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河路
夜色从信江沉睡的眉宇漫上河岸，把滨河路虚掩在天空的黑裙之下。夜色是需要赞美的。它草绒一样的裙翼，无边无际，缓缓降落，把灯火灿然的城市包裹起来。多么像一只巨大的鸟，静静的，低低的，贴着河岸飞翔，它的影子拖着黄昏色的光，在信江游弋，它背后盛大的天空布满了美的纹理—晚星是一只只垂挂的灯盏，摇晃的投光，湛蓝的眼神。
城市就这样悬浮，杯盏一般，在信江之上，在夜色水涛之上。滨河路是城市袒露的一条腿，暧昧，眩迷，斑斓，有着抚摸的质感和亲昵的颤抖。恋爱中的人，滨河路在他（她）们的心中延长了黑夜中黏结的爱情，缠绵的，温热的，流连的。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滨河路是唯一适宜情侣搂拥浪漫的场所。滨河路从龙潭塔一直通往体育中心，它的魅力缘于一排齐整微扬的柳树，杜鹃、茶花、棕榈、野猪梅组合而成的花圃。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生活的城市没有成人公园，也没有影剧院，谈恋爱要找一个幽静又有情调的地方，和找一个恋人一样，很难。
滨河路在没改造以前叫沿河路，是一条河堤。河堤是泥堆积的，长满乳酸草、蓼、野麦草，青青涟涟，一直铺往河面。堤上是石棉瓦搭建的临时住棚，矮矮的，黑黑的，像一群老头蹲在那儿。这条河堤，是全市强奸案、抢劫案发生率最高的地方—尤其在连接上游郊区的地段，连个路灯也没有。谈恋爱的人，坐在河堤上，渐入佳境的时候，歹徒会出其不意地用刀捅住人的后背，说：“把钱全部掏出来，金器也留下。”更恶毒的歹徒，还财色全劫。
改造后，滨河路成了信江之城最美的人造风景。早上，全城晨练的人，都在这儿。晚上，路灯是灰暗的，与信江呢喃一样的波光，彼此辉映。还有哪一个地方比这条滨河路更适合恋爱呢？那么静谧、馥荔，空气里弥撒的花粉都有爱的味道。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你挽着你的女友（她不一定漂亮，但很可人），在树影间漫步，她温热的气息渐渐在你的躯体里扩散，有两股暖流交织，融合，你情不自禁在一个凭栏远眺的亭台，止步不前，犹疑地凝视，突然把她紧紧地搂在怀中，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完全是符合时宜的，也是另一对情侣所羡慕的氛围。
也有浑水摸鱼的人。他一副纯情的派头，有着忧郁的眼神和络腮胡子，酷酷的，坐在办公室里心中一片茫然似的抽烟，好像陷于被人伤害而不可自拔的旧爱中。其实他在思忖哪一个晚上约会滨河路的待定人物，一旦决定了，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声音低沉，充满磁性，说：“晚上有月光呢，我们去河边赏月吧！”一个不谙此道的女子，轻易地被他击中、掳掠。滨河路成为他怀中的陷阱，他毫无破绽的表演，犹如一个爱的天才，对脆弱而敏感的心脏破城而入。
这样的际遇也是偶尔遇见的—你坐在石凳上，凭一棵树的垂枝，和女友卿卿耳语，渐入佳境，即使是一场雷雨也不会让你从女友的脸上移开，但一个卖花的女童，既让你愤怒又让你哭笑不得。她从某个隐秘的地方闪出身子，说：“先生，买支玫瑰吧！”她明显有外地的口音，有胁迫性，又似哀求。“走开！走开！”你说。女童说：“你女朋友那么漂亮，玫瑰送佳人。”软磨硬泡，你不买一支，女童是不会走的。据说，这些女童被某个组织控制着，一天不卖出多少支花，是要挨打挨饿的。你尴尬地把玫瑰送女友，是因为对另一个人的施舍。
滨河路让一个城市生动，明亮起来，是我们无数次折叠又打开的心灵之旅。一个城市，没有一个适宜恋爱的地方，是一个悲哀的城市，也是一个衰老的城市，就像一个人没有青春。
大街
……匆匆的，缓慢的，众多的脚步在大街上流徙，形成一股涌动的杂色的暗流。大街就是一条肠道（暗喻了晦暗的、不可言说的、形而下的？），直通生活的胃部。在路口守着煤炉的人是卖茶叶蛋的，摆了一堆陶瓷、木梳、像章的人是卖假文物的，东张西望神情木然的是三轮车夫，穿一件黄马夹，眼睛浑浊，还没有从幻想中还原过来。我生活在他们中间。
天热，或有雨，我会坐三轮车去上班，虽然从我家到办公室，走路只有一刻钟的路程。我家楼下是解放路，也是全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三轮车像一群蝗虫，蛰伏在树底下。我习惯地在楼道右边第六棵樟树下，登上一辆黄色的车。蹬车人是个矮个子，也习惯把车停在那儿。我们似乎有了默契。我往后一靠，盘算着半天要做的事—矮个儿省了我许多口舌，讲价，指路，停车地点。他有两双鞋，一双是解放鞋，褪色的，帮布发白；另一双是回力鞋，左只裂开长口，他用一条布带，把鞋洼脚背捆起来。他也不说话，蹬起车就走。因为他腿短，他必须踮起脚尖。上斜坡，要用力，他离开坐垫，屁股往两边一拉一拉。他三十来岁，后脑勺有几丝白发，有细细的灰尘盖在他头上。我问过他是哪里人，他用手往水南方向，指着，头往后扭，看我，露出碎笑。他瘦，有密密的胡楂，牙齿很白，偶尔会在他牙缝里，看见菜叶。下车了，我给他两块钱，假如是十块的票子，他会从后座翻开垫子，拿出一个白塑料袋，找零钱给我。白塑料袋上，压着一把铁锤。有一次，第六棵树下，不是他，蹬车人问：“去哪儿？”我说，信江桥头。他说，三块钱。我说，三块钱，你的力气也太值钱了。我又说，这个社会最不值钱的，是人，何况力气。他不做声了，骑得飞快。他有的是力气，才二十来岁。骑出十来米，我暗笑起来—他右手的手把上，按了一个喇叭，收音机放在三角叉的一个小铁匣里，篷布的支架上，挂了许多铃铛。车子越快，铃铛越响，“当当当”，很脆。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童安格的《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蹬车人在国贸大厦路段，吹起了口哨，“吁吁吁”。他边吹边摇头晃脑。下了车，我给了他五块钱。他不要，说，说好了两块就两块。我说，蹬车两块，口哨三块。他傻傻地笑了起来，说，我还没遇到你这样坐车的人。
一般情况下，我会在邮电局门口，停留几分钟。那里有许多书报摊。我把报纸一份一份地打开，瞄一眼，又放回去。若是月初，我会翻翻新到的期刊，看看是否有我朋友的名字。有，我就买一份。门口有一群中年妇女，手里拿着一长卦的电话卡，问路人：“买卡吧，买卡吧。”我熟悉这条大街，像熟悉自己的双脚一般。手上拿钳子的人，是小偷；提一个大竹篮，卖水果的是后街的李大妈，她儿子前年死于车祸，她每天靠在小粥仙店的门口，不是卖葡萄，就是卖雪梨，她脸宽阔，瘦，皱纹往下翻，像干硬的花卷；两个卖草莓的妇女，挤在路口，差不多每天都要吵架，有一次，我还看见她们打了起来，把竹篮踢翻，草莓撒了一地，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第二天，她们又姐妹一样，有说有笑。
暗夜之下，街边的夜宵摊也热闹起来。在宽大的塑料布棚里，围了一桌又一桌的客人，有的还在讨论牌局，一脸的兴奋或沮丧。在角落里低头吃米粉的人，是水泥厂的装卸工，还有半车的水泥等他扛。而一群女子让整个大街生动了起来，她们是洗头城的，工作要从下半夜开始。她们穿得摇曳多姿，吃着炒田螺喝着啤酒，不时地传出打情骂俏声，对面的街角停了几辆三轮车，有的车夫在鼾睡，有的在观察夜宵棚里的客人，他们都沉默着，脸在晃动的灯光中时隐时现。
在时间的镜子前我们看到同一个老人
它坐落在解放路小巷拐弯的地方，一副可有可无的样子，不打算从生活中凸显出来，除了一堆钟表零乱的“滴答”声，一个坐在桌前长年咳嗽的修钟人，维修店有着梦一般的寂静和被人遗忘的淡淡忧伤。店面通常是窄小阴暗，四处弥漫陈旧的气息—破裂的藤椅、油漆剥落的木桌、磨损的放大镜、废弃的纱布。墙上挂满了形态各异的钟表，大的如盘，小的如碟，有猫形熊形的，有葵花形神形的，俨然就是一座时间的仓库。
也像一间简易诊所。那些钟表就是病人，被暂时搁置在一边，它们神态安详，老态龙钟，但仍有轻轻的呻吟。似乎在疑问：“我哪个部位的零部件坏了呢？以至不能回到时间正常的轨道？”修钟人穿一件湛青大褂（允许把它想象成白色大褂的话），把户主的名字贴在钟的背面（像挂号单），按先后顺序把钟挂在墙上（让人想起就诊排队），在工作簿上登记姓名、钟的品牌、维修日期（与医生日志没什么区别）。看得出，修钟人是一个谨慎、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恰当的忧郁和焦虑的神情，但丝毫掩饰不了从内心显露出来的自信和从容。
他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微微花白，常常在荧光灯下，停下手中的螺丝刀，按住胸部咳嗽，有时是剧烈的，跳荡的，整个房间有老年病弥散的气氛。其实，他的年龄远没那么大。因为缺少阳光的照晒，他的面容白皙如面，皮肤柔软松塌，仍然保持着青春期的某种印记。他是如此充满矛盾和悖论，就像时针走快了，分针却走慢了的钟。他的身体按自己的时间走，而我们却找不出时间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