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早在秦汉六朝时期，豫章郡的设置，标志着本地区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当时在江西地区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毛竹、杉木、漆、油茶等经济作物，但总体来看，此时还是较为落后，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时期，大量中原民众为避战乱而南迁进入江西地区，促进了本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政区建置和人口数量逐步增加，至宋初时江西地区设县二十七个，区域框架已见雏形。唐末“安史之乱”，进一步使得大量的北方难民涌入江南地区，在劳动力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此时江西地区许多产品市场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如茶叶、柑橘、药材、纸业等已享誉四方，晚唐进士王驾在《社日》中描述了铅山县恬淡、闲适的生活，“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宋元时期，闽赣水系的治理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直接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时有“舟船之盛，尽于江西”之说。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在《游记》中写道：“九江这座城市虽然不大，确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由于滨临江边，所以它的船舶非常之多……不下一万五千艘。”此时，江西地区已经成为众多产品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正如《宋史·食货志·漕运》中记载说“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虔州即今赣州，可见当时江西商品贸易的发达。各种商品由赣江、鄱阳湖流经北运河沿河北上可以到达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也可以由信江入闽江到达福建再由海运抵达北方港口或出口到其他国家。
明清时期，江西地区的水陆交通系统更加完善，便利的水道网络使得各地产品的运输非常便利，这也使得江西内部地区与外省其他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更为发达。
本地区主要的商路在明代已经基本定型，至清代逐渐完善。在外省方面，为了开发边疆落后地区的经济，明初政府有组织地迁民实边，开发边疆，进一步扩大了西南地区江右商人的队伍。经元末战乱，西南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在云南，人口锐减，土地高度集中，人口或死于兵燹，或被掠为奴，携到外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民实苦之”。甚至最称富庶的都江堰灌区，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明太祖实录》卷181，洪武二十年三月丙子。明朝统一西南后，派西平侯沐英镇守云南，“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划地区、分布于临安、曲靖、云武、大理、姚安、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屯田。沐英“并奏请移山东、山西、江西客民六万余户以实滇”，“并请发库币三百万两”，资助入滇移民生产、生活。朱元璋一一照允。〔清〕吕志尹，李根源辑：《滇粹·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此外，在四川、贵州两省，明政府都曾大量利用移迁、摘戍之民，开垦荒田，供应边食。随着屯政的荒废，很多屯田民户往往转事商贾，获利谋生。
另外，明清长江、珠江水运的进一步开通，使西南地区更加广泛深入地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潮流之中，为江西商人长距离、跨省的兴贩货卖提供了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南方水运有了长足的发展。东西方向上，随着移民的开发和东西部长途贩运贸易的兴盛，四川盆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长江干流的中游（即长江的宜昌至汉口段）及上游的川江（即长江的宜宾至宜昌段）相继得到开拓。在上游，川江的主要支流嘉陵江、沱口、岷江，又都在粮食、木材、丝、茶、棉、糖和盐的产区，汇流而下，集中到宜宾、泸州、重庆。乾隆初，为运云南铜矿，还在宜宾上游疏凿险滩，开通金沙江航路1300余里，超过了近代的通航限度。同时期，为运贵州铅矿，“开通毕节县之赤水河，直达川省重庆”《清高宗实录》卷473，乾隆十九年九月乙巳。除长江干流外，发展最快的东西部贸易交通是南方的珠江水系。尤其是西江船运，在明代的基础上，到清代又续有发展，常年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交通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便利和加强了西南与内地、沿海及其他边远省区的商品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日益增多。
一、商路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
传统社会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同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各种商品的流通与贸易的兴起有其独特的生态基础。
（一）赣江流域
赣江是江西省最大的河流，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赣江位于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源章水出自广东省，毗连江西南部的大庾岭；东源贡水出自江西省武夷山区的石城县，各大支流在赣州汇合称赣江。赣江北流经万安、泰和、吉安、吉水、峡江、新干、清江、丰城，到南昌市注入鄱阳湖，后流入长江，沿途包括了众多大小不一的支流。
明清时期，江西各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通过赣江和鄱阳湖水系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如清乾隆年间，南安府、赣州府盛产的竹木，大批沿赣江下运，乾隆《龙南县志》记载该县“商之巨者，顺流而往，仅杉木、清油及靛与铁，溯流而来，惟苎与绵。”乾隆《龙南县志》卷13，《风俗》。可见，龙南地区的杉木、茶油、靛等物产都是通过赣江输出的。明清时期很多广州的商品，也多是经由这条水路运达北方销售。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由赣江、修水、信江、抚河、饶河五大河流汇注而成，是江西水运的出口，因而在鄱阳湖周边或者各河流交汇处往往形成了许多商品交易中转站的城镇，如永修县的吴城镇、铅山县的河口镇等。
（二）大庾岭
大庾岭是赣江与北江的分水岭，是联系长江与珠江的要道，对江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秦代，秦始皇就在大庾岭设立秦关。直到汉代，大庾岭只有岭之称，而无关之名。宋代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在当时的江西提刑、广东转运使蔡挺、蔡抗兄弟的努力下，大庾岭商路得到拓展，“相与协议，以砖铺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行者忘劳……然既过岭，即青松夹道，以达南雄。”这条商路北接章水，下赣江，出长江，南接浈水，下北江，出珠江，畅通开阔。
明清时期，大庾岭商路越加繁忙。正德时张弼说：“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明〕张弼：《张东海集·文集二·梅岭均利记》。每年翻越大庾岭输往全国的商品价值银数十万两。屈大均称：“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14，《食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不仅江西地区输往外省的商品要借由这条道路，如徽商等其他省商人贩运的商品到华南地区，所走的也是此道。
二、商路发展的人文基础
江西地区自古文风鼎盛、教育发达，特别是唐宋后更是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宋朝以来江西的书院众多，如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上饶信江书院、奉新华林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弋阳叠山书院、玉山怀玉书院等等，程朱理学思想盛行。重教化的结果使得这里民风淳朴，社会风气良好，犯罪率较低，正如《天下水路路程》中记载说：“饶州至祁门，自景德镇之上，是出可宿，无风盗之念，祁门至严州，风盗绝无。”因为经商环境良好，航运安全，赢得了各地商人的信赖，商品出入频繁。可见，明清时期江西地区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贸易环境。
随着商品行业和数量的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商帮应运而生。著名的商帮有徽商、晋帮、关陕商帮、江右商帮等等。江西本地的江右商帮，“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他们活跃于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活动，“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明〕王士性：《广志绎》卷5，《西南诸省》。商人地位的提高，商帮的兴起，是明清两代商业发展、商路发达的基础。
明清时期地方志有很多对江西地区区域市场的相关记载，如同治《南康府志》记载，都昌县北唐市“商贾会集于此，中境市之盛者”，南峰街“滨湖，近饶州，商贾辐辏，东境市之盛者”同治《南康县志》卷5，《建置·市镇》。乾隆《南昌县志》记载，南昌县的市仪镇“商贾辏集，帆樯如织，为本邑一大镇，设有巡检把总”乾隆《南昌县志》卷3，《市镇》。同治《萍乡县志》记载，萍乡县的芦溪市“商旅辐辏如县市”同治《萍乡县志》卷1，《疆域·里市附》。雍正《万载县志》记载，万载县的众多市集“诸市上通湖湘，下达省会，商旅往来辏集”雍正《万载县志》卷1，《坊乡·市镇附》。等等。
活跃于这些市镇的商贾中，有许多是外地商人和商帮，他们在江西各地收购和贩运大量本地产品，如靛青、烟叶、竹木、茶油、桐油、纸张等。而在江西的四大名镇，则汇集了更多的资本雄厚的外省商人，如吴城镇，汇集了徽商、晋商、湖广商、闽粤商，其中尤以徽商势力最大，商人们在吴城将江西所产木材、纸张、茶叶、苎麻等本地特产贩运出省销售，而将外省产品贩卖至江西各地；樟树镇因为是赣粤百货、南北药材集散中心，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一度是“烟火数万家”、“商贾云集”；而河口镇的外地商人在镇上建有自己的会馆，从事商品贸易。活跃于江西地区的商人们从事的商业活动，既促进了地区内木材、造纸、茶叶加工、药材加工、果品贩运等手工业的发展，又对这些市镇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在江西地区行商的众多商人中，包括婺源县在内的徽商最为活跃，在该地区活动也最频繁、最深入，对地区的商业、手工业和市镇经济发展所起作用也最大。因为徽州地处皖南峰峦叠嶂的万山丛中，本身自然环境及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当地人从宋朝开始就外出经商，光绪《婺源县志》中记载说：“婺源服贾者率贩木，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称贷措置，极艰难之力，而后达于江，至于鬻所。终岁拮据，不足以饱债家，甚且有变产犹不足以偿者。盖在昔已有之矣。今则榷关之外，造舟取给焉。漕船、兵船用巨木如用薪也，木商能不欲辍斤斧乎？”光绪《婺源县志》卷4，《疆域·风俗》。江西许多地区商业经营中都能看见徽商的身影，从省府名镇至穷乡僻壤，无不有他们的足迹，连靖安这个“商贸绝迹”的偏远小县，“隙地种竹，竹巨而茂。其巨者剖之可为蔑，款人贸以通舟楫所不及，其次者以为箫”《古今图书集成》卷853，《职方典·南昌府部》。而兴国县“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贩多采焉，木去地存，闽粤流民侨居，赁土遍种茶子……吴中尤争购焉”乾隆《兴国县志》卷6，《物产·志地·六乡图》。等等。
明清时期徽商在江西经营活动地区大、经营范围广。徽商们深入江西的各州府县，他们经营的范围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米、盐、竹木、瓷器、茶叶、典当等。而他们所经营的物资中山林产品占了很大比重，如木材。本来，江西就是盛产木材的省份，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而木材贩运正是徽商贸易的大宗，明清时期闽赣地区的木材贸易几乎为婺源人所垄断，江西的南昌府、赣州府、广信府以及福建的泉州府、福州府都有徽商购买木材的记载。此外，在茶叶、造纸、典当、毛竹、杂货等行业中，徽商在江西都拥有相当大的实力，如广信府所需制纸工具，便由徽商贩至。而且，徽商们的商业活动几乎就是一种垄断经营，他们经常利用族人和乡党的力量，把持某一行业的全部或大部分业务。
三、明清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商路与流通格局
交通是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纽带，在传统社会中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明清江西地区形成了许多商品流通路线，其中主要以九江（湖口、吴城）、饶州（铅山）、赣州、袁州（樟树镇）为中心，这些商路为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以九江为中心的商路及流通格局
九江是明代八大钞关之一，是清前期长江上税收最高的榷关。明清时期江西地区大部分产品贸易活动都要经过九江府，其所属湖口县更是当时重要的商品转运市镇。主要商贸线路有以下几条：
1.湖口县至广信府玉山县水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湖口县出发，沿鄱阳湖南下约六十里抵达星子县，其后南下行六十里到达都昌县；然后由此出发朝东南行约六十余里抵达饶州府治鄱阳县；再由此沿湖南下约八十里抵达余干县；往东南沿信江而上约一百七十里抵达安仁县（今余江县）；沿信江朝东而上约一百里抵达贵溪县；沿信江东上约八十里抵达弋阳县；由此沿江东上约八十里抵达铅山县；由此可南去福建，东行八十里抵达广信府、约一百里到达玉山县。
明清时期江西的湖口县，处于鄱阳湖湖畔，“东西广五十里，南北裹七十里，治所偏西滨江东五十里至梧桐岭，东南陆至饶州府二百六十里，东北水至江南省八百一十里，北陆至京师两千七百里”同治《湖口县志》卷1，《地理志·疆域》。交通极为便利，很多商品都是从该地区转运到外地市场销售。
这条线路中的玉山县城，位于信江上游冰溪河畔，地处浙赣两省分界的怀玉山脉，是赣、浙、闽三省的交通枢纽，素有“两江锁钥、八省通衢”之称，明清时期较为繁荣，县城的七里街、三里街，以及水陆码头有行铺千余家，乾隆《广信府志》记载：“江浙闽粤商贩货物由玉山过山，雇夫扛运，最为烦喧。”乾隆《广信府志》卷2，《乡都》。当时经玉山转运的主要商品有茶叶、丝绸、干果、锡蜡、水油、纸张、药材等。
2.湖口县入鄱阳湖至各处水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湖口县出鄱阳湖转往长江，东下江浙地区，西上湖北黄梅、鄂州抵达汉口等地，沿鄱阳湖南下则可达星子、永修吴城镇，再溯修水而上到达武宁、修水、铜鼓等地。
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在江西地区商品转运线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坐落在鄱阳湖畔的吴城镇，是明清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是一个重要的商贸与物资集散地。吴城镇交通便利，地处江西北部，位于赣江和修河入鄱阳湖之处。由于修水河是山区性河道，水浅滩多，大船难以顺利通行，所以江西各地运销外地的货物，一般都要在吴城镇由小船换装大船；而外地运销江西各地的货物，则须在此由大船换装小船。可以说，吴城是修河和赣江入鄱阳湖的咽喉。当时，江南的许多山地商品从吴城运至九江，转运长江，顺流而下到南京贩卖。其镇内号称“六坊八码头，九垄十八巷”，每天停泊船只多达千艘，有“装不完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说。
早在唐宋时期吴城镇就有商人贸易的记载，但一直至明代，吴城仍然“居民鲜少”，“店屋百一十数耳”。随着明代中后期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市场与其他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长途贩运开始频繁，经过吴城的商人日渐增加，当地的转运贸易也就日渐兴起，迅速发展成为“舳舻十里，烽火万家”的发达市镇，时人记载“出入鄱阳湖者，商贾辐辏……市廛萦迭，几无隙地”道光《新建县志》卷75，《艺文·重修望湖亭记》。入清以后，由于全国商品贸易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区域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江西的商品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吴城商品贸易更加繁荣。清康熙年间，吴城就已被称为“西江巨镇”，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同治《新建县志》中记载说：“拔起中流，蜿蜒数里，大江环其三面。民萃族而居，日中为市，商艘趋之。”同治《新建县志》卷79，《艺文》。自乾隆至咸丰的一百多年间，吴城的商品转运贸易更加繁荣，进出于江西的大批商货都要在吴城转运，其经济发展水平一度赶超南昌。
清末，傅春官在《江西商务说略》中详细叙述了当时吴城商品贸易的具体情况：“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道路所经，无大埠头，吴城适当其冲。故货之由广东而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迨道光二十五年，五口通商，洋货输入。彼时江轮未兴，江西之贩卖洋货者固仰给广东。若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凡江汉之需用洋货海味者，均无不仰给广东，其输入输出之道，多取径江西。故内销之货，以樟树为中心点；外销之货，以吴城为极点。加以漕折未改，岁运粮米出江。每值粮船起运，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江西官报》光绪丙午（1906年）27期。从中可以看出，在近代交通运输兴起之前，吴城镇一直作为南北货物汇集的中转站，无论南下广东还是北上中原的货物都在此转运，商品交易十分发达。通过吴城转运贩卖的商品，有大庾岭商道输入而转销北方诸省的广东所产杂货，有由广东进口的洋货及江西本地所产的木材、纸张、茶叶、苎麻，还有淮扬而来销往江西各地的淮盐，江西所产运往江浙、安徽的粮食等。
3.湖口县由杉关至福建延平、邵武两府水、陆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湖口县出发，到达南康府，然后再至都昌县，再经鄱阳县，在先后途经康郎山、八字脑、拓林、谢家埠、清远驿后抵达抚州府（临川），再经石门驿后抵达建昌府。在此由陆路途经杉关、光泽县等地，抵达福建邵武府（今南平市辖区）；然后由此经过顺昌县抵达延平府（今南平市辖区）。
这条商路是明清时期闽赣地区最重要的内部货运通道，它连接江西九江、南康、抚州、建昌四府以及福建的邵武、延平两府，纵贯两省。崇安县是由铅山至福建驿路的必经之处，王世懋《闽部疏》中所提商人所走之分水岭便在崇安县内。南康府林区山峦重叠，竹木及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建昌府药材贸易盛行，建昌药帮是明清时期江西地区重要的区域商帮。邵武府，光绪时“背山面海，物产妖娆”光绪《邵武府志》卷10《物产》。盛产松、柏、楠、檀、桑、槐等木材；延平府，物产有茶叶、毛竹等，茶油、桐油、柏油是当地比较重要的外贸商品乾隆《延平县志》卷45，《物产》。明清时期，这些地方丰富的特产经过该商路得以运往各地销售。
4.湖口县由涂家埠至宁州（今修水）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湖口县出发，途经南康府星子县，再途经新建吴城镇（今永修县吴城镇），在此溯修水西上，沿途经过涂家埠、建昌县（今永修县）、武宁县后，抵达宁州（今修水县）。
这是条江西境内商路。其中武宁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修河中游，地处赣鄂边界，其物产有香菇、板笋、猕猴桃、茶叶等，其竹木制品行销全省。宁州（今修水）位于赣西北，隶属于南康府，森林资源丰富，是重要的蚕桑基地。物产有猕猴桃、板栗、杨梅、枣、柿、油茶、油桐、乌桕等。
5.江西湖口县由袁州府至衡州府水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湖口县出发，沿鄱阳湖南下先后抵达南康府星子县、建昌县、南昌府治，再沿赣江途经新建、丰城、樟树、清江，在此再沿赣江支流袁水西上途经新喻县（今新余市）、分宜县、宜春县、萍乡县（今萍乡市），再由萍乡渌水入湘江至湖南醴陵、湘潭、衡州（今长沙一带）。
这是闽赣地区至湖南商贸线路。其所经萍乡乃赣西重镇，是江西对外开放的西大门。这条路线连接湘江和赣江水系，而湘江与赣江之间的商业交通交汇点就在江西萍乡、万载之间。湖南境内湘江东部支流渌水发源于江西萍乡，在湘潭南的渌口镇汇入湘江，萍乡治所之东宣风镇又是袁水的发源地，是东西向商业交通的水陆转运之所。
6.湖口县由江西至广东水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湖口县出发，沿鄱阳湖南下先后抵达南康府星子县、建昌县、南昌府治，再沿赣江途经新建、丰城、樟树、清江、新淦（今新干）、峡江、永丰、吉水、吉安、泰和、万安、赣州、赣县、南安府（今南康市）、大庾（今大余县），在大余县改陆路沿大庾岭商路至广东北江，再沿水路抵达广州等地。
这是闽赣地区至广东商贸线路。其所经樟树镇是江西四大名都之一，也是江西重要的药材贸易中心。大余县，位于江西西南边缘，居章江上游，大庾岭北麓，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北运货物由赣州溯章水至此，通过陆路运过岭；南来商货通过岭至大余县城，入章水可直下赣江。唐代张九龄监督开凿新路，修通大庾岭后，大余县地位日渐重要，至明代中期已经是“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清〕桑悦：《重修岭路记》，乾隆《大庚县志》卷18，《艺文四》。
7.湖口县至湖北武当山水、陆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湖口县出发，出鄱阳湖沿长江西上先后途经湖北省武家穴、蕲州（今蕲春县一带）、黄州府（今黄冈市一带）、汉口，再由汉水途经汉川、荆门市、荆州市、襄阳市、十堰市抵达丹江口武当山。
这是江西至湖北之间的商贸路线，直接由九江府上行至湖北，其所经蕲州位于蕲春南部，长江中下游北岸，是鄂东最古老的城镇，是长江中下游商品集散地之一。明清时期，福建、江西等地的许多商品都是经此路运销湖广市场。
（二）以饶州为中心的商路以及流通格局
饶州位于昌江、乐安河两大水系交汇处，水运交通发达。饶州府农业富庶，物产丰富，所属景德镇更是有名的瓷都，商业繁荣。明清时期以饶州为中心的商路主要通往安徽徽州地区。明清时期闽赣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徽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当时山林产品贸易的最大商帮。同时由于江西东北部与安徽毗邻，两省之间的商贸活动频繁。主要商贸路线如下：
1.饶州府由景德镇至休宁县水、陆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饶州府（鄱阳县）出发，沿着饶河水溯流东上，抵达景德镇，再改由陆路到达婺源而后再至休宁县。具体路程是：走水路九十里至狮子山，再走八十里至景德镇，于十八间桥住宿，然后改走陆路。一路先后途经黄泥头、湘湖街、落田、东流庙、鲤鱼桥、苦喘（抵达婺源界）、上排前、陈坑、巴塘冈、冲田、茅山、夹路、严田、船曹岭、长林、青化街、上河镇、花园、宅口、山坑、插关、浙岭脚、岭顶、下岭脚、庄前、管头、泥园、荷花桥、莫家坑、荷村、溪口、石口、黄泥塘、三望源、渭桥、南渡后，抵达休宁县。
2.饶州府至婺源县水、陆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饶州府出发，一路陆续途经乔麦湾、石头街、岭前、乐平县、宝兴寺、毛桥、湾头、黄沙、庄坑、婺源县、古坑、汪口（货船到此为止）。
3.饶州府由乐平县至徽州陆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饶州府出发，先后可经过乔麦湾、石头街、岭前、乐平县、宝兴寺、毛桥、湾头、黄沙、庄坑、婺源县、樟木铺、霍溪、古坑、汪口、江家湾、中平、芙蓉岭、对境岭、官亭、黄茅、新岭脚、山斗、五城、溪口，十里隔山铺、阂口、高堰、屯溪、朱塘铺、姚岭铺、黄墩、环山铺、黄山拱秀，抵达徽州府。
这三条自饶州出发至安徽徽州地区的商贸线路都经过婺源境内，婺源自古即为徽饶古道必经之地。明清时期婺源隶属于徽州管辖，其地盛产木材、药材、雪梨。饶州至休宁线路贯通鄱阳湖与新安江两大水系，因为鄱阳湖支流昌江发源于祁门境内，而新安江支流吉安水源头在休宁一带，从江西饶州出发，自鄱阳湖入昌江，进而进入新安江，航运可达祁门，当时徽州的祁门也是重要的水陆转运处。
（三）广信府铅山河口至福州府水、陆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河口镇出发，由陆路到达崇安县，再改为水运，可途经武夷山、漳滩、双溪口、白沙铺、和尚滩、叶坊驿等，抵达建宁府，再经太平驿、大横蜂、张湖等，抵达延平府，然后再经茶阳驿、罗汉阁、沧峡、黄田驿、水口蜂、大署铺、小署铺、白沙驿、羊源驿，抵达福州府三山驿。
这条线路贯穿闽赣两省，是连接两省山林产品贸易的重要线路。明清时期江西本地产品贸易的重要形式就是转运贸易，而广信府的铅山县就是一个重要转运地区，据《铅书》云：“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油菜，浙江之湖丝……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大量福建特产通过这条商路转运至铅山，再贩卖至各地。
江西中的茶叶、纸张是两个重要部分。而明清时期江西的河口镇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这两种特产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由于河口镇附近的各县及福建武夷山区盛产纸、茶，明清时期，在河口镇的商品货物集散和转运中，纸、茶成为了大宗商品。河口制造的连四纸、奏本纸、柬纸都是当时著名的纸张品种。而河口红茶更是被誉为茶中珍品，乾隆年间河口镇就有茶行将近五十家，“商家买办，每年不下百万斤”。从万历《铅书》的记载可知，河口镇在明代中后期的短短几十年，由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市集一跃而成为规模庞大的市镇，不仅仅是因为本地纸、茶等产品的生产加工、集散和销售，更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区域商品集散地，承担着集散、转运东南闽赣地区各种商品贸易的任务。
大批来自福建、广东、湖广、江浙等地的商品货物汇集到河口镇，进而贩卖至江西各地，而江西本地的特产也通过河口转运全国。转运贸易的繁荣，促使河口镇迅速发展，正如万历时铅山人费元禄在《甲秀园文集》中所说：“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盖其舟车四出，货锁所兴，铅之重镇也。”〔明〕费元禄：《甲秀园文集》卷13，《清课》。入清以后，河口地区继续发展，乾隆年间的河口非常繁荣，据乾隆《铅山县志》中记载说：“迄升平日久，生齿日繁，山川虽故，风景较新，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绕岸尽是灯辉。”乾隆《铅山县志》卷1，《疆域·镇二》。另据《清续文献通考·舆地十·江西》记载，河口“估舶自所聚，商务勃兴，人口约五万”。
（四）以赣州为中心的商路以及流通格局
赣州处于武夷山脉、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汇地带，被称为“千里赣江第一城”。由于地处交通要汇，与长江水系、珠江水系、闽江水系均有通达，从而吸引了各地商人来此进行商贸活动。
以赣州为中心的商路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向东可至福建汀州府、潮州府；一条是向西经大庾岭至两广。前一条又有水陆路之分，水路具体为：水运至于都县、会昌县、瑞金县，至古城经陆路抵达汀州府，然后再改由水运经过蓝屋驿、上杭县、大孤市、峰头等，翻山经石上、大浦县、三河驿、产溪驿等，抵达潮州府。陆路则由赣州出发，经岑口冈、沉香村，投宿，再经瑞金县、古城，抵达福建汀州府。
赣州是明清时期江西重要的商业市镇之一。下西南可至广东潮州府，往东南则到福建的汀州府。汀州府，位于福建西部汀江上游，盛产木材，有松、植、杉、樟、楠、桐、桑、乌桕、冬青、槐、檀、杨柳，蓝靛、漆是其重要货属，乡民因此获利颇丰。
（五）以袁州为中心的商路以及流通格局
袁州位于江西省西部，袁河上游，被称为“赣湘孔道”，是赣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袁河发源于武功山金顶峰北麓，流向自西向东，经芦溪、袁州、分宜、渝水、清江等区市县，汇入赣江。袁州境内盛产竹木、茶油、苎麻、辣椒、百合、药材等物。
1.南昌府由袁州府至茶陵州水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南昌府至渌口、山门、朱亭，再经都石驿、衡山县、雷家埠小河口、吾集、大岳滩、芒州、草市、攸县、桥下、铁冈滩，抵达茶陵州。
2.樟树镇由袁州府至衡山县路
该商路路线大致是：由樟树镇出发，途经临江河口、萧滩、滩头、黄土、罗家坊、中郭市，抵达新喻县，再经杨村、版壁铺、水口、绣塘、钟山洪，抵达分宜县，再经金堂铺、昌山铺、滨江、深新铺、杨冈、石牌、桑岩、黄石、下浦，抵达袁州府，再经十地江、五江口、岩凤下、沙泉、西村、张家坊、杨村湾、仙峰，抵达萍乡芦溪，改由陆路到达萍乡县，然后途经湘东、醴陵县、渌口、都石驿，抵达衡山县。
位于该线路上的樟树镇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一直是全国闻名的药材集散、加工和贸易市场。明清时期樟树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地处赣江中游的赣江和袁水交汇处，从樟树溯赣江而上，越大庾岭可达广东；顺赣江而下，过鄱阳湖可通中原诸省；由鄱阳湖转信江水道，可抵闽浙；溯袁水而西，经新余、袁州、萍乡至湖南醴陵入湘江水系可达洞庭湖，樟树镇因此成为“江广百货”往来贸易的流通中心。
樟树镇的药材加工起源很早，相传东汉著名道学家葛玄就曾在镇东南阁皂山采药炼丹，因而葛玄被尊为樟树药业的鼻祖。唐代时该地出现了“药牙”，北宋时还建有“药师院”，明代改名为“药王寺”。南宋时期，其地形成了专门进行药材商品贸易的“药市”，镇内有药店、药号两百余家，每年农历九月举办“药市”，药商云集，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可以说，宋元之际，樟树药材市场在东南地区已颇具影响。明清时期，樟树药业进一步发展。明正德以后，樟树镇逐步成为全国南部药材贸易码头，万历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樟树镇在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至明中后期，樟树店铺、商号、居民显著增多。镇区周回十里，有七坊、十一巷。
清代，樟树镇的药材市场规模继续扩大，如乾隆后期，樟树药业“为川广南北药物所总汇”。清代樟树药业最盛时，中药行号铺店有数百家。而在全国药材市场上也逐渐形成了以樟树药材商人为主的樟树帮，其影响遍及豫、粤、滇、黔、蜀、鄂、湘等省。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樟树仍为江西第二大镇，药材贸易岁额数十万元。除药材贸易之外，樟树作为赣江流域最重要的商货流通中心，据《樟树镇记》记载：通八省之利……列肆多食货，若杉材、药物、被服、械器诸为民用者，百里环至，肩摩于途；皂矾赤朱，綦巾大布，走东南诸郡。乾隆《清江县志》卷28，《艺文九·樟树镇记》。外省输入货物汇集于此，而本省赣西和赣中的竹木也由此顺赣江而下经樟树运往江南。从康熙后期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以药材市场为代表，樟树的山林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清末傅春官在《江西商务说略》中谈到清代中期樟树镇的商业盛况：樟树居吉安、南昌之中，东连抚州、建昌，西通瑞州、临江、袁州……故货之由广东而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趸存，至樟树而分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江西官报》光绪丙午（1906年）27期。总之，闽赣地区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两江、一岭”区域几乎占到闽赣地区面积的一半，其余的大大小小的几千条河流，更是构成了连接闽赣地区经济命脉的毛细血管。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五个中心城市（九江、赣州、福州、饶州、袁州），全国各地的商人涌入到闽赣地区进行山林产品贸易，从而形成了以这五个城市为中心，散发到全国各地的商路格局。对这些商路以及商品流通格局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有如下特点：第一，这些商路中，水路占到了绝大多数。原因在于水路运输较陆路运输更为快捷、便利、节省资金。第二，以湖口为中心的商路极多，占到七条，大量山林产品通过湖口转运到全国各地。可以说，湖口是闽赣地区最大的山林产品的转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