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区山田资源丰富，使得商品流通有了稳定的生产资料来源。而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的城市、市镇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以商路为考察对象，我们发现，以九江、赣州、饶州、袁州等为代表的市镇在山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突出，揭示出江西地区商路发展与商品流通格局的经济基础。
江西四面环山，东部武夷山脉沿赣闽两省的边界绵亘数百公里，西部罗霄山脉耸立于赣湘边境，南端以大庾岭与广东为界，东北有怀玉山脉，西北有九岭山和幕阜山分别构成与邻省的天然屏障。仅九江府最北部大约一百公里有长江流经，并隔江与湖北、安徽为界。就整体而言，江西的交通条件并不理想。但明代禁海，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在这条商路沿线，陆续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如九江、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等，这些城镇在明清时期全国的商品流通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一、九江：赣北出口
九江地处长江的南岸，是货物从川楚运至江浙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九江联系鄱阳湖与赣江水系的重要港口，是闽赣与华南沿海地区货物运至北方的必经通道。
九江的山地产品丰富，同治《九江府志》记载：“山乡所在植木果，彭邑则枣子、苦株、丁香、柿为多，庐山之栗有大栗、尖栗、茅栗数种，其味尤胜，石耳生庐山五老峰之巅，取之甚难，蕨则凡山皆有之。”同治《九江府志》卷9，《物产》。早在宋代，九江地区商人就开始了山地产品的贸易行为，如宋人徐铉的《稽神录》卷三《宋氏》中就记载有一段江西商人于九江贩木的传说：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江，见水滨人物喧聚，乃渔人得一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舟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曰：“然。”“身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困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余将有以奉报。君之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乌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者甚众，宋氏之子竟免。虽然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故事主人公正是一个在九江经营木材的商人，而且是水运，因而也常常会有遭遇大风翻船事故的危险。
九江在历史上开发较早，汉代即已建城。明清两代九江均为府城。嘉靖时该城共有18坊，大街8条，火巷28条，其中分布于西门之外的有5坊3街20巷，在沿江一带形成一大片港口商业区。龙开河口，在九江府城西一里余，河面宽阔，纵深长，嘉靖间在河口两岸修建石砌码头，“长六十余丈，宽二丈，上砌二平台，随舟往来抵泊”，是九江最重要的港口码头。此外，湓浦港、女儿港、小港等也都是船舶往来停靠之所。
明清时期闽、赣、粤等地的商品必须经过九江才能贩运入江浙。云南、四川、湖南等地木材顺长江漂流而下，也必须经过九江才能运至江南，闽赣山区的竹木也经过赣江、鄱阳湖入九江，才能顺长江转销江浙、华北。而江西本地出产的众多商品，诸如靛蓝、纸张、药材等，也须经九江转运至重庆、湖北等地贩卖。
九江关设于明代景泰元年，是明代八大钞关中唯一设在长江上的榷关。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万两，占八大钞关税收总额的7.3%；天启时为5.75万两，占总额的12.0%。清代康熙年间九江关税定额为15.3万余两，乾隆时增至32万余两，嘉庆间再增至53.9万两道光《户部则例》卷39，《关税》。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
经由九江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竹木、食盐、茶叶等项为大宗。粮食是经由九江关转运的最大宗的商品。九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从湖广、四川输往江浙的米谷均经由九江转运，江西本省米谷也多由此输出。“江广为产米之区，江浙等省采买补仓，江西之九江关乃必由之路”。江西粮食也有时溯江而上输往湖北，如乾隆五十年秋楚省被灾，半个多月即“从江西贩去米谷约有数十万石”。
木材、竹料是建造房屋、制造交通工具、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料。我国木竹资源主要分布在云、贵、川，以及湘赣山区。云贵川湘所产木材顺长江而下至九江，赣南山区的竹木则由赣江经鄱阳湖入长江东下，转销江南及华北平原。据记载，九江关税“惟木税最大，船税较轻”，“木由川楚及本省之吉、赣等府，商人扎簰贩赴下江发卖”。乾隆四十二年该关因“木把加多，是以税多于前”；五十一年则因“木把比往年短至一百数十余号”，以致关税减少。
食盐也是九江关税收之大宗。由九江过境的食盐主要是销行湖广两省的淮盐，乾隆年间“每年正额七十八万余道”《清高宗实录》卷1305，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以每引364斤计，总量达2.8亿斤。这些淮盐溯长江经九江而抵汉口，然后分销湖广各府。
茶叶也是经由九江关的重要商品之一。茶叶多来自福建武夷山区和本省的鄱阳湖产区，其流向大致有二：北路主要销往西北边疆和俄国，武夷茶在河口镇装船顺信江而下至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抵汉口，转汉水至樊城（襄樊）起岸，经河南、山西抵张家口，再由张家口转运俄国。东路则由长江而下至上海并转输欧美各国，这后一路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迅速。
此外，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广东和国外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经由九江转输。
二、赣州：南下贸易通道
赣州位于江西南部，古城虔州。因南抚百越，北望中州，据五岭之会要，扼赣、闽、粤、湘之要冲而被称为“江湖枢键，岭峤咽喉”。又由于章水、贡水在其赣州合流为赣江，所以赣州被称为“千里赣江第一城”。
唐宋时代，赣州已是大庾岭商道上重要的转运枢纽，“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
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立赣县开始，直到唐代，赣州城都是一个军事重镇。宋时，赣州的经济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南纲运，公私货物所聚”，赣州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商业城。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赣州的商税额是51229贯，旧税额是25382贯，遥居全省第一。
赣州，江西通往广东的重要税关。据载：“江右一省额设二关，赣关抽收江粤往来商税，九江关抽收江楚往来船税。”赣关之设始于明代中叶，其关厂原设于涌金门外的龟角尾，即章、贡两水合流之处。后改“于东西二桥并设盘掣”，东桥在建春门外，临贡水；西桥在西津门外，滨章水。清沿明制，仍在东西二桥设关，“凡客船泊江干，先将货物开明赴关投报，税五两以下者买小单一张，五两以上者买大单一张，照单估算应抽税若干，兑讫，次日盘验放行”，此谓正税；如货物零星琐细，在一两五钱之下，则“不必买单，当关投税，即为之照验放行”，是谓临税。税则刊刻木榜立于关口，以便利商民，并防止关吏为奸。
明清两代，赣州成为大庾岭商道上重要的转运枢纽。经由赣关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清代前期每年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三项价银即达一千余万两，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丝、茶等货须由内陆运赴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实际经由赣关转输的生丝、茶叶数量当会更多。
江西地区所产的杉木，无论是贡水和桃江流域的“关东木”，还是章水和上犹间流域的“关西木”，都要汇集于赣州。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朝廷在赣州设立税关，经赣关输往外地的商品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等，由外地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产蔗糖、果品及江南丝织品。明代赣关税额，盐税、杂税一年合计约银三万两。清初赣关税额为三万五千两，以后逐年增加，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税额增为四万六千余两，而至乾隆时猛增至九万两，嘉庆间稍有减少，定额为八万四千两。从明代中期至清代的三百多年间，明清政府从赣关获取了巨额税收，赣关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据载：“赣关税货以湖丝、茶叶为大宗，其次则洋货广货。”
在明代，果品、蔗糖即大量从大庾岭入赣，《广东新语》〔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记言：“顺德多龙眼，南海、东莞多荔枝”，“每岁估人鬻者……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即大庾岭）而北，腊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绝也”。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清代数量可能更多。如乾隆十八年太平关关税中，糖包征银7010两，枝元征银3248两，合计为10258两；乾隆十九年糖包征银6574两，枝元征银2809两，合计9383两。不过，这些糖、果并非全部输往江西，其中一部分过大庾岭入江西，也有一部分由骑田岭入湖南。广东进口洋货主要有哆罗（一种毛织呢料）、哔叽（一种毛织品）、羽毛、纱缎等纺织品，香料、铅、锡以及犀角、象牙等等，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入江西经赣关转销各地。
江西本地产品经由赣关输出的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等。桐油、茶油是赣南的一大特产。乾隆《赣州府志》记载：“茶桐二油惟赣产佳，每岁贾人贩之他省，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赣关档案记载：“赣南所属各邑山场多栽桐、梓二木，秋成收取其实榨出油斤，系赣关上游土产，每年江浙客商前来贩买，经过该关，例应输税。自乾隆元年以来，历年油税自三千八百余两至九千六百余两不等，皆有册档可稽”。乾隆六年“桐梓大熟，出油甚广，每石止卖银二两二三钱”，商贩络绎前来，油税征银达11770两之巨，占当年赣关税收总额的10%以上。
瓷器也是赣关输出的重要商品。景德镇所产瓷器，明清两代均大量出口。清代，广州新兴的“广彩”烧造业，从景德镇输入白瓷作为坯胎，“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彩绘”，再入炉烧制，“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天启《赣州府志》卷3，《土产》。无论成瓷还是白胎，均由赣关过境，并在此更换小船溯章水至大庾过岭。建春门内的瓷器街，当就是这些瓷器储运销售及换载之所。
经由赣关输出的粮食也有一定数量。明代赣州即有不少稻谷顺流而下输往省城南昌以及江浙，天启《赣州府志》记载，赣州“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天启《赣州府志》卷3，《土产》。赣南米谷也有一部分向广东输出，乾隆年间曾因“该省商民多来贩买”，导致米价上涨。此外，烟草、纸张、漆、葛布、苎布等也是赣南地区所产或经由赣关输出的商品。
明代赣关“每年盐税、杂税共银三万两”。清初赣关定额为3.5万两，康熙年间增为4.1万两，乾隆时再增至9万余两，嘉庆、道光年间略有减少，额定为8.4万两。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实行独口通商政策，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也是赣关税收最高的时期，每年征收税银8万-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
货物转运的繁荣也给赣州府城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在府城沿江一带，有诸如瓷器街、米市街、棉布街等等，商贾辐辏，船舶往来，如乾隆《赣州府志》记载：“或棨戢之出入，或钱贝之纷驰，从朝至暮攘攘熙熙。”乾隆《赣州府志》卷16，《学校志·镰溪书院赋》。
三、樟树镇：赣中药都与中转站
樟树镇，明清属临江府清江县，位于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扼赣江与袁江交汇之处。由樟树溯赣江而上越大庾岭可达广东，顺赣江而下过鄱阳湖可通中原诸省，由鄱阳湖转信江水道可抵闽浙，溯袁江而西，经新喻、袁州、萍乡至湖南醴陵入湘江水系可达洞庭湖。故樟树成为全省南北、东西通道的交汇点。
樟树，古称曷阳，又名清江。洪武年间，明政府在樟树设巡检司，置税课局征收商税；宣德四年（1429年），户部所颁全国33个因为“商贾所集之处”而加增商税的城镇，该镇也名列其中。万历年间王士性在《广志绎》中的记载：樟树镇“在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清代，“樟树镇周遭十里许，水陆交冲，商贾云集，为南北川广药物所总汇，与吴城、景德、河口称江西四大镇”，“商民乐业，货物充轫……虽通都大邑无以复过”。
樟树镇以药材加工和集散享誉全国。相传东汉著名道学家葛玄在镇东南之阁皂山采药炼丹，为樟树药业之始，葛玄被尊为樟树药业的鼻祖。唐宋时代，樟树已有“药墟”、“药市”之称，明代中叶发展为全国著名的药材加工和集散地，明代中后期至清末的四百余年是樟树药业的鼎盛时期。
樟树本地所产药材并不太多，绝大部分来自外地。各路药材“集于樟镇”，加工炮制，然后转销各地，民间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谚。樟树镇全盛时有药材行、号、店、庄近两百家，其中本地商人开设的有百数十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义生行、茂记、德生源、义新美等。樟树药商字号资本最为雄厚，并多有固定的业务范围和经营路线，如“广浙号”专营两广、闽浙等沿海省份的药材，“西北号”则专营川、陕、冀、豫等地所产药材。汇聚于樟树的外地药商也为数众多，如四川附片客、湖北茯苓客、广东陈皮客、福建泽泻客、浙江白术客、湖南雄黄客等等。
樟树药商的足迹几遍全国，县志称之为“恒徒步数千里，吴、越、滇、黔、楚、蜀无不至焉”。重庆、汉口、湘潭等地是樟树药帮在外省的主要活动中心。这些药商从各地收买药材贩回樟树，加工炮制后再转运四方。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琉球船只在福建购买大黄、川芎等药材，据承买药材的行户供称，“各样药材，俱由江西樟树镇贩运来闽销售。但江西亦不产大黄，闻得陕西泾阳县为大黄汇集之所，转发汉口、樟树等处行销”。
樟树镇也是赣江流域最重要的商货流通中心，药材之外，又有“江广百货”往来贸易。明代邑人熊化《樟树镇记》记言，镇“通八省之利……若杉材、药物、被服、械器诸为民用者，百里环至，肩摩于途；皂矾赤朱，綦巾大布，走东南诸郡”。汇集于樟树的商货有木材、布匹、日用器具等，凡民用所需之物大多具备；本镇居民因多以经商为业，粮食不足自给，需从外地输入。清代，樟树更成为江西全省的货物转运中枢，由外省输入江西的货物汇集于此，通过赣江、袁江、鄱阳湖等水道转销南北及省内各府。
木材也是樟树镇转运的大宗商品。县志记称“惟木筏、药材之利甲诸郡”。赣南山区的南安、赣州、吉安、抚州等府都盛产木材，顺赣江而下经樟树运往江南。如位于赣中丘陵区的抚州府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家族，拥有山林十余万亩，所出竹木由村边的乌江放下，至吉水入赣江，经樟树、吴城，销往安庆、芜湖、南京。清代，竹木贸易是该村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维系其宗族数百年不衰的经济支柱，该村现存数十座宗祠多为嘉庆、道光年间董氏商人所建。民国年间，该村仍有簰工数百人，放簰到吉水一次可收入5-7元，到樟树10元，相当于一般长工年收入的数倍。
此外，袁江流域各种农副产品如漆、苎麻、夏布等多由袁江东下经樟树镇外销。樟树本地所产以青矾、红矾为著，盛时有作坊近百家，年产量约5万担，主要销往苏浙闽皖诸省。
四、吴城镇：鄱阳湖滨的贸易中转站
吴城镇，地处江西北部，鄱阳湖西岸，位于赣江和修河两水入湖之处。修河为山区性河道，水浅滩多，吴城以上只能通小船，凡由修河运至吴城的商货，或由吴城内运修河腹地的货物须在吴城换载；吴城又是赣江入鄱阳湖的咽喉，赣江流域各种农副产品及由大庾岭商路输入的洋广杂货北出长江，转销江汉、皖、豫诸省也要在吴城转口换大船出江。
吴城镇，明清为南昌府新建县所辖，距省城南昌（亦即新建县城）180里。吴城商业的兴起约在明代后期或清初，在明代的文献记载中，后人所谓“江西四大镇”中尚不见有吴城。清代康熙年间，吴城镇设有来苏、里仁、福民等六坊，已初具规模。时人记载称：“吴城，西江巨镇也。拔起中流，蜿蜒数里，大江环其三面。民萃族而居，日中为市，商艘趋之。”乾隆元年，清政府下令清理整顿各地集镇商税，新建等县的奏报称，“吴城、景德等镇，系货物聚集之所……若无牙行，难以评价”，请将原有牙行、牙税予以保留，而南昌等县则多奏请裁革。此时的吴城，已是个相当繁荣的商镇了。嘉庆年间的奏报更言：“吴城镇、景德镇并与江西联界之湖北汉口镇，皆系各路买卖云集之区”。
乾隆至道光的百余年，是吴城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经济功能远超过省城南昌。其时，吴城镇东西长四五里，南北宽约两里，镇内常住人口七万余，流动人口两万多，形成了“六坊八码头，九垄十八巷”的社区格局。
吴城商业是以转运贸易为主的，由大庾岭商道输入的洋广杂货转销北方诸省者多由吴城换船入长江转输各地。“吴城濒江而瞰湖，上百八十里至南昌，下百八十里至湖口，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道路所经，无大埠头，吴城适当其冲。故货之由广东而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
汇集在吴城的江西本地产品则有木材、纸张、茶叶、苎麻等，尤以木材为最。赣南山区所产木材顺赣江而下至吴城，赣西北义宁州、武宁、靖安等县所产则由修河入吴城。大批木排在吴城停靠后重扎为大排，然后经鄱阳湖出长江，销往江浙，吴城是江西木材外运的最大的集散地。因上游放排要利用洪水季节，排到吴城已是秋季或初冬，故此时至春节前后是吴城扎排的旺季。鸦片战争后，随着大庾岭商道的衰落，作为联结大庾岭商道与内地诸省水运枢纽的吴城地位日趋下降，只有木材输出依旧，木排业几乎成为吴城经济的唯一支柱。
修河上游山区各县所产农副产品也多沿修河下运吴城输出，如奉新、靖安等县的纸张，义宁州的茶叶，靖安县所产茶油等。位于武宁、靖安等县交界的武宁县瓜源口，“烟火不下五千余家，岁出茶、桐、竹木以万计”，“货泉出入，商旅往来，无日不踵相接也”。该县商人往来于吴城者即为数不少。
汇集在吴城的商人，有徽商、晋商、湖广、闽粤商人以及江西各府商帮，各地商人在吴城所建会馆公所约有20余所。吴城客商中大概以徽商势力最强，嘉道年间已有“吴城镇为徽商辐辏之区”之称。清末吴城成立商会，26名董事中有10人为徽商，总理朱锡龄亦为徽人所任。广东商人在吴城的实力也相当可观，据说粤商在吴城建会馆时，当地势力禁止动用本地一砖一瓦，他们遂于粤糖运赣的船中，每袋糖中夹带一块砖瓦，仅一两年时间便建成一座极具规模宏敞的广东会馆。
江西各府商人在吴城者也为数不少，吴城的万寿宫，亦即江西会馆，当为江西各府商人所共建。县志记载言：“万寿宫在吴城后河，顺治年间建。乾隆间毁，嘉庆十一年合镇绅商捐费万金”，建有正殿、玉皇阁、谌母阁、观音堂等；“道光二十年正殿中梁坠，绅商复捐金万余修葺”，并以余资另造逍遥别馆。相距仅三十余年两次耗重金大规模重修扩建，显然反映了江西商人在该镇的经济实力。
吉安府商人在吴城还另建有自己的会馆，名为“合德堂”。该会馆始建年代不详，因年久而圯，嘉庆年间绅商集资重修。嘉庆二十年（1815年）购得会馆旁“旧屋数楹，荒园数区”，将原来的两进建筑扩建为三进；堂内建池，堂外建坊，并于堂后增建魁星阁；“堂之右为客厅一，为旅舍二，俾来斯土者得以假馆”。吉安会馆此次重修自嘉庆二十年夏至二十三年秋，历时三年多，共计用银两万余两。
武宁县商人在吴城也建有会馆。《吴城武宁公馆记》记载会馆修建原因和经过称：“邑人贸迁吴城者，东南为盛；吴城邑人比屋而居者，后河（指修河）为多”；吴城又当“京省水道”之冲，为“邑士大夫往返所必经”，商货储运、行旅往来均需要有一个落脚之处，故而于乾隆末年集资兴建会馆。该会馆馆基原为园通寺，因年久倾颓，武宁县商绅乃“广其地为公馆，集金购材鸠工……计木石砖瓦工役费如千金”同治《武宁县志》卷32，《艺文》。会馆“前后两厅”，既作为该邑商人“藏货之地”，也为往返省城京师的士人学子提供借宿之所。
五、河口镇：赣东北贸易中转站
河口镇，位于江西东北部，古称沙湾市，明清为广信府铅山县所辖。河口镇地处信江中游，居信江与铅山河的合流之处，故名河口。信江至河口以下水面增宽，可航行较大型的木帆船，因而信江流域往来的商货大多在此换船。由河口顺信江而下达于鄱阳湖，经鄱阳湖出九江或湖口即进入长江；由鄱阳湖溯赣江而上至大庾（今大余），越大庾岭入北江可抵广州；由河口沿信江溯流而上，至玉山转陆路八十里达浙江常山，则可进入钱塘江水系。这条水道联结赣、浙、闽、粤数省，地处水运枢纽的河口也以其地理条件之便，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河口镇的兴起约在明中叶前后，万历时河口镇商业已十分繁荣，史志记载：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之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洲青、芜湖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韦坊生布、漆布、大刷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籽花、棉带、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万历《铅书》卷1，《食货》。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等，这些商品大多来自闽粤、江浙、湖广，也有一部分来自安徽、河南、山东等省，此时的河口显然已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过载码头了。
与河口相邻的武夷山区是重要的茶叶产区，故茶叶是河口加工集散的最主要商品。清代中叶的记载称，“河口是一个繁盛的大市镇，茶行林立，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许多茶商就在河口收购茶叶，不再前进了；另一些茶商则越过武夷山前往崇安县收购”。在河口镇“到处都可遇到大客栈、茶行和仓库，沿河一带更多，停泊在市镇附近的船只非常之多”。
汇集河口的茶叶，输出路线主要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十三行主要用于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由产地至销地达万里之遥，均由山西人经营。据《茶市杂咏》记载西商至河口采购茶叶的状况，“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东路主要运往上海，茶叶在河口装船先沿信江逆水而上，东行至玉山卸货，然后雇脚夫挑运过屏风关抵常山。道光年间江西商人在沪建立会馆之时，其资金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茶商捐厘。看来，东路输往上海的茶叶也为数不少。
河口镇作为武夷茶转销南北的集散地，成为各路商人麇集之所，资金往来款项甚巨，故金融业也很发达。清代中叶新产生的金融机构日升昌、日新中等票号在河口设有分号。道光年间已设立票号的城镇共有二十三个，其中属于“镇”城者仅河口、屯溪（属安徽）、周家口（属河南）三个；当时江西设有票号的城镇可能只有河口一处，九江及省城南昌均未见设立。
丝及丝织品是河口转运的又一重要商品。万历《铅书》所载河口汇集的各种丝织品即有“浙江之湖丝、绫绸……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缎、衢绢”等。这些商品大都产自江南，由浙江过屏风关入赣，在玉山县入信江转大庾岭商道，河口遂成为其必经之地。太平关所征湖丝税银，也是经由此道转输的。
纸张也是河口集散的重要商品。广信府是江西纸张的主要产区之一，上饶、玉山、广丰、弋阳、贵溪等县皆产纸，而尤以铅山县为最，“小民藉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铅山所产纸张品种甚多，以连泗纸品质最优，以石塘镇所产为最。据说纸业盛时，石塘镇从事造纸业者达三四万人，平时外来的纸业工人也近万人，每日所消费的粮食、食盐、百货等都由河口镇运入。
河口镇是赣、闽两省纸张的重要集散地。县内各地所产纸张或肩挑或船运至河口；玉山、广丰、上饶各县所产也由水路运抵河口；而福建光泽、崇安等县纸张先运至铅山之陈坊、紫溪、石塘，经陈坊河、铅山河等水运达于河口，重新包装后外销。清代盛时，河口镇纸店、纸号、纸栈、纸庄曾达百家以上，每年可售银四五十万，纸张贸易是河口经济繁荣的又一支柱。在河口集散的纸张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安徽、河南、山东、京津等地。
棉花、棉布、杂货、粮食等也是河口输入分销的主要商品。万历《铅书》所载汇集于河口的各地布匹有二三十种之多，杂货则以闽粤所产为多，如福建延平的铁，崇安的闽笋，漳州的荔枝、龙眼，海外的胡椒、苏木，广东的锡、红铜、漆器、铜器等。这些商品除供铅山本境消费之外，分销范围至少可及赣东北的广信府、饶州府所属各县。
六、饶州：赣东北贸易通道
饶州府位于江西东北部，东接浙江开化，西临南康府都昌县，东北与安徽省祁门县相接，西北与九江府彭泽县交界。明清时期，饶州府所辖的县包括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今余江）、万年。同治《饶州府志》记载：饶郡依山滨湖，高下肥饶，三则四则，则赋有差等，秋粮夏税，岁有常额。山木泽鱼，兼资杂课。粮艘之运，厥惟屯丁，水次交兑，民实便之。同治《饶州府志》卷5，《食货志》。
夫饶之为郡，以物产丰饶得名。稽诸往籍，永平有蓝、邓公有场，五金之产固昔有而今无，而斥卤膏映，稻岁再熟。林麓丰其木殖，滨湖东其蒲鱼，以及陶埴之良，四方利赖，井里星稠，商贾云集，名为饶。同治《饶州府志》卷1，《地理志》。可见，尽管饶州的发展程度还难以和江南的苏州、杭州相比，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当地农、渔、木、陶等资源富饶，生产较为发达，使得商品贸易也较为繁荣。
饶州府浮梁县、万年县盛产竹木，由此带动了本地区山林贸易的兴盛，清末时人傅春官对此有所记载：（浮梁）县属山多田少，人民俗尚俭朴，务农尚知讲求，绝少荒田荒地，其山场多种杂树，以供景德镇烧瓷窑之用，其北乡多山，乡民以烧瓷窑柴获利最厚，故多种松杉杂木。
浮梁之俗洁而居，鲜而食。山川林木望之郁郁，跤秀泉甘，而土肥亦美壤亦，人生其间颖秀者为士，狡猾者为游手富则为商，巧则为工。盖以山甚稠、田甚狭，以故食多不足，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富家巨室不至于巨万，而贫者亦不至于馁死。虽游手之徒亦皆能自售，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褚为纸，坯土为器，行于中外，资国家利，其余纺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清〕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饶州府·农务》。另外，德兴县的林木资源也较为丰富，“县属土产杉树，种植易而获利速，春间抽条插之，数年即可成林”，“苗竹一项为出产大宗”〔清〕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德兴县·农务》。乐平县的蓝靛最负盛名，质量上乘，据同治《乐平县志》记载说：“随地皆有，大河水者佳”；“县属土产植物，以靛青为最，上年颇获丰收，地方深资利赖。”同治《乐平县志》卷8，《土产》。
七、袁州：赣西贸易通道
袁州，位于江西西部，正德《袁州府志》记载该地区群山延绵，森林资源丰富，风景如画：本府秀水东奔，萍川西注，翠叠群峰，回环千里，枕吴头，压楚尾，江山多胜，山水秀丽，江右奥区，湘闽孔道，江右乐土，屏蔽江淮，襟带湖湘，城郭井邑在逸通众山之间，如图画屏障，五台三峡。正德《袁州府志》卷1，《形胜》。明清以前，袁州交通不甚便利，外来资源难以输入，不过山民依靠本地丰富的山地资源从事各种生产，生活也能较为惬意，正如咸丰《袁州府志》记载说：古宜春郡，其风气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鱼笋果蔬之利，足以自资。故重违其乡，溪獭湍急，大舟不得进。四方工巧奇靡之货不至。咸丰《袁州府志》卷8，《风俗》。至明清时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如“漆，宜春稍多，贾人以达四方，曰袁漆，几与广漆、建漆等。”咸丰《袁州府志》卷10，《物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袁州的漆与广漆、建漆齐名，商人已将袁州的漆贩卖到各地。
明清时期江西还有很多商业城镇，在众多的商业城镇中，九江、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三者则为镇城。其中除九江之外，其余六个城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因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此外，浮梁县景德镇是一个以瓷器烧造著称于世的城镇，明清时位居江西四大镇之首，且与汉口、佛山、朱仙等三镇合称为清代四大镇，它虽然是一个手工业城镇，商业也很发达。
总之，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商品经济之所以兴盛，以赣州、九江、饶州和袁州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些城市有的本身盛产各种山地产品，如饶州、赣州等；有的则是重要的货物转运集散地，如饶州、九江等。众多的水道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呈放射射状延伸到各地，成为促进各地以本地特产经营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