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西商人逐步兴起并走向兴盛，他们的行迹遍布大江南北，无论是遥远的京师、川陕、云贵地区，还是邻近的闽粤、湖广和江浙等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经营领域广泛，从粮食、瓷器、茶叶、土布、纸张、药材、印书到食盐、钱庄等都有涉及，不仅包含了本地土特产，也有外地产品；不仅包含了农产品，也有手工品、服务业等。正是凭借着如此的经营，江西商帮成为闻名天下的“十大商帮”之一。明清江西商帮的发展，是建立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的基础之上的。
明清的中国大地上，曾出现了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移民浪潮。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自发性的人口流动，继而是政府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接着又是持续性的自发移民，涌现出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移民浪潮。在此过程中，成千上万的江西人涌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区，进行或开垦荒地、或发掘矿产、或交换物品、或购买土产等活动，在促进江西商帮兴起的同时，也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随军而行：明统一全国过程中的商机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朝统一全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则多依赖于江西供给。而且，北伐偏师也是从江西、湖广进军河南、陕西、四川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明军的推进，江西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大军便在这个时期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而江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又多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布匹、木材、纸张、瓷器等，符合经受战争劫难地区的需要，行销到战事频仍的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诸省。从此之后，江右商帮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不断地扩大，逐步称雄华夏。
二、“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江西移民浪潮
明清时期，江西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浪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运动。然而，这些移民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江西填湖广”与明初政府移民运动
元朝末年，各地抗元起义不断，继而陈友谅与朱元璋在赣、湘、鄂间的争夺，造成江淮以及长江中游一带社会经济发展的惨重损失。这连年的、频繁的战争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伤害，加上水旱灾害的侵袭，造成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明太祖实录》中记载了洪武元年（1368年）的情景：“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耕桑之地变为草莽，道路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12，洪武元年二月壬申。
相比之下，江西地区的战事则较为缓和。虽然也经过鄱阳湖大战，但为时甚短，而且是一战而定，全省几乎传檄而下，没有发生反复的拉锯战，故此战祸较少。
在此背景下，朱元璋定鼎之后，着手恢复惨遭破坏的社会经济，调整全国人口分布，颁布一系列的移民垦荒法令，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新附之邦，民生凋瘵，不有以安养之，将复流离失所”《明太祖实录》卷32，洪武元年七月丙子。政府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负责，移民登记、造册，严密组织，官兵押送，采取强制与鼓励相结合的移民政策。
人口一直膨胀不断的江西，尽管此时也经历了数次战争的重创，但人口仍数倍于湖广地区，于是在这次移民浪潮中，规定江西大量移民迁入湖南、湖北地区，并允许“插标占地”。在政令的驱使下，百姓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向湖广迁徙，从而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如《明太祖实录》中记载了朝廷下令江西移民移往湖南常德地区的情形：（洪武三十年）常德府武陵县民言，武陵等十县自丙申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临近江西州县多有无田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迁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上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明太祖实录》卷250，洪武三十年三月丁酉。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湖南常德府地区自元末农民起义以来（丙申年即1356年），人口数量急剧下降，造成明初的“土旷人稀”局面，大量田地荒芜，而临近的江西地区却“人多田少”，许多民众无田可耕，于是由常德武陵县等民众上书明太祖朱元璋，乞求将江西无地之民迁往该处，得到朱元璋的批准，下令由户部派遣官员至江西，负责组织移民事宜。
据曹树基教授推测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126页。洪武年间湖南全区在籍人口278.7万，移民人口73.1万，占当时全区人口的26.2%，而其中江西移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达到移民总数的78.5%。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江西输出人口中，其中湖北接纳约55万人，京师（南京除外）和湖南地区各接纳57万，加上大量充军卫所的军籍移民，江西人口直接迁出的有200余万。
1933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详细记载了明代江西泰和县一个家族移居湖南湘乡的过程，通过其记载内容，反映出以下信息：第一，洪武二年（1369年）前后从江西强制移民湖广是一次普遍性的移民，彭氏家族始迁时与“江湾一队”不期而遇，更可说明当时移民规模之大；第二，当时的移民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行为，彭氏一家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口，举族而迁；第三，在迁移的过程中，沿途须验明身份，“所至皆挂号”，到湖广落脚后，也须“立清界限，报上登籍”，即自始至终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湘乡《龙田彭氏族谱》中记载的具体内容如下：（乐翁）公世居江西太（泰）和县十九都八甲，当明定鼎初，诏徙江西民实楚南。公于洪武二年己酉卜徙湘乡。父子兄弟叔侄男女共二十二人，择十月初六日起程。同江湾一队，共七十九人。初九日至临江府，初十日在皇叔署领票，就曹家埠登舟，十二日至袁州府，十四日至彤关，十六日至长沙府小西门舍舟就陆。息韩、刘两店一日。十九日宿湘潭后街，二十日宿云湖桥，二十一日至湘乡县南门，息单、葛两家一日。二十三日分一队共二十六人循河边上浴水去。公等过洙津渡，宿虞塘。二十四日过甲头塘，宿青石塘。二十五日在梓门桥，分一队共二十五人往青蓝去。公等由铜梁塘，本日到六十六都约冲，卜栖焉。计自初起程，几二十余日，所至皆挂号，夜则老者投店，少者皆露处也。公既至约冲，遂于二十八日起工造室。十一月初六日入宅安居。明年庚戌，华三、华六、华八、华九及周珍保，又离约冲外去矣。公以暮年跋涉，体渐不安，至是年四月初一日气喘沉重，自分难延，遂集家中老少嘱托后事。命三男宗海写记云：自我太祖以来，五代未分，我等在江西，人民广众，谷米贵如珍珠。今离江西半载，到此插得地方，未曾清楚。曰叔曰弟，我子即汝子，同心协力，立清界抵，报上登籍，安家立业，不枉前程，方可落心。《龙田彭氏族谱》卷22，《始祖乐翁公迁湘记事》。在轰轰烈烈的江西移民历史中，涌现出诸如“瓦屑坝”、“南昌筷子巷”等民间故事和俗语，既是对江西移民浪潮的文学话语式反映，也反映出当时王朝机制下的一种移民模式。
瓦屑坝是古饶州府鄱阳县（今上饶市鄱阳县）的一个地名，坐落在鄱阳城西约10公里的莲湖乡。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在“鄱阳县”中记载：“莲荷山在县西四十里彭蠡湖中，望如荷叶浮水面。”此山即今之莲湖乡（莲荷谐音称莲湖），明代称立德乡。昌江、信江从这里汇入鄱阳湖，这个“渔村绕水田，澹浦隔晴烟”的湖岛，因留有大量的瓦屑与瓦窑遗迹而得名。
从元末明初到清嘉庆年间的四百多年时间里，江西移民一次次地在瓦屑坝这个古老的码头集中，通过鄱阳湖入长江，向东进安庆府到桐城、潜山、池州、凤阳，向西入黄州府到麻城、黄安、蕲州，最后被转到四川的也不在少数。
清初，安庆府宿松县文人朱书曾议论说：“吾安庆，古皖国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清〕朱书曾：《杜溪文稿》，《告同郡徵纂皖江文献书》。可见，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民众祖先大都来自江西，土著居民较少。在这些来自江西的移民中，尤以来自饶州府鄱阳瓦屑坝的民众较多，外国学者比阿蒂曾对安徽桐城县的人口由来进行过研究，他指出，桐城一地有“20%以上的氏族始祖来自（鄱阳）瓦屑坝这个村庄，并且有差不多比例的氏族来自鄱阳县其他地方”。
据史志及家谱记载，明代瓦屑坝移民大体从瓦屑坝河下登舟，经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然后或溯江而上至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或沿江而下至安徽、江苏等地，其中分布较多、影响较大的是安徽的凤阳、合肥、桐城、安庆，湖北的武汉、黄州和湖南的长沙等县市。迄今这些地方还留有当时迁徙的痕迹，如武汉市有“鄱阳街”，汉川有“江西湖”、“江西垸”，蕲州城东还有地名称“瓦屑坝”等。
明代医圣李时珍的家乡——湖北蕲州，城东有一条江西移民垒起来的“坝”，为怀念故乡，特意起名“瓦屑坝”。光绪《麻城县志》对当地声名显赫的周氏家族的记载称，周氏“自元末受七公者，江西饶州徙于黄，遂为麻城人”。
总之，在今湖南、湖北、安徽等省的许多地区，民间族谱中都有祖先来自于“瓦屑坝”的记载和传说。其实瓦屑坝只是鄱阳县的一个古代砖瓦窑业区，因其水路交通的发达而成为饶州一带移民的中转站，移民在这里集结，由水路移向湖南、湖北及安徽等地区。因此，各地族谱记载的关于祖先来自于“瓦屑坝”的记载，应该主要是来自于鄱阳县等处的饶州移民。许多移民在迁居后丢失了先祖的原籍村名，于是在族谱中记载来自于迁移中转站——“瓦屑坝”。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于是“瓦屑坝”成为众多湘、鄂、皖等地区民众的先祖来源地，并由此产生了诸如“余干瓦屑坝”、“丰城瓦屑坝”、“浮梁瓦屑坝”和“乐平瓦屑坝”等不同版本曹树基：《“瓦屑坝”移民：传说还是史实》，《学术界》2011年第9期。这些版本虽然是不正确的，可能是源于先祖对移民记忆记载的笔误，也可能是源于后辈对先祖籍贯的不甚明了，但无论如何，对“瓦屑坝”的记载反映了出当时江西移民的真实故事。
除了“瓦屑坝”外，广大地区特别是鄂东南地区的民众族谱中还有先祖来自于南昌“筷子巷”的记载，也即是来自于南昌府的移民。此外，吉安、抚州等地也是这一时期江西移民的主要来源地。
另外，在明初政府带有强制性的移民政策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独特的故事民俗，其中以“解手”传说最为著名。传说来自江西各地的移民被反绑着双手，用一条绳索串起来，向瓦屑坝蹒跚而来，大小便憋急了便呼喊监送人员：“解手啊！”（解开被绑的双手）。“方便”之后再重新捆上，于是“解手”成了移民们“方便”的同义语。其后随着江西移民的前进步伐，这一称呼在湖南、湖北、安徽、四川、重庆等地民众中广为流行，成为“大小便”的代名词。
张国雄教授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一书中指出，流传于湖北地区的有关“解手”的民间传说，与明初的强制移民政策有关：笔者在湖北县市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传说：湖北人把上厕所称为“解手”，是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从江西运来的，途中想大小便时要呼喊官兵松绑，故“解手”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随着家谱资料的不断积累，我发现这种传说有其生活的依据。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二）“湖广填四川”运动中的江西移民浪潮
从明至清，“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一直存在，包括江西民众在内的大量民众不断移入巴蜀地区，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其中，明初和清初的两次移民浪潮声势最著，且都是在战乱结束后受到政府有目的、有组织性的干预。
明初的四川，在经历了宋元战争之后，四川人口由南宋的最高峰259万户，锐减至元初的20万户约60万人。元朝统治四川不及百年，撤并了许多州县，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因此，当朱元璋平定四川以后，他把四川和华北、江淮地区一道列为全国重点的人口迁入地区，进行“诏迁”政策，由政府组织移民运动。在此背景下，除了轰轰烈烈的“江西填湖广”运动外，也有许多江西民众迁往四川地区，如民国赣州安远县《魏氏族谱》（1913年手抄本）中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部奏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民，“当徙荆南、黄州等处，任土耕插落业……不得不徙……此年四月，路邑催逼，遂各泛舟南渡”；民国湘潭县《罗氏族谱》（1914年木活字本）记载，洪武七年，罗氏先祖“领南京凭”，由江西来湘潭定居；等等。
由于大多数移民是受政府强制命令而背井离乡入川的，于是当地民间也流传着诸如“解手”等民间故事传说，反映出明代洪武移民时代的强制移民现象的历史内容。不过由于受到“张献忠屠蜀”的刺激和影响，四川一些文人将这类故事附会到明末清初移民现象的内容当中，成为了一个关于民间“解手”故事来源的与众不同的“四川版本”。四川人称上厕所大小便为“解手”，大便叫“解大手”，小便叫“解小手”，这种叫法真怪。不过，这当中却有个缘故。
传说明朝末年，张献忠义军入川，官府出兵镇压，双方你来我往，死伤很多，加上天灾瘟疫，四川不少地方，十室九空，断绝人烟。清朝皇帝坐天下以后，害怕四川人烟绝了，没人交税纳粮，就在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强令大批百姓到四川安家落户。中国人有很强的乡土观念，都不愿离乡背井到四川来。朝廷只好出动大批兵勇，强迫老百姓搬迁。为了防止移民中途反抗，就把他们的手统统捆起来，用鞭子赶着走。但是，屙屎屙尿，正明公道，官府再凶，也不能不让百姓拉屎拉尿。在捆送途中，移民要大小便，只好叫押送的人松开绳子，解放手足。久而久之，“解大手”、“解小手”就成了拉屎拉尿的代名词。《四川传说》，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与明初的迁移相比，清初江西“移民入川”运动依然盛行。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由受长期战乱和连年瘟疫的影响，人口损伤严重，残存无几。为了稳定西南地区，开发巴蜀，清政府实施了“湖广填川”大移民。大量湖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百姓，在政府的号召下，涌入巴蜀。
早在清初，清政府在战乱未停、巴蜀统治秩序未稳的状况下，就着手招民垦荒，实施了诸如垦荒令、实行兵屯、川民回籍、地方官捐资筹粮、贷种免税等一系列政策。其后清政府更进一步实行了“移民入川”政策。从康熙七年（1668年）到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开始大规模招徕外省移民，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以鼓励移民垦荒。在此背景下，大量外省移民开始移向四川地区。与明初不同的是，清初移民大多数都是经济性移民，即以出外谋生或致富为目的的移民。
根据资料记载，这些移民大都是来自于湖广、江西、广东、福建、陕西、贵州等省的百姓，为了寻求土地或更好的生存环境而自愿、自发性移向巴蜀地区，这种浪潮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根据资料记载，其中江西籍移民数量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湖广。如民国《云阳县志》（1935年版）中记载的132户明确籍贯的清代移民中有湖广籍98户，占74%；江西籍13户，占10%；民国《合川县志》（1921年版）中记载的150户明确籍贯的清代移民中有湖广籍99户，占66.7%；江西籍17户，占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