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江西陶瓷、造纸、制糖、油料、烧酒等手工业发达，地理区位优越，省内外交通便利，为培养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提供了条件。至明代，商人足迹遍及全国，其行商区域之广阔，为他省所不及。
一、繁荣的商路：地理优势下的商业发展
明朝建立后，由于倭寇的骚扰，且明统治者也希望建立一个稳固不变的政治社会，因而实行了长时期的海禁政策。接待外国使者及管理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也由元朝时的七个减为三个，并规定，宁波市舶司只许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只接待琉球（今日本冲绳）使者，只有广州市舶司能接待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商人，实际上是广州一口通商。这样一来，不仅南北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主要依靠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水上通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使江西和江右商人在对内、对外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虽然海上的走私活动从未真正被禁绝，但一直到清朝中期，这种格局并无大的变化。它给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此背景下，江西地区商业发展迅速，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商业名镇或集市，其中以樟树、河口、吴城等最为典型。樟树镇隶属临江府清江县，明中叶发展成为赣江中游全国性的以药材集散、加工为主的码头市镇。樟树镇的发展与赣江-大庾岭道的开辟密不可分。赣江北连长江、大运河，南可通过大庾岭道直通岭南，是当时沟通南北的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当时在樟树镇加工贸易的药材多来自粤、川、楚等地，其药材经过长江、珠江水系运往樟树镇，再转销于南北各地，“自粤、蜀来者，集于樟镇，遂有药码头之号”崇祯《清江县志》卷3，《土产》。樟树镇依凭赣江、长江、运河把周边各大药材集散地和著名产地联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药材信息交流及药材输运网络。樟树“为川广南北药物所总汇”同治《清江县志》卷2，《疆域志下·风俗》。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调剂余缺作用。
河口，因位于信江、铅山河等河流交汇之口而得名，成镇于唐朝初，北宋初年发展为赣东名镇。明清时，河口是闽、浙、赣、皖、湘、鄂、苏、粤等地百货集散地，商贾云集，民间有“买不尽的河口，装不完的汉口”之说。乾隆《铅山县志》记载：（河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斯镇胜事，实铅山巨观。乾隆《铅山县志》卷3，《市镇》。吴城镇位于永修县东北部，地处江西五大水系交汇处，赣江、修河、饶河穿境而过，水陆十分畅通。沿内河直达全省各地，经鄱阳入长江，可抵皖、浙、苏、沪、鄂、湘、川、渝等省市。明清时期，是鄱阳湖-赣江-大庾岭-北江的水运码头，成为江西盐业、纸、麻、糖、木材、海产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埠和交通纽带，清代有“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赞誉。与景德镇、樟树镇、铅山县河口镇并称江西四大名镇。
二、丰富的特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繁荣的地方经济
明清江西商业的发达和商帮的兴起是建立在本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的基础上的。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江西一直是中国的鱼米之乡，江西的林业资源、渔业资源、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名优土特产品共有2000多种，其中有著名的瓷都（景德镇）、药都（樟树）、铜都（德兴）、造纸之乡（铅山）、毛笔之乡（丰城袁渡）、绿茶之乡（浮梁、婺源）、白莲之乡（广昌、石城）、花炮之乡（萍乡）、烟草之乡（广丰）等等。各地商人的起源地大多土特产品较多，或者特色商品生产发达，当地人民可以利用相对有利的地利，通过商品买卖，获得价格优势，摆脱困境，求生求富。
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是在江西自然经济结构内部自发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着全国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优势地位。这就影响乃至决定了，不仅明清时期流通领域内的大宗商品如粮食、食盐等必然成为江右商人经营的重要内容，举凡江西的一切土特产、手工业品和杂货，如茶叶、瓷器、纸张、苎麻、夏布、蓝靛、烟草、油料、木竹、药材以及笔管、书丝、石炭、烧酒、柑橘、甘蔗等，只要有微利可图，皆可成为江右商人负贩经销的物品，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茶商、纸商、染料商、笔商、莲子商、景德镇瓷商、赣南木商、南城杂货商、樟树药材商等，都较为有名。
（一）粮食的生产经营
江西是产粮大省，明中后期南直隶的徽州、苏州、松江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常有赖江西、湖广米粮的输入。万历时陈继儒说：“向吴中不熟，全恃湖广、江西”〔明〕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23，施蛰存点校，《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上海贝叶山房1936年版。明末吴应箕也说，江南“半仰给于江、楚、庐、安之粟”〔明〕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0，《兵事策·策十》。这就为江西商人从事米粮贩运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从运销的方式来看，江西粮食外运的数量包括民间米盐交易的数量、商贩外运粮食数量与清政府行政调拨粮食数量之和。关于商贩运销出去的粮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己酉的奏折里谈到：“江西粮价，查自去年至本年七月，因运往湖北、安徽等省米谷，共一百余万石，市值因此稍昂”《清乾隆实录》卷1262，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己酉。这是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一年（1785-1786年）七月期间商贩采买江西粮食运往湖北、安徽的数量，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江西粮食经营的规模。
（二）茶叶的生产经营
江西是我国主要产茶区之一。早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让浮梁茶叶妇孺皆知。明清时期浮梁茶业依旧是闻名遐迩，如清人陈文瑞《西江竹枝词》第三十六首写道：“扁舟谁贯浮梁去，买得山茶又远行”；沈澜《东湖竹枝词》第四首也描述说：“荡子浮梁买茶去，绣帏空锁锦钱苔。”
除了浮梁茶外，义宁州（今修水县、铜鼓县一带地区）的“双井茶”、南昌西山的“白露”、“鹤岭茶”、庐山的“云雾茶”、南康县的窝坑茶、吉安的龙舞茶、高安的黄檗茶等等，自宋代开始就享有很高的声誉。至清代，这些茶仍有很好口碑，为人们所喜爱，如陈文瑞《西江竹枝词》第八十首中描述“双井茶”说道：“旗枪嫩绿展将齐，到处筠篮雨后携；好事人生山谷后，争谈双井压江西”；熊荣《南州竹枝词》第七十二首中描述“白露茶”时说：“整日重门闭不开，春花秋月任徘徊。夜来欲解相思渴，买取西山白露来”；等等。另外，这一时期又创制了许多新的名茶，如婺源绿茶、安远九龙茶、遂川狗牯脑茶、南城麻姑仙茶、丰城周打铁茶、义宁州红茶、浮梁红茶、河口红茶、井冈翠绿茶等名品，尤其是“宁红”、“河红”、“婺绿”等品种的出现，更是成为促进明清江西茶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就地区而论，义宁州、广信府（以铅山县为最）在清代也以茶闻名。同治《义宁州志》记载：“道光间，宁茶名益著，种莳殆通遍乡村”同治《义宁州志》卷8，《物产》。可见种植之广。茶叶生产的发展使采茶、拣茶成为了许多农民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茶庄、茶行也应运而生，茶叶生产逐步商品化。销售茶叶所得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而拉开了贫富的差距。修水县杰出诗人冷采芸（1813-1873年）十试科场不第，归隐小洞山房，作《小洞山房诗草》四卷，其中《采茶竹枝词》、《拣茶竹枝词》十六首对茶叶的采摘、挑拣、销售的全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原了当时义宁州茶业发展的原貌。如《采茶竹枝词》中记载说：“苔深路滑脚难移，纤手高扳碧树枝。新叶半开仍半卷，近来广客爱枪旗”，不仅描绘了农妇采茶时的情态，还说明了“半卷”枪旗茶叶远销广东的事实；“艳说西庄与广庄，大书金额是茶行。开秤才经三五日，拣茶妇女苦奔忙”，描述出了茶庄、茶行的繁忙情景；“侬家住处是山乡，绵布衣衫苎布裳；一见座中珠翠满，黄金首饰玉铿锵”，则以山乡村姑的口吻，道出了贫富的不均，这也说明从事茶业的确能给茶农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广信府铅山县茶业也非常盛行，同治《铅山县志》记载：“铅山物产，纸外惟茶”同治《铅山县志》卷5，《物产》。可见其种植的广泛程度。清人程鸿益《铅山竹枝词》第五首中描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千盘茶绕代香熏，一日青蚨二百文。抛却女红入尘市，桑鸠啼遍不曾闻”，说的是妇女抛却“女红”不做，开起了茶馆，一天下来，收入颇为可观，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茶叶经营的广泛程度。
南昌除了有著名的白露、鹤岭茶外，清代南昌城茶馆业也兴旺起来。如翟金生《豫章景物竹枝词》第三十一首中描述说：“高朋胜友满茶坊，有事邀来话短长。每到三更留半闸，玎冬门外卖清汤”；而第三十一首中则记述了一个高档茶馆东湖茶室竟然以劣质茶冒充武夷（一名武彝）龙井茶来骗取茶客茶钱的事实：“东湖茶室一峰泉，岁岁开从六月天。浪说武彝兼龙井，一壶要卖百文钱”。
在明代的基础上，清代江西茶业取得进一步突破，主要表现为红茶的出现。红茶制作技艺由福建山区茶农首选创制，是一种蒸焙结合的发酵制茶工艺。这种工艺的改进，提高了茶叶的香味和内质，颇受人们的喜爱，明末清初该法传入江西后，在江西境内也迅速传播开来，主要形成了“河红”（因主要产于铅山县河口镇而得名）、“宁红”（因主要产于义宁州而得名）和“浮红”（因主要产于浮梁县而得名）三个著名品牌，在市场上享有极好的声誉，近代后远销欧美等国家。熊荣《西山竹枝词》第六十九首中对此感触极深：“峰腰折处辄为家，山店荒凉酒莫赊。任是客来无外敬，到门一盏雨前茶”，作者进行了自注：“茶为山中土产，香味俱佳，石髓新烹，云烟袅绕，连吸数杯，真令人风生两腋，飘飘欲仙。‘客来无外敬’山人谚语也”。新的制茶方法的出现，使清代江西各色名茶开始发展，并享誉海内外，促进了江西茶叶的进一步外销。
（三）瓷器的生产经营
制瓷业是江西最负盛名的传统手工业，这主要得益于景德镇瓷业的驰名。唐初，浮梁县昌南镇的瓷器就有“假玉器”之称，历宋、元至明，景德镇制瓷技术、制瓷工艺不断有新的突破，并驰名中外。至清代，景德镇瓷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规模更为宏大，同治《浮梁县志》载清代的景德镇“延支数十里，烟火近十万家”同治《浮梁县志》卷1，《风俗》。其中“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二三”光绪《江西通志》卷26，《风俗》。
竹枝词对景德镇瓷业的盛况也有所描绘，嘉庆郑凤仪《浮梁竹枝词》第五首描述说：“碓厂和云舂绿野，贾船带雨泊乌篷。夜阑惊起还乡梦，窑火通明两岸红。”同治张宿煌《景德镇竹枝词》第一首也描述说“十万人烟背枕河，火龙盘踞起窑窝。人工近日坯房贵，半为亡多半病多。”景德镇瓷业的空前发展，一方面使镇上人的生计与瓷业息息相关，多数人业陶为生，即使做小本生意的也离不开陶业，出现所谓“走洲人”，正如郑廷桂《陶阳竹枝词》第十三首中所说：“轻灵手巧补油灰，估得明堆又暗堆。好约提篮小伙伴，黄家洲上走洲来。”作者自注说：“镇小本生理有油灰行、估堆行，并提篮卖零瓷者，谓之走洲人”。另一方面，瓷业发展的直接受益人只是少部分的窑主，大部分的工匠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靠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半为亡多半病多”即是他们凄惨生活的写照。
早在明代初年，朝廷为确保皇室和朝廷的制造用瓷，在景德镇设立了生产御瓷（宫廷用瓷）的专门机构和窑厂，即御窑厂（也称官窑厂）。自此以后，景德镇陶瓷生产就出现了官窑和民窑两种形式。御窑不仅拥有娴熟技术的工匠，且以最好的原料制造出“至精至美”的瓷器。明代官府直接派宦官对御窑进行管理，生产实行劳役制，因而竞争意识远不如民窑，因而也不如民窑充满活力。明代后期，随着民窑烧瓷技艺的不断提高，使官府不得不改变垄断性的经营方式，将部分官窑的制坯、画坯、施釉等工序在御器厂完成后，烧成则分派给民窑负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清代，这就是陶瓷史上有名的“官搭民烧”现象。
对这一现象竹枝词中有所反映，如郑廷桂在《陶阳竹枝词》第十一首中写道：“鸡缸花草九秋描，仿古时将圆琢烧。一自包青充贡御，无人知有煤煌窑。”作者自注说：“圆琢，总名厂制。旧六窑，一曰熞焰煌，坯上釉漏，再上釉入窑。今搭烧民间包青窑。”焰煌窑是明代六种官窑之一，其搭烧民间的包青窑，说明了民窑的发展。明末清初的战乱曾使御窑的生产一度中断，至顺治十一年（1654年）逐渐恢复，明后期的变革也得到贯彻。“御窑榷理属江关，派役常川一例删。呈样运瓷仍照旧，半年厂课两回颁。”作者自注说：“国朝崇尚节俭。乾隆初年间裁去驻厂官员，以九江关使榷陶务，并革向派差役，悉照市价采买，分两季给发工食银两。”这里的“乾隆初年间”指乾隆八年（1743年），官府撤掉所有驻厂宦官，改属地方行政官即九江关使总管，由内务府官协理。同时废除劳役制（“革向派差役”），行雇佣制，按工给值，提高了经济效益。
第二次的正式改革发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官府裁去内务府协理官，命九江关使总理，以驻镇饶州府同知和景德镇巡检司共同监造、督运。郑廷桂也在《陶阳竹枝词》中描述了这次改革：“衙门观察改同知，三炮还同开府仪。更有巡厅管窑务，移来桃墅驻防司。”作者自注说：“巡道行署改饶州府同知衙门，景德分司本桃墅市司，改移驻镇，兼管窑务。”可见，宦官虽然不再直接管理，但景德镇还是直接在内廷的控制之下，既受地方官的统辖，又受厂官管理，说明景德镇在瓷业中仍处于被支配地位。
随着瓷业的发展、制瓷行业的增多、分工的精细，景德镇出现了众多的行帮。其中最大的行帮有都帮、徽帮、杂帮，而都帮又是最大的一个帮会，掌握了全镇的陶瓷业务。《陶阳竹枝词》也反映了这一特征：“蚁蛭蜂窠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作者自注说：“镇坯房皆矮屋，工作多都鄱并客籍人，本地近少业窑者。”各行帮都有敬神习俗，浇窑制陶成功，人们要敬神；逢年过节，人们又定期举行酬神盛会。“青窑烧出好龙缸，夸示同行新老帮。陶庆陶成齐上会，酬神包日唱单腔。”作者自注说：“大龙缸最难烧，满窑人亦都鄱两帮，每岁陶成，窑户多演包日戏酬神。”随着瓷业的发展和瓷业对人们生活重要性的加强，在景德镇形成了行业神。“五月节迎师主会，六月还拜风火仙。龙缸曾读唐公记，成器成人总靠天。”作者自注说：“师主庙为晋赵万硕、风火仙，姓童名宾，本地人，皆陶神也。龙缸在佑陶祠中，唐公有记。”童宾是景德镇传说中的烧瓷能手，是地方名匠神化成神的，即景德镇陶业行的行业神。
景德镇瓷器以其独特品质畅销于国内外市场。《陶阳竹枝词》从两个方面反映了瓷器的畅销。一是景德镇码头的繁忙，如“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将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作者自注说：“中渡过河西，多有坯房匣厂，又为柴槎码头，争渡者日夜不息”；还有如“马头柴槎各分堆，伙计收筹记数来。窑位客行催要紧，先后三日一回开。”作者自注说：“烧窑多以三日为度，柴槎两帮各有挑柴码头，客行把庄催讨瓷器，谓之催窑位”；二是商贾云集，如“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宝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作者自注说：“御厂所制瓷器，大半备以回贡，故大内颁样烧造。然镇瓷通商天下，迄今来镇贩者，络绎不绝。”可知御窑厂的瓷器不仅作为贡品上贡，且已通商天下。
明代以来，景德镇瓷器成为江西商人向外输出的主要商品。嘉靖《江西省大志》载：“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嘉靖《江西省大志》卷7，《陶书》。清代景德镇的瓷器“通行天下”，景德镇作为一个典型的以制瓷业为特色的手工业城镇，与佛山镇、朱仙镇、汉口镇并称明清全国四大名镇。“其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所以时人说：“景德一镇，隐然大都会焉。”乾隆《浮梁县志》卷首，《旧序》。
（四）纸业生产经营
明清以来，江西是全国主要造纸产地之一，造纸技艺发达，江西纸张行销南北，并作为皇室和朝廷所用之贡纸。
南昌西山、广信府铅山均是造纸中心。西山早在明初造纸业就很发达，官府因此在西山设立造纸局，由宦官直接监领，制造各种供朝廷使用的纸张。后来，西山造纸业衰弱，但造纸仍是西山传统的手工业之一。熊荣《西山竹枝词》第九十六首中描述说：“西山煮竹旧相传，不用临书只作钱。一陌造成归火化，笑郎何事日欣然。”作者自注说：“西山所造之纸，不可临书作券，只以作钱供冥用，俗谓之火纸，以之取火甚便，他纸不能及也。”这是西山的火纸，虽只能供冥用，但也较“他纸不能及也”。
西山造纸衰弱后，造纸局迁往广信府，使广信府的造纸业逐渐勃兴并迅速成为造纸中心。广信府在清代又以铅山县为中心，时称“铅山土物，此（毛纸）为第一”同治《铅山县志》卷5，《地理志·物产》。为当时我国江南地区的“五大手工业区域”之一。据《铅山县志》载，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全县造纸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有两千三百余槽户，年产纸张可售银四五十万两，成为铅山贸易的大宗。陈文瑞《西江竹枝词》在写到铅山纸时，说：“嫩竹分梢沤满槽，连宵烂煮捣成膏。掀帘片片云蓝薄，卖向通都纸价高。”铅山纸张不仅畅销，似乎价格也不菲。
此外，江西还有一些传统的造纸区，如袁州府的万载县，纸业成为其三大特产之一（另两者为夏布、花爆），且质量“视他地为良”。翟金生《豫章景物竹枝词》第七十九首说到新昌（今宜丰）、万载的纸：“剖竹蒸皮趁水捞，新昌万载载来劳。归行发客通南北，取用虽多价不高。”价格虽卖的不高，但纸张用途多，因此行销南北。瑞州府上高县也是同样的情况，沈可培《敖阳竹枝词》第二十七首中描述说：“凌江栉比小船排，载纸来从天宝街。土物休匡粗俗甚，曾随京使过临淮。”
从竹枝词对清代江西造纸业的记载看，江西造纸业一直保留着传统的工艺，这虽然说明了造纸业工艺的停滞，但同时说明江西造纸业有着传统的优势。江西不仅有充足的木材原料，造纸业也一直以种类多、质量优的特点使其在全国有着一定的地位。
（五）棉花与棉纺织业
江西棉花种植生产主要集中在赣北地区，其中以九江府为主要产区。嘉庆《九江府志》说九江“洲乡近种木棉与杂粮各半”嘉庆《九江府志》卷16，《物产》。从县志记载看，九江府棉花的种植在这一带不仅已经得到普及，且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不仅如此，九江府棉花还颇有销售市场。乾隆时期李天英在《龙城竹枝词》第十三首中描述说：“木棉如雪满江乡，一岁能储两岁粮。其道近来花价好，明朝苏客又开装。”龙城（今属彭泽县）棉田广阔，棉花远销苏州等棉纺发达地区，有很高的经济效益，一年的棉花经济收入甚至可抵两年的粮食收入，因而同治《彭泽县志》记载说：“设使水不为灾，则木棉之利甲于他产者万万。”同治《彭泽县志》卷4，《物产》。正因为如此，农民备尝艰辛，“大麦才收又种棉”，不断扩大种棉面积。咸丰年间，进士欧阳云也观察到此现象：“盼到秋收八月场，木棉花落客开装。输他贱买苏松去，贩布苏松价倍偿”〔清〕欧阳云：《彭泽竹枝词》第6首。民众不仅远至苏松推销棉花，还低价贩买布匹回来销售，从而赚取差价，说明了市场的活跃。
除了九江府外，与之相毗邻的南昌府义宁州棉田面积也逐趋扩大，根据竹枝词的记载看，出现了与粮田争利的趋势，如周孔在《官溪竹枝词》中描述说：“锄梨趁雨傍山阿，牧竖骑牛踏水过。一望野田新绿遍，栽禾不敌种棉多”。另外，南昌府治所在地南昌县亦种棉织布，宣统《南昌县志》记载，南昌“无不纺纱织布之家，勤者男女更代而织，鸡鸣始止，旬日可得布十匹，赢利足两贯余，耕之所获，不逮于织。耕以足食，织以致余，农家未有不勤织而富者”宣统《南昌县志》卷3，《土产》。正因为有利可图，乃连夜勤织，鸡鸣始止，因而谓之“鸡鸣布”。乾隆“江西四才子”之一的杨垕《东湖竹枝词》第十六首描绘了连夜织布的场景“一道裙腰草色斜，望云堤畔月笼纱。侬家织就鸡鸣布，夜半湖头闻轧鸦。”《西江竹枝词》第十九首也说：“几畦种得木棉花，深巷寒机纺水纱。万缕闺情浑似织，鸡鸣布好是生涯。”棉花种植与销售的日趋发展，活跃了农村商品市场，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六）烟草及其加工
明清以来，江西赣南、赣西北山区在省内周边地区民众及闽粤客家民众大量迁入的过程中，社会经济逐步发展，人们因地制宜，大量种植林木、蓝靛、烟草、甘蔗、苎麻等经济作物，带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盛。
烟草在明末由日本传入福建，再由福建传入赣南，由于赣南地区土性比较适合种植，因此烟草种植业在当地发展非常迅猛。在清代，烟草已是各县皆种，尤以瑞金、兴国、石城等县为甚，如康熙《瑞金县志》记载，当时该县“膏腴之田，半为烟土，半为稻场”康熙《瑞金县志》卷4，《物产》。而至光绪时期，更是到了“无地不种，无人不食，竟为日用必需之物，利与盐、茶等矣”的地步光绪《瑞金县志》卷2，《物产》。等等。毫无疑问，清代赣南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产烟区。
另外，赣东地区的广丰、玉山不仅种烟，制烟也相当有名。乾隆《广信府志》记载：“广丰烟叶盛行于闽”乾隆《广信府志》卷2，《物产》。同治《上饶县志》也载：“（烟）惟盛产于广丰”同治《上饶县志》卷10，《土产》。而新城县（今黎川县）也因栽烟而粮田大减，甚至由一次荒年而引发出禁止栽烟的公约《大荒公禁栽烟约》同治《新城县志》卷1，《风俗》。等等。
（七）苎麻与夏布业
由于闽粤流民的迁入，作为夏布原料的苎麻种植在清代达到鼎盛，几乎遍布全省各地。吴其睿《植物名实图考》记载：“江西之抚州、建昌、宁都、广信、赣州、南安（所辖县今属赣州市辖）、袁州苎最饶，缉麻织线，犹嘉湖之治丝。”〔清〕吴其睿：《植物名实图考》卷14，第350页。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苎麻的种植与夏布的生产形成了三个产销中心，即万载县、宜黄县、宁都县。
作为闽粤流民的主要迁移地，赣南地区的苎麻种植十分普遍，如乾隆《石城县志》记载该县“无蚕桑之职，惟事绩纫”乾隆《石城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同治《兴国县志》记载，“夏布，绩苎丝织之成布，曰夏布，土俗呼为春布”同治《兴国县志》卷12，《物产》。乾隆《龙南县志》记载，“妇多织棉苎为布，贫户恒取其息，以自给养”乾隆《龙南县志》卷13，《风俗》。等等。农村妇女们以麻织布销售，获取利润。如宁都县每当夏布上市季节，各地商贾云集当地农村墟市收购夏布贩往外地，每年数额高达数十万两。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记载：夏布，州俗无不缉麻之家……夏布墟则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则军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约每年可卖银数十万两，女红之利，不为不普。道光《宁都直隶县志》卷12，《土产志》。此外，赣西北的万载、武宁等县的苎麻种植和夏布生产亦十分盛行，如甘应鸿《东溪竹枝词》第二首记载了武宁的状况：“不养春蚕不种桑，苎丝缉就喜盈筐。客来交易新绵好，留得三冬御雪霜。”南昌府民众也爱种桑麻，如熊荣《西山竹枝词》第九十一首记载了当地妇女以绩麻为业的情形：“自来生长在山家，不解描鸾祗洗纱。莫笑阿侬真蠢拙，年年业得是桑麻。”作者自注说：“山中不务华饰，妇人唯解绩麻司中馈而已，命之刺绣，则壅肿不堪属目，且竟日不能成一花一鸟，以习未惯也”；第九十九首又说：“葛丝分劈乱如麻，绩罢还教上纺车。纤手织成蝉翼薄，含风细软比轻纱。”对此他自己注释说：“山妇制葛布，极其纤细，虽叠雪香罗，不是过也”，从中体现出当地苎麻种植和夏布生产的盛况。
（八）蓝靛及其加工
明中后期，闽粤流民大量迁入赣南，带来了蓝靛的种植技术，使蓝靛也成为江西重要经济作物之一，并逐渐向全省各地推广。作为一种传统染料的蓝靛，其在赣南的种植是由闽西流民带进赣中而后传入的，至明中后期赣州府的蓝靛出产已颇具规模，“城南人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天启《赣州府志》卷3，《土产》。可见，赣南的蓝靛是主要为西北市场而生产的，每年西北商人都会前来收购，交易数量可观，已成为当时赣南的大宗外销商品。
另外，蓝靛种植在赣东北著名棉布生产区的宜黄县也十分盛行，如清人谢阶树的《宜黄竹枝歌》第七十七首描述了当地蓝靛种植的状况：“一年辛苦奈饥何，我有肥田不种禾。今岁种烟钱满屋，种蓝尤比种烟多。”作者注释说：“仙乡农家择肥田种烟草及靛花，以其出息倍于种谷也，虽各乡有厉禁，而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每岁仍计田中所出之数，乘谷以还，田东亦不能奈谁何也。”从中可以看出，由于种蓝靛和烟草获利丰厚，所得倍于粮食，农民于是趋之若鹜、竞相种植。
（九）甘蔗及熬糖业
明清赣南甘蔗种植十分发达，乾隆《赣州府志》记载说：“甘蔗赣州各邑皆产，而赣县、雩都（即于都）、信丰最多。”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物产》。康熙《南康县志》记载，当时南康所产糖蔗每年煎糖数量“可若千万石”康熙《南康县志》卷3，《舆地志·土产》。康熙《雩都县志》记载，当时该县“濒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者皆闽人，乘载而去者皆西北、江南巨商大贾，计其交易，每岁裹镪不下万金”康熙《雩都县志》卷1，《物产》。出产规模之大可见一斑，每年西北、江南大商人都前来收购，交易数额巨大。
（十）花生种植
花生的推广种植大概与甘蔗同步。在南康，花生与甘蔗一道，“二物行远而利薄”，作为外销的重要商品。乾隆《瑞金县志》记载，“（花生）向皆南雄与南安产也，近来瑞之浮四人多种之，生殖繁茂，一亩可收二三石，田不烘而自肥，本少而利尤多”乾隆《瑞金县志》卷4，《物产》。道光《龙南县志》记载，“邑境西沙土所种，胜于他处，称西河花生，运于广”道光《龙南县志》卷2，《地理志·物产》。等等。可见，花生在这些县域也成为外销的重要商品。
（十一）木材种植与经营
明清江西木材业十分繁荣，木材种植和经营流行。在广大山区，人们因地制宜种植了大片的林木，因此木材业较为发达。如吉安遂川县，许多竹枝词反映出了当地木材业的发展与贸易状况，如《龙泉竹枝词》第三首描述说“秀洲洲前多老树，北乡寨上好杉山。绞排出水下流去，买得京滩细崽还”；第五首描述说“批山种竹满三年，冬笋春苗好趁钱。六尺篱笆坚似铁，一床纸褥软于绵”；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当地竹木生产较为盛行的缘由，是其能给人们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正如清人蔡家碗所说：“开垦荒山侬利少，栽培衫木尔财多。他年卖却成林木，曾念开山辛苦么？”〔清〕蔡家碗：《龙泉竹枝词》第4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将开山时经历的辛苦抛诸脑后。当然，传统时期的市场需求也会有消长，因而也难免会出现木材不值钱、价格低的时期，正如竹枝词中记载：“油寮水碓杉皮篷，篷下担油妇趁翁。今年木梓贱如土，六月六日天无风。”〔清〕杜一鸿：《龙泉竹枝词》第6首。
（十二）其他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
除了上述地方特产生产经营外，江西地区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如油茶是赣南丘陵地区传统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很广，清代康熙年间曾担任过瑞金县令和新建县令的邸兰标在《新建杂诗》第六首中描述说：“厌原民俗好敦庞，独以桑麻耀此邦。春绿满山茶子树，梦中犹认是绵江”；他自己注释说：“绵江，瑞金水名”，说明了瑞金油茶栽种的盛况。油茶经过碾榨出茶油，产量丰富，具有一定的经济利润。清人陈文瑞在《南安竹枝词》第十二首中对南安府油茶种植与商业经营情形进行了描述，他说：“呼姑唤妇拾山茶，子落山溪树着花。福主案前乞高价，灯膏先向榨房赊”，从中可见油茶经营的商品性。
除油茶外，莲、菱的种植收益也能提供一定的经济收入。河口镇地处信江中游，居信江与铅山河的合流之处，颇得近水之利，因此当地人因地制宜，种起了莲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雷维翰在《铅山竹枝词》第四首写道：“也学吴侬唱采莲，南门城外水清涟。荷峰倒影荷塘浸，十里荷花当种田”，可以看出能占用大面积的田地种植荷花，定是经济效益使然。傍南昌东湖而住的居民却喜欢种菱，“髻给芙蓉藕色裳，自摇桂檝趁鸳鸯。侬家生小花洲住，只采湖菱不采桑”〔清〕靳椿：《东湖竹枝词》。“菜花灯里游人影，一半歌声是采菱。野店霜清月满衣，提筐少妇采菱归”〔清〕杨垕：《东湖竹枝词》。说明了东湖地区种菱的普遍性。
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又促使流移的产生。到了16世纪末，江西全省的农业发展相当均衡，江西成为向江南和福建地区输出粮食的地区，同湖广一样被誉为全国的谷仓。除了上述粮食输出以外，江西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全省各地广泛栽培经济作物，这一时期江西除盛产棉、麻布、茶叶外，以临江府樟树镇为中心的药材采集和加工业也极为发达。在广大农村地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农村的手工业，14世纪以后逐渐集中到一定区域，由此逐渐走向城镇化。以早已闻名的陶瓷业为例，景德镇除了生产高级陶瓷外，还大量生产多种民用陶瓷，销往全国各地，随着陶瓷业的发达，省内外商人云集于此，明中期以后，景德镇发展成为拥有十余万人口，被称为“其名繁富，甲于一省”的大城镇。
“湖广熟、天下足”局面的形成，有一部分人积极投身于谋求丰厚商业利润的货殖事业，成为直接的商业流移人口，善于经营逐利的江西人亦夹杂其中。翻阅湖南地方志和家谱很容易发现，移民多而商人众的现象，不论是商业都会还是偏远的商业市镇都是非常普遍的。以商业发达的都会湘潭为例，本地居民多为明代和清初的外来流移，“尤以江西人更众”。《上海图书馆所藏家谱提要》中所录馆藏湘潭一地的家谱，总数三百余种，除去不详所由的五十余种，至少有两百种其祖上系江西前来，且绝大部分在明清时期迁入。
总之，富饶的物产资源，发达的手工制作，促使了各地区物产的商品化，成为江西商人经商的主要物品，促进了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