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男女同学的恋爱是从吃饭开始的，或者说，吃饭可以观察班上有哪些人在恋爱。邱晓琴把多的饭票给了陈海峰。而陈海峰很少帮她打饭，也很少和她一起吃饭。陈海峰和王建文端一碗饭，提一个收录机，到山冈上练霹雳舞去了。尤少兵不一样，到了吃饭的时间，就把窗台上两个叠在一起的碗，洗干净，排队去了。他和符艳英坐在教室里，一边吃一边轻轻耳语，尤少兵不时地把自己碗里的菜夹到符艳英的碗里。王翠明是我的音乐老师，拉二胡的时候喜欢闭上眼睛，摇头晃脑，每天早上，他就端一碗米粉放在窗台。下了早读课，林丽萍也不走出教室，打开窗户，把米粉端进来吃。我们看她一眼，她微微一笑，脸“唰”地绯红。她身材修长，摇曳婀娜，我们暗地叫她“粉条”。
有女同学抱怨，说，都快毕业了，怎么没有人给我打饭呢。也有女同学为中午的饭给谁去打而发愁。同学李慧玉个子矮小，声音喑哑。她很少和男同学交往，以至于她对班上同学的印象是极其模糊的。1993年春，我到德兴市，去拜访她，她都认不出我。她长跑是很有耐力的，是全班唯一一个参加马拉松跑的女同学。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她天天帮王成全打饭。王成全是个身材魁梧的人，爱打球和跑步。我们站在教室的阳台上，看着这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往校外走出去，有点想笑。他们的恩爱很让我们羡慕，即使是上晚自习，他们也头挤头的抱在一起。王成全坐在我后座，我整晚都可以听到这对小恋人的卿卿耳语。有一次，李慧玉还帮王成全找头虱。李慧玉找到一个，给他验证一下，再用牙齿“嘣”地磕死。王成全不爱上课，对象棋很痴迷，上课就看棋谱，还大段大段地背。我和他下棋，他让我半边车马炮，不到五分钟，我就留一个将。他握着棋，小孩一样哈哈大笑，头发鬃毛一样竖起来。1993年5月，我去了海口看他。他在一个边远的村小学教书。董表发用一两载重自行车带我，去看他，路上坑坑洼洼，我腰椎都颠痛了。王成全刚从金矿回来，摩托车还没有熄火，呼呼呼，黑烟一团团喷出来。他住在小学，但不上课。他说他一直洗金沙，一个月挣好几千。他还是穿学生时代的棉质学生装，厚厚的。在他家吃了午饭，我说我们去镇里玩吧，镇里同学更多。他说，不去了，下午约好几个人赌博。我说你有钱了，该好好料理一下自己。他说没钱。我说你的钱呢。他说输了，还欠了几万块。他象棋早都不下了，练武的习惯保存了下来。这个社会，没有拳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一边说一边扬起钵头一般的拳头。回来的路上，董表发说，李慧玉一毕业就和王成全断了。
董表发是我的班长，为人憨厚，但也没有什么号召力，却深得我班主任喜欢。周秀珍在班上还算得上秀美，对董表发很有好感，一年多的时间，怎么也发展不了。尽管班主任撮合了几次，仍然无济于事。董表发一直无动于衷。班上开展文艺活动的时候，周秀珍穿一件白色的滑雪衫，扎一个马尾松，唱《小螺号》，摇着头拍着手，天真可爱。毕业后，周秀珍去了浙江金华，嫁给她一个远亲表哥。我们几次同学聚会，都通知不到她。
班上也有极其节俭的人，如姜益民。我们叫他长臂猿。他瘦，高，手长，颧骨微微凸出。他是华坛山人，路途偏远。他半个月扒车回老家一次，带一些干酱菜来校。菜一般是腌菜肉、腌菜豆腐，或酱辣椒。他把多余的菜票兑换成钱，夹在衣缝里带回家给父母补贴家用。他还带一些土特产来吃，南瓜豆豉，炒黄豆，蜂蜜。他睡觉前都要喝一杯蜂蜜水。他用罐头的杯子，倒半杯水，调两勺蜂蜜，对着灯光，晃几下，仰起脖子一饮而尽。有一次，同寝室的乐建华把姜益民的箱子打开，把蜂蜜全喝了，灌水进去。晚上，姜益民调蜂蜜水喝。他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蜂蜜怎么一点甜味都没了呢？我们躲在被窝里，笑得直抽筋。他的勤俭细致，一直保留至今。去年一个同学办乔迁喜宴，他也来了。那天我才知道他娶了我初中同学徐华仙为妻。我和他坐在宾馆的沙发上聊天，他说，我老婆总说我打麻将输钱，其实我是很少打麻将的，有时候不打麻将这个日子不知道怎样打发。我说，那你一年会输多少。他说，我记过一年的账，开支一块钱以上的，我都入账，一年下来，我用了二千七百五十七块钱，这个开支蛮大的。
二班的叶冬林，把一餐的菜分成两餐吃。一年到头，他只吃豆腐花，五分钱一大碗。他的脸白皙，布满蕊状的青春痘，有轻微的浮肿。他早上六点钟就坐进教室里练习书法。每个学期，他都有科目补考。他把伙食费节约下来买宣纸。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不易察觉的笑容。
食堂里每天供应的，一般是豆芽、土豆红烧肉、豆腐汤、豆干、茄子、长子豆、春包菜。这些菜既易洗又易切，省事。早餐一天一个花样，花卷、馒头、包子、粉条、年糕，依次轮着吃。我们吃得像春天的泡桐树一样。1988年下半年，食堂实行了承包制。承包人叫方康河，我们的伙食质量直线下降，菜价飞速上涨，师生的意见都很大，学生会几次同学校交涉，都没有结果。学校的空地上，开始出现路边摊。摊子是两条方凳，凳子上搁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五六个搪瓷脸盆，脸盆里盛着各色菜肴。摆摊的人是学校老师的家属，或退休老师。起先是三两个摊子，过了一个月，摊子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一直排到学校大门口。霜降过后，白天一寸一寸地短，夜色一滴一滴地浓。脸盆里的菜，板结起一层一层的黄油。有同学说，烧菜的油是牛的板油熬出来的，吃不得。但吃的人还是很多，谁叫它的价格比食堂里便宜呢。有一个老师干脆在山冈的平地上，搭建一个简易房，现炒现卖。路边摊子的生意一下子冷清下来，不是说现炒的菜有多好吃，而是简易房里摆了一台电视机，傍晚的时候，新开播的本地电视台，播放琼瑶的《几度夕阳红》。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锅里的菜。简易房里，内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学生。
在班里，我算是比较迂腐的人。直到今天，老缪还笑话我，说：“傅菲就知道摇头晃脑地背古诗词。”在最后的一年半里，我给自己下了“死任务”，每天背一首唐诗一首宋词，写至少两千字的日记。当然，还有比我迂腐的人。王志水算一个。他说一句话，用三种语言，普通话、上饶话、郑坊腔。语速快了，他还有些结舌，“喈嗟，喈嗟喈”。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质朴，天冷的时候，腰弓得像一只虾。他毕业参加工作了，还保持着劳动者的习惯，自己种菜、砍柴，种的南瓜多得吃不完。今年十月，我和老缪、徐永俊去安徽枞阳，一路上闲得无聊，我们探讨了一个问题：八六级一班假如只有一个人不偷情的话，这个人会是谁。我说，王志水。老缪也应和。徐永俊说，王志水才厉害呢，说起女人，口水都流出来，像十几年没吃过肉的人一样，我们偷情是明偷，他是暗偷，神不知鬼不觉。我说，天啦，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徐永俊说，祝湛忠可能是不会偷情的，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结婚了，还种田，每年冬，还端锄头上山挖葛根，一个冬季能挖三千块钱呢。我说，那也说不定，现在农村的年轻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妇女留在家里，平时总要人安慰一下吧，祝湛忠上完课，家访，可以顺便安慰学生家长。
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也确实是，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有泥根性。我们来自最僻远的乡村，普通话里有浓厚的泥浆味。这种泥根性与校园的环境倒是很妥帖。荒丘纵横，即使是在春天，隐没在坳里的杉树林，也只露出一滴一滴的墨绿，而不是成片，稀疏的茅草摇曳起伏，黄色的、褐色的、灰白色的焦土裸露。野刺梨、荆条、山茶、杜鹃，这些在贫瘠硬土里生长的植物，在四月的雨季到来之前，开出各色的花。在路边、在水沟边、在山脊、在茅草丛，冷不丁地伸出一枝花，即使是孤单一支，也格外夺目。它是四季中最重要的一程，步履潮湿，伴着繁茂的雨声，顶着和煦的暖阳，整个大地都妖娆起来。
与大地一同妖娆的，还有我们的身体。我们像洼地里的韭菜，经过一场夜雨，第二天早晨就葱葱茏茏。程世平床底下放着两个哑铃，早起晚睡时，都要赤膊举十分钟。他沉迷于武术，走路晃动着全身，衣扣只扣中间一个，衣角扎一个腰结，手紧紧地握成拳。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说，大家安静安静，我表演一个鲤鱼打挺。他“哈哈”两声，一个鲤鱼打挺，人没站起来，床板“咯噔”一下，断成两截。我睡他下铺，我说，你干吗高兴。他从箱子里那出一包“桂花”香烟，一人一支。李志新说，我不抽，抽了会头晕。程世平说，不抽也得抽，这可是喜烟。李志新说，你五大三粗，女孩子见了你拐弯走，哪儿来喜事。程世平说，你不够兄弟了吧，我考历史考了五十七分，方老师就是不给我及格，你说烦人不烦人，今天晚自习，我去他家拜访了他，他给了我七十五分，我不需要补考了，你想想，全校就我一个人历史科目不及格，补考起来我一个人坐在教师，抄都没着落。我们一哄而笑。其实，补考是每个人都害怕的，假如有三门功课补考，学校就会记录进档案。所以，我们特别“仇恨”监考严厉的老师。直今天，我们说起鲁赞平老师，仍然有些“咬牙切齿”。临毕业那年的期中考试，他一个人监考我们七场，只要我们稍微扭一下头，或探一下桌底，他就没收卷纸。第一场考试，他出现在我们教室，我们就“抗议”，说，学校没有安排你监考我们，你为什么来。鲁老师说，我要全部监考到底，谁叫你们上课时不叫老师好。我第一场就交了白卷，跑到代理班主任李文家里，请假。他是我的数学老师，温文尔雅，眉毛有几根白须，看起来像个父亲。他说，考试了怎么能请假呢。我说我中暑很厉害。李老师哦了一声，说，那期末考试的分数作为进入档案的分数吧。我因此逃过一“劫”，不用跟其他同学一样补考。最后的一年半，我几乎不读课本了，上任何课，我都是埋头看小说，考数理化成了我的“癌症”。徐茹秋老师教我心理学，一发现有人看课外书，就没收，唯独允许我，她还走到我桌边，翻翻我看的小说，说，你怎么都看外国人的书。
其实把时间花在课本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乐建华沉迷于象棋谱，热衷于残局研究，整个上饶师范（四个校区）学生象棋比赛，他勇夺冠军。余建喜则手不离毛笔，做梦都想成为书法家。洪成森一下了课就跑到走廊边上，看楼下八七级一班的一个女生。她是他小学校长的女儿。每个星期，洪成森都要请求我代他写一封恋爱信。即使放暑假了，他写信到我家，叫我把恋爱信写好，寄给他。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毕业后的第三年，即1991秋，我去洪成森家玩，他把我带到小学见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说，这个是你未来的嫂子，现在是幼儿园的代课老师。我已经完全忘记当时的情景了。1996年，洪成森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要离婚了，女方要告上法院，说他和未达婚龄的人结婚。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说，你到我这里来一下，见面再说。他下午课也荒了，到我这里住。我们都没有谈到离婚的事。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党校门口吃早点，我们各点了一盅炖鸽子。他三下两下干完，手上拿着筷子不放。我又帮他点了一盅海带炖排骨。他说，你天天吃这个吗。我说，很少吃，但每天要吃一盅海带炖排骨。那两年，我头发脱落得很厉害，一个中医说，海带炖排骨吃了有助于养发，我就坚持吃了四年。洪成森说，我还是第一次吃这种盅。声音低低的，有些不好意思。确实，师范时代，我和他有很深的友谊，但之后一直来往很少。他离婚之后，隔了两年又再婚。前年，有一次同学聚在一起，说玩玩牌。他低下身子，从袜筒里摸出五十块钱。
炭灰里的镇
再也没有回过小镇，二十多年了，我不曾打探任何有关你的消息。就像个慢性肝病患者，病是治好了，但病菌仍潜伏着，仿佛会随时复发。我的一生都怀着如此危险的疾病。
小镇坐落在饶北河上游的盆地，群山怀抱，天空呈漏斗形，春季油绿的禾苗舒展。从山冈上往小镇看，连片的黑屋顶高高低低，有一种古老的韵律。雨季里，整个视野一片迷蒙，灰褐色，雨水在瓦檐湍急，油亮的石板街跳着细密的水珠，一排排的临街门窗半掩半合。一闪而过的人影，被雨水笼罩。
不知这一切是否改变。
离开小镇时，我才二十一岁。我还是一个少女。我穿一条水蓝色的连衣裙，拐过一条幽深的小巷，每天去邮电所取信。你每天给我写信。你的字，外圆内刚，蓝色的字迹有青草的气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样爱写信，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想，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就是阅读你的信。信纸是淡红色的，有一条条虚线，手感粗糙。读着读着，你的面影会从字迹里凸现出来。我看到你瘦而英俊的脸上，浮出水涡一样的笑容。
檐水秋雨，早已洗尽这一切。我不知道小镇现在是怎样的，但我仍然能闻到那田野的土腥气，“汪汪”的狗叫声仍然能传进我的耳朵，我的心律仍然在缓缓的水流中起伏。
而幸福总是那么短暂，许多年以后的一次，我站在市区体育中心的长塘大桥上等你，天下着倾盆大雨，五月的洪水拍打信江两岸。我已经是一个小孩的母亲。你没有打伞，浑身湿透。你说，你找我有事么。我说：“我想听你说话。”但你沉默着。我的鼻子很酸，想说什么，觉得流进嘴时的雨水是咸的，很呛人。你说：“我不是一个适合的述说者。我的话在八年前就已经说完了。”我说：“你不说话，为什么还要在大雨中等我。”你转头就跑了，消失在雨幕中。我一个人站在雨中，号啕大哭。回到家里，我病了一个星期。这是我们分手八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初三那年，我转学插班到小镇读书。你是我邻座。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我就感觉到你不一样的目光。那时，我们还是孩子，身体刚刚抽穗，还没有扬花。我穿一件红色的滑雪衫，和一条洗白了的牛仔裤。你一直看着我，从我走进教室，直到我坐在座位上上课。我的心里第一次荡起涟漪，感觉有一种甜蜜在回荡，像一颗糖在水里溶化。你的座位在我后面两个位子，但我感觉到，你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背影，因为有时我有意无意回头一看，就扑撞到你的眼神。你的眼神有热度，胶着，纯净。
初中毕业，你去了外地读书，而我仍在小镇里。你开始给我写信，一个月一封；第二年，一个星期两封；第三年，一天一封。我一天收一封的时候，已经辍学在家。我每天都等待太阳落山。太阳落山时，我就去邮电所取信。我知道，这样的等待源于一个少女的情窦初开。你的信件是一扇窗口，让我看到丰饶的田畴，四季的花开花落。小镇的黄昏，有冗长的落雾，晚霞的余晖与山梁上的墨色融合。坐在窗前，我看到晚霞渐渐转变成淡黑色，慢慢飘移，成絮状。小巷里昏黄的路灯亮了，影影绰绰的路人淹没在夜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