索的战争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感受，极力想从“流血、苦难、死亡”中表现真正的战争，而不加任何掩饰。
小说《战争与和平》就是在不断地删改、斟酌中诞生了，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喜爱，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部雄伟壮丽的史诗巨著。
秋菊落英
宋仁宗时，22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即以诗、词、文章知名于世。宋神宗时任宰相的大文学家王安石，对他的天资聪颖，才气横溢，也十分赞赏。苏轼少年气盛，又自恃聪明，因而就难免要闹点小乱子出来。
有一年秋天，苏轼从湖州任满回京，到丞相府去拜望王安石。他在书房等了许久，仍未见王安石回来。这时，他忽然发现书案上用砚匣压了一张写了字的素笺，便取出来看，原来是王安石的《残菊》诗，只写了开头两句，墨迹尚未全干。苏轼边看边念：
黄昏风雨打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苏轼念完之后，暗自想道：“王荆公这首诗太不真实了。菊花其性属火，深秋开放，最耐严霜。它与春天开花的桃、李不同，只会在枝上枯萎，决不会被西风吹落，更不会花落满地，一片金黄。诗中说‘残菊飘零满地金’，岂不是太不切合实际了吗？”想到这里，苏轼诗兴勃发，技痒难熬，就提笔在王安石诗的后面续了两句：
秋英不比春花落，
为报诗人仔细吟。
续完后，苏轼又等了许久，仍不见王安石回来，便离开了王府。不久，苏轼就因这两句诗的缘故而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这年重九佳节，好友陈季常来看苏轼，苏轼十分高兴，便邀陈季常同往后园赏菊。
他们来到后园，但见秋菊盛开，景象万千。苏轼触景生情，便与陈季常谈起王安石的《残菊》诗：“王荆公说‘残菊飘零满地金’，这菊花不比春花，只会在枝头枯萎，哪会落瓣呢？”
谁知陈季常却说：“王荆公的诗有道理，黄州的菊花就是要落瓣的。”
苏轼不信：“我可没有见过落地的菊花！”
话刚说完，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盛开的菊花纷纷落地，一刹时，满园都是飘落的菊瓣，一片金黄。苏轼看得目瞪口呆，方才明白“残菊飘零满地金”确是事实；自己学识不广，批评王安石是批评错了。从此以后，他就注意仔细观察生活，对自己未弄清楚的事物，决不随便写入诗中。
锦囊
唐代著名的大计人李贺，虽然只活了短短27年，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而且后人称他为“鬼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李贺7岁便能作诗。有一次，大文豪韩愈来到他家，叫他当场赋诗。李贺早已胸有成竹，诗兴大发，挥笔而就一首《高轩过》的诗，使韩愈惊叹不已。从此，李贺便名声大振。然而李贺并不满足，相反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了。为了搜集、积累创作材料，寻觅佳句，李贺经常大清早就背上一只锦囊，骑上一匹白马外出游历。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每当触景生情偶有所感时，便及时写下来，投入锦囊中。一天下来总能写上几十条。晚上回到家，再把那些即兴写下的纸条掏出来，整理成一首首完全的诗，投在另一只锦囊里，而那只空锦囊，又将是他明天外出的伴侣。他的母亲见他从锦囊里掏出来这么多纸条，不禁心疼地说：“我的儿真是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呀！”
李贺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呕心沥血，写下了大量的名篇佳作。他的成功与锦囊是分不开的。
半船书
明朝有个文人叫陈济，在江浙一带颇有名气，人人都知道他读过半船书的故事。
陈济15岁那年，父亲让他带一批货到外地经商，临行前嘱咐道：“这是我多年积累下的货物，是咱们的一部分家产，你要认真替我做好这桩买卖，让家里人放心。另外，派两个可靠的师傅与你同云，帮你当参谋，打理生意。”
“知道了，货物卖完后我带些什么东西回来呢？”
父亲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看咱家看缺什么，你就带什么，但千万要长些心眼，货比三家，千万不要让人骗了。”
6个月以后，陈济顺利归来。全家人都十分高兴，称赞他有出自己，能够继承你业了。家里有赶紧从船上卸货，一看陈济买的物品，大为光火，顿足汉息道“你都买了些什么啊！”原来陈济买了半船书回来。
陈济说：“这正是咱们家里缺少的啊！不读书积累知识，谈何做学问。”
从那以后，陈济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一本一本地读他的书。天天如此，一连读了七八年，终于读完了他买回来的半船书。书读得多了，积累的知识也多了，他就开始试着写些辨伪论真的文章，此时他文思如泉涌，几年积累下来的知识都用上了。他写的文章不讲究词藻的华丽，只求简捷明快，疏通事理。他常说：“好文章应该像布帛菽粟一样，要有益于世。”
有人表示疑惑，说：“你读了半船书，文章又写得好，为什么不参加科举考试，谋个一官半职？”
陈济笑笑：“我读书是为了写点我愿意写的文章，当今谋取功名的人那么多，不少我一个人。”
陈济不求功名，但却出了名。
后来，经人，陈济与解缙、姚广孝参与了修纂《永乐在典》的工作。这全得益于他产时的大量和积累。
谜恋昆虫的法布尔
法布尔是一位科学家，在生物学方面颇有造诣，为写好这《昆虫的故事》这本书，天天起早贪黑地去观察昆虫，从不想当然地下结论。
一天清晨，法布尔起床后，又照例去观察昆虫。他的妻子拉住他说：“昨晚，你不是产今晨有客人来吗？”
法布尔这才想起来，忙脚回书房去了。
一会儿门前来了一辆马车，法布尔看见一位达官显贵从马车上下来，急忙迎了上去，此时他穿着一件布满破洞的衣服，引领客人进了书房。
一会儿，客人走了。
法布尔的妻子问道：“这位客人是谁？”
法布尔说：“教育部长！”
“啊呀，你怎么穿着有破洞的衣服见客人啊！”
法布尔笑笑说：“我哪有没有破洞的衣服呢？”原来法布尔为了写好关于昆虫的书，到处观察昆虫，树枝、荆棘剐破了他许多衣服。
说完法布尔又去观察昆虫了。
法布尔到一个大花盆前，一大堆昆虫正向花树上爬，等第一条虫子刚爬到顶，法布尔就用刷子把下面的全部痕迹刷干净，又用抹布把花盆四周擦干净，不让虫子吐的丝留在上面。为什么呢？原来，前几天法布尔看见一群虫子正列队一边吐丝一边向上爬，等天黑后好顺铺好的路回家。法布尔想，如果切断丝路会怎样呢？于是他擦断丝路，毛毛虫果然迷路了。法布尔为这事在花盆前整整观察了一天一夜。后来他终于依据自己的细心观察写出了《昆虫的故事》。
酒醉醒
相传，古时候有个叫仪狄的农夫。一天傍晚，他见禹王治水辛苦，就把自己酿造的米水给禹王喝。禹王一喝，感到醇香可口，就把一罐米水都喝光。不一会儿，他感到头重脚轻，便倒在地上了。卫士们以为仪狄用毒药毒死了禹王，要治他死罪。医官诊断：禹王呼吸正常，只是脉搏快些。
第二天早上，禹王睁开眼，见大家神情异常，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医官一说，禹王听了哈哈大笑。禹王请回仪狄坐下，问他给自己喝的是什么？仪狄就请禹王起名。禹王说：“我是昨天酉时喝的。酉时的水，就叫‘酒’吧！”医官站在一旁说：“您喝酒后不省人事，大家都以为您已卒了，但您又没卒，这该叫什么？”禹王说：“酉时喝酒，喝多了像卒，就叫‘醉’吧！”医官又说：“那么，您是昨天酉时喝酒醉倒，今天清晨太阳升起来时复生，这该叫‘醒’啦！”
“酒、醉、醒”三个字，就造出来了。
数字诗
数字是抽象的，诗歌是要用形象思维的，然而这两者结合，同样有佳作产生：可以是豪放的，“黄河入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可以是细腻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可以是沉痛，“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可以是感伤的，“六朝如梦鸟空啼”；可以是愤怒，“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可以是夸张，“孤臣霜发三千丈”；可以是讽刺，“三千宠爱在一身”；也可以是欢快的，“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不过，这些诗中的数字，仅是作“镶嵌”之用，真正的数字诗，必须是以数字为主体，如南朝民歌中的“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剩有二千在。”可以解读为是一个长途行者的倦歌——他在不停地算里程；也可理解是一个远离家乡，归心似箭的男子的情歌，期盼着早一点与心上人见面。——其实，路还长着呢。心理描写非常准确。
另一首“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个位基数词全无遗漏，又描绘了一幅恬淡宁静的田园风光，用之作为蒙童读物，真是一举两得。
电视台曾播放过的《宰相刘罗锅》，内中有一处情节：乾隆皇帝手持一枝鲜艳的红花，将花瓣一片片地剥落抛撒，口中念念有词，“一片一片又一片，二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刘墉信口接了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众人大笑。这出戏编得并不好，红花入草丛怎会都不见？明显有疏漏之处。
故事的“原产地”是出自明朝布衣才子徐文长。一冬日，他踏雪孤山，见放鹤亭内一群秀才正借酒赏梅，便进前求饮。秀才们不识泰山真面目，道是诗人聚会，不会写诗者不能在此喝酒。徐文长便“一片一片又一片”地作起咏雪诗来，前三句尚未念完，众秀才已是笑骂成“一片”了，说道，你这俗子是否只认识得数字和“片”字？想不到第四句“飞入梅花都不见”一出，秀才们顿时大惊失色。白雪飞入号称“香雪海”的孤山梅林之中，当然是看不见了，这种深邃苍茫的意境，奇特精妙的构思，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数字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