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起点
经济转轨以前，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2年，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初创时期。新中国建立前，除解放区外，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包括外国资本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民族资本所有制、封建土地资本所有制、劳动者个体所有制五种形态。新中国建立后，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演变，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劳动者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四种主要形式。1952年，四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1 。 5%、34 。 6%、20 。 6%、3. 3%；其中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实力最为强大。当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45∶ 55.
第二个阶段从1953年到1956年，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确立时期。1953年开始的“一化三改”，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大增加。到1957年，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1 。 5%上升至53 。 6%，集体企业所占比重由3 。 3%上升到19%，城乡个体由20 。 6%下降为0. 8%，公私合营和私营经济为26. 4%。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各主要部门均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大中型企业又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同时其他经济成分也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这样一种比较合理的所有制格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认为，“一化三改”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惟一的经济基础，这显然又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
第三个阶段从1957年到1978年，是我国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公有制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掀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非公有制经济已所剩无几。“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加盲目和片面地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一方面，排斥公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一切非公有制经济均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低估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将“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大搞所有制的“升级”、“穷过渡”和“合并”运动。其结果，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主要表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他经济成分几近绝迹。至1978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占56%，集体经济占43%，非公有制经济仅占1%。
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脱离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无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否定，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自然也无法发展起来。经济失去了协调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市场上物资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我国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就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开始调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的。
二、所有制结构演进的绩效：结构多元化
（一）所有制结构演进的模式：渐进式创新
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相应地，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演进也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
中国渐进式改革开始后的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成长，而我们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有一个逐步突破的渐进过程。与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逐步突破相适应，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国所有制结构演进的主要特点，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开始，我国所有制结构演进的主要特点，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补充”的地位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如果将转轨中成长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称为新体制经济成分、体制外经济成分或体制增量经济成分，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可将原有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称为体制内经济成分或体制存量经济成分。这样，转轨中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就具体表现为在体制存量改革的同时，在公有制经济周围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既以体制内经济成分的改革催生体制外经济成分的成长，又以体制外经济成分的成长，形成体制增量对体制存量的外在压力，促进公有制经济的改革。最终形成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局面。因此，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呈现了明显的渐进式特点。
在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这一渐进过程中，所有制结构不断地朝多元化方向演进。
一方面，体制内经济成分的改革催生了体制外经济成分的成长。（1）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土地集体所有外，其他生产资料允许农民私人拥有，并鼓励农民购置大型生产资料发展农业，从事工副业生产或运输，鼓励乡镇和村办工业的发展。个体和私营的乡镇企业的出现，显然改变了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加速了农村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进程。（2）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的理论指导下，国营企业的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虽然放权让利并没有改变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性质，但这种改革的初步尝试对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经过几年的实践，一些小的国有企业逐渐积累起相当实力的自有资金，一些经营者也因此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回报。正是这批资金在所谓的“体外循环”中渐渐地在新的投资设厂中变成了一批非国有制企业的初始资本。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积极培育体制增量，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1）出台相关文件和政策，鼓励和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2）通过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将一部分国营或集体小型工商企业转让给个人经营或私人经营。（3）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外商在我国进行合资、合作或独资经营。（4）探索发展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股份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
经过上述演进，我国原有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终于被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所取代，形成了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新格局。
（二）所有制结构演进的数量分析
我国当前的所有制结构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一种是公有制经济；另一种是非公有制经济。国家统计局于1998年9月制定的《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将经济成分划分为两大类别、五种成分类型。第一类为公有经济，其中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成分类型；第二类为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有经济、中国港澳台地区经济、外商经济三种成分类型。
由于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发生在包括农业、工业、商业、金融、商贸服务等领域，所以，从经济的整体领域考察所有制结构及其变化显得十分必要。但是，因为数据资料的局限，目前所有制结构的数量研究都只是从一个侧面或一个角度来进行，如以工业为代表分析中国所有制结构。这些研究或者以资产比例，或者以产值比重，或者以就业人数作为所有制的表征指标。本章以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尺度分析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为对比起见，同时也从就业人数及其比例的角度考察所有制结构。
1. 从工业总产值的变化看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从工业总产值的来源及变化情况来看，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国有工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整个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平均每年下降约2个百分点，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下降速度呈现加速趋势。2000年开始因统计口径变化，与前些年不好比较，但仍可以看出国有工业所占比重的下降趋势。
第二，集体工业所占比例有所上升。1978年以后至1998年的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约0 。 7个百分点。集体工业的增长，导致在公有制工业内部发生了变化，集体工业所占比重超过了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到1998年，集体工业高于国有工业约10个百分点。
第三，城乡个体工业快速增长，产值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以后至1998年的20年间，平均每年上升约0 。 9个百分点。
第四，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以上。由于其他经济类型中包括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经济等混合所有制经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全国工业增长中所处的地位不断上升。
2.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看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情况来看，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国有经济的比例下降。1980年，在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中，约82%发生在国有经济部门。此后，国有经济投资总额尽管从绝对值来看是不断递增的，但其所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逐年降低。1985年为66%，1998年为54%，2001年为47%，2002年为43%。
第二，集体经济的比例上升。20多年来上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
第三，公有制经济仍然居于主体地位。2001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达61%，远远高于非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例39%。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大幅度增长。由转轨初期的13%上升到2001年的相对比重达39%。1981～1985年间，非公有经济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为35 。 74%，1986～1990年为14 。 1%，1991～1995年个体经济以21 。 1%的年均速度增长，1996～1998年为17 。 9%，其他非公有经济成分年均增长率为35 。 3%。在整个80年代，个体经济固定资产年均增长24 。 9%，90年代为18 。 0%，其他非公有经济在1994～1998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5 。 3%。虽然在1991～1995年间个体经济固定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明显地低于整个经济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但其他非公有经济如外资经济、中国港澳台地区经济在迅速增长。整个80年代是个体经济的重要发展时期。90年代开始，非公有经济内部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个体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外资经济迅速发展。
3. 从城镇从业人员的变化看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从城镇从业人员的变化情况来看，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特征是：
第一，国有经济吸纳的从业人员不断减少。从绝对值而言，先是低速增长，后转为递减；从相对值来看，国有经济中吸纳的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78%下降到了2002年的29%，下降了将近50个百分点。它表明，人力资源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从国有经济部门流出，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发挥作用，人力资源开始在整个经济体内重新进行配置。
第二，城镇集体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也在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一部分集体企业转化成其他类型的企业，从而导致从业人员的减少。
第三，非公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迅速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6～1990年），整个就业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 。 5%，1991～1998年的8年内，非公有经济部门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却高达18 。 1%。此后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吸纳的从业人员已经占到67%。这充分反映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经济等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也反映出它们良好的发展远景。
总之，在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中，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上升。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集体经济的比重上升。但在经济总量中，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从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结构多元化的制度诠释
对于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理论界已有很多解释。比较流行和有影响的理论大致有两种，即“生产力说”和“市场说”。
“生产力说”就是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我国经济转轨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多元化。按照“生产力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化程度不高，并且是多层次的和不平衡的，与之相适应，就必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
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来说明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把生产力水平当成所有制形式确立的惟一条件，则值得斟酌。如果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依据归结为生产力的不发达，既不符合人类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又不符合当代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力状况，也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潮流。它回答不了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和多层次、不平衡性就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为什么又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呢？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公有制，而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确立的是私有制？现实中的某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力比一些国有企业的生产力要先进得多，有的甚至接近或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水平，为什么它们还有存在的必要？还需要大力发展呢？
“市场说”就是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要以多元的所有者主体的存在为前提这一理论出发，证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
“市场说”看到了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结构的内在联系，对于转轨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原因的论证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为什么还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市场经济本身是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来的。
因此，在笔者看来，仅用生产力说和市场说来论证所有制结构必须多元化，似乎过于简单。笔者的观点是，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变迁，自有其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性，我们理应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揭示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原因。
首先，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成功之处更多地体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我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是以农村为发源地的，具体来说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基层干部群众“自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是一个自发演进的典型。由于农民在旧体制中是受压抑最重的利益主体，农民寻求体制变迁的冲动也最强烈，制度变迁也就容易实行，结果农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一条重要演进轨迹。在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中倡导大胆创新、大胆实验，并在实践证明是合理的情况下加以普遍推广。个人、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了空前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这是一条成本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诱致性变迁之路。
其次，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不是单纯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完全是自发秩序的产物，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变迁在充分尊重改革的自发性和发挥个人、基层单位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同时，坚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组织和协调。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如农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兴办“乡镇企业”、搞“股份合作制”等）就需要适当集中与统一，以便保证改革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局部地区农民的“创举”很快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迅速推广。城市经济改革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国有经济从扩权改革到承包制试点，从股份制试点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一不是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政府积极推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一过程的演进大致表现为中央向地方政府分权（强制性变迁）→各级政府向企业分权（强制性 ＋诱致性变迁）→多中心分权（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三个阶段。这便是政府决策者动用最终控制权对所有制改革目标进行的适当调整与引导。因此，尽管各级政府和广大基层组织在所有制变迁过程中拥有许多的选择自由和机会，但其范围是有相应限制的。政府对改革过程从整体上进行的规划、组织和协调，既充分利用了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较好地解决了所有制结构变迁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防止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控，又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选择了比较有利的制度变迁方式和路径，及时将群众自发创造而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制度变迁经验有组织地推广到全国，从而弥补了局部改革的不足。
也许有人会说，笔者以上描述的仅仅只是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变迁的方式，而并未说明这种变迁的结果———结构多元化的原因。的确，在探寻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原因时，仅仅停留在所有制结构变迁方式的描述上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对所有制结构变迁方式的描述，对于揭示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原因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为我们寻求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原因开辟了道路。事实正是如此，在对所有制结构变迁的方式有了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后，我们就找到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真正原因。
第一，在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所有制结构演进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公众不断重复的博弈促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是权利重新界定和相应的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一般而言，制度变迁的路径就取决于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的一致性和博弈的讨价还价能力。任何一种均衡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的界定总是偏向于谈判或讨价还价能力占优势的行为主体一方，力量对比关系超过一定的限度后，必定又会导致均衡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的变化，从而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所有制的变迁而言，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人们占有生产资料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也就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在所有制关系的调整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家庭、家族、企业、事业单位与社区、阶层、国家（政府）等之间必然展开利益的博弈，正是这种博弈决定了所有制结构演进的目标和结果。回顾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过程，我们发现，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这一渐进创新过程，实际上正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不断重复博弈形成均衡的过程。也就是这种博弈过程促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个体经济最初是零星地、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些是体制内改革的伴生物）。当个体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后，政府及时地制定相关政策加以扶植和引导，使其迅速成长起来，有的个体经济由此壮大而成为私营经济。至于外资经济，从自发的、零散的边贸起始，到在经济特区的迅速成长，再到全国范围的规模性发展，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说，政府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每一次理论上的突破和政策上的创新，就会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从社会主义经济“补充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说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上的突破，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政府在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制定和供给政策，更在于提供法律保障，特别是提供宪政改革的支持。经济转轨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达200多项，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所有制结构的演进，特别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作用。在所有制问题上，我国曾走过一段弯路，即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这样难以广泛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投身到国家的建设当中来。改革开放后，政府允许个体户、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1999年我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并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修宪极大地激发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与此密切相关的。最近，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相关规定。这无疑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政府制定和供给的政策，以及政府提供的法律保障来看，政府是在逐步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而这实际上是政府与社会博弈的一种均衡结果。政府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最初目的其实很简单：扩大供给，缓解“短缺”，同时解决城镇就业压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但政府允许和扶植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无疑给一部分捕捉和搜寻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行为主体（个体、组织或集团）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非公有制经济一旦被允许发展，就以比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发展，它们所持有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它们与政府的博弈均衡也就越来越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从而使其与政府在博弈过程中的谈判能力也在逐渐地加强。政府与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这种动态博弈不断重复，其结果便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逐步成长和发展。
第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目标决定了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前提的，这便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的演进中不管其如何发展壮大，都只能处于非主体地位。这是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一个最基本的约束条件。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原因内在于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变迁的规律之中，而不能仅仅以“生产力说”或“市场说”来解释。其实，从生产力的角度只能说明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合理性，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只能说明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外部环境，二者都无法对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机理作出实质性解释与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