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骢骢
人的一生就是在自己的身体里旅行。思想的、道德的、加速度的旅行。它可能是闪亮的,也可能是黑色的,线路弯曲,向纵深蜿蜒,但我们看不到它消失的地方。路上有开着各色花朵的草丛,茂密的槐树林,淌着清晨霞光的河流,高高的山冈披起淡淡的云雾,迟暮下炊烟袅袅的屋顶—我们的旅途景象,布满伤感的动人的美学。
“我离天越来越远,离地越来越近。我已经读不动书啦。”徐克义老人坐在我的书房里,说:“上饶县历代以来的文化资料,我搜集了二十年,比县志还全。谁能出资出一本书就好了。”我是早上去上班的路上碰到他的,他散步到我家楼下。他是我郑坊老乡,又是我单位的离休干部,更是博学的上饶通。他的刚直坚毅和严谨治学使我对他礼敬有加。我泡了一杯大鄣山茶,说,慢慢聊,先看看我的书橱。“人老了,茶不敢多喝,容易上厕所。年轻真好。”他爽朗地笑了,又说,“我经常梦到做地下党的时候。那时我们为梦想而活。一晃眼就快八十岁了。去年,我检查出肝硬化,我就更不能耽搁光阴了,尽快要把书出出来。”他稀疏的白发和空阔的牙床,让我读到了时光的雕塑。
回到办公室,我整个上午也没有说话。我仿佛看见了一种神秘的东西降临,让人恐惧,额头漫过无边无际的虚无—到了终点站台,一片安静的大海突现,四周寂寂,人迹杳杳。它的降临是巨大而无可抵挡的。
最后的时刻,为什么我们才知道,其实整个旅途都是孤单一人。有的提前下车,有的继续奔跑,我们的终点站只是一个人的车站。
可耻地说,我的生存哲学是身体至上,适度的享乐,吃好睡好,干事不会到斯人独憔悴的地步。谁不让我睡好我跟谁翻脸。失恋绝不痛不欲生,去干割腕的蠢事,反而我时时提醒自己,精神萎靡不振更要吃好休息好。也可以这么说,外界很难改变我的精神状态,我在自己的轨道里自由滑翔。
我很怕身体受到伤害,哪怕是去医院打针,我也小孩一样全身痉挛。我两岁的女儿比我勇敢,打针的时候,她会说:“打手手,我不怕。”她边说边伸手。她经常扁桃腺发炎。去年回乡下过年,她发烧得抽筋,我老婆吓得号啕痛哭。女儿打了镇静剂,就一边吊水一边吃东西了。她还不怕苦味,嚼苦药丸嚼糖一样。我就不行,黄胆水都会吐出来。去年夏天,我做了一个小手术,从手术台下来,我几乎虚脱过去,扶着墙走路,扶到电梯口,就撑不住了。护士惊慌失措,叫:“医生,医生,他瘫下去啦。”
体育能锻炼身体,是谁都懂的道理。但我只参加短跑、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活动。足球、篮球、标枪、铅球,我摸都不摸,因为我担心场上会发生意外。我从小就如此,没一个体育老师喜欢过我。我的爱好就是漫山遍野地乱走,漫无目的,跟疯子没两样。1996年,我拿到驾照,我目睹了我同事的交通事故—那个手扶拖拉机手在拐弯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吉普车挤死在驾驶座,连呼喊都来不及,头耷拉下来,血喷涌而出。我的同事当场烂泥一样瘫在地上。之后,我再也不去开车。我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人。
一次,下班回家,我趴在餐桌上,对老婆说,快给我一杯糖水。我双手止不住地打抖,冒大颗的虚汗,浑身瘫软。我老婆说怎么会这样,吓死人了。我说,我饿,我有低血糖。我忍受不了饥饿,饿了内心发慌,什么都吃,能塞肚子就行。上帝如惩罚我,千万别让我饿着。
我还有恐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脑发晕、缺氧、腿软、心悬,有向下栽的感觉。在有限的旅行中,我爬不了山也坐不了缆车,干脆绝了观山的念头。
这样似乎很变态,至少精神有缺陷。我看过心理医生,是个心理研究生。还是个女的。她三十出头,卷曲的长发,说话带点北京味,肌肤洁白但粗糙,眼眶青色,一看就知道是惯于熬夜的人。
“你几岁对女人有好感?”她听了我的陈述后,问。我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差不多是十岁吧。读小学三年级。”“谈过几次恋爱?”“很多次,自己记不清了。”“通常是你抛弃人,还是被抛弃。”“说不清。”……
“说到底,你对生命的保护意识非常强,不是外界因素造成的。”她清了清嗓子,喝了口菊花茶,继续说,“有一点,你的内心绷得比较紧。以后注意加强身体锻炼和营养。”
后来我才知道,她学的是性心理学。
我每年会定期检查身体,肾、肝、血液,是必须的,不痛的疾病很可怕—感觉到痛就到了晚期。我们要感谢痛,感谢身体某部分的不安躁动。痛是最根本的生命意识,它把我们从梦寐混沌中唤醒。仿佛是我们的生命闹钟。说出来也是个笑话。我每天会观察自己的大便,它的量、色泽、浓稀度。好的大便带给我一天愉悦的心情,像怡人的天气。深圳的朋友吴生卫说我,假如我生在抗日时期,我会成为汉奸,鬼子的火钳还来不及烫下来,我就招供啦。我说,可以选择自杀,火钳的伤疤是羞辱的图案,永远阴魂一样跟随,而死是瞬间的。身体的尊严等同于人格的尊严。意料之外的是,比火钳更厉害的硫酸没能使他屈服于崩溃的婚姻。2002年初秋,他的爱人,向他泼了两斤多硫酸,从头而下。这个说话时嘴唇不断颤抖的女人,卷了所有的财产而逃。他英俊的外形得到了修改—右眼成了窟窿,我见他的时候,不忍正视。
1984年,一个平常的年份,乌云一样覆盖了我。我十四岁,读初二。之前,我不知道青年与孩子有什么区别。它们的界线是模糊的,无痕的,隐蔽的。春笋冒出地面是一夜之间的事。暑期就要到来,高年级的学生正在会考。我在同学姜永忠家玩儿。他的家是直条的,像一个个火柴盒排列而成。那是幽暗的正午,潮湿的地气给人晦涩、多愁的感觉。我无意中读了一本手抄本小说《表哥》。红红的硬皮,64开,我以为是《毛泽东语录》,打开一看,是娟秀的蓝墨字迹,很工整,看得出,抄写者费了心思。我一路看下去,再也扔不了了。内容是表妹爱上表哥,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详尽地描写男欢女爱的过程,全篇充满性的兴奋、饥渴、苦盼。从来就没有哪本书如此强烈地吸引我。看完了,我被什么抽空了一般,浑身无力,口渴,淌阴湿的汗。我回到宿舍,发现自己内裤湿湿的,不是水,而是胶水一样的液体。我魂飞魄散。我一个人跑到河边,惊惧地痛哭。我不知道那罪恶的液体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魔鬼的变身术,要腐蚀我的肉体。我浸泡在河里,死死地搓洗,却怎么也洗刷不干净。
快乐就这样无声地被吞没。我觉得自己是羞耻的。我手足无措地迎接了蒙昧的青春。
同样可笑的是,四年之后的夏天,我在县血防站的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和一个女人拥抱时,泪水再次奔涌而出。窗外有一片梧桐,雨水一滴一滴地打下来,月光泛着雨水的皎洁。血防站在一个荒凉的山包上,四周寂寂,犹如时光的孤儿。夜色浑浊,而天空是水蓝的澄明。我倒在床上,脑中荒芜般空白—我接吻啦,第一次。她秘密的城郭展现了旖旎迷人的风光—我青春的迷宫,圆润,温热,花朵般颤动。我不但没感受到美妙,反而心中懊悔无比,痛恨自己。舌头,味觉的器官,为初恋献身。我夺门而走。雨夜的天空是那样优美,仿佛我刚刚抚摸过的脸。滔滔的罗桥河呼啸而过,增加了内心哀伤的重量。开始预示了结局,一年后,她投入另一条旅途。辗转多年,我们又生活在同一座城市。1997年,我遇见她,已经认不出来了。她有些臃肿,企鹅似的走路,头发盘了起来,眼神消失了灵气。我的眼一下子变得热热的,心里很酸。生活改变一个人,就是把这个人捏成另一个人。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穿红色的滑雪衫,扎马尾松,百合一样的脸,坐在初三教室的第三排第四座位,一边唱《妈妈的吻》一边斜过来看我—我热血汇聚在心脏的位置,“怦怦怦”。那是预言,也是人生的开篇。
肉体是心灵的庙宇,为什么我们要历尽生活的伤痛才懂这个道理,甚至有人临死还不明白,郁郁而终。其实它就是一座简单的老房子,它的背景是浑圆的天空,广袤的旷野。它有窄小的窗口,褐灰色的屋顶,墙上布满青苔,光线有时暗淡,有时明亮,也有时模糊不清,老去的时光也会从第二天的门缝爬进来。我们看不清神龛下的人,是小孩还是老人,是你还是我。一脸茫然。
肉体,一个曾经被诅咒的名词。它的内部像瓦窑,深邃,悠长,包裹着亘古的历史,也像酒瓶,储藏水的烈焰。我要把肉体供奉在烛台上。谁能告诉我,生命究竟是指什么,跳动的心脏?奔腾的思想?喧哗的欲望?炙热的体温?
“你的女儿平安出世了,很干净,没有红斑,也没有头皮屑和老年纹。”护士从产房出来,把小女抱给我。我靠在市立医院三楼的栏杆上,心情异样的复杂。我问护士,我爱人手术怎样。我推开产房的木门,看见爱人躺在推车上,面无血色。产房—另一种子宫,暖色的灯暂时驱除了我的惊恐,四处弥散苏打水的味道。主刀医生说:“你爱人很坚强,是个用爱征服生命的女人。她睁着眼看我的手术刀划过她的肚皮。”
光洁的额头,细软的头发,圆月一样的脸。看到女儿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她。她将改变我以后的岁月。她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迎接生命的仪式竟是如此简单,却无比庄严。我打电话给远在赣州开谷雨诗会的江子,说,我女儿漂亮极了。时间定格在2002年4月23日9时40分。
在产床上,下腹裹满纱布的爱人,汗大颗大颗地暴出来。我爱过别的女人,但从来没哪个让我觉得相依为命。而这个女人是。对男人而言,从肉体开始的女人,也止于肉体;从生命开始的女人,获得无限。
对面病房躺了同样生产的女人,她再也走不出这十四平方米—因麻醉剂过量已经半年多没苏醒。她彻底地告别了家,甚至她还没见过自己的小孩。
我的父母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中,煮饭洗尿布,脚步都轻快了起来。他们没料到六个月后,一个即将开放的生命的消失,使整个家族坠入黑暗的深渊。我的十二岁的侄女死于心肌炎。二侄女叫傅日静,清瘦如枝,她与生俱来的忧愁从来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安。从十一岁开始,她很少吃饭,喜欢一个人独处,小小的心灵水潭一样幽深。她的爸爸,一个常年在温州做短工的石匠,蓬乱着灰尘堆积的头发,四处求医。我把他和他枯竹一样的女儿带到上饶县医院和县血防站,做了肝、胆、胰、肾、血液的检查。我担心她得了血吸虫病,或肾炎肝炎之类的疾病。那一天,我奔走在化验室与医生之间。我们表面上显得很平静,说说笑笑,5月的阳光有点燥热,大块大块地涂在大地的色板上,院子里的泡桐花让医院肃穆的气氛多了哀哀的色彩。检查结果出来,除了营养不良外,其他完全正常。
这个结果让我害怕,说明某种东西潜藏在更深的黑暗里,躲避了仪器。我们转到市医院,把前期的化验单给医生看。那是个资深望重的专家,反反复复地看了几次,说,查查心脏吧。检查一出来,我二嫂抱头痛哭—医生说,这是心肌炎,还查不出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尽快去上海。
上海回来,我们完全绝望了。侄女在我家休养了一个月,就回到老家郑坊枫林—时隔不久,永远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归于永恒的黑暗和沉寂。她吃饭只吃半两,有时只吃几筷子菜,路都走不了,要人背,靠滴液支持。她的意识非常清晰—她看着自己的身体如花朵般枯萎,日渐凋谢。我不知她内心的想法,也同样不知她父母的悲痛压缩成什么,放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或许化为绵绵的泪—一年多里,整天以泪洗面。她妈妈抱她去吊针,日静靠在怀里,水吊到一半,日静说:“妈妈,我陪不了你啦,我坚持不下去啦,原谅我。”她妈妈感觉她的体温迅速褪去,仿佛回潮的河水,最后与泪水一样冰凉。
这是我家夭折的第二个小孩。在二十年前,我大哥的儿子只逗留了几天,死于肺炎,连名字都没有。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像失手摔破的瓷器。
现在我小女已经二十九个月,上幼儿园了,背个动物书包嚷嚷着不是要巧克力就是要蛋糕。我希望她在能看懂这篇文章的时候,明白我的初衷和对她永生的祝福:健康快乐,自由豁达,宽爱他人,善待自己,坚忍不拔。
一个人能来到世界上,是上天对他(她)最大的眷顾。对所有死亡的思考和讨论,都是可笑的—一个不曾进入的境界,我们永远是幼稚的。我们只梦见过死亡,目睹身体的冷却。声音的消失,视野的消失,知觉的消失,被滔天的水覆没,被黑夜覆没。这就是死亡吗?
身体是形而下的,思想是形而上的。而疾病是什么呢?
“我躺在病床上,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女儿和尚未出版的诗歌选集。”这是我在诗人紫薇的诗集《踏雪》后记里读到的关键语。那是江西这二十年来最优秀的诗集之一。他在江西医学院一附医院住了三十八天,出院休养不久,就着手整理诗歌选集。他是我的多年好友,有一头树熊一样的迷人卷发。
2002年6月18日。他的蛛网膜硬膜下血肿进入手术程序。这是一种脑内淤肿的疾病,劳累了会痛,头很沉。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靠在病床上,剃光了脑袋,而排液管游离淡淡的血丝。“江子,你把我的诗排在什么位子?”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一句幽默话消除了探望者的担忧。他的爱人说:“在开始的那两天,他几次差点昏睡过去。我每隔十五分钟叫他。真怕他醒不了。”他的好友王戈平也说,紫薇的毅力是惊人的。那是脑外科住院部,个个剃光头,不是头上凸出来就是凹进去。同去的铁彬对我说,他爸爸也是这样的病,再也没下手术台。
半年后紫薇来到上饶,我们再次见面,恍若隔世。他说,他童年的脑部受过轻伤,因没出血也就没注意。真没想到,几十年后,暴发出来,像个潜伏的敌人。去年他告别记者生涯,也告别浮华,去一所大学当人文教授。他获得重生,又开始了写作,身体异常的健康。
在《一个疾病的夏天》里,我说,人的一生就是与许多人、许多事、许多疾病相遇的过程。最后我们相遇死亡,但我们已经感触不了,我们知道了秘密,但已经说不出来。也可能我们说得出来,但我们选择缄默。
上升—平滑—下降,这是我们在时间中运行的坐标。身体是我们紧紧攥在手中的机票。
身体是生命的代言人,也是唯一的见证人。它作为独立飞翔的星体,会闪闪发光,在夜空(我的,你的,他的,另一种大海)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