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新闻媒介要想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真正做到新闻公正，就必须要有独立性。如果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依附于某个特殊利益团体，成为维护其特殊利益的工具，是不可能担当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个媒体的依附性，而在于所有媒体都依附于某个特殊利益团体。如果是那样的话，新闻媒介就会成为公平正义的极大破坏者。致知的方式很多，但最根本、最有效的当属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其中，家庭教育的感染和学校教育的培养主要作用于基础道德认识的养成，包括对基础道德体系、框架等的认知等，社会教育则是一种长期的“浸润”过程，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道德原则、规范、理念的认同并能够据以自我约束、自我提升，渐渐内化为个人品性，对于道德认识和道德信念的最终形成、确立与坚持有着更为有力的影响。
新闻传媒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工具，在国人自著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中，徐宝璜即一语道破新闻纸（新闻事业）对社会的道德教化功能：“新闻纸者，社会之导师也，世人之无边大讲座也。”（注：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而西方传播学者也屡次证明了新闻传媒的教育功能。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们接触新闻媒介的机会与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充裕，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因此，新闻传媒完全可以担当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倡导诚信友爱美德，维护诚信友爱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规范的重要使命，促使社会成员充分认识到诚信友爱美德的可贵之处；充分认识到它对于社会发展、个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而自觉树立诚信友爱道德观念并身体力行，最终使之蔚然成风。
三、新闻报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胡锦涛同志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和谐社会的纲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最为清楚地表明执政党抓住了当前社会种种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入手处。对和谐社会纲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民主程序与法治政府，乃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应当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和谐社会，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让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使各种积极因素得到充分调动；就是要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确保社会的稳定团结；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和谐社会就是要充分发扬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法治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法治另一层重要的含义是，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个人和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法律支持。相对人治而言，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国家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一个不实行法治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国家。国家主要以法律手段来治理国政和进行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社会关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处于严格依法办事的状态，社会调控和管理才能摆脱随意性和特权，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基本的秩序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也可以说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结构，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发挥着特定的功能，也受到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的制约。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新闻传媒和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起到了互相推动的作用。
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提供的政治和法治环境。新闻传播事业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它可以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通过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手段，宣传某种意识形态，论证所属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合理性，通过说服教育，使人们自觉拥护社会制度，遵守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各国统治阶级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千方百计地去控制和利用新闻事业，正因为如此，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手中的舆论工具，更接近政治，更会受到政治法律思想的制约。
从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哪个时期的政治民主开明，新闻事业的发展就快；哪个国家的法治观念强，新闻传媒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就大。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专制禁锢和“左”倾思想的影响，民主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各项法律规范也不健全，新闻从业人员民主法治观念不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新闻事业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民主氛围；政府对新闻传媒的控制相对纳入法治轨道，新闻传媒的一些权利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现在我们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民主法治作为首要目标，对新闻事业来说是新的发展机遇，又是新的挑战。
（一）新闻传媒的民主权利将受到政府支持和法律保护
面向社会公众的新闻传播，具有近现代平民意识和平等精神。没有起码的民主意识，是不能容忍新闻传播存在于世的。因此，新闻事业从其诞生那天起，就大声疾呼新闻自由，要求给传媒和公众必要的传播新闻和接受新闻的民主权利。政治民主是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权利保证。有了充分的民主权利，新闻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新闻传媒的民主权利主要建立在公民的民主权利基础之上，是新闻媒介为完成人们获取信息的委托必须拥有的用以采集和发布新闻的一定权限，主要有以下三种：
1.知情权
知情权又称获知权、知晓权、知悉权、知的权利等，是指公民获取有关社会公共领域信息以及与本人相关信息的权利，具体可以包括政治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知情权是人民的权利。新闻媒介这种以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为主要功能的大众信息传媒，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公民实现知情权，承担起告知人民的神圣职责，让关于事实的信息得到全面而充分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知情权也是新闻自由和新闻话语权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传媒的基本功能有了巨大拓展，它包括：（1）提供有序参与、治理民主所必须依据的事实；（2）提供愿望的“交易所”，通过妥协解决利益冲突；（3）提供意见的市场；（4）提供道德的立法院；（5）帮助理解、评判“约定”，即法律与法令；（6）监督违约（违规）行为。
知情权目前还没有被宪法确立，现有的对知情权的法律规范对于知情权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全面性，且法律保障力度不够，难以体现知情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利地位，由此导致的结果往往是：一方面，公民知悉、获取政府信息的法律依据尚不充分，政府也没有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公民对于政府拒绝公开相关信息的行为缺乏救济的手段与途径，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民主和法治意识淡薄的地区，出现不尊重甚至公然践踏公民知情权的现象。
因此，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需要我国宪法对公民知情权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应把知情权纳入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在宪法的层面确立知情权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目前知情权立法呈现较好的趋势。广州市、上海市、深圳市等先后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立法，这些地方立法走在了全国立法的前列，为制定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作出了探索。
2.表达权
表达权又称表达自由，《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言论和表达自由是主要的公民权之一，其含义是指公民在任何问题上均有口头、书面、出版、广播或其他方法发表意见或看法的自由。新闻传播的民主权利最基本的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之一，是表达自由的最为重要的实现途径。表达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最为重要的民主权利之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得到了法律的切实保障。新闻自由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对民主的保障和对建立法治国家的促进。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民主意味着政府以保证人民享有自由为终极目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民主也意味着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源泉自然应当有权对国家的管理进行监督和参与管理，而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保证人民的这种监督，表达自由以及新闻自由则是人民行使这种权利的重要途径。
自由是法律的目的，这已成共识。古罗马的西塞罗早有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法律只有以自由为其终极目的并成为保障自由的重要手段，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实施，才能成为“良法”。因此，自由在法治国家的建立中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法治国家具有民主完善、人权保障、法制完备、法律至上、司法公正、依法行政等特征。而在此中，新闻自由的充分行使能够促进以上目标的实现，并保证公民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从而在客观上，新闻自由能够起到促进法治国家建立之功效。
我国的《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国新闻自由有着最权威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历来对新闻媒介的严格控制，新闻自由成了一个敏感话题，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和谐社会要建设社会民主法治，就要肯定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合法性并予以保护。当然，我们在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所享有的新闻自由，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不触犯国家、社会和他人权利的新闻自由。
3.舆论监督权
广义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切传播媒介和传播途径，表达意见、建议，形成舆论，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及相关人物的言行进行监督，进而影响公共决策和权力运行过程。狭义的舆论监督，是指新闻舆论监督，公民依法运用新闻传媒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和呼声，表达自己意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及相关人物言行实行监督。在这一过程中，公民所享有和行使的就是舆论监督权。（注：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新闻舆论监督权的主体是人民，归根到底舆论监督是属于人民的权利。但是人民不通过新闻媒介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新闻舆论监督权。公民在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时，新闻媒体不是被动接受，被公民所借用，仅仅提供一个舆论阵地和平台，而是主动介入，核实所监督内容的真实性及社会价值大小，甚至派出自己的记者直接参与调查，加上自身对事件的理解，形成新闻舆论监督，使公民的新闻舆论监督权得以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媒介和新闻记者也是舆论监督权的主体，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众批评建议权就是一种舆论监督权。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6条规定：“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二）新闻传媒的传播活动将纳入法治轨道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法治时代，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实行依法治理。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更是奠定了法治的地位。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新闻事业作为国家行业中的一个具有特殊职能和地位，承担着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以及履行舆论监督任务的特殊行业，更需要依法治理。站在新闻工作、新闻事业发展需要的角度看，从新闻工作目前的实际现状看，也是如此。
目前，我国新闻法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效力层次低，以行政管理法为主，而且忽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和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例如对传播者即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如采访权、报道权等，法无明文；有些已被法律承认的权利也还很不完善，例如对舆论监督的规定；新闻侵权法律制度不健全；新闻媒体竞争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以及新闻媒体工作者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统一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1.让新闻活动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