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文辉手里捏着电报像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半天不动一下，他简直回不过神来。最后他尤奈何地、又是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这小是坑人吗？
茹文辉咽不下这口气。
他拨通了女方的电话，要探问个究竟。开始女方不接电话，让家里人接，家里人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的事要他们自己做主，我们管不了。后来，茹文辉来了火气，说，她要和我“吹灯”，也得亲自给我说一句话，总不能隔山隔水发份电报就交待了。女方这才拿起了话筒，结结巴巴地说：你是最可爱的人，但不一定是最可亲的人。茹文辉问：为什么？对方回答：天各一方，爱情从何处体现？
茹文辉长叹一声挂上了电话。
10连指导员李玉兵也是与茹文辉谈恋爱的经过相似、命运一样的一个“单身族”。所不同的是，他的那位女朋友是个军人，而且是同窗学友。
李玉兵在解放军重庆通信工程学院上学时，结识了一位女朋友。当时学习紧张，再加上学校不允许学员谈恋爱，他俩只能转入“地下活动”。感情这东西是任何人都禁不住的，你可以制约他，不让他谈恋爱，但是你绝对做不到不让他去爱一个人。李玉兵和他的女朋友的恋爱关系就是在他们上学期间确定的。24岁的李玉兵不但长得很精神，1米74的个头，而且血气方刚，志气高远。
1995年夏天毕业时，他主动申请要求到西藏去工作。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做了深入的调查考证之后下这个决心的。他从来没有去过西藏，但是他知道那个地方是异常艰苦的，而且知道艰苦的程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他对领导和同学们说，我年轻，不怕吃苦，我要在那儿干一番事业。他的想法得到了女朋友的支持，她对李玉兵说，我虽然不会要求去西藏工作，但是我钦佩你，你是个真正的军营男子汉。李玉兵的要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学院的批准，且当时还把他和其他几个主动要求去高原、边疆工作的同学，当成典型热热闹闹地宣扬了一阵子。他的女朋友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部队工作。
李玉兵到西藏后，先后在那曲通信连当技师、当雄通信连当副连长，1999年初就任现职。他是带着爱情的芬芳来到西藏的，所以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他的心里也奔涌着甜蜜的浪花。有一次，他随外线班的战士到藏北某地去排除线路故障，在大风雪里跋涉了整整一夜，几乎被大雪掩埋在山里，他们还是坚持寻找到了故障点，立即排除了。苦吗？这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他说，苦日子不让我们年轻人过，难道让老人们去受罪吗。
李玉兵在高原的生活是很充实的，充实的最主要表现是他经常能收到女朋友从北京寄来的信和包裹。信是鼓励他安心工作，包裹里则是寄给他的所需要的通信方面的业务书和资料，有时还夹一些他喜欢吃的小食品。李玉兵满足了，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工作着。
也许是李玉兵太粗心，也许是他对女朋友爱得太深，曾经一段时间，女朋友的“钟点信”没有点了，变得有一搭没一搭的收到一封信，甚至好久也不见信来。开始李玉兵丝毫没有去想这里面会有什么问题，他们已经谈了三年朋友了，不短啊！直到有一天收到“最后通牒”的信后，他才恍然大悟，他才明白爱情这两个本来很神圣的字眼在有些人眼里原来变得那么势利。那封信上女朋友写着：我们应该活得现实一些，我在北京，你在西藏，我们即使走在一起也无法得到幸福。所以我想了好久，我们还是分手为上策。
李玉兵也变得“现实”了，他把原来准备好的一大堆送给女朋友的礼物（这里面有不少是女朋友曾经渴望得到的西藏独有的纪念品），全部寄回老家，让哥哥、姐姐去享受。他没有因为失去一位曾经爱过的姑娘而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他说，我永远为我是一名军人而自豪，我仍然为我能在两藏这块祖国的土地上工作而骄傲。我要寻找一份属于我的真正的爱！
2001年的元旦刚一过，李玉兵从当雄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他问我新世纪的第一年还来西藏吗。我说，肯定会去的。他很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到时我想让你帮我修改修改我写的几篇文章。我们连队的好人好事太多了，逼着我提笔写稿了。你们作家来就好了，肯定会写出许多感人的作品。
李玉兵没有失恋，他在西藏继续开拓着自己的事业和人生之路。他仍然站在世界屋脊上仰望着阳光灿烂的明天！
在这里，我们应当感谢《中国青年报》年轻的记者何磊，2000年7月他走了一趟青藏线，回京后写了一篇通讯《青藏线上的年轻人》，登在他们的报纸上。他在这篇通讯里提到9连指导员穆西宁这位被人称为“吹灯兵”的苦恼。何磊的稿件当然不足“征婚广告”了，但是对穆西宁而言，却实实在在地起了“征婚广告”的作用，这使他和他连队的战友们都为之高兴的事情。
穆西宁是1991年1月入伍，5年前他从解放军广州通信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驻唐古拉山6连当副连长。唐古拉山被人称作青藏线上的“西伯利亚”，那儿的男人没有女人问津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交通不方便，信息太闭塞了。穆西宁不可能去改变这种白古形成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说他不可能让女人来到唐古拉山上，更不可能让她们去爱她们根本不爱的大兵。穆西宁不可能去做的事情，却有人尽力替他去做，亲戚朋友、连队的战友，还有部队的各级领导，都给他当过“红娘”，牵过线，最终也没有把—个姑娘“牵”上唐古拉山。穆西宁当然不会死了要成家的心，但是他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了。他是个当代大学生，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明白这种“转移法”可以使自己的心态起码会得到暂时的平衡。
而且常常有这样的事：好事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你的眼前。
穆西宁不刻意去找女朋友，说不定会有女朋友“不知不觉”地去找他。
他专心致志地去做他的本职工作了，巡线，查线，排除故障。
他还把自己的实践记录在案，等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升华成一篇篇论文，他相信那一定是既有青藏高原特色又有普遍性的论文。就在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世界屋脊上，向着他描绘的美好前景奔去的时候，他似乎才感受到，一个男子汉除了得到女性的真爱是幸福的之外，还有一种幸福：这就是工作着也是幸福。
穆西宁在唐古拉山当副连长时，是个称职的副连长；1999年调任当雄9连指导员后，又是一个出色的指导员。要不是这样，《青藏线上的年轻人》那篇通讯不会报道他，当然那篇通讯也提到了他作为一个大龄青年的苦恼。没有想到，年轻军官的苦恼，引起了那么多的热心人的关注。到2000年底，内地一些单位的团组织和姑娘们寄到9连的信不下20件，她们愿意更多的了解穆西宁的情况，希望能和他建立通信关系。其中有一位姑娘的信最能拨动穆西宁的心弦。那姑娘是西宁市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几年前经别人介绍，她和穆西宁见过面，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后来不知何故，姑娘就不给穆西宁写信了。最初，穆西宁还单方面地给姑娘写了一封信，见呼唤不来一个字的回信，他只好作罢了。《中国青年报》的覆盖面显然也辐射到了那位姑娘的心上，在那篇通讯登出不久，穆西宁收到了姑娘的来信。她在信上只字未提她昔日中断联系的原因，只是描绘未来的蓝图。穆西宁本来对姑娘就有很好的印象，经过这一年多的爱情沉淀，仿佛更体味到姑娘这次主动行动的可贵和分量。目前他们信件的来往比较频繁，虽然穆西宁不会轻易给大家泄露他们通信的内容，但是同志们从他那满脸的笑容和走起路来快捷的脚步上可以推知，爱情进展情况是喜人的。
2001年元旦之前，穆西宁因为得了感冒到拉萨治了几天病，姑娘得知后几次打电话到9连找贾智慧连长，询问西宁的病情，她有几分着急地问：连长，他的病情重不重？贾智慧很风趣地回答她：头痛脑热的小毛病，谁没有得过？我们的指导员在这山沟里窝得心慌，想去“看看拉萨新面貌”，顺便再去瞧瞧病。姑娘笑了，贾智慧也笑了。
笑声毕竟是好的兆头。大家都在祝愿姑娘的笑声永远不落，穆西宁心想事成！
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这18位军官不会一辈子当光棍汉。
2000年夏天，文义民政委到这3个连队蹲点时，了解到了18个干部找对象难的情况，特别是当他得知10连工程师张东峰也是“困难户”时，怎么也想不通。张东峰系大学本科，专管光缆通信干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也被好几个姑娘甩掉过，他29岁了。文义民对此事很不理解，他对通信总站的领导说：
2001年，张东峰再找不到对象，我找你们算帐！
不久，李海乾副政委到拉萨几个部队去考核干部，专门就如何解决张东峰等18个干部找女朋友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说，据我所知，这18个干部绝大部分是军队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他们肩负着重要责任。所以及早而满意地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兵站部现代化建设的大事。我想，起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每个人争取尽快地建立起幸福的家庭。第一，每年给他们的探亲假可以适当的长一点，不要因为假期短使人家好不容易引来的红线断了：第二，如果有到内地出差的任务，尽量派这些“单身族”去，增多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也让外面的人了解我们干部的情况，互相了解多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第三，饱汉要想着饿汉饥。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就是为大家服务，时时处处都要想着这些还没成家的干部，相对而言，我们走的地方多，接触的人也多，我提倡各级领导给这些“单身族”当红娘。
那天，我给9连贾智慧连长打电话，我对他说：请转告你们连队那6个没找到对象的干部，兵站部的领导都把他们的事情放到日程上了，在新世纪第一年定会有喜鹊登枝，好事接连不断！
五个女兵一人有一段故事
我到通信总站一连采访。
一连驻守格尔木，是青藏公路沿线机务站的业务指导站，北京至拉萨长话的中转站。它承担着数千里线路通信的载波、自动、话务、电缆、电源、长机、配线、外线维护以及光缆通信干线等专业的技术工作。
这是个男兵女兵混编的连队，但是大家都习惯叫它女兵连。
因为女兵占了一大半，也因为在一连最亮丽最动人的是女兵们。
与男兵们相比，女兵的生活是平淡的，经历也显得单调。但是她们的故事并不少。这些女兵们日夜不停息地用双手、用智慧、用心灵弹奏着天路琴弦上串串奉献的音符。
我很想走进她们的心灵，听听她们的心音。于是，在连长周强的安排下，我随便找了几个女兵聊天，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讲身边伙伴的故事。这样，就有了下面这些文字。需要说明的是，我离开一连回到京城后不久，她们当中有的女兵已经退伍回到了故乡，但愿她们在老家也能读到自己的这些故事。
彭瑶说：千万别失去机会。
一旦失去了，也别抱怨，再等下次机会。
彭瑶（话务员，2000年1月入伍，1980年出生于成都市）：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兵一到格尔木就得了感冒，发高烧40度，不住地流鼻血。班长晏玉蓉扶着我走进了连队，又扶我躺在了床上。她请来医生给我输液，随后她守在我床边，一次又一次给我量体温。直到第二大清晨我睁开眼，她还躺在我床头。这是我离开父母后第一次在部队感受到的温暖，也是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战友的深情。
我带着班长给我的动力走进昆仑山中的纳赤台，还到了长江源头。外线班的男兵带领我们搞野外训练。那天的天气真好，天空没有一丝云，蓝得像用清水洗过似的。冷嗖嗖地风吹着我的头发，我的感觉特好。我再放眼四野，草滩上有藏羚羊在奔跑，山坡上有积雪，这大概就是王老师你笔下常出现的六月雪吧！我的脚下是一条不算大的清澈见底的小河，我马上想到了长江，说不定它就是从长江源头流下米的呢！这时候，我最强烈的一个愿望就是想躺在草滩上伸开四肢，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会儿，那该是多惬意的事呀！可是，我不能，因为晏玉蓉班长大声喊着：训练开始！
我们的训练就是架线。女兵提线，男兵爬杆。这样程式化地干了一会儿之后，我有点不甘心了。为什么非得我们女兵提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