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向江南的转移，江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全面进步。尤其是商业经济，在农业、手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商业贸易遍及各个乡村市镇，出现了不少草市、城镇；商业贸易种类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到劳动力的买卖；商业贸易出现个体、联合经营等形式；商业税额明显增加。
一、江右商人、商业和商镇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国家商税收入因而逐年增加，宋太宗至道年间政府岁入400万贯，真宗景德年间为450万贯，天禧末年为800万贯，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1975万贯。〔元〕脱脱：《宋史》卷18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这反映了当时商业税收的增加和商业市场的逐步扩张。这种情形在江西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商业交易一般以诸如米、盐、茶、丝、布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地方土产品为主，正如时人所说：“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6，《鲞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商业的发展繁荣也带动了各地市镇的兴起。
（一）江右商人和商业的发展
在粮食产量稳步增加的情况下，江西商人的粮食经营也较为普遍，各地产生了大量米铺户客者，他们中既有经商于外地者，也有本地经营者，或利用地区间物价的差异，或利用民众季节性的缺米而谋取利益。兹举数例如下：
（吉州）米船旷日不至。其仅有至者，非诸县之米，乃带郭境内人家所发粜，而其数目稀少。铺户所以贩籴者，本为利也。彼本浮民，初非家自有米。米之所从来，盖富家，实主某价，而铺户听命焉。〔宋〕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4，《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四库全书影印本。
（南京）客人多自江西、湖南搬运斛斗前来建康府，往往算请盐钞。〔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7之34，中华书局1957年版。
（金溪）农民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出告籴于他乡之富民〔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8，《与陈教授》，中华书局1980年版。富室乘农民之急，贷以米谷，使之偿钱，而又重取其利。〔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十二月丁巳，中华书局1988年版。
（临江军）每日止是乡落细民，步担入市〔宋〕王炎：《双溪类稿》卷21，《上赵帅》，四库全书影印本。（农民）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宋〕李觏：《李觏集》卷16，《富国策第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
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浙江西部发生水灾，朝廷“诏江东、西路籴米十万石于建康府、饶州桩管，应副行在及防秋使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庚辰，中华书局1988年版。“袁州支移苗米，于临江军寄仓送纳，本欲便民。比年江西米贱钱荒，民皆贱粜米而贵买金帛，至临江军贱卖之，复贵价籴米输纳。”〔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0之10，中华书局1957年版。
许多商人因经营粮食成为富贾大商，对此各地方志中都有所记载，如乐平县米商许德和，利用市场缺粮、米价上涨之机，竟然用沙砾拌粮进行售卖，赚取不法利润：
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干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沙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不数日货尽，载钱回。〔宋〕洪迈：《夷坚志》丁卷19，《许德和麦》，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建昌府（今南城县）一富商因信奉当地的紫姑神，靠该神指点经商而致富的事例：
事紫姑神甚灵，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贵可贩，或云某处乏米可载以往，必如其言，获厚利。〔宋〕洪迈：《夷坚志》甲卷16，《碧澜堂》。
绍兴十七年（1147年），饶州府因灾荒而引发民饥局面，当地米商段二十八囤积大量粮食不粜，以待米价上涨而牟利：
饶州富民段二十八，绍兴丁卯，岁大饥，流民满道，段积谷数仓，闭不肯粜。一日，方与家人评论物斛低昂。〔宋〕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下，四库全书影印本。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酿酒业的进步，商品酒大量涌现。乡村酒店不仅普遍存在，如“德兴南市乡民汪一，启酒肆于村中”〔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10，《汪一酒肆客》。而且还出现了专门以酿酒为业者，如庐陵人胡铨说：“吉之人以酒为生”〔宋〕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10，清道光十三年刊本。其酒完全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宋代江西红曲酒盛行，红曲及红曲酒大量进入流通领域。据载，南宋咸淳时（1265-1274年），江西抚州酿制之红曲“公然发贩与四方民旅，如衢州龙游，遍卖邻路之状，是绝本州百姓之性命，以资远方无赖之狂昏”〔宋〕黄震：《黄氏日抄》卷78，《六月二十八日禁造红曲榜》，四库全书影印本。说明红曲酒交易之兴盛。南宋初诗人阮阅有诗云：“门横路断竹为篱，雪色漫漫瓦屋稀；黄领青腰墟市罢，尽沽红酒夕阳归。”〔清〕曾燠：《江西诗征》卷13，光绪五年刊本。
唐代中后期实行专卖政策，严禁私酿。宋代沿袭唐制，对酒加强专卖，酒税收入关系军国大计。宋行榷酤，官府设置酒务管理酒的酿造、贩卖和收税。《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以前，江西洪、信、江、饶、兴国、广信、南康、虔、抚、筠、临江、建昌、南安、吉、袁、峡等州县共设酒务70余处。其中每年酒税课利五万贯以上者8务，五万贯以下两万贯以上者25务，两万贯以下一万贯以上者23务，一万贯以下者16务。江西“到处州郡皆靠酒息”，酒税额“递年增添”〔宋〕黄震：《黄氏日抄》卷78，《七月初一劝勉宜黄、乐安赈粜未可结局榜·第二榜》。“漕计之实惟仰酒税课利支遣”〔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1.如抚州一地每年可得酒税“钱六万缗”〔宋〕汪藻：《浮溪集》卷1，四部丛刊本。酒税之众，酒务之多，充分显现了宋代江西酿酒业的发展规模，也反映了商品酒的繁荣。
根据朝廷专卖制度的规定，宋代江西地区主要以食淮盐为主，但地处江西中南部的吉州、虔州的民众因临近闽粤地区，许多民众私贩闽粤盐，出现了众多的盐商小贩，史载：“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梅、循、惠、广八州之地。”〔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二月辛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商贾走贩还时常与打击走私的政府吏卒相冲突，留下了许多记载：
十百为群，与巡捕吏卒相斗格。〔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1.
江岭之交，最多盐贼，起而为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为衣食，与商贾何异哉。〔宋〕李觏：《李觏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
动以万计，残破诸县，杀害平民，皆是虔州诸县平时搬贩私盐之人。〔宋〕李纲：《梁溪集》卷66，《乞措置招捕虔州盐贼奏状》，四库全书影印本。
赣、广间，常以岁杪贩盐，空聚落往返，号“盐子”……所过辄杀伤官军。〔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23，《朝议大夫秘书监王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的商人因经营盐业而成为富家大族：
阎大翁者，居鄱阳，以贩盐致富，家资巨亿。夫妇皆好布施，诸寺观无不沾其惠。〔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7，《阎大翁》，中华书局1981年版。
信州盐商范信之说，同辈孙十郎者，家世京师人，南徙信州，奉佛喜舍，日课诵观世音名万遍。每入市，逢人携飞禽走兽及生鱼鳖虾蛤，必买而放之……或一日费钱二三万。〔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8，《孙十郎放生》。
宋代江西的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当时全国纺织品和丝绵产量位居前五名的是：四川、两浙路、河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京东（东、西）路〔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4.江西丝织品产量的丰富，促进了本地区丝织、布匹贸易的繁荣发展，一些民众经营于外地，时人对此有所记载，如“乐平流槎金伯虎，与所亲余晖携纱如襄阳贩售”〔宋〕洪迈：《夷坚三志》补卷28，《梦前妻相责》。有时布匹在农闲时，还被贩卖到两广地区〔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6.饶州市民余百三，“其家启肆贩缯帛，近年以来，资力颇赡”〔宋〕洪迈：《夷坚志》志癸卷8，《杨道珍医》。抚州冯氏“以陶冶为生”，“尝贷二客纱帛二十千，约日偿值。及期不肯与，客诣窑所逼之，其处孤僻无人烟，因争忿之际，父率同役者共击杀之”〔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1，《冯氏阴祸》。“乐平人白承节，淳熙初临蕲州蕲口镇。市客金生抱贩束帛，每出入镇宅甚熟，一日，酬量既毕，束缚物货顿几上，闲谈市井中事，问答颇久，出酒炙饮食之，所坐处静僻，白窃取其‘邵阳隔织’两匹，藏箧中”，金生只能“收泪去”〔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6，《金客隔织》。等等。也有一些民众从事纺织染料的经营，如“江西乐平向十郎者，为商，往来（贸易）湖广诸郡。尝贩茜柸数十箧之桂林。不远数千里来贸易，以觊锱铢之息，归养妻孥”〔宋〕洪迈：《夷坚志》补卷20.等等。
鱼苗的贩卖以九江为多。每当鱼苗汛期，附近渔民以及各地鱼苗商人便云集鱼苗出产之地，采购鱼苗，运往各地转销贩卖。传统社会里，鱼苗贩运有两种途径：一是船运，一是人力肩挑，两者都要求具备高超的技术，尤其是人力肩挑更是有所讲究。南宋文学家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对当时九江鱼苗的运输、销售、养殖等情况都作了详细的描述：
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指当地人）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丝为之，内糊以漆纸，贮鱼种于中，细若针芒，戢戢莫知其数。着水不多，但陆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换数度。别有小篮，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养鱼之具。又有口圆底尖如罩篱之状，覆之以布，纳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择其稍大而黑鳞者，则去之。不去则伤其众，故去之。终日奔驰，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则专以一人时加动摇。盖水不定则鱼洋洋然，无异江湖；反是则水定鱼死，亦可谓勤矣。至家，用大布兜于广水中，以竹挂其四角，布之四边出水面尺余，尽纵苗鱼于布兜中。其鱼苗时见风波微动，则为阵顺水旋转而游戏焉。养之一月半月，不觉渐大而货之。或曰：初养之际，以油炒糠饲之，后并不育子。〔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鱼苗》，中华书局2001年版。宋代时期江西各地还有一些蔬菜贸易，如抚州农民“蔬圃莳茶为用，余者以易所乏，农家往往有之”〔宋〕陆九渊：《象山文集》卷28，《葛致正墓志铭》，四库全书影印本。南宋豫章东湖苏翁善于种菜织鞋，“艺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时刻不差。以故蔬不绝圃，味视它圃蔬为最胜。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输直，不二价，而人无异辞。昼尔治圃，宵尔织屦。屦坚韧，革舄可穿，屦不可败。织未脱手，人争贸之以馈远”〔宋〕张世南：《游世纪闻》卷3，中华书局1981年版。赵蕃《抚州城外作》抚州城外“不惟稻陇有佳色，菜畦苗叶相与昌”；饶州鄱阳县阳步市民吴六，受雇于城中“菜园家”做“园丁”〔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9，《吴刘竞渡》。等等。
生产资料的供应与买卖也很发达，如耕牛的贸易，“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初亦将些小土布前去博买，及至买得数牛，聚得百十人，则所过人牛，尽驱入队”〔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6.南宋时，“鄱阳石头镇汪三，常以宰牛为务，多与其侣陈二者共本，庆元元年十一月买得水牯甚大，牵归，杀之”〔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10，《汪三宰牛》。等等。
至于日常生活用品和杂货等方面的贸易更是普遍，人们常于集镇进行买卖，促使了集镇、墟市的兴起，“农夫争道来，聒聒更小喧，数辰兢一墟，邸店如云屯，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豚，纵横箕帚材，琐细难具论”〔宋〕释道潜：《参寥子诗集》卷1，《归宗道中》，四库全书影印本。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江西农村存在着雇工现象，也即是劳动力的商业买卖行为，史书称“客作儿”。《能改斋漫录》卷2记载“凡言客作儿，佣夫也”。绍熙二年（1191年），金溪“吴廿九将种稻，从其母假所著皂绨袍，曰‘明日插秧，要典钱与雇夫工食费’”〔宋〕洪迈：《夷坚志支志》丁卷4，《吴廿九》。乐平“吾乡里昔有小民，朴钝无它技，唯与人佣力受值”〔宋〕洪迈：《夷坚志》丙卷11，《张二子》。金溪“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时为之，当其隙时，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宋〕陆九渊：《象山文集》卷10，《与张元鼎》，四库全书影印本。等等。
宋代时期，地主兼并土地外也热衷经营商业。宋初著名学者石介曾描述当时的经商风潮说：“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男去耒耜则不禁，女去织纴则不禁，工作奇巧则不禁，商通珠贝则不禁。”〔宋〕石介：《石徂徕集》卷下，《明禁》，中华书局1985年版。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中也对此有所论述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南宋著名诗人苏轼也曾说道：“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宋〕苏轼：《苏东坡议集》卷1，《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等等，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经商之风盛行。总之，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纷纷进入商业大潮之中。
（二）江右商镇的兴起
商业经济的发展为草市、城镇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宋〕高承：《事物纪原》卷1，四库全书影印本。据史载，北宋熙宁、元丰年中（1068-1085年），江西共有草市镇59处，其中洪州有15处，位列本地区第一位。在至道年间（995-997年），洪州置樵舍、查田、进贤三镇，其中进贤镇于崇宁（1102-1106年）年中升为进贤县，等等。
南宋时，江西地区的草市镇进一步发展，呈现出“点、线、面”立体式发展模式，其中线是指在水陆运输线沿流、沿途出现，面即成片出现。史载，孝宗初年周必大经信州“途中邸店颇多”〔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65，《归庐陵日记》，四库全书影印本。李宾王于绍兴二年（1132年）知新淦县，“以宣抚使入境，躬至村墟督赋”〔宋〕洪迈：《夷坚志》丙卷13，《洪州通判》。等等。
据学者研究，宋代江西草市镇大致公布如下：婺源县1个（清化镇）、鄱阳县10个（石头镇、双店、四十里店、永和镇、太阳步、利阳镇、石门镇、柴步、席坊、铁炉步）、余干县3个（金步、古步、赵家步）、浮梁县3个（景德镇、广平虚、湖田市）、乐平县7个（九林市、吴口市、九墩市、桐林市、杭桥市、螺坑市、西塘）、德兴县1个（海口市）、安仁县1个（安仁港）、上饶县1个（永丰镇）、玉山县2个（沙溪市、七里店）、弋阳县7个（宝丰镇、荆山韩店、芙蓉渡、横塘桥、马家店、漆公店、步口市）、铅山县3个（汭口镇、唐罗步、期思市）、贵溪县1个（桂店）、星子县3个（星子镇、龙溪镇、归宗虚）、建昌县5个（太平镇、娉婷镇、桐城镇、河湖镇、炭妇镇）、南昌县7个（进贤镇、土坊镇、新义镇、闰安镇、生米市、辟邪市、秆堆步）、新建县6个（樵舍镇、大安镇、新城镇、大通镇、西岭镇、松湖镇）、丰城县4个（港口镇、河湖镇、曲江镇、赤江镇）、分宁县1个（查田镇）、进贤县3个（罗溪李店、陂邓店、简坊市）、武宁县2个（巾口市、吴门镇）、德化县11个（楚城镇、丁田镇、马头镇、太平宫草市、新桥镇市、雁门市、岳家市、林口市、荆林市、甘泉市、侯溪市）、德安县1个（德安镇）、彭泽县1个（马当镇）、赣县9个（磁窑、东江、西江、七里镇、平固镇、杨梅镇、合流镇、险江镇、南田市）、宁都县2个（唐步虚、河东虚）、于都县1个（九州镇）、庐陵县7个（永和镇、大栎虚、上邳市、争米市、富田市、螺冈市、张庄店）、吉水县2个（报恩镇、细陂竹店）、安福县2个（时砻镇、杨宅市）、龙泉县1个（万安镇）、永新县2个（栗傅镇、沙市镇）、永丰县4个（沙溪镇、彰化镇、新市、柴竹务）、萍乡县7个（宣风镇、卢溪镇、上栗镇、乌冈市、米田市、七里铺、新市）、万载县1个（荻村镇）、分宜县2个（贵山镇、石分镇）、临川县6个（界山镇、丰安镇、长林镇、清远镇、上城虚、城南镇）、金溪县2个（耿源市、苦竹市）、崇仁县1个（詹虚）、高安县2个（云石市、盐步镇）、上高县1个（清溪市）、新昌县1个（麻塘市）、大庾县1个（硖头镇）、南康县2个（南镇、章水镇）、南安县1个（古城）、清江县3个（永泰镇、樟树镇、太平场）、新喻县1个（万安镇）、新淦县3个（黄金市、青泥市、肖家峡市）、南城县3个（黎滩市、塔步、池铺）、南丰县2个（揭坊耆、松石铺）、广昌县1个（郎君潭），共计154个。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当然，由于有些市镇如樟树清江镇等没有计入，实际数量应该更多。
宋代江西还有不少镇上升为县，如宜黄（970年）、星子（978年）、新昌（978年，今宜丰县）、新建（981年）、会昌（983年）、兴国（983年）、分宜（984年）、安仁（988年，今余江县）、金溪（994年）、永丰（1054年，今广丰县）、万安（1071年）、永丰（1074年）、进贤（1103年）、新城（1138年，今黎川县）、广昌（1138年）、乐安（1149年）等。
各地墟市城镇商业经营较为繁荣，如今九江星子县的归宗墟“数辰竞一虚，邸店如云屯”〔宋〕释道潜：《参寥子诗集》卷1，《归宗道中》，四库全书影印本。今上饶余干县古步“有墟市数百家，为商贾往来通道”〔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9，《古步王屠》。九江县太平宫草市“聚落风物古，环住神仙麓”〔宋〕董嗣杲：《庐山集》卷2，《行兴国宫前市中》，四部丛刊本。庐陵县永和镇有“坊巷六街三市”，“附而居者数千家”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等等。
市镇中生活着不同类型的民众，如鄱阳县石门镇“哄市千家聚”〔元〕方回：《桐江续集》卷13，《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四库全书影印本。羊六一家在那里累世为宰羊行业〔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10，《石门羊屠》。龚三却卖蒸芋为生〔宋〕洪迈：《夷坚志》支癸卷5，《石头镇名》。汪三与陈二“共本”宰牛〔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10，《汪三宰牛》。乐平县九林市中医吴景华，行医有名，蓄仆许四七〔宋〕洪迈：《夷坚三志》补卷28，《梦前妻相责》。等等。另外，市镇上也有驵侩（牙人）、揽户、行钱，他们掌控着当地商业的交易，如今星子县一带，商贩或农民搬米入市“必经由牙人方敢粜”〔宋〕朱熹：《朱子大全》别集卷9，《措置赈恤粜籴事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或者“多被米牙人兜揽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抬价值，用小升斗出粜，赢落厚利”〔宋〕朱熹：《朱子大全》别集卷9，《约束米牙不得兜揽搬米入市等事》，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鄱阳农民郑小五合家犯病，极贫，“空无所有，但得一毡笠，请牙侩王三鬻之，可得千钱。王乃隐其半”〔宋〕洪迈：《夷坚志》支乙卷7，《王牙侩》。等等。
按照营运时间的不同，墟市可分为期日市、日日市、早市、昼市、夜市等。如李纲夜行经信州玉山县时，道上“小市晚犹合”〔宋〕李纲：《梁溪集》卷5，《玉山道中》，四库全书影印本。即是夜市；遂川县“（县城）南北两市，限以一市，春夏之间，溪流湍涨，则往来不通，里俗分日为市，一在溪北曰南门市（初一、四、八日），二在溪南曰南市（初二、五、九日），三曰新市（初三、七、十日）”〔宋〕解缙等：《永乐大典》卷8092，《龙泉县城》引，中华书局影印本。即为期日市；等等。
宋代江西各地的市镇各具地方特色。如吉州永丰县沙溪镇主要以织布为主，著名诗人欧阳修在《寄题沙溪宝锡院》中曾有描述：“酿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13，四部丛刊本。而景德镇和庐陵永和镇以瓷器生产为主，景德镇有瓷窑300余座，分别建造于镇区及河南的湖田市与东南20里的湘湖市（清）兰浦：《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永和镇五代时为一聚落，农民种田制瓷，后周时创建草市，设立“瓷窑团”，50年后，真宗景德年中升为镇市。“辟坊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数千家”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宜春上高县银场，由土豪请买，“招集恶少，采银山中，又于近山清溪创立市井，贸通有无”〔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8之136.等等。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江西的商业税收也相应增加。如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107年），虔州商税额达39887贯；洪州商税额达28904贯；南康军（今九江星子、都昌和永修三县）在城税额为20670贯；抚州在城税额为18275贯；信州在城税额为16351贯；江州在城税额为15362贯；饶州在城税额为14503贯；南安军（今南康）在城税额为11806贯；建昌军（今南城、南丰县）在城税额为11327贯。〔明〕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15之17，《商税杂录》。
二、江西商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包括当时属于江南东路的饶州、信州和南康军）在三百多年的时间内，除小规模的叛军作乱和金兵在建炎初年的骚扰外，几乎没有遭受过大的兵燹的破坏，境内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适宜农业生产的条件，使得本地区粮食富足、人口增加，诸如茶叶、瓷器、纸张、水果、酱制品和金属矿产等等地方物产丰富，在全国声名鹊起，科举文化事业发达，促进了农村集市贸易的繁荣和商业经济的发展。
（一）人口的快速增长
在传统社会时期，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着生产发展程度的高低。纵观江西地区人口增减情况，也可看到一个由少到多，逐步发展，至宋代方才大盛的过程。据统计，唐代江西有248551户、1636257口〔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宋代增至1804182户、4459547口〔元〕脱脱：《宋史》卷41，《地理志四》。在安史之乱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社会秩序安定，生产发展，经济走向繁荣，于是江西人口逐步增加，人口数增加较快。自安史之乱延至五代时期，又是两百余年的残酷厮杀，幸而江南战祸稍轻，中原又一次有不少人口南徙，全国经济重心向江南转移。再经北宋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江西的人口大大增多，户数比东汉增四倍半，比唐代增七倍半，人口数约增三倍，在全国各路中超过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两浙路（4327322口），居于首位。
江西人口如此大增，为当时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更多的山区得到开发，经济发展更快。
（二）地方物产的丰富
江西的物产素称丰富，稻米、油茶、茶叶、纸张、陶瓷、铜铅、苎麻、柑橘、木竹等等，都有大量的出口，在全国各路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江西各地的土产、贡品可以说是宋代江西农业、手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其中布、纸、茶、苎及有色金属如铜、金、银等的矿冶制造在江西都有很大的发展。宋代江西物产表《元丰九域志》卷6；《宋史》卷88，《地理志》；卷85《食货志》。州军名物产贡品江州（辖5县：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云母、葛布、布水纸、石斛南康军（辖3县：星子、都昌、建昌即永修）布水纸、云母、茶芽水稻，是江西最主要的农产。江西气候温暖，雨量充足，地势比较低平，是优良的水稻生产区。由鄱阳湖水系和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河流冲积而成的鄱阳湖平原（亦称豫章平原），面积约两万平方公里。这里河渠纵横，湖泊众多，灌溉便利，历来是富庶的“鱼米之乡”。饶州的湖区各县，是著名的水稻产地。元祐六年（1091年），有个余干进士都颉写了《七谈》一文，介绍鄱阳的风土人情，据洪迈记载说，“其二章，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宋〕洪迈：《容斋五笔》卷6，《鄱阳七谈》。赣江两岸的洪州、吉州、抚州、临江军，鄱阳湖滨的江州、南康军等州县，也都是出产大米的重要地区。
江西的山地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60%以上。由于河流湖泊沿岸的土地早已耕种，且为官僚、地主们所霸占，贫穷破产的农民被迫垦山谋生；也因为人口繁衍，生产力提高，原有耕地明显不足，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丘陵和山区，开垦出了大量的梯田，这就是杨万里说的“大田耕尽却耕山”的情状。梯田从北宋前期就已在江西各地出现，南宋时已遍及各地了。
在赣东、赣南、赣西、赣西北、及赣东北的山区，到处可见耕地沿山逐级而上，达于山顶（抑或是山腰），溪水随山蜿蜒而下，沿着竹筒注入禾田的景象。如范成大在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描述袁州的梯田道：“出庙三十里至仰山，缘山腹乔松之瞪甚危。岭坂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宋〕范成大：《骖鸾录》，《范成大笔记六种》，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9页。绍兴十六年任袁州知州的张成已说：“江西良田，多占山冈，望委守令讲陂塘灌溉之利。”〔元〕脱脱：《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在信州，杨万里在淳熙五年（1178年）所见的情形是“此地都将岭作田”，有个地名石磨岭的山区，“岭皆创为田，直至其顶”。在饶州，农民“耕遍沿堤锄遍岭”，也把山地种上了。
丘陵地和山区梯田，有不少是旱地，适宜种麦。太宗淳化四年（993年）诏岭南诸县劝民种豆、黍、粟、大麦、荞麦；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诏江东西、湖南北广行种麦。真宗大中样符五年（1012年）推广占城稻，“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粟麦是旱地作物，占城稻的优点是“不择地而生”、“耐水旱而成实早”，这都有利于丘陵地和山区梯田的开垦种植，而梯田的普遍开辟，又更有助于这些作物的推广。
耕地面积扩大，作物品种增加，粮食产量相应提高。北宋每年从东南六路漕运米麦六百万石至京师，江西占五分之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二中有一条具体记载，他写道：“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羡岁入六百二十万石。”今属于江西的江州、饶州、信州及南康军在当时属于江南东路，因此可推断当时江西的漕粮数额还要更大。南宋偏安，完全依靠江南财富支撑，每年从江西漕运的粮食就更多了，时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记载达到三分之一，他说：“惟本朝东南岁遭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
随着经济的发展，柑橘的栽植推广到江西各地。宋朝初年，洪州的柑橘、吉州的金橘、抚州的朱橘，都是贡献皇帝的土产〔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6《洪州》，卷109《吉州》，卷110《抚州》。南昌东湖仍有柑橘的种植，李觏的《东湖》诗云：“水仙座下鱼鳞赤，龙女门前橘树香。”〔宋〕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37，《东湖》。江西吉州等地的金橘更是誉满京师，为人所爱。欧阳修说：金橘产于江西，以远难致，都人初不识。明道、景祐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师。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樽俎间，光采灼烁，如金弹丸，诚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贵，其后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余世家江西，见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则于绿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热而豆性凉，故能久也。〔宋〕欧阳修：《归田录》，〔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9《吉州》。南宋时，江西除金橘外运外，还有金柑幼树运往外地销售。陈世南在《游宦记闻》中说：“金橘产于江西诸郡，有所谓金柑，差大而味甜。年来，商贩小株，才高二三尺许，一舟可载千百株，其实累累如垂弹，殊可爱。”可见橘农除栽种金柑出售外，还栽培金柑苗木作为商品销售。这时，洪州、临江的柑橘种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范成大在乾道八年（1172年）冬天，由临安（杭州）到四川去，路经江西，他在从洪州乘船往临江途中，看到南昌、丰城之间赣江两岸柑橘林不绝，清江道中，橘园很多，在《清江道中橘园甚夥》诗中描绘了该地“芳林不断”的橘林风光，诗云：“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未论万户比封君，瓦屋人家衣食足。暑风泛花兰芷香，秋日篱落明青黄。客舟来迟佳景尽，但见碧树愁春霜。”〔宋〕范成大：《骖鸾录》，《范成大笔记六种》，第49页。由此可见南昌、丰城、清江一带有大片柑橘林，出产大量柑橘，人民以种植柑橘为生，过着衣食富足的生活。其中闻名于世的红橘产地新干县三湖镇，现已为全国柑橘生产基地之一。
（三）手工业的繁荣
宋代江西手工业经济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尤其在瓷器、矿业、纺织、木材、造纸、制茶等方面表现突出。
1.制瓷业。制瓷业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是我国瓷业生产发展的又一高峰阶段，江西制瓷业的发展体现在以瓷都景德镇为首的一批瓷窑走上历史舞台，尽显宋代瓷业的艺术高峰。瓷器的烧法与制作、色釉的创作与仿制、瓷雕与彩绘等技术在宋代有一个比较大的飞跃，瓷器因而成为宋代对外贸易的一大商品。宋代江西的瓷窑主要分布在饶州浮梁景德镇、吉州庐陵永和、饶州乐平、抚州南丰、赣州宁都及江州等地。
景德镇，早名昌南镇，为浮梁所辖。汉时已有陶瓷的烧造，历代不替。“惟器不甚精，名亦未大著”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6页。到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它所烧造的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光致茂美”，“色白花青”光绪《江西通志》卷93，《陶政》，光绪二年刊本。博得真宗赵恒赏识，命令进御朝廷，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并将镇改名为景德镇，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当时制瓷名窑很多，有哥窑、龙泉窑、官窑、汝窑、均窑、定窑等，然而皇宫使用的所谓“进御器”，却指定到此前还不很出名的景德镇烧造，可见它的产品已不亚于其他名窑了。因得朝廷的赏识，于是四方“则效，著行海内”，成为海内争效的对象，景德镇瓷器成为瓷器的最高美称。此后，景德镇制瓷业发展更快，产品的质与量都有长足的进步。
景德镇的青白瓷代表了制瓷业的最高水平：胎薄而洁白致密，釉色温润而晶莹。造型精巧，装饰丰富，采用刻花、印花、堆贴、镂雕等技法。南宋时，景德镇窑区面积扩大，瓷窑达300余座，有名者有董家坪、胜梅亭、白虚湾、汪村、湘湖、湖田、牛屎岭、南市街、柳家湾、三宝蓬、塘山坪、许家坪、黄泯头、宁村、渡虎坑、南山等。
吉州瓷窑的勃兴，也是在宋代。《景德镇陶录》称“江西窑器，唐在洪州，宋出吉州”。吉州窑在吉州庐陵县（今吉安市）永和镇，制瓷业开始于五代。《东昌古迹志》载钟彦祥《东昌图境记》中说：“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由是井落墟市，祠庙寺观始创。周显德初，谓之高唐乡临江里磁窑团，有团军主之。及宋复盛，景德中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磁窑烟火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时海宇清宁，附而居者数千家。”《吉州窑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大致上说，吉州窑兴起于北宋，到南宋时成为有名的大瓷窑了。
吉州永和窑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窑装饰手法之丰富，釉色之齐全，远非其他窑所能企及。从出土的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及彩绘瓷的品种、数量分析，此窑是我国南方的综合窑场。其瓷胎质多为黄褐色或灰褐色，还有一些呈灰白色。它的代表作为黑釉瓷和白地釉下彩绘瓷。艺术特色是“剪纸贴花”和“木叶贴花”。“吉州窑生产的黑釉器与烧制工艺上又有所创新，吉州窑既继承了唐代黑釉瓷上的花釉工艺，又借鉴了南北方瓷窑，尤其是建窑的烧制工艺，并吸收、综合了民间工艺技术，创造出独具风格的剪纸贴花、木叶贴花等新纹饰。”李德金：《浅述中国黑釉瓷的发展》，《福建文博》，中国古陶瓷研讨会1996年年会。
赣州七里镇窑是江西南部一处规模最大、烧窑时间最长的瓷窑之一。其产品有青釉、黑釉及一般日常生活用瓷。黑釉器上饰以白釉鼓钉和在露胎上刻画蓖状旋涡。而南丰县的白舍窑是宋代江西生产影青瓷为主兼烧黑瓷的民用瓷窑。其影青瓷极精，可与景德镇窑媲美。其产品以盘、碗、罐、壶、瓶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
此外，还有临川白浒窑等，也是江西比较重要的陶瓷产地。宋代，以景德镇为主的制瓷业已成为当时江西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它使江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地位日益突出。同时制瓷业也使江西一些城乡居民有了生活的保障。鄱阳民黄廿七“绍熙元年，到景德镇贩陶器”〔宋〕洪迈：《夷坚三志》辛卷10，《湖口庙土地》。而鄱阳的席坊是专为“陶甓者所居”之地〔宋〕洪迈：《夷坚志》补卷4，《杨一公状》。
2.茶业。采制茶叶，是江西农副生产中的重要项目。全省各地几乎没有不产茶的州县，据《宋史·食货志》所载，淮南、两浙、荆湖、福建产茶州军共为三十七州六军，江南为十州五军，占第一。江南的十州五军中属于江西省范围的是江、饶、信、洪、抚、筠、袁七州及临江、建昌、南康三军，共为十处，占三分之二。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各州产茶数，江西地区共463万余斤，约占总数1781万余斤的26%，居第一。产茶额超过百万斤的共有七个州，其中以隆兴府（洪州）最多，为281万余斤。
《宋史·食货志》列举南宋初年的六种名茶有三种产在江西，它们是婺源的谢源茶、隆兴（洪州）的黄龙茶、双井茶。从现有资料来看，黄龙茶，产于隆兴府分宁县（今修水县），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隆兴府知府韩邈在奏报中称“隆兴府惟分宁县产茶，他县无茶”〔元〕脱脱：《宋史》卷184，《食货志下六》。双井茶也产于分宁县（今修水县），因其产地名双井村而得名，欧阳修有诗夸双井茶：“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王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可见其品质之优。
另外，产自瑞州宜丰县黄檗山麓的黄檗茶也是当时的名茶之一。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中记载说：“江西瑞州黄檗茶，号绝品，士大夫颇以相饷，所产甚微，寺僧圆户竟以他山茶，冒其名以眩好事者。”〔宋〕朱彧：《萍洲可谈》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有人仿冒，说明黄檗茶的稀有和珍贵。
3.采矿业。矿冶业是宋代社会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江西地区采矿和冶铸生产鼎盛，在本地区手工业生产中有突出成就，其中又以铜矿开采和铜钱铸造为主。各地开采的矿产种类丰富，具体表现为：鄱阳、德兴、浮梁、贵溪、南康和抚州等地的金矿，南丰、德兴、饶州、铅山、弋阳、贵溪、赣县、于都、瑞金和大庾等地的银矿，铅山、德兴、弋阳、大庾、南康、瑞金和吉安等地的铜矿，赣州、余干、鄱阳、德兴、乐平、铅山、弋阳、玉山、贵溪、分宜、安福、万安、吉水、吉安、泰和、永新、新建、进贤、上犹、德安和德化等地的铁矿，宁都、会昌、南康、大庾、上犹和南康等地的锡矿，铅山、大庾和宁都等地的铅矿，等等。许怀林：《江西史稿》，第302页。
信州铅山场产铜较稳定，与韶州岑水场、潭州永兴场号称“三大场”〔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1，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铅山场铜产量高，且在技术革新中，首先采用胆水浸铜法，“铅山兴利，首九鸟儋功”〔宋〕洪咨夔：《平斋文集》卷1，《大冶赋》，丛书集成初编本。“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从此，“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了淋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每一斤铜支钱二百五十”。“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一岁得钱百余万贯。”〔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27.经过长期实践，德兴人张潜“博通方伎，得变铁为铜之法”，其子张甲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成了《浸铜要略》一书。这是有关冶炼技术的最早记载之一。
江西的矿产量也很大。北宋后期铅山场产铅28.5万余斤，比乾道初年的11.5万余斤增加两倍有余。而乾道的产量占当年总额19.1万余斤的60%以上。〔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3之23.德兴铜场有铜泉32处，每年产铜5万余斤。铅山铜场北宋初每年产铜达38万斤，安福连岭场71.4万斤，庐陵黄岗场10.6万余斤，铅山场14.7万余斤，弋阳县12万斤，上饶县12万斤。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453页。
铜铁的高产量使得铜铁钱造铸业也很发达。北宋元丰时，饶州永平监岁铸61.5万贯，江州广宁监铸34万贯，两者共铸95.5万贯，占全国506万贯的18.9%，仅次于广东地区。永平监在宋代初年岁铸钱仅7万贯，后增至30万贯。〔元〕脱脱：《宋史》，《食货志》下二。
铜器铸造在江西也十分广泛、发达。时人记载说：“临川、隆兴、桂林铜工尤多于他郡。”〔宋〕李弥逊撰：《筠溪集》卷3，《户部乞禁铜器札子》，四库全书本。其他如信州、吉州、虔州、丰城等地的铜器铸造业也很兴盛〔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金银器的制作也很多。“袁州泸萧市，有银匠，姓郭”〔宋〕阙名：《异闻总录》卷1，《袁州银匠》，四库全书本。“乐平桐平市童银匠者，为德兴张官人宅打银”〔宋〕洪迈：《夷坚志》乙卷20，《童银匠》。
另外，高安、萍乡、丰城、玉山等地还有煤矿，煤炭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史载“石炭——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凿之扰，故不敢言也”〔宋〕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丰城、萍乡二县皆产石炭于山间，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无焰，作硫磺气，既销则成白灰”〔宋〕祝穆：《古今事类全书续集》卷18，四库全书本。至今江西萍乡的煤在江南还十分出名。
4.纺织业。宋代江西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在丝织、麻织方面表现明显。由麻织成的布在各地都有产出，如江州的葛布、洪州的葛布、袁州的白苎布与葛布、抚州的葛布、吉州的葛布与白苎布、赣州的白苎布、南安军的苎布等。欧阳修在《寄题沙溪宝锡院》中描写了吉州永丰县农村纺织盛行的情景：“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酿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筠州纺织业也较为发达，史载“男课犁锄女绩麻”〔宋〕姚勉：《雪坡文集》卷12，《送周县尉满秩归》，四库全书本。《永乐大典》中记载了宋代抚州布商陈泰作为包买商的状况，每年年初，其向崇仁、乐安、金溪以及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驵主”、“甲首”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永乐大典》卷13136，《送韵·梦字·梦夫令诉冤》，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6册，第5676页。江西各地贡苎布的有五处，即虔、袁、吉、筠、南安，贡绢的有两处，即临江、建昌。〔清〕骆敏修，萧玉铨纂：同治《袁州府志》卷6之2，同治十三年刊本。当时抚州产的莲花纱，是达官贵族们喜爱的夏季衣料（故又称夏布）。上饶产的醒骨纱也很有名；洪州、抚州的葛布很受欢迎，每年上贡数量都是三十匹，超过其他布帛类的上贡量。
江西各地有的还种桑以养蚕，所以丝织物也有不少，如洪州、吉州的丝布，临江、建昌的绢等。上饶等地百姓织的醒骨纱、抚州等地织的莲花纱更是全国出名。又史载，萍乡“家家有绢机，荒年丝价贵，未敢议寒衣”〔宋〕洪迈：《夷坚志》卷5，《萍乡》。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捻织之妙，外人不可传，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市供尚局，并数当路计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织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数，都人买者亦自能别寺外纱。其价减寺内纱什二三。〔宋〕朱彧：《萍洲可谈》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南宋时，丝织品成为江西个别州军的纳税物之一。绍兴二年（1132年），洪州“合起催衣绸四千一百余匹，绢二万五百余匹”〔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9之23.宣和三年（1121年），袁州倚郭一县14541户，“每户纳贡绢一尺”〔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9之15.都昌“吴氏为乡邻纺揖——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宋〕洪迈：《夷坚志》补卷1.又《夷坚志》乙卷8《无颜鬼》上载“（乐平）白石村民，为人纺织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可见，作为家庭手工业，丝织、麻织在江西地区各地都普遍存在，而且数量、产量都不低。
5.造船业。江西盛产木材，造船业成为其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同时，赣江、鄱阳湖等发达的水运，推动了造船业的兴隆。宋代江西的造船业主要集中在洪、吉、虔三州。由于漕运的需要，宋王朝在洪、吉、虔、江等州设置造船场，北宋时期命各地造船的数量分别为：虔州605艘、吉州525艘、明州177艘、婺州103艘、温州125艘、台州126艘、楚州87艘、鼎州241艘、凤翔斜谷600艘、嘉州45艘，共计2634艘。江西地区单吉、虔两州就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第一位。南宋时，战事频繁，江西更成为造船业的重要基地。绍兴三十年（1160年），洪、吉、虔三州造船场“每场差监官二员，工役兵卒二百人”，“立定格例，日成一舟”〔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2.三州造船数达千艘以上，其规模可见一斑。其他如抚州、江州也有造船工场。
官营造船发达，私营（民间）船业也很兴旺。《夷坚丁志》卷8《宜黄人相船》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宜黄民莫寅“造大舰成，以大钱邀善术者视之”。另外崇宁年间抚州各地民间还举行竞渡游乐活动。可见造船业的发展不但促使了相船术及竞渡的产生与发展，而且也大大地促进了江西的水上运输业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6.造纸业。宋代造纸业发达，其造纸材料除传统的麻、桑、藤、楮、苔、麦秸、稻秆外，增加了竹子。江西吉州、抚州、信州等地造纸业发达，江州、信州等地在唐代时期产纸已有名气〔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6，《江州、信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南宋初洪州上贡纸张达85万张，“依例分下分宁、武宁、奉新三县收买解州装发”〔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乞免上供纸》，中华书局1983年版。临川滑薄纸、抚州茶杉纸和牛舌纸、清江藤纸、江州布水纸、南康军布水纸、袁州纸、饶州纸、吉州竹纸、婺源硾纸等都成为贡品而闻名天下。〔元〕脱脱：《宋史》卷88，《地理志》。尤其是以江西竹子为材料制作的竹纸洁白而光滑，是不可多得的好纸张。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就总结说，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是今世少有的文房四宝。造纸业发达的同时也增加了纸制日用品的种类，“建昌纸被”〔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13，《吕居仁惠建昌纸被》，四库全书本。就曾名噪一时。
清江纸产自抚州金溪县清江渡，所以称为“清江纸”，《方舆胜览》将清江纸列为抚州土产。光绪《抚州府志》曾记载说：“苎布，缉苎麻为之，有扁生，有圆线。与清江纸俱出金溪……宋人墨刻以用抚州捭纸者为贵，今绝无。”光绪《抚州府志》卷13，《物产》，光绪二年刊本。著名诗人黄庭坚也有诗《谢陈适惠纸》赞清江纸：“蛮溪切藤卷盈疋，侧理羞滑茧丝白。”
7.制砚业。江西地区自唐宋以来，科举教育发达，加上地理因素影响，天然砚石资源丰富，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制砚工艺的发展。宋代时期，江西的制砚工艺已经很成熟，雕刻纹饰与砚石巧妙结合，使不少文人雅士垂青于此，其中尤其以婺源县龙尾砚、星子县金星砚、玉山县怀玉砚和修水县贡砚最为著名，被誉为“江西四大名砚”。
宋代江西婺源所产的墨、砚是全国有名的，它们成为地方官员们争相珍藏的佳品。宋人梅尧臣在《送文秘校赴婺源》一文中说“案头龙尾砚，切莫古求精”，劝说友人们不要盲目去争索婺源砚。另外，信州的水晶砚、弋阳的李展笔也闻名全国。〔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
8.酿酒业。就种类来说，江西酒主要可划分为黄酒和烧酒两大类，其中黄酒以粳米、糯米等谷物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和发酵而成；烧酒主要以稻谷、高粱和麦子等为原料蒸馏而成。
宋代江西造酒多为私酿，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酒。如洪州、饶州、吉州、袁州等，其中袁州的酒还成为地方贡品。洪州的双泉、金波等酒在北宋时期名声也很大。〔宋〕朱弁：《曲洧旧闻》卷3，四库全书本。信州、浮梁等地还出现有酿酒、卖酒的专业户。〔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8，《集仙观醮》。德兴南市乡民汪一“启酒肆于村中”〔宋〕洪迈：《夷坚三志》壬卷10，《汪一酒肆客》。欧阳修《寄题沙溪宝锡院》，描写吉州永丰农村也多“酿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
如今闻名中外的樟树四特酒在唐时就有“四特土烧”工艺，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咏叹“名酒来清江，嫩色如新鹅”；临川贡酒，因产于临川而得名。相传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临川籍丞相王安石得知临川新出美酒，芳香扑鼻，便把佳酿送给宋神宗皇帝。神宗知道王安石本不喝酒，此酒一定不是寻常之酒，当场在大殿开启，喝过后赞赏道：“此乃临川之佳贡也！”各位大臣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从此，临川酒每年进贡朝廷，临川贡酒因此得名，并沿用至今。徐蕾，严琦，胡根文：《关于江右商邦酒业老字号的品牌文化分析——以临川贡酒为例》，《老区建设》2011年第6期。
此外，抚州南城县出产的麻姑酒也较为著名，该酒采用麻姑山优质糯米和麻姑山神功泉水酿造而成。唐代开始酿造，宋代时始负盛名，《太平寰宇记》记载：“麻姑酒，麻姑山取神功泉酿者佳。”
宋代江西出土酒具的地区遍及吉安、赣州、星子、都昌、婺源、铅山、景德镇、南城、永修、寻乌、瑞昌等地，酒具种类有执壶、杯、瓶、盏、碗、盅、注壶等，出现了影青瓷制和银制酒具。这一时期，江西酒具品种渐趋单一，但制工精细，设计科学实用。
9.刻书业。两宋时期，江西教育事业发达，科举鼎盛。诸如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贵溪象山书院、南昌东湖书院与宗镰书院、瑞州西涧书院、兴国安湖书院等，都在两宋时先后建立，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宋史》上有传的江西籍人达二百二十余名，分别属于五十县，其中注明进士出身的有一百二三十人，并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诸如王安石、文天祥、周必大、王钦若、晏殊、欧阳修、曾巩、洪适、李觏、朱熹、陆九渊、黄庭坚等。江西科举的兴盛、文化的发达，也带动了刻书业的兴旺，两宋时期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袁同礼《两宋私家藏书概略》称“印书之地，以蜀、赣、越、闽为最盛”，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在总结宋代刻书情况时说：“就刻书地区而言，汴京、四川、浙江、福建、江西为宋代五大刻书中心。”江西刻书因精且富而闻名于世，刻书中心主要分布在南康、宜春、萍乡、饶州、吉州、抚州等地。
另外，江西纸张充足，也有利于印刷业的发展。在饶州、抚州、吉州等地都有一批刀法熟练的刻字工人，在南宋中期，这些地方都刻印了不少大部头的书籍，颇有名气，使江西成为印刷业的一个重要地区。在九江，有个专刻石头的碑工，名李仲宁，他“刻字甚工”，黄庭坚特意替他题了一块招牌叫“琢玉坊”。李仲宁原来很贫苦，因为刻苏东坡、黄庭坚的词翰，诗好字也刻得好，故生意兴隆，“遂至饱暖”〔宋〕王明清：《挥麈三录》卷2，四库全书本。
总之，江西手工业是在江西多种农业种植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农业经济的补充。织布业、丝织业、制茶业、造酒业有很大的发展，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铸造业等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尤其是瓷器、铜冶、造船、制茶等，在全国有很大的知名度。而手工业的发达，又促进了本地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