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纳斯，是一个神谕般的名词。在两年前，央视一套23﹕15分播出的“发现之旅湖怪之谜”专题片，我一集不落地看得心生向往。我开始搜索有关喀纳斯湖的资料，阅读有关它的一切文字和图像。假如世界上只允许我去一个地方的话，我只选择喀纳斯。23日中午，我们到了喀纳斯。区间大巴上，气氛热烈起来，导游是个汉族女孩，给大家介绍喀纳斯的景物。导游词写得很煽情，而导游的解说确是冷冰冰的，缺乏真挚的情感。我有些失望—对于工作而言，美也会让人乏味，比如这个脸上布满雀斑的导游。其实，身处这片神秘的山野，我们理应保持沉默的。白桦林金色如洗，雪杉墨绿成团，花揪树如火。喀尔齐斯河或湍急如飞，或沉静如镜，深碧，浓郁。斑斓的山色投影在河水中，恍若仙境，让人怀疑，眼前所见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色彩在这里交织，渲染；人声在这里弥散，隐匿。交错的、滑动的山峦，它的弧线令人迷乱。峡谷有山岚漂浮，乳白色。山间微雨，雨不是滴下来的，而是一粒粒地铺洒，林间、公路上，脆脆的雨声如鸣。在微雨中，所有的色彩化为一片汪洋。
在吐鲁番，颜色却是滂沱的。整个城市是一个葡萄园，远看是弥眼的深绿，近看是暗紫。在市郊的交河故城，却是驳杂的土黄色。高昌回鹘国的国都，湮没在一片漫漫黄沙之中。土丘高悬，嶙峋，一个强大的西域古国埋在时间的废墟之中。土黄色，死亡的原色，时间的原色。
在北疆，我们需要用另一种尺度去解读时间：即使死亡也不腐朽。丝绒般的，脸庞般的，广辽，沉寂，垂直，时间像阿尔泰的大雪一样纷飞，在眼睑降临。
相似的行程
我们—我、徐勇、傅金发—坐在上饶师范上饶县分校低矮的山冈上，交谈着诗歌。始于1988年的下半年，我们进入了这个宿命般的未知世界。是的，未知、预知、信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在徐勇的诗集《靠近》中读到。那时的校园是冷寂和荒凉的，上饶县城也如此。徐勇是八六级四班的，我是八六级一班，傅金发是八七级二班。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我班主任张炳福老师在班会上说，四班有一个叫徐勇的，前天又在《江西妇女之声报》发表了一首诗，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他说话时的手势略有夸张，衣襟上沾满粉笔灰，穿一件老式中山装，纽扣把脖子扣得死死的。他是我班主任兼政治老师。1988年初秋，由我的语文老师皮晓瑶牵头，成立了《飞鸥》文学社，我任社长，徐勇任主编。我们漫长的友谊由此开始。
在校时，徐勇已经在外地报刊发表了很多作品，在《星火》《江西青年报》“春泥”副刊等推出过组诗，《散文选刊》也有作品选载。谁都不会否认，他在整个上饶师范的影响，无人可及。用当时江西有名的乡土诗人郑渭波的话说，徐勇成为优秀的诗人，指日可待。而我还是停留在练习册的阶段。我们似乎有挥霍不完的激情。我不爱诗歌，整天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小说故事里。除了语文，已经没有其他课目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把上课的时间都放在写小说上，每天几千字。徐勇也是“每日一诗”。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端着搪瓷碗，坐在教学楼旁边的岩石上，我读他的诗，他读我的小说。1989年5月，上饶县传统的诗歌节日“谷雨诗会”之后的半个月，徐勇邀请郑渭波给我们作诗歌讲座。郑渭波穿一件黑色西服，头发光溜。他的讲座激情四溢，唾沫飞溅，很有煽动力，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讲座—我放弃了小说的路子，与他们一起在诗歌的道路上狂奔。
上饶师范有上饶县分校、玉山分校、广丰分校，总校在上饶市崭岭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也是师范办学的巅峰时期。我们似乎不满足于在自己学校的“冲冲杀杀”，与总校的同届同学萧穷、邓飞、丁智、尤慧，创办“信江”诗社，社长是邓飞。到了星期天，我和徐勇、傅金发，去总校玩。邓飞坐在教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稿纸压在课桌上，烟抽了半包，诗还没写出一句。
我们去茅家岭烈士陵园，去东岳庙，去信江下游的河滩，一路游玩。我们还举办全国诗歌征文。萧穷在广丰实习，星期六返校，用麻袋到收发室收信件。那是我们人生最美妙的时光，虽然是那般的短暂。
1989年初夏，我们毕业。我分在上饶县郑坊乡西山中学，徐勇分在上饶县尊桥乡中心小学。我们一南一北。我们一直以书信的形式，频繁密切地联系，相互交流作品。1990年元旦，我一个人坐了一天的公交车，去他家看他。我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家是一栋砖瓦房，前面有一个院子。我到他家时，已是傍晚，落日磅礴，葱郁的丘陵绵绵，黛色如眉，天边是滚滚晚霞。我们吃过晚饭，站在另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看《楚留香之鹦鹉传奇》。
1990夏，因偶然的际遇，徐勇借调到上饶县教育局上班。我是一个误人子弟的教师，不爱教书，我每个月都要去县城，找徐勇玩，有时玩一个星期，荒废了学生的课程。1991年正月，由于时任上饶县文联主席的汪淦泉的努力，我得以借调到文联上班。我没有钱租房，就同徐勇搭铺，一并住在教育局内部招待所，直到徐勇结婚。招待所有一个内部食堂，11点半，教育局办公室电话会响，徐勇没有接听也知道是我的。我经常是口袋里分文全无，到他那儿蹭饭吃。
那几年是上饶县诗歌兴盛时期，队伍庞大，有郑渭波、纪辉剑、郑发贵、吴祎华、谢克忠、郑一平，写散文的有曹绍炉、詹飞鹏、丁元军，而上饶地区的诗歌群落也是江西实力最强的，有桂向明、孙家林、汪峰和萧穷，以及南昌的紫薇。我和徐勇的努力，也是可想而知的。1991年10月号的《星火》推出“江西青年诗人作品专号”，上饶县有四位诗人登台亮相，徐勇的组诗《与阳光的声音相遇在幽林》在重要位置刊出，这是他第一次展示自己不凡的整体实力。
徐勇还是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但已经引起江西诗歌界的关注。郑渭波还没有结婚，我和徐勇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混来混去，也算是一种诗歌学习。在我们这群人中，徐勇的灵气是最足的。这首《或许与登楼无关》即使在今天读来，仍然不失为好诗。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倡诗歌相对意义的口语化。他有自己的诗歌美学：节奏舒缓、疏朗，主体意象具有象征性，主张诗歌的音乐美，诗意与哲思交织。他的诗歌亦如他的个性：缜密，情绪淡远而不浓郁；严谨，锋芒深藏而不肆意。所以，你在他的诗歌里，听不到破空之声，也感受不到隔墙之力。他是一种绵里藏针。那短短几年，他在《诗刊》《诗歌报月刊》等二十余家刊物，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我作为亦步亦趋者，也有诗歌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刊出。
树林，河滩，春天的油菜地，廖家周围的山冈，我们都一一踏遍。我们走过的路上，都有鲜花盛开。
我们的写作并不寂寞，赣州的三子、圻子、龙天也会特意来玩。尤其是铅山的汪峰，德兴的萧穷，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沉寂的日子显得异样的喧哗，我们挤在简易招待里，喝着劣质酒，纵论诗歌。我们澎湃的青春，像亿万吨的信江河水，滔滔不绝。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三年多。1994年10月，我调往上饶日报社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是挣钱和写诗，用萧穷的话概括，是“右手写诗左手挣钱”。我钱没挣到一分却有一身铜臭味。徐勇也沉寂了下来—他的小女已经出生，他完完全全成了模范丈夫、模范爸爸，买菜、烧饭、哄小孩，偶尔外出挣点小钱。
之后，上饶诗歌遭遇多年的沉寂，除了紫薇和汪峰在外“摇旗呐喊”，大家仿佛一夜之间散失在茫茫的人群。
2001年3月号的《诗刊》，出人意料地推出徐勇的组诗《欲飞的七行》八首，这是一组风格鲜明、个性彰显、澄明浑厚的探索诗。他为这些诗歌已经足足准备了六年。这六年，徐勇一直在研究新诗与教育的关系，倡导构建《新诗教育学》。他的研究成果引起教育部、江西省教育厅的重视。他阅读的中外新诗不下万首。这些诗歌对他的哺育如春雨浇灌大地。他的诗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他的七行诗系列。
七行诗形式简约，结构衡称，节奏明快，激情四射。有诗歌研究者说，徐勇的七行诗，在形式上，是新诗的一种突破，看起来像一只飞翔的鸟。其实他七行诗的内容，同样发人深省，有痛，有生命的厚重感。布局与行文相当简单，看似笨拙，但诗质纯净、张弛得体，始终充盈一种俯瞰大地的气度。这与他追求“空灵而充实、简洁而高蹈、质朴而旷达”的诗风相符。
一发而不可收。徐勇持续在《诗刊》等重要刊物推出重要作品，界内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许多作品被收入重要选本，也屡屡获奖。当然，这是世俗的荣誉。重要的是，他的写作已经进入日常写作，作品日趋成熟，呈抛物线的上升阶段。
而我的诗歌写作以溃败告终。2002年，我开始散文写作。
在这几年，徐勇始终没有停留自己探索者的脚步，繁忙的工作之余，“产量”惊人，约有四百余首新诗诞生。这么高的“产量”，在江西都是少有的。网络的迅时性，使整个诗歌写作，进入复制和口水的时代，泥沙俱下，气势恢宏，却很难读到一首好诗，更少有让人心痛，让人难以入眠的作品。这使我不免怀念那个手写体时代，温暖、含情脉脉、余音袅袅。但我们是不可能改变时代的。而徐勇依然保持着手写体时代的姿势：沉默、坚韧。他的诗风也一变再变。
他越来越注重诗歌的意味。徐勇从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发现诗歌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他的重心向下，不会漂浮。或者说，他把诗歌源头放置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冥想，使诗歌生长出根须。
纵观徐勇的诗歌写作，给我的感觉是，才华有余，草根不足。我想，溢美之词可以不必复述。在当代，任何一种文本的写作，当下性是极其重要的。所谓草根，就是相对于外来技术，它是本土技术；相对于外来文化，它是本土文化；相对于学院姿势，它是民间姿势；相对于凌空高蹈，它是伏地生长。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理念，方向也大可不必相同。但是，我以为，他创作的根系越发达，他的作品就越叶繁枝茂。一个作家，或一个诗人，他既要有强大的创作能力，也要有保护创作能力的能力。这样说，草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2006年10月，徐勇把多年的创作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整理出一部诗集《靠近》。于我而言，是一件极其高兴的事情。我阅读这部诗集，是一次愉快的时间旅行，是一次对我们友谊的温习。他的行程和我的行程，是多么的相似。我有理由说，我们都是同样的幸福，因为文字，我们无比温暖；因为文字，我们也彼此更加靠近，仿佛是前世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