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者将偏见或感情隐藏在像“（被）拒绝”、“憎恨”、“坦白”和“粗壮”这样具有微妙的贬低意义词语中是不公正的。公正要求直截了当而不是闪烁其词。
（二）意见多元
和谐社会，包含着“人人皆言”这一重要内容。现代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必然会有多种意见和观点的出现。政府和新闻媒体在反映这些意见和观点的时候，出现不一致是正常的，因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关键是双方要在一个宽容的氛围中和法律的框架下，沟通歧见、赢得共识、达成良性互动。可以预测，在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信息会越来越公开，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时代》周刊前总编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曾坦言“最不喜欢‘客观’一词”。他说，“我也不相信所谓的‘客观’，因为‘客观’本身就意味着没有主观意见，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可能有20个相关事实，如何将新闻写出来，就会有先后顺序的排列，而记者必须决定这个顺序，这就是一种主观的价值选择，无论你是中国记者，还是美国记者。”塔尔伯特又强调，“在新闻中强加给任何人任何观点都不是件好事。意见的多元化才能促使社会健康的发展。”（注：陆娅楠：《专访时代周刊前总编》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2003年12月3日。）
在新闻媒体面前没有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绝对划分，有的只是媒体给予的观点和标签。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急剧分化时期，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信息的交流和反馈不及时，就会导致利益关系的紧张。矛盾之所以有时候会激化，往往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系统而又规范的信息交流机制，社会积累的不满情绪得不到有效释放。
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新闻传媒应当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使他们拥有平等、合理利用媒介的权利和机会。在此基础上，新闻传媒才能发挥自己作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作为各方面社会利益的诉求平台、成为协调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和排气阀。这要求新闻传播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迅速及时准确地传播信息，避免因为信息不及时、不准确而造成疑惑和误解；二是为矛盾各方提供平等地利用新闻媒体表达意见的机会，并且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绝不能因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压制甚至剥夺某一方利用媒体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三）报道平衡
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西方报道国际事务的专栏作家很重视平衡感。这是因为在报道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务时，尤其需要把握平衡手法，才能左右逢源，使自己的推断和预言不至于过于武断而被动。在报道其他事物时，西方记者也注意采用这种写法。平衡报道手法作为一种模式，在不少情况下是可以采用的。当然，平衡手法不是讲多种因素、多种意见均衡地、中庸地报道，而是把某种因素、意见作为主要的因素、意见突出进行报道，这主要的因素、意见就是倾向性，同时要“顾及”或“注意”点出其他的因素、意见。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是表现令人更加信服的倾向性，是寓倾向性于全面、客观、公正之中。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信息量的平衡、双方观点的平衡（指在报道中给不同观点的双方或多方以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机会）、报道力度的平衡、发布时机的平衡等。在难于讲清孰是孰非的情况下，比较好的报道方法就是信息量的平衡和双方观点呈现的平衡，媒体的倾向性主要通过评论形式体现。
（四）建立新闻监测机构，有效监督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利
在西方国家媒体中，大都建立了相关的机制对记者信息来源的真实性进行审核，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周刊周报，普遍实行严格的“事实核查”制度。即无论什么稿件，什么人所写，都由专门的事实核查员进行核查。事实核查员的工作就是要让采访对象确认记者采写的内容。美国的《公关周刊》的声誉监控表针对媒体对某个企业的报道情况进行每周快速监控，而Thomson Intermedia推出的全国新闻指数（NNI）则用一年的时间为不同企业声誉的兴衰提供了另一种参照。
在我国也有部分地区出台了舆论监督稿件要由当事人审看的规定。据《金陵晚报》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对市属媒体新闻舆论监督的管理，确保舆论监督报道客观公正、导向正确、依法依纪、有序有度，更好地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南京市委宣传部下发《新闻单位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办法（试行）》。《办法》规定，记者采写的舆论监督稿件须与当事人见面，并经编辑、部主任、分管总编辑三级审阅审定方可见报。记者可用传真的方式将稿件发给对方，也可以请对方到社（台）看稿，还可以直接送稿上门请对方审看，让当事人对报道所涉及的新闻事实进行核对，并签署阅稿意见。否则将作为重大差错处理，对记者、编辑、值班主任做出处罚。这一《办法》的出台，为有效监督新闻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先河，也体现了南京市政府对建设企业发展环境的重视。
我们相信，在全国各级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作为衡量投资软环境标准之一的媒体环境一定会更加纯净、公正、可信，企业发展环境也一定会更加美好。
二、强化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记者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所有国家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客观、真实、公正、平衡。媒体需要有受社会尊重的职业操守，最基本的准则是对所有新闻事实进行必要的核实。但就这几年来我国的媒体运行状况来看，守望者不时在守望中“失守”，而记者的良知则慢慢为欲望所支使，公信力渐渐丢失，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忧虑。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其《媒介商业化与新闻幻像化》一文中对当前新闻界存在的浮躁、不负责任的报道归结为，商业媒体社会里，记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仅仅为养家糊口而日夜四处奔波的人。为什么这样忙碌？媒体作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企业，其投资者和所有者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就是要想方设法用最低的投入和成本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最有效减少投入和成本的办法就是减少媒体人力资源的投入。如何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呢？广告和发行人员不用减少，因为多半媒体对广告发行人员不发工资，而是给予销售提成，唯一减少的人员投入是记者编辑队伍，用最少的编辑记者数量和投入，获得轰动的封面文章、丑闻报道和独家新闻。
当前媒体的浮躁，与20世纪美国新闻界的表现有很多相似之处。20世纪，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侵蚀了自由主义最初的思想精髓。美国新闻业者就认为，他们和其他私有企业一样是在做生意。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新闻自由，不受限制地采集信息，经过记者、编辑的加工，成为新闻而传播给大众。这些自由被滥用的行为，使人们对自由失去了原本坚定的信任感。不负责任的传播态度，使得传播活动损害了社会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也使大众传媒本身面临信任危机。
所谓媒体的社会责任是指媒体在充分享有法律给予的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责任。无论大众媒介置身于怎样的社会中，它们都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每种媒介都要对依赖它们而获知信息的公众、团体负责。不管是私有制媒介，还是政府所有制媒介，不管有无新闻控制存在，也不管这种控制是来自新闻机构本身，还是来自外部力量，责任都是存在的。
我国新闻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在转型时期，加强对新闻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以保证道德建设和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尤其显得重要。强化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新闻媒体的社会公信力迫在眉睫。
如前所述，公平正义的核心就是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因此，利益冲突是影响新闻公正的最主要原因。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新闻工作者和媒介往往也是各种利益关系中的一极，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是各种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要竭力争取的对象。新闻工作者应该避免可能影响新闻公正的利益冲突。正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准则规定的那样：新闻工作者除对公众的知情权承担义务外，不对任何其他利益承担义务。
第一，避免因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的冲突影响新闻公正。
新闻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求不正当的利益，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
第二，避免因担任其他社会角色引起的利益冲突影响新闻公正。如果新闻工作者在政府、政党机构、商业企业等机构中任职，很可能会使他在新闻报道中倾向于其所任职的机构，为它们的利益服务，变成这些机构的代言人。所以，新闻工作者如果兼任新闻工作以外的职业，那么必须注意这些角色职务的相互独立性，尤其应该避免担任那些可能降低公众对其职业信任度的职务。在有的国家甚至明确反对新闻工作者兼任新闻工作以外的其他职务。比如，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就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不能在政府部门、立法或司法机关、政党的管理机构或任何有政治性质的组织任职。新闻工作者应当意识到，一旦卷入政治，他的职业活动也就随之终止了。约翰·赫尔顿在《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一书中曾说到这样两件事，一件是，有一年，一些记者发现，伊利诺伊州有50名记者多年来一直拿该州政府的津贴，而同时却对该州政府活动作所谓“公正”的报道，他们揭露了此事，并因此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另一件事是，在1973年，《华盛顿明星新闻报》曾刊登一则报道，说有35名美国记者秘密地拿中央情报局的钱，充当暗探，并说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在中央情报局秘密发薪名册上的记者更多。这一事件的披露使美国新闻业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三，避免因为与媒体机构的利益冲突影响新闻公正。媒介所有者和管理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比如，只准许报道对自己有利的新闻，不许报道对自己不利的新闻等。对此，新闻工作者应当竭力维护新闻公正，坚决予以抵制。但是，由于在这一冲突中，冲突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和管理者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要么屈从，要么走人。
强化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的内涵和要求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还包括以下几点：（1）公正地批评和评论。（2）与同行公平竞争。（3）用正当手段获取新闻，不得对采访对象采用欺骗、收买、诱导、骚扰、恐吓等手段获取新闻。（4）不得对与报道无关者造成伤害，例如在电视画面中出现的与报道不相关的人，在犯罪报道中提及与案件不相关的人的姓名或身份等。
此外，更正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义务，对被报道的当事人来说是权利。当新闻工作者发现报道中的内容有错误，有义务主动更正；如当事人发现报道中有错误，有权要求媒介进行更正。无论是主动更正还是应当事人要求进行更正，一般都必须做到：尽最大努力、毫无保留、迅速、公开、主动、显著、在同一媒体上刊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更正的义务是无条件的，即使错误之处已广为人知，也应该予以更正。在许多国家还要求在更正的同时必须道歉，而且道歉必须是公开的。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都没有明确提到视听媒体的更正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准则提到转载中的更正问题。但是应该讲，如视听媒体在报道中出现错误，如媒体转载了其他媒体的错误信息，也应该更正。因为除了纯粹由报界制定的准则外，其他准则中并没有对负有更正义务的媒体作出特别的限定，只要是报道中出现了错误，就应该更正，不管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也不管是原载媒体还是转载媒体。
广告收入是媒体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广告商常常以不在某媒体做广告为由，向媒体施加压力，要求媒体不报道于其不利的新闻，或者要求媒体刊登宣传自己的文章。而媒体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新闻报道中为广告商做宣传，对其不利的新闻则隐而不报，或者在广告中作夸大宣传，或者刊登广告新闻，做隐性广告等。新闻工作者不得因广告或其他商业因素影响新闻公正，在报道中不得偏向广告商和特殊利益群体，要自觉抵制他们影响新闻报道的压力。但是，如果新闻媒介为了自身的利益，主动迎合广告商或其他商业组织的利益，就是一种严重的违背新闻公正原则的行为了。在我国，随着媒体的日益市场化和商业化，这些现象屡见不鲜，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前面已经谈到，媒体内部的压力会威胁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媒体的商业化使媒体的商业利益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媒体的经营管理者为了商业利益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工作的情况时有发生。欧洲委员会新闻工作职业道德规则指出：至于新闻业，必须认识到它依赖于媒体。媒体是有限公司结构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存在着出版商、经营者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差别。因此，不仅要保护媒体自由，而且还要保护媒体内部的自由，抵制来自媒体内部的各种压力。新闻工作者相对于其所在的媒体机构，必须保持一定的职业独立性，重其人格、思想信念和劳动，不得对其提交的新闻稿件进行有违公正的改动；有权参与报道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并有权在所在媒体观点栏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使他的观点与媒体编辑方针不一致。
在履行职责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其所在机构应该为他提供包括经济收入在内的物质保障和职业环境，提供最新的和完整的职业培训；新闻工作者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其所在机构的事务；当媒介提出的职业要求伤害了他的尊严，并在本质上改变了编辑方针，新闻工作者有权要求媒介遵守“良知条款”（conscience clause）；当新闻工作者面临压力时，其所在机构应该为他提供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