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遐迩的明清江右商帮在唐宋时期就已崭露头角。自唐宋以来，江西各地物产丰富，社会经济逐趋发达，在粮食、茶叶、瓷器、纸张、纺织、药材、笔管、书丝、柑橘、烧酒等土特产、手工业品和杂货的产出方面获得较大发展，为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之江南逐步成为朝廷的赋税中心，而江西地处江南腹地，成为连接南北、东西地域的重要枢纽，地理上的区位优势也成为推动本地区商业发展的外部动力。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立足于本地物产的茶商、瓷商、木商、杂货商、药材商、纸商、书商、布商、笔商等逐步兴起，在推动本地区商业、商镇发展的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唐代以来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江西地区的生产和经济迅猛发展，在诸如粮食、茶叶、瓷器、纺织和木材等行业领域兴起了商品化浪潮，在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区域性商人的兴起和发展壮大。
一、唐代江右商人和商业兴起的条件
隋唐以来，随着大量北方民众迁入江西境内，以及国家大一统局面的重新确立，在新的技术力量带动下，包括江西地区在内的江南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国家经济重心开始出现南移趋势，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江西毗邻江浙、闽粤和两湖、中原地区，在江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地理区位的优势开始凸显，成为联系南北、东西地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这促进了本地区商业的发展。
（一）农业和手工业开发：江右商人和商业兴起的经济基础
江西地区开发历史悠久。今上饶市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地区已有稻作农业出现。夏商周时期，原始陶瓷、铸造、纺织等手工业也在本地区兴起，如新干大洋洲商墓、鹰潭角山窑址、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继续发展，纺织业也取得成就，如贵溪崖墓出土了苎麻布和印花织物等纺织品。秦汉时期，制瓷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开始出现，如汉武帝时期在南昌建造了大型战舰浔阳楼船〔东汉〕班固：《汉书》卷64，《严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68页。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地区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这两仓均是“大贮备之处”〔唐〕魏征：《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75页。六朝时，粟、麦、黍等旱作物随着北方移民的进入和统治者的推广在江西种植。制瓷和造船业等手工业继续发展，青瓷烧制逐步在本地区普及，造船由于战争需要进一步增多。官僚富商相继出现，如东晋陶侃有“滕妾数十，家童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唐〕房玄龄：《晋书》卷66，《陶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9页。江州刺史刘胤“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唐〕房玄龄：《晋书》卷81，《刘胤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14页。等等。
进入唐代，筒车和曲辕犁的使用促进了江西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由于北方人口南迁所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西的粮食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产量与质量都有显著的提高，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江西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水稻种植在全省较为普遍，其产量就全国而言也十分可观。如唐德宗贞元时，长安饥荒，从江西、湖南运稻米十五万石，经襄阳以至长安。〔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89，中华书局2003年版。宋人李正民描述说：“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宋〕李正民：《大隐集》卷5，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可见，江西的粮食生产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质量方面，饶州自开元以来，贡粳米；南丰等四县所产的红朱、银朱稻米因质量特优，皆为贡米正德《建昌府志》卷4，《物产》，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本。可见其质量之优良。
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使得本地区许多家庭实现了自给和节余，这为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提供了前提条件。唐中期实行两税法后，江西作为承担赋税的主要地区之一，迫使农业生产者把粮食产品投放市场，从而使粮食转化为商品粮。
唐末五代，大量北方移民流入江西，增加了农业劳动力，而且修建了众多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促进了本地区农田的开垦，梯田、圩田得到大面积开发，扩大了粮食生产面积，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产区。除水稻外，小麦和粟的种植也较为普遍，特别是在鄱阳湖平原区，稻麦连种得到推广，“麦秋桑叶大，梅雨稻田新”描述的就是稻麦连种现象。
此外，茶树、果木、纤维植物等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当时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饶州（州治在今鄱阳）、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赣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的记载，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饶州地区产茶最多，产地亦最广，饶州又以浮梁茶最负盛名。自唐代历吴、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从江南东、西路议购或摊派茶叶1000余万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五·榷茶》，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果木种植以橘树为主。江西柑橘栽培历史悠久，是江南柑橘栽培历史较悠久的省份之一，所产乳柑自古著名。西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说：“橘柚类甚多，甘、橙、枳皆是，豫章郡出真者。”〔西晋〕张华：《博物志》，叶静渊主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四类第十四种《柑橘》，第45页。“真者”即真柑，即是后世所称的“乳柑”。东晋人范宁在《精隐记》中记述说：“潇湘有橘乡，洞庭有橘里，彭泽有橘市。”〔东晋〕范宁：《精隐记》，叶静渊主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四类第十四种《柑橘》，第48页。可以看出当时江西的柑橘成了交易的商品，有专门的橘市。南北朝刘敬叔《异苑》中也有南康产柑橘的记载：“南康有蒵石山，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实，任意取足。”
00唐代洪州的橘树种植非常普遍，《新唐书》中记载洪州的土贡有“乳柑”一项〔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7页。北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说：“唐朝洪州贡梅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都督韩朝宗以梅煎难得，取乳柑代之。”洪州首府在今南昌，辖南昌、高安、新吴（今奉新）、建昌（今永修）、丰城、武宁、分宁（今修水）七县。据清雍正《江西通志》也有追述：“唐豫章郡贡葛十五匹、柑子六千颗……”，可知唐贡乳柑已成定例。五代时期，南唐人陈陶“隐居洪州，种柑橘，令山童卖之自给”〔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15，《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86页。隐居人士尚且种橘树并且用于商品交易，可知此时洪州地区橘子商品化较高，橘树种植亦不少。抚州与洪州相邻，时领临川、南城、南丰、崇仁四县，橘树种植也不少，唐代将“朱橘”作为土贡之品〔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第1070页。可见唐代江西以洪、抚两州为主已成为江南柑橘主产区，所产乳柑与朱橘均为贡品。此外，江州等地也有柑橘种植，白居易描写江州水市物品时说：“见果多卢橘。”〔唐〕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全唐诗》卷439.可见江西种柑橘已非常普遍，已成了市场上日常交易的商品了。柑橘的广泛种植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
南唐时，洪州丰城县的柑橘很有名。宋初吴淑《江淮异人传》载：“陈允升，饶州人也……昇元中，刺史危全讽少知其异，迎置郡中，尝夜坐，危谓之曰：‘丰城橘美，颇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泊丰城港，今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选，便还，携一布囊，可数百颗，因共食之。”黄长椿：《江西古代柑橘栽植小史》，《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这时江西种植的纤维作物主要有三种：桑、苎麻和葛。江西麻葛资源丰富，为麻织、葛布生产提供了条件。从《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看，江西各州出产的麻、葛、苎织物有苎布、白苎布、葛布、细葛布、麻布等类。说明在江西各州，麻葛种植是非常普遍的。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江西作为贡品的纺织品有丝布、白苎布、葛布。丝布是种桑养蚕，由蚕所吐之丝纺织而成；白苎布是由苎麻织成的布；葛布则是织葛而成的布。在交通商业并不是很发达的唐、五代，产品的生产之地基本上是产品原料的出产地。因此，产丝布、白苎布、葛布之地也是种桑、麻、葛之地。唐代，洪州、虔州、吉州、抚州均以丝布为贡品，这些地方均种植了桑树。洪州、虔州、吉州、袁州以白苎布为贡品，这些地方均种麻。而葛的种植范围最广，洪州、吉州、江州、袁州、信州、抚州均将葛布作为贡品。五代时期，吴国境内的“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0，《后梁纪五·贞明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江西正处其中，纺织业较为发达。
到南唐时，江西的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技术亦有提高。如上饶、临川一带出现了一种新产品，号曰“醒骨纱”，“用纯丝蕉骨相兼捻织，夏月衣之，清凉适体”。风阁舍人陈乔用其作外衫，称为“太清髦”，又为内衫，呼为“小太清”〔宋〕陶谷：《清异录》，〔明〕陶宗仪编：《说郛》卷61，商务印书馆1927年活字版。风靡当时。南唐政府于昇元三年（939年）出台鼓励农桑的政策：“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宋〕陆游：《南唐书》卷1，《烈祖本纪》，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0页。这种政策的推行，使江西桑树的种植更为广泛。而桑、麻、葛等纤维作物的广泛种植为江西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带动了本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唐代江西纺织品种类较多且分布十分广泛，包括丝布、葛布、苎布、竹布、麻布、细葛布、白苎布、葛、棉布等，且各州均生产纺织品并将之作为贡品。竹布是南方地区用竹纤维所织之布，具有南方特色。白苎布和葛布是江西的传统纺织品。《元和郡县志》记载的江西土贡中，洪州、虔州、吉州、袁州均有白苎布；袁州有麻布；洪州、江州、抚州则有葛布。葛布做夏衣，轻薄适体，胜过菱纱，常作贡品。元和时期，洪州贡细葛布十五匹，抚州贡葛布一匹。到宋代，白苎布、葛布仍是江西各州的土贡之一。南昌等地出现了“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洗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唐〕魏征：《隋书》卷31，《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87页。
此外，唐代以来江西的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等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制瓷业，现已发现的隋代江西瓷窑仅丰城、临川两处，而发现的唐和五代瓷窑则有丰城、九江、南昌、景德镇、赣州、临川、乐平、龙南等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638页。其中尤以洪州窑、景德镇窑规模最为宏大。洪州窑位于丰城市曲江镇罗湖村，以其范围广、器形多、纹饰萦、釉色全而位列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中，其窑址面积大约为3万余平方米，废品堆积达五六米之厚，可见当年生产之盛程立宪，刘林，余家栋：《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景德镇湖田窑场遗址与遗物堆积面积即达40万平方米，且主要烧造青、白瓷，其白瓷瓷胎白度已达70%，接近现代细瓷的水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叁《封建社会·隋唐》，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100页。瓷窑几乎遍布江西全境，瓷器业遂成为这个时期江西最大的手工业行业之一，其中尤以吉州窑、洪州窑最为著名，为朝廷贡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5，《韦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23页。
在矿冶业方面，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唐代全国矿冶之处，“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主要分布于陕、宣、润、饶、衢、信六州之地〔宋〕欧阳修：《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7页。其中江西占有两州（饶州、信州），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饶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银产地，饶州乐平县银山，元和时每年产银10余万两，收税7000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7页。约占当时全国收银税总数12000两的58%〔宋〕欧阳修：《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第1167页。南唐昇元年间（937-943年）所置的信州铅山铜场，发展最快，全宋初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钱数千余万斤，大有余羡，而铜山所出益多”，以致铜价降低。〔宋〕江少虞辑：《宋朝事实类苑》卷12，《官政治绩》，四库全书本。可见江西矿冶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矿冶业成为江西手工业中的另一大支柱。
在造船业方面，《太平广记》说：“豫章诸县，尽出良材。”〔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31，《杨溥》，扫叶山房印行石印本，第33页。江西盛产优良材料，为造船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十八年（644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命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八年》。至五代时江西造船业仍很兴盛，如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战舰数百艘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朱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其高“数十重”〔宋〕陆游：《南唐书》卷8，《后主本纪·钓矶主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0页。民间造船业兴盛，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此时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成为造船基地。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带动下，唐代江西的商业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开凿了大庾岭路，使赣江-大庾岭路发挥了商业通道的优势，促进了江西商业发展。《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两则胡商在江西地区经商的事例：一则是临川人岑氏在豫章卖给波斯商人两块宝玉，得钱三万〔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04，《宝五（杂宝下）·岑氏》，中华书局1986年版。另一则是莫徭在洪州将一根象牙以百万钱卖给胡商〔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41，《畜兽八·阆州莫徭》。《隋书·地理志》中还记载了南昌妇女从商的情形：“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唐〕魏征：《隋书》卷31，《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87页。足见当地商业的兴盛。
（二）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江右商人和商业兴起的地理条件
唐代以来，江西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枢的水陆交通网。江西水路交通以鄱阳湖为中枢，以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及这些河流的支流为脉络，将整个江西连为一体。陆路，尤其是与周边地区借助平行山脉间的孔道的陆路交通，与水路一道，构成江西完整的水陆交通网。
以鄱阳湖为中心，从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可到吉州，再到虔州，而从赣江入其支流袁水可到袁州（今宜春）；入支流锦江可到筠州（今高安）；入抚河可到抚州；入信江沿江而上可到信州（今上饶）；入饶河可到饶州（今鄱阳）及其重镇浮梁。唐末五代江西腹地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由水运和陆运连接而成，从江西的运输中心——鄱阳湖到各周边地区均有较为便利的交通线。
1.长江-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线。唐代以来，从鄱阳湖向南至洪州（今南昌），再由此溯赣江而上，翻越大庾岭可到达广东，即是赣江-大庾岭交通线路；向北经江州（今九江）、襄州（今湖北襄阳）直达中原。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线是纵贯江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也是江西最重要的商路，亦是古代中国重要的道路之一。这条道路连接岭南与淮南及中原地区，对这些地方的经济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此路也带动了江西的商业发展，使洪州成为了当时东南的一大都会。
从鄱阳湖出江州（今九江）可进入长江。江州是鄱阳湖区的物资集散地和江西北部的咽喉，其“路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江”。由江州出江西沿长江而上到荆南、湖南和川蜀一带；沿江而下能到淮南即安徽和江苏南部地区，是当时江西最重要的两条交通干线之一。
2.鄱阳湖-饶河-阊江-徽州线。从鄱阳湖入饶河，到饶州（今上饶）浮梁，再由阊江可入安徽歙州祁门，是唐代以来江西进入安徽的重要交通道路。江西与安徽另一条水路是婺水。婺水从北向南流经婺源，注入鄱阳湖，也是沟通江西和安徽的要道。
3.鄱阳湖-信江-玉山-浙江线。从鄱阳湖到信江，过玉山，是江西进入浙江的重要道路。这条线路是唐代全国三大交通线路之一——长安到东南交通线的一段。
4.汀州-虔州-郴州线。汀州-虔州-郴州线是这时期横跨赣南的一条交通线，也是江西东通福建汀州、西至湖南郴州的一条道路。它与赣江-大庾岭路共同促使虔州（今赣州）成为赣南交通枢纽。两条交通线的存在使赣南成为“四省咽喉，而粤则南赣肩背，郴、衡其左腋也，汀、漳其右臂也”〔清〕谢旻：雍正《江西通志》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页。
5.洪州-赣江-袁水-宜春-湖南线。这一时期，江西到湖南亦有交通线：一是虔州到湖南郴州；二是出江州经长江到湖南岳阳；三是自洪州出袁州（今宜春）到潭州（今长沙）。人们从洪州出发，溯赣江而上入其支流袁水，逆袁水西到袁州，再由袁州出江西进入湖南的潭州，“取袁州至潭州，总一千二百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6，《洪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1页。因此袁州成为“湖湘之孔道”，并作为枢纽促进了湖南与江西的经济交流。
总之，唐代以来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放射性网状交通。从鄱阳湖入各大河流及其重要支流可到江西境内各州；由其河流与周边的关口隘道联系可进入江西周边的各个地区，其中江州-鄱阳湖-赣江-大庾岭贯穿江西南北，是最重要的交通线。
二、唐代江右商人、商业和商镇的发展
唐代以来，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交通的便利，促进了本地区商业的进步，周边地区的贸易得到发展，由此出现了一批以贩卖为业的专业商人和一些富庶的商业城市。
（一）江右商人和商业
由于各地出产不同，经济状况有所差异，如平原、盆地区域出产粮食，丘陵地区出产茶叶，山地则出产木材等，由此出现了较为固定的贸易货流和某一货流的专业商人，如通过水陆长途贩运，利用地区差价谋取利润的米商、茶商、瓷商、木材商等。
1.粮食经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商品，交易更加频繁，江州成为当地粮食的主要集散地，江西的粮食大多经过这里运销各地。吉州稻米生产也很多，时人皇甫湜曾说：“庐陵户余二万，有地三百余里，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散粒荆、扬。”〔唐〕皇甫湜：《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清〕董诰：《全唐文》卷68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37页。稻米能运销荆、扬等州，足见当地产量之多。吉州庐陵有一大米商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43，《江淮贾人·龙昌裔》。其售米行为直接影响庐陵市场的米价，成为威慑一方的大贾。米商往往于丰收之际收购粮食，“积米以待踊贵”〔宋〕王谠撰，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证》卷2，《政事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从而影响当地的粮价；或者将粮食运往缺粮之地以获取利益。
2.茶叶经营。茶商则在“茶熟之季”，从四方云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带入江西丘陵山地与茶农进行交易何锡光：《樊川文集校注》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786页。从而谋取暴利。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便是此情况的写照。唐代以来，江西地区形成了茶贩集团，如鄱阳县安仁里细民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90，《妖妄三·吕用之》。吕璜是当时专门将淮南地区（包括江西）的茶叶长途贩运至荆南（当时的南北货物中转站）进行贸易的富商大贾。
唐代江西产茶地区很多，茶叶生产居全国领先地位，饶州、吉州、信州、洪州都是当时重要茶叶产地，其中洪州西山白露茶等是茶中精品。洪、吉、饶三州生产的茶叶还当作贡品进献朝廷。唐代江西茶叶不仅质量好、产地广，而且数量惊人，其间尤以饶州浮梁县为最。时人章孝标在《送张使君赴饶州》诗中记载了浮梁县产茶的盛况：“饶阳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银坑。”〔唐〕章孝标：《送张使君赴饶州》，〔清〕彭定求：《全唐诗》卷506第20首。唐德宗在位时始征茶税，全国每年征收茶税四十万贯，浮梁一地每年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占全国的八分之三。
浮梁茶行销全国，唐人杨晔在《膳夫经手录》中记载说：“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指浮梁茶叶），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唐〕杨晔：《膳夫经手录》，〔清〕阮元辑：《宛委别藏·揅经室外集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当时，浮梁茶有“商货”之称，说明它已是一种以产量多、销量广而著称于世的茶叶。各地茶商常常乘船至浔阳，经鄱阳湖溯昌江而达浮梁，贩茶谋利。婺源方茶销售范围也很广，每逢茶熟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商贾为谋取茶叶厚利，纷至沓来，“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收，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见晁载之《续谈助》卷5，《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茶叶贸易之兴隆，由此可见。除此之外，江西茶叶也运抵域外，从敦煌出土的《茶酒论》谈到浮梁、歙州（婺源）茶“万国来求”。可见浮梁、婺源等地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品茶集散地之一。
随着唐代茶叶经济的兴盛，江西一些山多地少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地区也逐渐形成了初步区域化、专业化茶叶生产种植区，茶叶种植基本上和粮食生产分开，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出现了以种茶为业、靠茶为生的专业种植户——茶农。茶农为了维持生存、交纳赋税，必然会扩大生产，积极增加种植面积，使茶叶生产进一步专业化与扩大化。
与此同时，茶农也必然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迅速投放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茶农与市场联系紧密，往往依赖中间商人，但在茶叶贸易的发展中，他们既是商品生产者，又是商品出售者，因此他们中必定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茶叶贩运。茶农固然属于小商品生产者，终日为衣食谋，但也不排除他们中间少数人在制茶、贩茶的过程中发财致富。而这部分人随着其资本的不断增大，逐渐成为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大茶商。茶叶是唐代江西经济作物中商品化最早的一项，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3.瓷器经营。唐代江西制瓷业有较大发展，生产的瓷器在社会上应用普遍，进入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日常的生活用品与本地区的主要商品。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载，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江西浮梁昌南镇有“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5，《景德镇历代窑考》，傅振伦《《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江西瓷器成为当时有名的商品而行销海内外。广州是唐王朝对外贸易的中心，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而“广州的瓷器出口仰给于洪州”程浩：《广州港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尤其是大庾岭商道开通之后，每年都有大量瓷器南下广州漂洋过海。著名瓷器考古专家余家栋先生根据考古材料认为“洪州窑瓷器不仅在江西隋唐墓葬中为常见器物，邻近的广东、湖北等省的隋唐青瓷不少亦系洪州窑生产”余家栋：《洪州窑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唐代各名窑的相互关系》，《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唐代江西瓷器已成为畅销国内外市场的大宗商品。
4.木材经营。江西山地森林资源丰富，因而木材商人也较多。当时各地高山之上有“木客”专门砍伐木材与人进行交易，他们“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虔州》，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页。木材交易给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木材商，由他们贩卖到苏州、杭州等地，其中尤以洪州的木材商较多，史载：“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之广陵（今扬州），利则数倍。”〔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31，《鬼十六·杨溥》。吉州也有木材商活动，如商人徐彦威在信州购买木材，再贩卖到苏州、淮南一带，往返一趟，能“获钱数十万”。
5.酒的产销。随着粮食生产发展，江西酿酒业也相应发达起来。李肇《唐国史补》中记载了全国名酒十余种，其中就有江西浔阳（今九江）所产的湓水酒。另据《新唐书》所载，江西宜春酒还是上贡朝廷的佳品。唐德宗时实行“榷酤法”，对酒实行专卖，而江西地区“榷酒利多佗州十八”。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仅洪州一地就交纳酒税钱五万贯，可见江西酿酒业的发达程度。酒作为当时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地用于市场交换，正如唐代诗人韦庄对当时袁州酒市繁荣景象的描述：“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唐〕韦庄：《袁州作》，〔清〕彭定求：《全唐诗》卷698第11首。
6.鱼。江西是著名的水乡，襟江带湖，是理想的淡水鱼生长基地。唐代江西有不少人以贩鱼为业。史载：“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尝载鱼宿于江淮。”〔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18，《报应录》。九江“鳞介多潜育，渔商几诉回”；万安“杳杳短亭分水陆，隆隆远鼓集渔商”。阎伯屿为袁州刺史，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宋〕王谠撰，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说明唐代江西渔业交易十分兴盛。
7.食盐。盐是唐代江西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不少人以从事食盐贩运而致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盐商妇》诗，对暴发的盐商及盐商妇作了深刻的揭露，从诗中可以看出，江西商客因从事食盐贩运，获得高额利润，不仅自己享尽荣华，而且其妻也成为颐指气使的阔夫人。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农桑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唐〕白居易：《盐商妇》，〔清〕彭求定：《全唐诗》卷427第18首。
此外，江西造纸业、纺织业均较为发达，纸张、布匹也都是大小商人谋取厚利的商品。
伴随商业活动的频繁，江西商业资本非常活跃，江西商人除在本地经营商业外，还把江西地区的一些特产，诸如瓷器、丝绸、竹木等远销全国各地，江苏、湖南、湖北等地都留有他们活动的足迹。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笔记小说内俯拾皆是，如“尼妙寂，江州浔阳人，初嫁任华，浔阳之贾也。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陈导，豫章人，以商贾为业；周迪，南昌人，“贾扬州”；吕用之“货茗于淮浙间”〔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90，《妖妄三·吕用之》。等等。
（二）江右商镇
江西的城市经济亦在发展，洪州、江州、吉州、饶州等州城及一些县城成为一方都会或商品交易市场。
如洪州，是当时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岭南货物从大庾岭沿赣江运至洪州，再由洪州分运江西各地及江西地区之外的北方各地。洪州本身是粮食生产基地以及纺织、矿冶和造船中心，其自身的物产也使洪州的商业活动十分频繁，往来商人众多。史称：“其商有拥厚资操奇赢经通大邑者。编户之民五方襟处，多以逐末为业。米贾半仰河西，半恃他郡，每日为市，粮无隔宿。其挟货贸迁者，亦惟葛布、火纸、红曲数种，往来吴楚之交而已。”陈荣华等：《江西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从此段话中可知洪州商人数量之多、财产之富、商品之繁、交易之速以及贸易之广。唐末诗人韦庄描述洪州城傍晚之景诗曰：“南昌城郭枕江烟，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绿遮仙尉宅，落霞红衬贾人船。”〔唐〕韦庄：《南昌晚眺》，〔清〕彭定求：《全唐诗》，卷698第28首。从中可看出洪州商贾之多、前来南昌经营的商人之众。杜牧评洪州曰：“连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处处堆”，反映了洪州的富庶。南唐交泰元年（958年），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并于此建南都。南唐建隆二年（961年），又以洪州“据上流而制根本”迁都于此。李璟迁都主要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洪州经济的繁荣。
如江州，位于江西省北部，是长江上商船停泊的重要港口和唐代各色商人汇聚之地。由于地处长江水上交通要道，也是物资集散地。唐人符载说江州浔阳“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唐〕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清〕董诰：《全唐文》卷68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57页。显示出一派商业繁荣的景象。江州的建昌（今永修县）在韦庄笔下是：“市散渔翁醉，楼深贾客眠”〔唐〕韦庄：《建昌渡暝吟》，〔清〕彭定求：《全唐诗》，卷698第18首。可以想象其白天商业繁闹的景象。由于物产丰饶，商贾辐辏，九江成为江西北部地区的商业中心，大量的商船纷纷前来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唐〕孟浩然：《舟中晓望》，〔清〕彭定求：《全唐诗》，卷160第109首。“舟子乘利涉，往来至浔阳”〔唐〕孟浩然：《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清〕彭定求：《全唐诗》，卷159第48首。正是当时情景的生动写照。
如抚州、临川因自身的农桑和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商业要冲，是江西东部的商业中心，时人记载说：“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阛阓。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衡岭峤之支，豪华接袂。”〔唐〕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清〕董诰：《全唐文》卷819，第8626页。
饶州的浮梁既出瓷器又盛产茶叶，又有饶河之便，自然商贾云集，尤其是往来其中的茶商相当多。白居易的“前月浮梁买茶去”反映了唐中后期各地茶商云集浮梁进行茶叶交易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唐末五代继续存在，并且继续发展。
唐末五代江西市镇经济兴起，“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唐〕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何锡光：《樊川文集校注》卷11，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786页。各地水道要冲草市林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新置的市镇增加。如铅山县原为一个不出名的小地方，因产铅和铜，升为铅山场。铅山场带动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南唐昇元二年（938年）升为铅山县。其他设置的县还有德兴县、湖口县、瑞金县、龙南县、石城县、万载县等。唐末五代设置的乡镇有盐化镇、德化星子镇、西乡镇等。这些县、镇的设置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江西商业发展较好的城市基本沿交通干线分布，如洪州、江州无一不是凭借有利交通条件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一些小县城商业的发展也是借助其便利的航运，尽管饶州浮梁茶货众多，其发展也离不开饶河的航运。
虽然唐末五代战乱较多，但江西与周边地区的商业活动并没停止，江右各地商人前往湖南、荆南、淮南、岭南等地经商，如唐代豫章人陈导“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28，《鬼十三·陈导》。在唐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4年）年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咸通三年（862年），陈甘节修阊门溪后，江西与安徽的商业往来更为频繁，“不独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返无阻”〔唐〕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清〕董诰：《全唐文》卷819，第8431页。商人将江西的粮食经阊江至安徽祁门换取当地的漆、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