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米最完整的版本记忆，源于一个水碓房。水碓房位于村后的涧溪边，低矮，窗户阔亮。涧水引到蓄水槽，闸门一放，水“哗哗哗”地泻到轱辘上。轱辘有三米高，是厚实的松木制的，转动起来，会有“咿咿呀呀”的响声，像一支古老的歌谣。轱辘的轮叶，“呼哒呼哒”地打在舂米的吊头上。舂槽是花岗岩挖出的凹穴，而吊头是圆而粗的杉木柱，米倒在凹穴里，吊头很有节奏地舂下来，一下一下。枫林人说，舂米就像媾和。吊头有四个，不用的时候，各用麻绳吊在梁上，像一群马，整装待发。水碓房到处是糠灰，还悬着透明的蜘蛛网，麻雀“扑棱棱”地飞来飞去，“嘻嘻”地叫，犹如一群偷吃的孩子。晒透了的谷，倒进凹穴，慢慢地碎，再倒到风车里吹，一箩是米，一箩是糠。守房的，是一个老头，有六十多岁，个子高高大大，常年吃斋，脸色是米瓜的那种蜡黄。他像个禅房的老僧，头秃光了毛，手里拿着芦苇扫把，一遍一遍地扫地上的糠灰。舂一担米，给他一升。他是个孤寡的人，我也不知道他老婆死于哪一年。他有一个儿子，叫春发，还没结婚就死了。春发和一个叫幼林的人打赌，他说他能吃三升米的糯米馃，幼林不信，幼林说，你吃得下，我出三升糯米，再出三升，给你带回家。打赌的那天晚上，幼林家围满了人。打馃的人趁人不在，吃了两个，有人碰见，说，烂是烂了，好糯米，就是糖少了些。春发吃完了糯米馃，被人抬着回家，那天晚上就死了。村里人说，春发好福气，是撑死的，来世不会做饿汉。后来村里通了电，机器取代了水碓，春发的父亲到山庙里做了烧锅僧。水碓房推了，垦出两分田。我年少时，经常去水碓房玩，把牛放到山上，就帮老头种菜。不是我多么乐于敬老，而是老头会炒一碗饭，给我当点心。坐在菜地的矮墙上，稀里哗啦，一碗饭没了，我把他的菜汤也喝完。他有时会摸摸我的头，不说话。我觉得他像饭一样慈爱。
村里有一个杀猪佬，一年到头杀不了几头猪，不是他技术差或品德有问题，而是能吃得上肉的人没几户，要吃，就从盐缸里切一块咸肉，炖炖菜。杀猪佬矮矮瘦瘦，爱喝酒，一喝酒就流鼻涕，一副想哭的样子。她老婆也矮，挑粪萁拖着地。她有一群儿女，两年一个。杀猪佬又做不来农事，更干不了重活，吃米饭也成了问题。有一天晚上，在杀猪佬的柴垛里，一个赌博回家的人，捉到一对男女光着身子野合。男的是一个癞痢头，老单身，女的是杀猪佬的老婆。第二天，村里都流传了这个事。事情就是这样，坛子里的烟雾一旦打开，便散得到处都是。这个干辣椒一样的女人，只要有男人找她，她都要，在菜地，在岩石洞，在油茶树下，在河埠。杀猪佬打了她几次，用刀柄抽。抽也没用。她裸露着脊背上的伤口，坐在门槛上，给路过的人看。同情的人，用猪油给她搽搽，她会抱住别人，说：“我又不是天生淫荡的女人，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这样打我？我和男人相好一次，就收一斗米。我没办法，孩子饿不住啊。”他就不再打了，当着什么也没发生。他喝醉了，逢人就说：“我的矮×是个粮仓。”
很多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热爱大米的人，必然是一个便感恩生活的人。我回枫林老家，一年难得几次，母亲忙这忙那地为我烧一桌子的好菜。我过意不去，我对母亲说，我回家就是想吃饭甑蒸的饭。我说得也是实话，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吃的东西。饭甑是杉木板箍的，上大下小，圆圆的往下收缩，打开盖子，蒸汽腾腾地往上翻涌。饭香袅袅，滚滚而来。米完全蒸开，雪一样白，相亲相爱的兄弟一样紧紧地环抱在一起，仿佛它们曾经受了无穷的苦难，如今要好好地享受血肉亲情。这样的记忆也相随我一生—母亲把一天吃的米，倒在一个竹萁里，放进清水，使劲地晃动，米灰慢慢地在水中漾开，米白白的，圆润，晶晶亮亮。锅里的水已经沸沸地冒泡，蒸汽一圈一圈地缠绕在房梁上。母亲把洗好的米倾进锅里，盖上盖子，旺旺的木材火熊熊地煮。锅里的清水变白、变稀、变浓，胶一样，母亲把米捞上来，晾在竹萁上，到了中午，用饭甑蒸，成了生香的米饭。剩下的羹水切两个大红薯下去，煮烂，我们吃得稀里哗啦。
米饭不软不硬，酥酥绵绵，细细嚼，有淡淡的甜味，不用菜也可以吃上三大碗。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大谷仓，里面堆满了稻谷，怎么吃也吃不完。然而，美好的生活似乎并不需要谷仓。我现在的家里，一个20斤的铁皮米桶，可以应付一个月。没有米，打一个电话给楼下的超市，他就五分钟送到。
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看见米生长的人，是没有家园意识的。一个有家园意识的人，当他再也看不见米的生长，他的内心是恐慌的。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生活都变好了，米成了贱货，一百斤米换不到半只鞋，讨饭的人也不要米，嫌背在身上重。人种田是受苦，米出来了又遭罪。有些减肥的女人，不吃饭，只吃水果，或药丸。我爱人的一个同学，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吃米饭啦。她有些胖，怕有钱的老公嫌弃她，她只吃水果，她觉得米是她不可原谅的敌人。她嫌弃米，米成了原罪。
米假如有人一样的心脏，必然是一颗痛苦的心脏。它有两种颜色的肌肤，一种是红色，一种是黑色。红的是热血，黑的是伤病。然而，米呈现给我们的，是珍珠一样的皎洁，让我们忍不住伸出双手，捧着它，久久不放。
废墟上的远方
所谓远方，并不是地图上的两个点，因为所有可以通达的地方并不遥远。你知道左心房到右心房有多远吗？从手心到手背有多远吗？从左眼到右眼有多远吗？也许远方只是一个悬念，一个没有谜底的谜，一个未知，一个移动的旋涡。它是黑暗的（被某种景象所遮蔽，像抽屉里字迹发黄的日记），萦绕的（一个让你怀念的人，会情不自禁涌入你脑海），灼热的（不是扩散而是聚集的痛，在皮肤上慢慢燃烧）。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但1996年以后，我相信这个说法—我有些偏执，经常按照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真理”，去观照身边的情景与人事。
从你家到W医院，直线距离约十公里，坐直达车不要二十分钟。1996年的市区到郊区，还没开通直达车。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有时是星期四的晚上，你会去W医院，探望你二弟。你坐车的路线是这样的：坐八路车到交通大厦，转十一路车到三江大市场，再坐上饶县1路车到W镇，步行十七分钟的泥浆路到W医院。线路由两个“N”字组成，像盘结的肠道—我当时确实无法剖解“线路”给我的谕示，生活无非是两种方式：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W镇真远，来回就要三个小时。”你抱怨说。“倒是不远，但确实让人疲惫”，我说，“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人和生活一样，不是一成不变。”晚上去W镇，则要十六元租用港田车。港田车是一种三轮摩托改装的，有焊铁的雨棚，污浊的布帘。它奔跑的时候，一跳一跳，屁股（排气管）冒浓烈的黑烟。坐在车上，我会想起古代私奔的马车。
W医院在W镇的东面，比邻河流。医院的院子里耸立着女贞树和白桦，尖嘴鸟、红嘴鸟、灰山雀，“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显得院子更加空落和寂寥。围墙刷了一层石灰水，楼墙嵌了瓷面砖，惨白的光好像不是反射而来的，而是从物体的内部激射而出，刺骨的寒冷。我没有见过比它更安静的医院—病人睡着了一般，医护人员不是看书打瞌睡，就是对着取暖器发呆。而千米外的街上，一片喧哗，有人打架，有人吆喝，有人搬一张桌子在街边打麻将，自行车后架放一把泥刀的正准备去市里做短工，从车上拎下几麻袋货物的是商贩。另一家在街中心位置的医院，挤满了各色人等。“我小孩已经发烧两天了，会不会有肺炎？”“真是祸从天降！喝醉了酒的司机把大货车开进了我家里，把我老头子的腿都撞断了。”“这是什么医院啊？简直是屠宰场，看一次感冒花了一千多块。”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我对你说。“不。它像个火炉，会把一个人重新燃烧起来。”你说，“你看到的是火炉里的灰烬。”
W镇是上饶县南乡小镇。上饶县以320国道为中轴线，分南乡和北乡。在地理上，南乡像一个子宫，W镇就是宫颈。三月，南方的雨水还没有到来，村野里，泡桐花就迫不及待地宽衣解带。W镇，南方以南的W镇。它有着南方的柔软和明亮，大片的松林和遍地的葱茏菜蔬，是大地的斑纹。酒香被风从酒厂压过来，渐渐与柚子树、山茶树、木槿的气息融为一体，悬浮在空气中，变成小镇馥荔的体香。它那么疏朗，多年以后，被一个人带走，永不复返。
第一次看到你二弟是1995年冬的一个夜晚。你对我说，二弟放假了，我们一起聚聚餐吧。餐馆是解放路的旺旺美食广场。聚餐的还有你的大弟弟，以及他女朋友。我们边吃边聊，一直聊到深夜一点。你二弟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二十出头，脸上长满粉刺，但一脸忧郁。其实，之前我就从你的口中，对他有大概的了解。“你要对我姐姐好。”席间，你二弟反复对我说这句话。他不像个弟弟，反而像个年长者。他的成熟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我无法回答这个话题—我既不是你的男朋友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而且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听了他的话，哈起腰笑了起来，说：“傻弟弟，傻弟弟。”
我和你交往已经有两年了。我是通过我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之前，我就听说过你。你有一副好歌喉。你长得娇小瘦弱、短肩发、脸白皙圆润，有一口皎白的石榴牙。你爱梳洗睫毛，长长的，显得眼睛格外有神。
年后不久，我就听到了你二弟住进W医院的消息。我是从你一个老乡口中得知的。我非常惊诧。我想，可能我愚笨，看不出事物表象背后的东西—那两年，你每隔两个月，就要去千里之外看你二弟，我以为是你对二弟过渡的溺爱。
W镇，它作为一个阴影的代名词，占据了我。以前，我去过无数次W镇，尤其在春天，隔三差五就去看迷眼金黄的油菜花，就像观察一个女人的盛开与衰老。W镇，它以平坦的地貌化解了南方的阴郁，矮小的丘陵把江南的色泽勾画出层次。我第一次去W医院，是在晚上。街上朦胧的灯光，在细雨中，变得恍惚，加速了天空的下垂。天空像一个塑料袋，灌满了水。那年的雨季提前到来，让人喘不过气来。你二弟的病房在住院部二楼。夜晚就连呼啸也是寂静的，掩埋在灰尘里。
你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你家住在郊区。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会去一次，要么送你回家，要么接你出来，一般是在晚上。通往你家的路，是一条颠簸的土路，只有八路车经过，没有路灯，每个月都有抢劫事件发生。
你家附近的空地长满了乳酸草和小柳树。我作为护花使者的终点站是你家的楼道口。我从没去过你家。我知道，那是一个我想熟悉却不可以熟悉的世界—它是你心灵的仓库。我听一个我尊敬的长者说，你父亲在1995年秋，得了什么病，行动不方便，你母亲也因此打击抱病。你从来就没有向我提起过。我看到的你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是非常默契的谈友。”你说。“谈友”，成了我们的身份。我知道有一个男人在追你，我认识他。他是我朋友的表哥，三十来岁，胖胖的，开了一家小工厂。他是你的老乡。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在那几年，他几乎每天去看望你父亲。有一次，我和你在影都看电影，与他不期而遇。我们都有点尴尬。
有时，我主动和你谈到了这个男人，我说，他是一个具备优秀品格的人，现在这种人已经不多了。“他是很好的人，可是我们没有语言。我努力地接受他，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你说。“可能我是一个障碍。”我说。更深入的交谈，只会让你陷入更深的泥淖，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也许，障碍是彼此的。
偶尔，你也住在你工作的单身楼里。那是一栋古典的建筑，在一座小山上，鹅卵石砌的草间小径，迂回，穿过一个木质的亭子，一条在荷花池上曲折的回廊，就可以看见二层结构的木楼。你住在二楼靠右边的房间。从你的窗户远眺，市区尽收眼底，灯光迷蒙，信江潋滟。这样的高度和角度，都是让人产生遐想的—我想，我们的青春期无非如此。有一次，我去找你，你正在为全校的歌咏比赛作准备，教学生唱歌。我站在小径上，教室里的灯光斜斜地照过来。你的手里握着教鞭，面带甜美的微笑。我看了一个多小时，又回去了。我感到我的心里有一只兽，在号叫，在奔跑。兽是突然到来的，它的爪柔软而锋利。
河流两岸肥美的时候，夏天到来了。两岸像一把折扇，被葱绿的河水打开。你每次去W镇，都怀着很高的兴致，好像不是探望一个病人，而是与一个久别的朋友重逢。我记得有一次你对你二弟说：“假如你每天想见一个人，你就会很幸福。”其实，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
2005年3月5日下午，我陪女儿骢骢在滨江路玩。这是一条带有休闲走廊的繁华街道。古老的步行桥通往水南街。我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桥栏杆上，久久地对着河水发呆。我也那样发呆过，我究竟于旋涡中水流是怎样咆哮的。我看着年轻人越过栏杆，飞身而下，重重地摔在水泥桥墩上，身子扭曲（像锄头挖断的蚯蚓），白色的浆液和血红的浆液从他身体喷射出来。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挣扎。他心里有一堵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只有飞过去。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到了你。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怕口腔里的声音倾泻而出。
1997年秋，你二弟离开了W医院。一千公里的路途是否遥远？上饶到广州，正是这个距离，坐14点30分的火车，次日8点50分到达。我经常坐这趟火车远游，假如有一个异性（适合调情）陪伴，整个旅途是短暂而愉快的。把一千公里分成一百次的等距离走，会怎样呢？四千公里分成二百个等距离来回完成，又是怎样呢？从你家到W镇，刚好是这个来回的等距离。完成这四千公里的方式是公交车、港田、自行车、徒步。
直至今天，我也没有看过你的父母。我只在你的单身楼里，看过你的全家照。照片里的你还是扎个羊角辫，穿花格的连衣裙，你的父亲戴副黑边眼镜，瘦，个子高挑，有儒雅的气质。你母亲穿旗袍，圆脸，双眼里仍然有少女的单纯。我不知道你的父母现在是否还健在。
1997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寒冷，冬雨绵绵。有一天，我还在睡懒觉，听到“当当当“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是你。我的宿舍在书院路的一个山坳里，偏僻，地形复杂，你从没来过。我说，你怎么来啦。你说：“我想请你陪我外出旅游。”你的话让我惊讶。我们商量了许多条旅游线路，广州、昆明、庐山、苏州。你说：“去婺源吧。我只想失踪几天，就近吧。”那天，我抱了你，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去你那里，显得有点荒唐。请原谅我，我不去旅游了。”我们通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听起来你很伤感。你很少会这样。1996年夏天，你放弃调入广州某大学也没如此低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