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西人口大量外移，形成著名的江右商帮。在这其中，既包括了一些专职的行业经营者，也包含了大量补贴家用的小农者。因此，在江右商人的资本来源、经营观念和投资方向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类型，体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
江右商人的资本来源无论经营目标为何，江西商人的经营资本主要来源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个人力田、佣工或做小本买卖等方式，或者是通过家庭成员的支持帮助等方式积累资本，投身于商业领域；二是通过向个人、机构等借贷，或者与其他人合伙投资共同经营等方式，在商业领域中逐步发展壮大。
一、力田致富，继而转化为商业资本
通过力田致富积累经商资本是江西商人积累资本的主要方式之一，其中不仅包括众多的经营性地主，也有不少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通过农业耕作，取得盈余资金后就转向商业经营，正如时人所说，他们获“千金、数百金之产，辄张一肆以逐什一之利”〔清〕鲁仕骥：《山木居士外集》卷3，《送邑侯李任庭先生序》。
如会昌县的萧敏纪，通过勤于农耕获得盈余资金后，经商于川中地区，逐步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自是资渐饶”〔清〕王骥：《萧理行翁行述》，同治《会昌县志》卷31，《艺文》。又如瑞昌县的陈秀元，起初力田，逐步积累了资金，由是贸易于陕西，最后“腰缠万贯”同治《九江府志》卷38，《孝友》。还有如清江县杨余盛，在放弃读书中举的道路后，同兄弟三人一起在乡间勤于劳作，并做小贩从事经营以补贴家用，逐步积累起盈余资金，然后经商于湖南、湖北及九江地区，通过专业商品经营逐渐发财致富，“家道渐隆起”《清江杨氏五修族谱》下卷，《敬庵公墓志铭》。等等。
二、佣工于大户富室，积累资金后从商
除了力田致富积累资本外，还有一些家境贫困的商人，通过在富商、地主家做佣工，逐步积累起经商资本，然后开始自谋经营，加入到商人队伍中。
如金溪县的邱绍庭，起初家庭贫困，于是佣力于富家，积累起资金后，“开炭店于浙之常山”同治《建昌府志》卷8，《善友》。再如乐安县的龚滨七，起初在县城茶肆佣工，积累了余资后即致力经商，并前往抚州从事商业贸易同治《抚州府志》卷68，《善士》。还有如金溪县的李先诚，幼年时佣工于本地大户周进士家做伴读，稍长后辞工经商于陕西汉中、西安、华阳等地同治《抚州府志》卷68，《孝友》。等等。
三、以小本买卖积累资金
江右商人通过从事小商小贩，积累起一定资本后再致力于商业经营之路，即古人所说的“从事小买卖而至大开张”同治《万安县志》卷1，《风俗》。这成为江西商人经商资本的又一个主要来源。
明清时期江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以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依托，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因而，举凡是手工业品、粮食、土特产和杂货等，只要稍有微利可图，均可成为江西商人负贩经销的内容。不少商人正是通过这种小贩小卖积累资财，转而“至大开张”的。
如瑞昌县（今瑞昌市）的董伯益，起初以打渔采樵为业，积累起资本后，经商于湖北、江浙等地区同治《九江府志》卷39，《善士》。再有如玉山县的王允聪，成年后即负贩营生，壮年后与兄长建立烟业行店，经营于江苏地区，获得巨大利润，“累资巨万”同治《玉山县志》卷8，《善士》。还有如丰城县（今丰城市）的吕仕麟，起初在家乡负贩自给，积累了资金后，开始到外地经商道光《丰城县志》卷17，《善士》。再如崇仁县的谢廷思，起初为读书学子，后来经商于四川，积累了资金后又于福建、广东等地区经商，“不二十年，资累巨万”同治《抚州府志》卷68，《善士》。等等。
清末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一位商人的发家经过则更为典型：南昌有布肆，号“一文钱”。闻其创始之主至贫，惟余钱一文。乃以购面粉，拾破纸、鸡毛于市，范土为儿童所玩之鸡狗等售之。久之，积钱渐多，乃渐作小本经纪，勤苦贮蓄。遂设布肆，以资财雄于会城矣。〔清〕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农商类·商贾》，中华书局1984年版。从中可以看出，店主原来仅余一文钱，但是通过在乡市间从事小贩小卖，勤俭致富，然后才在省城建立布肆店，走上较大经营之路。
四、教书授徒所得，转化为经营资本
江右商人中有一部分是弃儒经商者，因而有些商人的资金最初来源于教书授徒，如南城县的单章，年幼读书，其后在家乡教书授课，由于家用不足，于是转而经商于外，并获得成功，“累金万镒”同治《南城县志》卷8之5，《义善》。还有如临川县（今临川市）的李宜民，幼年时父母去世而成孤儿，寄宿于外婆家，长大后起初曾经商于湖北，但并不成功，只好到桂林靠教书谋生，积累起资金后再到云南一带从事盐业经营，最后成为著名的大盐商同治《临川县志》卷46，《善士》。等等。
通过教书积累资金，转而从事商业经营，可说是另辟蹊径。还有一些人并不亲自经商，而是把教书所得交给如兄弟等亲族成员经商。如新建县的夏德润，孤而佣书，将自己教书所得资金寄给在河南经商的堂叔作为商业资本同治《南昌府志》卷48，《国朝孝友》。湖口县的蔡潮，不屑俗事，专意授徒，却以所入予其兄经纪，贩卖致富同治《九江府志》卷38，《孝友》。金溪县的李应科，在家设教授徒，弟贾于外，“数亏负，岁寄馆谷资之”同治《抚州府志》卷68，《善士》。他们虽然并非自己经商，但他们授徒佣书所得转化为商业资本却是确定无疑的。
五、继承家庭、家族资产
有些商人通过继承家庭、家族所拥有的财产，转变为经商资本。如金溪县的王嵩一，祖上曾经商于贵阳，嵩一继承家业，以例贡生服贾，“居滇十余载，积数千金”同治《抚州府志》卷68，《善士》。等等。
六、通过向个人、机构等借贷筹集、积累资本
从江西商人的社会构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弃农经商者还是弃儒经商者，大都为家境贫寒所迫，因此，借贷成为江西商人最主要的资本来源。清人鲁仕骥即说，新城县（今黎川县）“为商贾者多假贷为生”《山木居士外集》卷1，《中田保甲图说》。实际上，靠“假贷为生”的远不止是新城商人，在其余各府县都较普遍。
如临川县的戴珩，有戚某假其重赀，往广东经商，数年后本息合计达六千金同治《临川县志》卷46，《善士》。可见其借贷金额数量之大；东乡县的王曙斗，有“戚某负其父千金不能偿，曙斗还以券”同治《抚州府志》卷67，《善士》。将其所借资金予以免除；丰城县的熊作宾，弃儒经商，获得巨额利润后，将资金借与同乡经营，有一同乡刘某借资千余后经营失败，熊氏再将资金借给他，使其获利三倍道光《丰城县志》卷17，《善士》。崇仁县的谢廷思，经商于蜀、楚、闽、广间，最后资累巨万，于是拿出四千缗贷给商人，三年后利息达上千缗同治《抚州府志》卷68，《善士》。等等。
上述事例均为本息逾千的数额较大的借贷，而江右商帮中存在着更多的小数额借贷。如新城县（今黎川县）的饶大俊，因经商致富，曾贷给某布行“金数百”同治《建昌府志》卷8，《善士》。该县的邓兆龄，贷给同乡黄某三百缗，几年后杳无音讯，有一天突然在途中相遇，一问才知黄某贩货途中遭遇翻船，货物损失殆尽，于是再次借其资金，数月后黄某赢利而归同治《新城县志》卷10，《着士》。南昌县的万维佐，年幼时读书求学，后因无力交学费而辍学从商，向人借钱贸易同治《南昌府志》卷48，《国朝孝友》。赣县的郭廷佐，向亲戚借得白银五十两，购货贸易同治《赣州府志》卷56，《善行》。奉新县的岳正光，父母双亡，家境十分困苦，于是向笔肆赊账进行笔业贸易，从此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同治《南昌府志》卷48，《国朝孝友》。等等。
江右商人除了在江西各地开展民间借贷外，随着其经商活动遍及全国各地，也在江西以外的不同地区进行了相关的借贷活动，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
如在云南地区，明成化初期该省姚安府有江西安福、浙江龙游等地客商不下三五万人，遍于城市乡村。这些商人进行了大量的借贷活动，其中尤以高利贷借贷最为盛行。《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载：“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成化元年十一月。时人艾南英也曾对这些商人在云南的借贷情形进行了详细记载：其放也，每一金轻三四分；其收也，每一金昂三四分。其放以晦日，即以晦日为一月；其收以朔日，即以朔日为一月。其受当也，首饰衣物值一金者，止当五钱。满十月不赎，即取原物毁卖，是以十月而收合倍之息矣。其书质券也，虽重锦例书破旧，虽赤金例书低淡。即于书券之时，预伏将来毁卖，以杜其人告官之端。〔明〕艾南英：《天佣子集》卷6，《三上蔡太尊论战守事宜书》。从上述材料中不难看出，商人对借贷的借、还利息以及金银首饰、书券等物品的典当利率、赎回日期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通过从事高利贷活动获取高额利润。
另外，河南邓州名士李贤则对江西商人在当地放债的情况进行过描述：吾乡地广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无千石之富者，何也？岂上之人侵渔，或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觇之，盖非二者之弊，乃贾人敛之耳。吾乡之民，朴纯少虑，善农而不善贾，惟不善贾而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岂徙善贾，谲而且智。于是，吾人为其劳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则晓于众曰：吾有新麦之钱，用者，于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则白于市曰：吾有新谷之钱，乏者，于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种者，贾人莫不预时而散息钱，其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略不计焉。一有婚丧庆会之用，辄因其便而取之，逮乎西成，未及入囷，贾人已如数而敛之。由是，终岁勤动，其所获者，尽为贾人所有矣。〔明〕李贤：《古穰集》卷9，《说·吾乡说》，四库全书本。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江右商人在当地经商者甚多，他们往往在春夏新米出来之前、民众急需钱财买米之时，向当地民众进行借贷，待秋收后再予返还本息。在邓贤看来，这使得当地民众的财富大都流进了江右商人的腰包，故认为江右商人“谲而且智”。
江西商人在湖北地区也活动频繁，借贷活动较为常见，如万历《承天府志》中记载了江右商人在钟祥县的借贷活动：地多异省之民，而江右为最。商游工作者，赁田以耕，僦屋以居，岁久渐为土著，而土著小民恒以赋役繁重，为之称贷，倍息以偿之，质以田宅，久即为其所有。〔明〕孙文龙纂修：万历《承天府志》卷6，《风俗志·钟祥县》。从材料中可以看出，江右商人到钟祥县后大都租田耕种，由于不受户籍所限，而不用和本地人一样承担沉重赋税，在积累资金后便向当地人进行借贷活动，约定以田产房屋作为抵押品，后来有一些民众因无法偿还而产归江右商人。
在广东地区，江西商人也挟资而入，以放贷为生，其中以吉安人为多。豫章人挟子母钱，入虔入粤，逐什一之利，趾相错也。〔明〕郭子章：《郭青螺遗书》，卷十二《山溪白溪石塘三桥碑记》。
吉郡土薄齿繁，虑走四方为生，然多下贾……吴公香山则计然之遗焉……代父收债于粤……君之金钱布岭海间矣。归则以其术施之家，施之乡。〔明〕罗大纮：《紫原文集》卷五《序·吴香山姻丈七十序》，北京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总之，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借贷以下几个特征：
（一）借贷主要在同乡、族邻及亲友间进行。所谓“戚某”，即指某亲戚。一般家族有“公置产业”，储备“生息资”，专门贷予族内子弟，利息则用于修葺祖茔宗祠，兴办族塾，撰修族谱等。如瑞金县“每姓必建立祠堂以安先祖，每祠必公置产业，以供祭祀，名曰‘公堂’。其公堂，合族公举一二人司其出入，四时祭祀外，有盈余则惠及族之鳏寡孤独，量给养赡，子姓有登科甲入乡校者，给与花红赴试，助以资斧，略仿范文正（仲淹）公义田之意”道光《瑞金县志》卷1，《风俗》。南昌县刘起教，家“本巨族，族有生息资，为建支祖祠计”同治《南昌府志》卷48，《国朝孝友》。个别的还有以地方官府为称贷对象的，如德化县的郑报谷，弃儒业贾后，“独力借公款钱三百缗”同治《德化县志》卷39，《善士》。开通县城西市集。
（二）借贷双方，一般立有文契，讲求贷还信誉，还贷结息时，须交验勘合双方文契。如有逾期违契拖欠者，则可告官追缴。如万安县的戴承霖，“自蜀扶父榇归，过武昌，闻故支杨越芳负商银数百两，官追严急，即倾父遗则代还”同治《万安县志》卷14，《善行》。关于江西商人借贷活动的法律保护问题，《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有一则材料颇为典型：天顺二年（1458年），刑部奏准：今后江西客人在湖广等处买卖生理，有因负久钱债等情应许告理者，止于所在官司陈告，即与准理。若不候归结，辄便赴上司及来京诉告者，一体依律问罪。重则照依见行所告词讼，不问虚实，俱各立案不行……若有倚势刁泼，添捏重情，并不干己事，募越赴京奏告，一体依律问罪，断发原籍当差，所告情词，不问虚实，俱各照例立案不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8，《听讼回避》。这则材料一方面说明了借贷违契者可以被债主告官追究，另一方面也说明，江西商人的借贷活动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从侧面反映出江西商人与封建政权的相互结托关系远不如晋商、徽商等其他地域性商人那样牢固和深厚。总之，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借贷活动的经常化和法律化的事实。
（三）民间借贷利息计算分为复利息和单利息两种，前者也称之为“子母钱”、“繁利息”等，利息较高，属于高利贷性质。除此之外，借贷年息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贷息较轻。如前述崇仁谢廷思贷某商银四千缗，三年后，计息千缗，利率还不足百分之九。
七、集资合伙经营
明清江右商人的资本筹集和积累还包括集资经营的方式，即由大伙共同出资合伙经营，或者交由某一个人代为经营。如新城县（今黎川县）陈世爵弃儒经商后，曾由大伙共同出资交给他经商于吴城，而他在贩货途中遭遇翻船，货物损失殆尽，众人的投资也血本无归，陈世爵返回后，众出资人再次共同出资数千金，交由他外出经商，这次经营顺利，获取利润数倍，将众人两次的投资额全部还清，此后积资巨万。陈氏曾自言：吾昔贾吴城归，舟覆，没其资，念皆受人所付托，归无以见人，独行湖畔，欲投水死者数矣。既而自念：奈何为匹夫之谅！遂步泥淖中百二十里，归与金者约曰：“吾不幸罹此，必悉家所有以偿。不足，以佣终之。”（与金者）皆曰：“君岂欺人者。”复假以数千金，俾再往，获利数倍，尽偿前所负而加赢焉。同治《新城县志》卷10，《善士》。陈世爵这番自述清楚地表明，其经营资金既非贷于大户、亲友，亦非继承家业，而是“与金者”们共同凑集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