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政治、地理、灾害、赋税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江西商人，足迹几乎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沿海到内地，从岭南到漠北，遍及城乡的角角落落，甚至远及边陲、异域，以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备受世人瞩目，成为国内商界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民间习称为“江右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明清以来，江西商人遍布全国各地。明人徐世溥曾在其所著《榆溪集选·楚游诗序》中专门谈到江西商人的活动范围：“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北贾汝、宛、徐、邳、汾、鄠，东贾韶、夏、夔、巫，西南贾滇、僰、黔、沔，南贾苍梧、桂林、柳州，为盐、麦、竹箭、鲍木、旃罽、皮革所输会。”仅据他所说，就可知道江西商人当时活动范围已经到达今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十多个省区。
一、经商人员数量众多，来源涵盖全省
根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江西就有商人的活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为后人描述了当时江州（今九江）商人于浮梁县经营茶叶的状况。明代文学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也记载说，唐时南昌人谢某携女小娥经商于历阳（今安徽和县），蓄资甚巨，将小娥嫁与历阳段居贞，同舟贸易于江湖间；同邑周迪亦携妻远贾，“往来广陵（今扬州）”〔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谢小娥》，中华书局1987年版。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也曾经多次前往饶州景德镇购瓷，销往淮北。同治《建昌府志》卷8，《善士》。南宋人汪肩吾在《昌江风土记》中也描述了浮梁县民众的经商之风，书中记载了浮梁之民形成外出经商之风，大都来往于邻近的江浙和湖广等地，主要经营瓷器、纸张、布帛等产品：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乾隆《浮梁县志》卷1，《风俗》。迨至明清，江西商人无论从其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来说，均超过历代。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他们“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甚至“至老死不归”〔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经商贸易已成为遍及江西各府、州、县的社会风气。各类明清官私史志中都有记载。
如南昌府，明清时期民众经商之风盛行，同治《南昌府志》记载：“编户之民，五方杂处，多以逐末为业。”同治《南昌府志》卷8，《风俗》。传统时期，民众的地位以“士农工商”排序，商人排在最末，所以一般也称为“末业”。
该府所辖下的南昌县、奉新县和义宁州等地，经商较为流行，经商四方成为民众之风。（南昌县）以跷土逐末，县皆之四方。万历《南昌府志》序。以手艺教书为生，趁食四方。万历《南昌府志》卷3，《风俗》。
（奉新县）农务耕桑，民多商贾。万历《南昌府志》卷3，《风俗》。
（义宁州）民挟其术以奔走四方，相率竟成积习。同治《南昌府志》卷8，《风俗》。在这其中，丰城县（今丰城市）尤为突出，大量民众往外经营，足迹遍及川陕，甚至海外，而且几乎有一半的商人长年定居外地，以致父子、兄弟以及夫妻常年不能见面，正如当地方志中记载说：民勤耕稼，而更务商贾。商贾工技之流，视他邑之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忘归者，十常四五。故其父子、兄弟、夫妇自少至白首不相面者，恒散而不聚，无怨语也。万历《南昌府志》卷3，《风俗》。再如抚州府，也是明清江西商人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明人王士性曾说：“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江西》。该府所辖的东乡县，民众经营广泛，“其无籍之民，不役纸厂，则贩私盐”〔清〕吴嵩梁：《东乡风土记》。“牵车者遍走通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焉”同治《东乡县志》卷8，《风土》。宜黄县的民众主要经营苎麻业，仰给于“苎布，斗方纸”同治《宜黄县志》卷8，《风俗》。所造土布名闻天下，该县也成为江西最重要的纺织中心之一；乐安县民众也多种苎麻，织以成布，远销芜湖、镇江等地〔清〕何德刚等：《抚郡农产考略》下卷，《附跋》，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临川县民众“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死不归者”同治《临川县志》卷12，《风俗》。终年在外经商者甚多；金溪县民众中经营商业、手工业者众多，其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多达“三之一”康熙《西江志》卷26，《风俗》。
还如吉安府，也是明清江西商人的主要来源地之一。由于土薄齿繁（人口多土地少），民众多“事末作”康熙《西江志》卷26，《风俗》。“虑走四方为生”〔明〕罗大纮：《紫原文集》卷5，《吴香山姻丈七十序》。各县民众或小贩经营贴补家计，或远走外地经营四方，本地经商之风盛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各县志中都或多或少有所记载，兹举数例如下：（泰和县）细民多技艺，转货于市井，取什一之利。〔明〕王直：《送郑知县之泰和序》，同治《吉安府志》卷1，《风土》。
（安福县）乡村土瘠民隘，乐经商，商贾负贩遍天下。同治《安福县志》卷2，《风俗》。
（吉水县）计亩食口，仅可得什三焉，民多取四方之资以为生。万历《吉安府志》卷11，《风土》。
（万安县）贫人走蜀，由小买卖而至大开张，去家日久，多于彼处娶妻生子，资田入籍。同治《万安县志》卷1，《风俗》。还如建昌府（今属抚州市）的经商之风也较为盛行。该府下辖南城、泸溪（今资溪县）、新城（今黎川县）、南丰、广昌共五县，史载该地区：土瘠而民贫，鲜有可耕之地，其地之所产亦不足以供一邑之食，于是逐末者众……有千金、数百金之产，辄张一肆以逐什一之利。〔清〕鲁仕骥：《山木居士外集》卷3，《送邑侯李任庭先生序》。可以看出，由于人多地少，且多为山区，土地并不肥沃，人们无以谋生，只好外出经商，其中不乏大资产者。
该府所辖新城县（今抚州市黎川县），史载明代正德以前还是“民鲜逐末，重离乡井”正德《新城县志》卷1，《风俗》。民众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较少外出经商；而到了隆庆、万历朝以后，则已有所改变，当地民众经商之风逐渐鼎盛，所谓“行商渐多，不复重离乡井如昔时矣”康熙《新城县志》卷1，《风俗》。而这种改变主要是由该县优越的地理环境所致。该县地处赣闽交界，成为两地商人往来的要道，于是带动了本地民众经商之风的兴起，所谓“江闽孔道，其仕宦商贾，舟车负担之往来，昼夜无停晷”同治《建昌府志》卷1，《风俗》。
还如饶州府的商业经营也十分盛行。该府曾辖鄱阳、余干、乐平、浮梁（今景德镇市）、德兴、安仁（县治在今余干县黄金埠镇）、万年等七县。其民“工巧足用，懋迁以给”光绪《江西通志》卷48，《饶州府》。
该府所辖浮梁县，茶叶和瓷器生产和贸易十分繁荣，商人称为“浮梁贾”，自唐宋以来即已名闻四方。景德镇向为“天下窑器所聚”，镇民业陶为生，“繁富甲一省”〔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见《纪录汇编》。
余干县民众利用鄱阳湖的水路交通优势，水上贸易发达，所谓“民居辐辏，舣舟蚁集，乃东南商贾往来之通道”〔明〕张瀚：《松窗梦语》卷2，《南行记》。
万年县居民利用“三时之暇，间以小贾，得资生之正道”同治《万年县志》卷2，《风俗》。
德兴县民众为获谋生，“间亦运贩于外”同治《德兴县志》卷1，《风俗》。
乐平县盛产石炭、石灰、青靛、甘蔗、烧酒等物，商民负贩，“往来吴、楚市场”同治《乐平县志》卷1，《风俗》。
赣州府民众经商之风也较为盛行，如龙南县盛产木材、落花生等物，当地民众以此进行商业贸易活动，“邀以为利，广为贩运”光绪《龙南县志》卷2，《物产》。促进了木材业的发展。
石城县盛产夏布，成为民众商业贸易的主要产品，“岁出数十万匹，外贸吴、越、燕、毫间”〔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14.
瑞金县民众“稼墙之外，间为商贾”康熙《西江志》卷26，《风俗》。
长宁县（今寻乌县），“牵车服贾者多计赢于远方”光绪《长宁县志》卷3，《风俗》。
雩都县（今于都县），民众主要以盐业、布业经营为主，“遇隙为商射利，工艺作为，寻常适用而已……商之巨者惟盐、布，其余委琐耳”康熙《西江志》卷146，《雩都风土记》。
会昌县的民众有的经营木业和盐业，并到其他县市销售；有的则以在本地经营土产杂货为主，其中许多成为富商。行货之贾，多贩杉木及粤东引盐，销于邻县瑞金、宁都、石城、雩都、兴国等地；居货之贾，则设酒席、海物杂色、豆腐等铺。长于货殖、操奇赢之术以致富者，恒有其人。同治《会昌县志》卷11，《风俗》。烟草自明末传入赣州以后，赣县民众多栽以牟利，其势“颇夺南亩之膏”同治《赣县志》卷8，《风俗》。南安府地处大庾岭商道咽喉，一直是南北土特海杂货物出入之孔道，故“细民仰负荷为生”，“本抑末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六二，《江西南安府知府故君墓志铭》；嘉靖《南安府志》卷10，《风俗》。
其余府县的民众经商情况亦史不绝书。（袁州府）产漆，贾人以达四方同治《袁州府志》卷1，《物产》。
（瑞州府）巨商大贾，遍于吴、越、楚、蜀。同治《上高县志》卷4，《风俗》。
（临江府）地当舟车四会之冲，民勉贸迁同治《清江县志》卷2，《风俗》。或弃妻子徙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嘉靖《临江府志》卷1，《郡域志第一》。
（广信府）市井阗溢，货贿流衍。百工性朴，不作淫巧，操艺止于谋生。同治《信州府志》卷1之2，《风俗》。
（贵溪县）民力田而外，借资生理，工其一焉。或陶于饶，或褚于铅，或效技于本邑他郡，虽艺能不无工拙，凡以利用云尔。道光《贵溪县志》卷12，《风俗》。
（九江府）民习经商嘉靖《九江府志》卷1，《风俗》。女子纺织之暇，继以缫丝，男子耕获之余，又为之种靛造纸。同治《彭泽县志》卷4，《风俗》。
（南康府）民贫绝中人之产，故以游术为便。同治《安义县志》卷1，《风俗》。由此可见，明人王士性所谓的“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一语，并非虚妄浮夸，而是对明清江西经商贸易之风的客观表述。
二、经商地域辽阔，足迹遍布全国
明清时期，江右商人经商地域辽阔，足迹遍布全国。不仅重庆、成都、广州、泸州、贵阳、昆明等名都大邑成为江西商人风云际会的场所，即使是地处穷乡僻壤的山寮苗寨，也常有江右商人出没其间。在某些城乡，江西商人甚至一度垄断了当地的商品市场。
1.湖广地区。与江西毗邻而又地域辽阔的湖广，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古今图书集成》叙述了武昌、汉口、汉阳的繁华：“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不事耕种。”《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30，《汉阳府部·风俗考》。往来贸易者趾接踵、肩相摩，五方杂处。用徐世溥的话说，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明〕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尤其是药材业，几乎被江西清江商人垄断。濒临洞庭湖的岳州府，民户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223，《岳州府部·风俗考》。地处南北冲要的长沙、衡阳，商贾汇集，也“以江西人尤多”《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210，《长沙府部·风俗考》；卷一一四九《衡州府部·风俗考》。明代兴起的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皂角市，居住着大约三千人口，本地人仅为十之一，均从事耕作，而十之七来自江西，绝大部分是商贾之家〔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87，《刘处士墓志铭》。地处湘黔边境的会同、洪江，鄂西的郧阳、钟祥，也有大量江西商人《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60，《郧阳府部·风俗考》。因而当时“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广泛流传于湖广。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
2.云贵川地区。地处西南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四川，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动地区。王士性在明神宗万历时为云南腾冲兵备道，就他估计，在云南居住的人口，多是江西人，特别是江西抚州人，开始以为他们只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发现，只要是有村落的地方，不管是汉人居住区，还是少数民族居住区，都有江西商人。他说：“云南全省，抚（州）人居什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明〕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云南》。抚州籍学者艾南英也曾说其乡“富商大贾，皆在滇云”〔明〕艾南英：《天庸子集》卷9，《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观音阁疏》。
据《皇明条法事类纂》，明成化时，仅云南姚安军民府（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商人三五万人，“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云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处客人朶住地方生事例》，成化元年十一月。嘉靖中，临安府（今云南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及通海、华宁、新平、峨山等县）也有许多江西商贾，“自远方服贾而来者，西江（即江西）之人最多，粤人次之，蜀人又次之”嘉庆《临安府志》卷7，《风俗》。
贵州“上通云南，下达楚粤，为商贩往来要道”《清代钞档》，咸丰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贵州巡抚蒋口远奏。在这里，江右商人也接踵于道、同贾于市。清代罗绕典著《黔南职方纪略》云，贵阳一带，“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2，《贵阳府》。贵州的回龙场和双流泉，是清代兴起的水银产销基地。一些江右布商从浙直收购棉布及本省所产的夏布，运至该地销售，然后就地收购水银，销往四川、两湖等地，因而这里的汞商也十之八九是江西、湖广人。镇远府（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松桃庭（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等地，江西商人也甚多。乾隆《镇远府志》卷9，《风俗》。
由荆湖溯江而上，四川的夔州、重庆、叙州诸府，乃至岷江上游的松潘、涪江上游的梓潼，均有江西商人活动的记载。在有文字记载的四川省一百零一州县及成都、重庆二府的外省商人会馆中，江西会馆多达两百余处，居各省首位。既有以“万寿宫”、“真君宫”、“许真君宫”、“轩辕宫”为名的全省会馆，也有以“文公祠”、“五侯祠”（以上吉安府）、“洪都祠”、“豫章公馆”（以上南昌府）、“晏公庙”、“萧公庙”、“仁寿宫”、“临江公所”（以上临江府）、“昭武公所”（抚州府）为名的各府会馆，还有各县的商人会馆，如安福会馆、泰和会馆（观音阁）等。何柄棣：《中国会馆史》第五章《会馆的地理分布》，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版。明宪宗十七年（1481年），刑部因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品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买卖铜铁、聚众开矿，疏请申禁，“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9，《江西人不许往四川地方交结夷人讦告私债例》。在四川的江西商人，尤以吉安商人为夥，他们多沿江走蜀，“由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同治《万安县志》卷1，《风俗》。
3.闽粤地区。江西商人的足迹也遍布福建、两广。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居民的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这里有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与入籍。〔明〕王世懋：《闽部疏》。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何刚德：《抚郡农产考》卷下。
广东潮、惠等地棉纺业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从饶州、南昌等府运来，吉安布商有在广州、佛山等地设立“粤庄”者冼宝干等：《佛山忠义乡志》。连州、高州等地也有不少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357，《高州府部·风俗考》。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处，江西盐商、木材商、药材商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居左、右江汇合之要地，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相埒，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商号有百十家。《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433，《梧州府部·风俗考》。
4.中原地区。江西商人的足迹同样遍布地处中原的河南及北方各省。早在明宣德十年（1435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该地有许多江西商人，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明英宗实录》卷5，宣德十年五月丙申。天顺、成化时的大学士李贤，也说他家乡邓州四方商人云集，“西江（即江西）来者尤众”〔明〕陈全之：《蓬窗日录》，顾静标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河南布政使年富甚至要求政府尽驱在当地的江西移民，尤其是江西商人。《明英宗实录》卷184，正统十四年十月辛亥。河间府的瓷商、漆商，宣化、登州等地的书商、巾帽商等，也“皆自江西来”《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5，《宣化府部》；卷278，《登州府部》。陕南山区，历来是流民汇集之处，清陕西按察使严如煜说这里的土著居民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的皆来自湖广、广东、安徽、江西，而江西流民则多从事工商业活动。〔明〕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引自傅衣凌：《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京师。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一书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3%，比重虽低于明朝，但仍居各省之首，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45所）还多。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虽然对于这些会馆的性质迄今仍有争议，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则毋庸置疑。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京的地位之高。
6.江浙地区。南直（今江苏、安徽一带）、浙江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徽商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势力，清中叶又相继有宁（波）绍（兴）帮崛起，但江西商人也十分活跃。扬州自隋唐以来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商贾摩肩接踵。据万历《扬州府志》，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盛，其次则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万历《扬州府志》卷1，《风俗》。江北的眙盱、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松江及浙江的杭、衢、婺、处诸府，也均有江西商人列铺坐卖，或辗转贩运。冯梦龙《醒世恒言》说江西进贤人张权在苏州开木作〔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20，《张廷秀逃生救父》。虽属小说家言，却反映出江西在苏州从事工商业者大有其人。大别山区盛产药材，成为江西清江药商的重要采购点。浙江山区多产蓝靛、宁麻、纸张，江西商人亦深入山区采购。《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013，《衢州府部·风俗考》。
7.边疆地区。极边如辽东、甘肃、西藏乃至境外异域，江西商人也携货往返，乃至娶妻生子、至死不归。如玉山县商人张良舒，长年在辽阳经商，积资甚富。同乡商人多在此有外室，并有人将佳丽介绍给良舒同治《玉山县志》卷8，《善士》。可见当地江西商人不在少数。南丰县商人夏某曾多次出入西藏，往返贸易，最后病死于藏东旅次，竟然被他儿子打听到下落，扶柩而归同治《南丰县志》卷42，《艺文》。可见这条商道也是江西商人的熟路。
8.海外。景德镇瓷商则往往远涉重洋，出海贸易。明成祖永乐时，有“饶州人”程复以琉球国中山王长史的身份与明朝使者接触。据史料记载，程复是明初经商至该地定居的，很可能是景德镇瓷商。《明太宗实录》卷115，永乐九年四月癸巳。嘉靖时，明廷命“浮梁客”汪宏等人随外商船只出海采买香料，汪宏等人也应该是经常出海贸易的茶商或瓷商。南城、万安等处商人萧明举等经商至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到武宗正德时，以该国通事的身份到北京公干，但不改旧习，“私（购）货材”〔明〕陈洪谟：《继世余闻》卷3.同治《南昌府志》说丰城县的商贾工技尤多，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浮海居夷、流落而忘归者十常四五。同治《南昌府志》卷2，《风俗》。王士性在万历时曾派人巡视缅甸，使者行程近万里，历时两个月，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其头目往往就是江西抚州人，这些“抚人”又多为经商至此而定居的：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僰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昌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此外，在本省各地还存在着大量的工商业者群体。由于江西“地产窄”，“物力无所出”，缺少像江、浙那样丝、棉、盐等重要产业，“独陶人窑击之器，为天下利”，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产业，是饶州府景德镇的制瓷业，“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景德镇自元以后即称“瓷都”，瓷器生产规模大，工人多（晚明时期景德镇的人口为20多万）。江西省的手工业工人，固定型的多云集于景德镇，其中以都昌县人为最多，组成了强大的“都昌帮”，其次还有南昌、吉安、鄱阳等地的民众。
江西商人之所以以本省为大本营，一是由于缺少雄厚的商业产业，“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多数是小本经营。因此，选择就近经营无疑比较切合实际。二是晚明时期江西同样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工商业专业市镇，可以扮演商品集散中心的角色，将外地商人资本和货物引入省内。如位于南昌府丰城县与临江府清江县之间樟树镇的药材市场，闻名遐迩，正如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所说：樟树镇在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者》。此外，江西还有一些便于商旅往来的商道，如饶州府余干县西鄱阳湖滨的瑞洪镇，“居民辐辏，舣舟蚁集，乃东南商贾往来之通道”〔明〕张瀚：《松窗梦语》卷2，《南游纪》。赣州也是商贾聚集之地，“当商大贾挟重赀以邀厚利，走番舶而通百蛮，必先经赣关。故岭峤限以南北五方之民，多因赣邑关津四达居留羁寄”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等等。
三、经营行业广泛，以本地特产经营为主
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是在江西自然经济结构内部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以两宋以来江西社会经济所处的优势地位和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存在的前提。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着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优势地位。这就影响乃至决定了，不仅明清时期流通领域内的大宗商品如粮食、食盐等必然成为江右商人经营的重要内容，而且举凡江西的一切土特产、手工业品和杂货，如茶叶、瓷器、纸张、苎麻、夏布、蓝靛、烟草、油料、木竹、药材，以及笔管、书丝、石炭、烧酒、柑橘、甘蔗等，只要有微利可图，皆可成为江右商人负贩经销的物品。在此基础上兴起的江西的茶商、纸商、染料商、笔商、莲子商、景德镇瓷商、赣南木商、南城杂货商、樟树药材商等，都较为有名。
江西粮食产量较高，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除了漕粮外，也是江南、广东和福建等地的重要粮食供应地，粮食成为商人经营的重要产品之一。如清人王庆云说：“国初（即清初），各省惟（湖广）常有余粟，江西次之。及四川生聚开辟，于是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清〕王庆云：《石渠余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雍正时，浙江总督李卫上奏说：“各省米谷，唯四川所出最多，湖广、江西次之。”《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总督李卫奏折。可见，江西米谷的产量排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有“湖广足，天下足”之誉的湖广地区之后，位居全国第三位。
江西粮食外销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是由长江而下至江浙地区，如《清圣祖实录》记载“湖广、江西地方，粮米素丰，江南、浙江，咸赖此二省之米”《清圣祖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三月戊子。乾隆年间内阁学士方苞也曾说南京“皆湖广、江西上游米粟所汇聚”〔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集外文》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548页。二是由长江出口，经江南转运，由海道运至福建，《清高宗实录》记载“江、湖二省，从内地至闽，必由长江而江南换海舶，方可出口海运”《清高宗实录》卷69，乾隆三年五月壬申。三是由顺章水南运到大庾岭，然后挑运到广东南雄；四是由赣州溯贡水到会昌绮门岭、周田坡，然后转运到潮州同治《赣州府志》卷29，《盐课》。五是由九江向北沿昌江运往安徽，所谓“徽州府属山多田少，所出米谷，即丰年亦仅供数月民食，全赖江西、浙江等处贩运接济”《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己卯。等等。
大量粮食经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往江南，不只作口粮，也有相当多的数量用于酿酒。如清代嘉庆时，包世臣说：然苏州无论丰歉，江（西）、（湖）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庚辰杂著》。景德镇瓷器是全国乃至世界的畅销商品，因而自然成为江西商人经营的主要产品之一，商人往往以此谋大利。嘉靖《江西省大志》嘉靖《江西省大志》卷7，《陶书》。记载，景德镇瓷器“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也记述了景德镇瓷器行销全国的状况，文中记载说：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江西》。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对景德镇瓷器畅销全国的地位有所记述，文中说：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7，《陶埏·白瓷》。从明朝中叶起，在生产技术日益进步的基础上，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昼夜不停，时人王世懋记载了当时的生产状况：“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纪录汇编》卷1.从中可以看出，景德镇终年烟火不断，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瓷业发达的影响下，景德镇的人口和镇市规模不断增长和扩大，前后街市长达十三里，人口达二十五万，遂与佛山、汉口、朱仙并称为全国四大镇。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曾担任景德镇督陶官的唐英在《陶冶图说》中对当时的景德镇及其瓷业发展情形进行了记述，从中看以看出，当时制瓷工人的数量将近十万，当地瓷窑厂数量众多，瓷业发达。景德镇延袤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稌。瓷器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而且还成为欧美、东南亚地区市场上的抢手货，清前期几乎有一半瓷器外销国外，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17世纪景德镇瓷器在北美“每年售品约值十万元”《清续文献通考》卷386，《实业考九·工务》。
茶业也是江西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江西产茶历史悠久、产地范围广阔、茶叶类型众多，江西商人经营茶叶也较早，现有文献记载在唐代就已出现茶商。白居易《琵琶行》有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描述了九江商人前往浮梁县经营茶叶的事例。
明清以来，随着制茶技艺的不断提高和改进，江西地区逐步形成了婺绿、浮红、宁红、饶绿四大茶叶类型，宁州、浮梁、赣东、婺源和赣南等五大产茶区域，其中红茶主要以外销为主，绿茶则主要为内销，各地茶行茶市逐步兴盛，其中以河口茶市、九江茶市和修水茶庄等为代表。
纸业是江西商人另一主要行业之一。江西地区林木资源丰富，为本地区纸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明清江西纸业发达，主要表现为在赣西北、赣东北、赣中、赣南等地造纸业的普及。其中赣东北主要以铅山、玉山、上饶、广丰等县为代表，尤以铅山县为著，主要生产连史纸，为当时江南地区的“五大手工业区域”之一；赣西北主要以万载、修水、铜鼓县为著；赣南以宁都、兴国、石城三县造纸为著；赣中地区以泰和县土纸生产为代表。
江西也是江南所用蓝靛的重要输出地，赣州等地都有一定数量输往江南。此外，江西的棉花也外销福建地区，嘉庆《同安县志·物产志》记载同安县棉花“少而不足用，岁仰给于江右”。
除了经营本地土特产外，江西商人还经营着其他众多的行业，且在各地有很大不同，如在西南地区则主要以典当业和采矿业为主。
典当一般以土地、房产、贵重物品或农作物作抵押，并立有相应的文契。它伴随着江右商人的活动足迹而遍布西南各地。如在云南地区，明成化初期该省姚安府有江西安福、浙江龙游等地客商不下三五万人，遍于城市乡村。这些商人进行了大量的借贷活动，其中尤以高利贷借贷最为盛行。史载：“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成化元年十一月。由此可见，江西典商势力之大，而江右典商中尤负盛名的则属抚州商人。艾南英曾详尽地记述了他们的经营情况：其放也，每一金轻三四分；其收也，每一金昂三四分。其放以晦日，即以晦日为一月；其收以朔日，即以朔日为一月。其受当也，首饰衣物值一金者，止当五钱。满十月不赎，即取原物毁卖，是以十月而收合倍之息矣。其书质券也，虽重锦例书破旧，虽赤金例书低淡。即于书券之时，预伏将来毁卖，以杜其人告官之端。〔明〕艾南英：《天佣子集》卷6，《三上蔡太尊论战守事宜书》，光绪五年重刊本。这说明，抚州典商主要是在典押期限、典当物品的价值、成色与出入，以及典押文契的书写上，玩弄伎俩，牟取暴利。
江右典商一般兼放高利贷，他们在西南的经营活动，直到清代中后期仍盛行不衰。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年间，有江、广、川、楚等地：各省穷苦之民，前赴滇、黔租种苗人田地，与之贸易，诱以酒食衣锦，俾入不敷书，乃重利借与银两，将田典质，继而加价作抵，而苗人所与佃种之地，悉归客民、流民。至土司遇有互争案件，客民为之包揽词讼，借贷银两皆以田土抵债。《清宣宗实录》卷316，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江西商人在湖北地区也活动频繁，借贷活动较为常见：地多异省之民，而江右为最。商游工作者，赁田以耕，僦屋以居，岁久渐为土著，而土著小民恒以赋役繁重，为之称贷，倍息以偿之，质以田宅，久即为其所有。〔明〕孙文龙纂修：万历《承天府志》卷6，《风俗志·钟祥县》。西南三省是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在这里，常常聚集着成千上万“四方流移”而来的矿徒、矿丁，开山觅矿。特别是清初罢官矿听民开采之后，西南矿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例如，康熙末年，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集”《清圣祖实录》卷255，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庚辰。川西的昭觉县，“当乾嘉时，矿厂甚王（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宣统《昭觉县志》卷2，《旧迹》。滇、黔是当时全国矿业最发达的地区。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在云南，乾隆中期云贵总督杨应琚向朝廷奏报说：“滇省矿厂甚多，各处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每省流寓之人闻风来至。”《清高宗实录》卷764，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壬申。据清末唐炯估计，云南坑矿“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万”〔清〕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附录》，宣统二年铅印本。
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充裕的流移劳力，吸引着江西商人厚积资本，开矿觅利。特别是滇省铜矿，江西商人更视为利数。史称：从前开办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清〕唐炯：《筹议矿务以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户政三》。
查办厂务，全在资本厚实。从前厂利丰旺，皆由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采。至于本省，原不过零星伙办。〔清〕王文韶：《续云南通志稿》卷45，《食货志·矿务》。明清西南矿业的发达，与江西商人的积极投资经营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