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发展迅速，他们充分利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以及统治政府的经济政策等因素，在市场中得到发展，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备受世人瞩目，成为与徽商、晋商齐名的大商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场”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一、声誉趋隆的江右商帮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在南唐两宋时期成为经济文化的行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余户、446万余口，均占十分之一，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其次是两浙路，432万余口）。《宋史·地理志》述江南东西路的物产：（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居各省之首。至明代，虽然人口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其产粮之富。其他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苎麻、蓝靛、木竹、油料、夏布、火药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江西本省范围内的商品经济较为活跃，也为江西商人的外出经商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并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以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为例，当时江西在册户、口数为136万户、307万口，其中客户、客口分别占36%和37%，而经济水平相当的两浙路，同一时期客户和客口所占比重不过21%和19%，可见当时江西土地占有问题的严重性。此外，被称为两宋江西农民创举的梯田开垦及围湖造田，实际上也反映了部分地区耕地的日渐紧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官府的繁役重赋，尤其是赋役不均，导致了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农民的脱籍外流。
由于江西本地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所以流向外省的江西移民中，固然有许多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地域性流动过程中发生职业性转移，改而从事工商业。丘濬在指出江西人口向湖广流动的同时，也关注到他们的“生计”方式：其一是置成产业者，名为“税户”；其二是为人耕佃者，名为“承佃户”；其三是贩卖贸易者，名为“营生户”〔清〕丘濬：《江右民迁荆湖议》，《明经世文编》卷72.所谓“营生户”，就是在当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江西商人和手工业者。而置成产业的“税户”中，也有不少是兼营农业和工商业的。其他地区的江西移民的生计方式也与湖广相似。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江西商人，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右商军。
由明至清，江右商帮发展迅速，逐趋鼎盛，除了地方史志资料记载的大量的个体或成群的商人外，还包括全国各地建立的定有帮规帮约。同时以会馆、公所作为在异地联络纽带的商人群体，即商帮组织，正是“江右商帮”名称出现的表现所在。作为江右商帮运行重要基础的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各地，据统计共有800多所，如明代在北京的41所会馆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
另外，作为一个地缘性的商业帮，江右商帮内部成分复杂，从地域看有府帮、县帮；从行业看有药帮、瓷帮、粮帮、木帮、盐帮及茶叶、绸布、纸张、金银首饰、钱庄、典当等各种行帮；从经营方式和人员构成来看，其中又有坐商、行商、手工业者、服务行业、码头工人、矿工、农民、教师、官绅等不同名目，可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地缘、亲缘和业缘环环相扣。有些府帮、县帮外出经商常常是每到一处，首先建江西会馆。长沙、湘潭、溆浦、武汉、襄樊、重庆、秀山、成都、宜宾、泸州以及云南蒙自等商业城镇中，既有江西全省各府商帮合建的江西会馆，而在其周围还有各府、县商帮所建的府县会馆，如南昌丰城的豫章会馆轩辕宫、抚州会馆昭武宫、临江会馆仁寿宫或肖公庙、庐陵会馆石阳宫等等。
明清时全国许多商业城镇成为江右商帮的竞争市场和生存空间，其中都有一批长年经商异地、老死不归故里的各地商人，他们往往将其商帮会馆集中建于繁华街道或航运码头，与其他省地商帮的会馆门当户对或一字排开，相互之间以其诚信商业道德标榜、监督及联合，并配合当地政府维持公共秩序、捐助公益事业、兴办学校等，以之作为第二故乡，形成有自己特色街巷，在此繁衍后代，形成一支商业移民。省外如此，省内主要商业城镇如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以至九江、南昌、吉安、萍乡、赣州、玉山等地也无一例外。这种扎根异地的商帮与那些为了奉亲养家的失意儒生和为了以商补农的乡村小贩虽常年外出，但离乡不离土的个体行商大不一样，成为江右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所以在湖广的赣商很多，当地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场”之说。云、贵、川也是赣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经商于农村，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或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地区外，赣商在江浙、福建、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尤其突出的是，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江右商帮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冲击着封建闭塞的旧貌，给落后的农村和封闭的山寨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专职的行业经营
在明清江右商人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职的行业经营者，其中既包括经营本地土特产的行业，如瓷业、茶业、布业、纸业、药业、木材业、米业等等，也包括外地特产或其他商品的经营，如对食盐、西南矿业等的经营。这些专职的行业经营者，或者世代传承，或者进行资本运营，为江右商的发展鼎盛作出了贡献。
明末至清前期，随着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封建行会制度的衰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手工行业中，开始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若干经济条件。这就为商业资本打入生产领域、转化为产业资本创造了可能。
如江右商人在西南的采矿业中，表现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江西商人往往集行商和矿主身份于一身，开矿、贩运贸易两不误。例如，云南永顺东南的卡瓦地区（今云南凤庆、永胜东南），乾隆时有“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中主要是江西人，另有部分广东及贵州商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清高宗实录》卷269，乾隆十一年六月甲午。比较确切的事例，如金溪陈文楷曾贾四川，后“由巴入黔，开场冶铁于桐梓、綦江间”同治《抚州府志》卷66，《善士》。等等。
清代乾隆时期，由于大量江西商人进入湖南凤凰城谋生，形成了名为“江西街”的江西商人居住区。江西商人的经营，一个是销售凤凰农副土特产品的外埠市场，其中主要是常德，其次是汉口、长沙；另一个是销售外埠市场工业产品的本地市场，即凤凰的城乡市场。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他们多方筹谋。一方面从凤凰市场收购桐油、朱砂及其他土特产品，由大船装运顺沅水下行到常德等地销售。另一方面，再以销售所得从常德等地的市场，购进花纱布匹及各种日用商品，溯沅水运回凤凰市场销售。这种“上下水贸易通道”获利丰厚，只要货物在沿途不遇劫匪，在沅水险滩中不遭船翻，三五趟下来便可发大财。因而他们当中，先后出现了“熊祥昌”、“庆丰祥”、“裴三星”、“周仁顺”、“孙森万”等大商号。凤凰的商业街正街与十字街上，百分之八十的商店均为江西商人所有。而四川、福建、宝庆等外地商人或因思路较窄，或因群体力量不足，因而在市场中难以望其项背。
总之，明清时期江右商人的专职经营涉及众多的行业，所在地域范围广阔，尽管从历史来看，大多数都是处于中小规模的状态，大规模行商不多见，但这并不影响江右商帮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