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生活并没有我意料之中的多姿多彩，相反，是单调呆滞，缺乏生趣。我借居在一个内部招待所，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唯一的娱乐就是和室友打牌。此时，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恋爱，已近尾声。我上班的单位是一个文艺团体，我每天靠在藤椅上，看着窗外的芭蕉，痴痴地发呆。有时候，我一个人走在街上，看见去小镇的班车，就坐上去。到小镇下了车，我却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场所逗留下来。通常是这样，从车站绕过一片菜园，沿河堤逆河而走。河堤是石灰石砌成的，堤面覆盖着厚厚的地衣，临河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对岸是橘子树的幼林，茅草搭建的窝棚若隐若现，不时传来阵阵狗吠。小镇偃卧在河边，像一朵水莲花。我像一个偷窥成癖的人，从每一个角度观察着裸露的小镇：酱油厂腐豆霉变的气息被风挟裹，古老的时间带来绵绵不尽的细雨撒过灰褐色的瓦屋，小巷深处“咚咚咚”的打更声是那样的清脆悠远，老药师坐在板凳上捣着铜盅里的田七，面目清瘦慈祥像一根熟透的苦瓜，猫跳过飞翘的屋檐，傍晚的蝙蝠扑打着宽大的翅膀从头顶掠过……
我热爱的美娥。屋檐下的唢呐
从前她在床前梳妆，遗下一粒真情
后来她回到花朵。香艳无比
现在她上升为铜器……
—汪峰《唢呐》片断
1991年，我二十一岁。在时间的切片里，那是很薄的一片，青色，有苦味，咀嚼起来有些难以吞咽。我一次次无故地甚至毫无念头地回到小镇，并不是说我多热爱小镇，而是对县城生活不适应（甚至说得上厌弃）。小镇已然是一个冰凉，但遗留着温暖的怀抱。说实在的，我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地方取代这个小镇，让我暂时得到某种慰藉。
氓成了不知所踪的人。我和庞谋面已是两年之后，他经常往返于小镇与县城。有一段时间，镇里传言他在办离婚手续。但我不相信，夫妻分居两年，不是感情不和而是生活的需要，即使男女双方各有一些传言，也仅仅是传言而已。庞不会和我谈起他们夫妻间的事，我也不会多问。但我看得出，庞和他的妻子有深深的隔膜。他在我办公室里午休，突然对我说，结婚真是没意思，完全属于义务劳动。有一次，我去小镇看他，他正在睡懒觉。我说：“我跑了五十公里了，你还在床上啊？”他说：“我找不到起床的理由啊，起床干什么呢？”“那你不去厦门了？”我说，“在外挣钱只能是权宜之计，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庞说：“可能我活着就是为了受苦吧。”
我很少看到庞悲观。庞说：“我准备把老婆调到县城里，在想办法。”我说：“老师进城不会很难，关键是你们要同时进城，难度就大了。”庞说：“小孩进城读书是主要的，我自己无所谓，我就这样了了此生。”我说：“你才三十多岁，怎么能这样想呢？”“我从小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有飞翔的翅膀，可我没有天空。”庞说。我说：“我也是一个人抑郁地生活着，有过悲观的时候，但我从来不会放弃，放弃意味着从未开始。”
在那一年的时间里，庞隔三差五跑到县城，有时拎着茶油，有时提着香菇，送给相关部门的领导。过节了，他还带一些鸡鸭鹅之类的家禽，给办事人员。庞在厦门挣了两年的钱，因为调动，也花得所剩无几。他是一个豪爽的人，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亏欠他人。大概过了一年多，庞调入县城的一个对外交流部门，他的妻子进入一所学校教书。而我调到了临近县城几华里的市区。
有一次，庞打电话给我，说氓回来了，大家一起吃餐饭，好好聚聚。氓胖了很多，像蒸熟了的白玉豆。原来氓在深圳一直做销售假货的生意，短短几年，资产累积了好几百万，正计划回县里投资实业呢。我很后悔这次聚会—那么氓就永远是记忆中的氓，贪吃，好色，温文尔雅，不虚饰，乐于让人取笑，也乐于取笑他人。氓变得猥琐，缺乏气度，而举止又轻狂。吃完饭，我就走了，我甚至连客套的话都没有说。直至现在，我和氓同在一座城市，但再也没有相见，他约我多次，我都推脱了。我是一个偏执的人。
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很厌恶县城，也许是它没有给我留下恬美的记忆，也许它让人彷徨无措，以至于我完全疏离了它。我也很少和庞往来。他也很少到市里来。他沉迷于武功。在旭日东路的花园里，每天凌晨五点，总有一个人穿对襟的蓝色大褂，在葡萄架下打坐练气功，就是他。他手上捏着两个鸡蛋大的铁弹丸，须臾不离。他已经很少和人交流了，也基本上不上班。他隐居在自己的斗室里。他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有几次，我想去他家玩，他都说，不要选择在双休日去，双休日要给学生上课。原来他带了一帮学生，学习音乐。去年暑假，我接到过一次他的电话，他说他小孩上大学了，想请我去喝酒。我说，你小孩怎么就毕业上大学了呢，不是前两年才上小学吗？庞说，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啦。我说，我家里还有我们去采摘柿子的照片呢，你小孩还没板凳高。到了请酒的那天，我因为有事又不能去了，让我内疚了很长时间。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小镇了。这不是五十公里的距离原因。小镇公路两边建了密密麻麻的小平房。小镇越来越臃肿，像一块油炸面饼，河边的洋槐大多被砍伐，到了秋天，河堤上的芦苇满目的哀黄。在最初离开小镇的那些年里，我常常有怀才不遇的感觉，执著而无望，孤立而无援。但我最终选择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顺从于内心的法则，与外部世界达成某种妥协。一个人幸福与否，与自己的才华与生活的地域没有任何关系。当我这样去理解生活时，我已近中年。
米语
对于枫林而言，所有的村道并不是通往外面的世界，而是通往大米。米是另一种庇佑人的庙宇，它聚合了光，也聚合了哀乐。它是我们肉身的全部。下种，翻耕，插秧，耘田，喷药，收割，翻晒，碾米，这是一条崎岖的路；吐芽，抽穗，灌浆，又是一条向上生长的路。我看到的人群，都是在这条路上往返，穿着盐渍漫散的衣裳，挑担粪桶，悬着沉默冷峭的脸。他们出发的时候还是个郎当少年，回来时已是迟暮老人。
“我爱自己的女人一样爱大米。”一次，下村的米馃叔叔在我家喝酒时，谈到了大米。他隔三差五就和我祖父喝酒。他们是忘年交。我祖父说：“我是爱自己的血液一样爱酒。没有酒，哪吃得上大米。”米馃叔叔以前是个老单身，不是他人愚钝，而是他游手好闲。他是个蹩脚的油漆匠，穿件白衬衫，光亮着皮鞋，头发抹点茶油，在村里晃来晃去，晃到吃饭时就来我家。我祖父对我说，快把荷叶勺拿来。荷叶勺是个长柄的竹兜，伸进酒缸，提一勺，刚好一碗。一人一勺，两人都醉醺醺。米馃叔叔一醉，话特别多，说他的相好，哪个哪个村的，唾沫四溅。他一走，我母亲就把菜倒了。母亲说，老单身谈女人就像讨饭的人吃红烧肉下饭。在我外出读书的那年夏天，米馃叔叔的弟弟在耕田时，癫痫病发作，死于窒息。他弟媳妇连给丈夫下葬的钱也没有，扔下三个小孩，逃走了。米馃叔叔找了六天，才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找到她。
弟媳妇成了他的女人。米馃叔叔像一头耕牛一样干活。他的头发和胡须，从油黑变成了苞谷须的颜色。每年年夜饭过后，他会来我家，他是躲债的。他是个乐观的人，说，等华华有出息了，问题就不大了。华华是他的侄子，还在读初二。华华三兄妹成绩出奇的好。米馃叔叔说，就是做死了，也要培养他们读大学。在我到市里工作的第二年，快过年的时候，米馃叔叔找到我，说：“你给想想办法，我年都过不下去。明年开春，华华的学费还没着落。”他穿一件破片一样的棉袄，黑黑的棉絮油油地翻露出来。我说，我给乡政府说说，叫民政支持吧。我领着他到饭馆吃饭。他脚上的解放鞋湿湿的，因为冷而佝偻着身子。他的脸像悬崖，孤绝，贫瘠，钢硬。他把四个菜全吃完了，菜汤倒进碗里，脖子一仰，一口喝了。他说，他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有油的菜了，只是饭软了些。他要吃那种硬硬的饭。他是个爱说笑的人，他说：“我问你，是钱好，还是米好？”我傻傻地笑了起来。他又自言自语地说：“米好，米好，有米，人就不会死。”米馃叔叔养了一头牛，他靠耕田养家。到了忙季，他晚上还耕田。他老婆在前面打着火把，他在后面扶犁赶牛。耕一亩田，二十块钱。前几天，我母亲对我说，米馃叔叔在今年四月死了。我很惊诧。我母亲说，米馃和易冬一起去坪坞耕田，易冬在上丘，米馃在下丘，边耕边聊，聊聊，下丘没了声音，易冬回头一看，米馃伏倒在田里，易冬慌忙去扶他，他的身子都硬了，满脸泥浆，手里紧紧拽着牛绳。我母亲说，米馃是做累死的，他吃一碗饭，真不容易，一个女人的两个丈夫，死法一样，是命。米养人，更伤人。
米，是那样的美好而惨烈。它向上生长的路蜿蜒绵绵。我目睹过它一个一个脚印的行走。米是父性的，血性澎湃。枫林的每一个秋天，在向上生长的路上，米的行走恍若苦役。
黑夜盛大，从大地上升起，又降落。秋天，月亮长满苔藓。在野草馥郁的村郊，一枝枯死的蓖麻把黑夜举过头顶。盈盈的月光打在脸上又痛又寒。颀长的稻叶弯曲，悬一滴露水。饶北河在起伏，秋风向两岸铺展。父亲、二哥和我，匆匆用过晚饭，一闪一闪地弯过村郊，来到自家的田里。初秋干旱，饶北河的水并不能解决两岸的旱情，尤其我家在高处的水田，都要靠水车灌溉。
蛰伏在渠里，是一架疲惫的水车，仿佛劳累过度的耕牛瘫在水里休息。旷野冷寂，四周的远处有忽明忽暗的荒火。水车是杉木制的，龙头横一杆膀粗的圆木作扶手，底座是转轴，中间楔一个筛大的轴轮，两边按上棕蔸挖的踏脚，龙骨呈半封闭，长约二十米，宽、高约半米，叶片因为轴轮的拉力，把低处的水经龙骨带往高处的田野。
父亲和二哥，一左一右，双手把着圆木扶手，肩上耸立圆月。他们细声地谈论水旱与收成，脚在踏脚上飞快地跳动，水“哗哗”地往田里吐，木链“咿咿呀呀”。我则守一条两华里长的水路，把塘里的水引进渠里。他们就像两只鸟，贴着大地飞翔，翅膀振动的声音在黑夜这只巨大的琴箱里逡巡，久久不息。月亮是一副行囊，挂在我们的肩上。黑夜是大地隐晦的部分，被劳作的人见识。
有时，我也会顶替他们中的一个。常常是父亲主动离岗，他摸索着，爬下龙头，双脚不停地哆嗦，慢慢地挨低身子，在路边生一堆火。火堆边的父亲，清瘦的脸映衬着黑夜的倒影，村庄不远，阡陌纵横像一张大地的网。
那是一架老旧的水车，扶手光洁油亮，它不知浇灌了多少水田，也不知消耗了生命中的多少长夜。我尚年幼，很快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体力不支。而二哥已经靠在扶手上鼾睡，脚仍然有节奏地一高一低地踩踏。父亲头发稀疏，披一件秋衫，搓着干瘪瘦硬的手。仿佛他只有沉默，才能呼应旷野无边无际的冷寂和冗长的黑夜。火堆边的脸却被放大，成为生命惠存的轮廓。我突然热泪盈眶，想起父亲焦灼地在粮站门口排队，把刚收仓的稻谷卖掉，送我到县城上学。
脚下的水车转动一条绵绵羊肠村路，祖祖辈辈，厚实的脚在一根轴轮上周而复始，无穷无尽。他们隐身在大地，被黑夜暂时收藏。旷野，饶北河，我看见稻子在生长。
一架水车把苍老的身子佝偻在渠里，深深地佝偻在命运之中。田里的水满了，天也亮了。旷野只有灰烬的余温在萦绕，一块黏结的牛粪在冒烟。昨夜的一切仿佛未曾发生，仿佛只是稻子扬花时几声轻轻的喘息。
我们所谓的源头，其实就是米。米仿佛是一条亘古的河流，呼啸而来，寂灭而去。2004年9月下旬，万年县举行国际稻作文化节，我去了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仙人洞是个石灰岩溶洞，呈半月形，可容纳一千多人。吊桶环位于溶洞南侧山头上，形似吊桶，是原始人的屠宰场。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器，以及人类最早的陶器，记事符号的骨标，更令人惊奇的是，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化石，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年，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最古老的稻作遗址。稻化石把万年前的人类原生态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手足无措。在这条时间的铁链上，米紧紧地把我们黏结在一起。
很难用一个词去形容米，它在人类的演变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一粒一粒地繁衍，一季一季地生长，一餐一餐地喂养。是米书写了人，是米还原了历史。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不仅仅是为了政权，更是为了米。谁掌控了米，谁就掌控了命脉。米等同于话语权。米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帝王。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说是血液，倒不如说是米浆。或者说，血液就是米浆。
而我们对米的描述，是那样的唯美。“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八百年前，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骑着高头大马，夜行在上饶县的黄沙道上，当他跨过溪桥，看见茅店村鹧鸪鸟一样安卧在稻花环抱的田野中央，他脱口而出。一个纵情于酒肆的人，他看不到埋在泥浆中的脸，看不到磨圆开裂的手指。辛弃疾也不例外。米包裹着旷古的黑，无穷无际。它就是稻田深处的背影，瞬间被雨水淹没。而在我们的眼中，它是洁白的替代词。是的，米，一个闺房（谷壳的一个象征）里的女人，圆润，丰满，在蒸汽的沐浴中脱胎换骨，成为至上的美人；米，一个子宫（谷壳的另一个象征）里的胚胎，它的发育使人疼痛，也使人幸福。
从小到大，我的胃口特别好，按我母亲的说法，是我童年时期红薯吃得多。母亲说，胃肠像下水道，不断地通，才会不阻塞。那时经常断粮，红薯成了主粮，红薯切成粒状，晒干，蒸饭时伴一些，通常是一半米一半红薯粒。我大姐端一碗饭，坐到门槛上吃，把红薯粒捡出来，喂鸡。我祖母看见了，就用筷子打她，边打边骂，说，红薯又不是老鼠药。大姐打开饭甑，看见红薯就哭，蹲在地上，抱着头。我吃饭，觉得特别香，慢慢嚼，有甜味。人生在世，没有比吃饭更幸福的事，也没有比吃不下饭更痛苦的事。一个人，对米饭的态度，可以说是对生活的态度。一个厌食的人，唾弃米饭的人，我会说他（她）是一个了无生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