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打上门来，将中国人痛揍一顿，这才能让中国人清醒，因为英国人虽然杀了我们很多人，给我们吃了很多鸦片，抢走了我们很多银子，但我们应该感谢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打碎了我们2000年的大磁场，这一下让我们从思想的囚笼里解放出来。
汉武帝之罪
如同罗马皇帝尼禄一样，他的权力和富有导致他人性中的完美主义过于滥用，甚至不惜烧毁罗马城，因为他想按照他自己的设想重新建造一座新罗马城。
我没有自虐倾向，因此我希望你也不要有施暴倾向，听我说完。读一点康德哲学就会明白经验和理性的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只有经验而没有理性，因此中国只能不断改良旧制度，而无法创新制度。秦帝国在统治上建立了统一王朝，汉武帝在思想上建立了统一思想，同时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中国必然要趋向大一统，因为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竞争，副作用也就产生了。要知道，人类的竞争不仅仅是利益的竞争，也是思想的竞争，但北方各民族只有军事入侵性，而没有文化入侵性，因此，他们根本无法给中原文化带来竞争性的威胁，中华文明也就长期在单一的方向上自行发展，这就像是没有参照物的物体在自由运动，它只是依靠惯性向前运动，其结果是中华文明在大一统方向上越走越博大精深，但在文明程度上却无法发生跃迁，就像是电子在没有某种能量的激发下，是无法向高级轨道跃升的一样，它只能在旧的轨道上拼命旋转。儒家学说和集权大一统制度就像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场，所有中国人都在这个大磁场内，每一个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在-自由的空间，而只是这个庞大磁场中的一个分子。而人的思考判断需要自在-自由的空间，康德解释的很清楚，人的知识判断是这样形成的：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有了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时空空间，在这个时空空间外的一切都是物质的和经验的，人需要把这些对物质的感觉、经验拿进自己的空间里，然后乘以自己的理性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结论，这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集权大一统制度就是将我们个人空间纳入到了大磁场中，我们没有了个人时空；儒家思想又抽走了我们思想中的理想分析部分，因此，我们一出生就成了一个只有感觉、经验的人，而没有了自己的时空和理性分析能力，因此，我们便成了“工蚁”——如果每一个工蚁都能自由思考，都有一个自在-自由的空间，那蚂蚁社会还能存在吗？儒家的伟大就是给出了一个世界观，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思考了，只需要按照他的教条来实施就行了。其实这也就是一种宗教，“上帝”也给出了一个世界，因此，人们只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活动就行了，“上帝”以外的事他用了一句“上帝无所不包”这个欺骗式的概念而排除了。儒家思想的方式与此一样，但他比上帝伟大，因为他把人们能想到的概念都先想到了，并且用看似合理的解释给统统解释了一遍，儒家思想用一个庞大的体系，将经验这些东西统统整合了一遍，给出了先验性的原因、过程、结果等这些概念和结论，于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而人们无论怎么转，怎么走实际上都是在儒家的掌心里，这就像是一个人一出生就在一个大宫殿里，从来没见过宫殿以外的山川河流，宫殿的主人告诉他，世界就是这个宫殿，宫殿以外什么都没有，这个人原本不信，但他走了一圈，发现无论怎么走，都是在宫殿里，无论哪条路，最终都是在宫殿里绕圈子，于是也就相信了。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被儒家圈进了中国大宫殿，人们只能在宫殿里搞搞装修，以便让日子幸福起来，直到英国人突然冲进了宫殿，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宫殿以外还有世界，他们的制度竟然和我们的不一样。关于中国没有哲学，自然也就没有“哥白尼式的革命”，因此，只能等到英国人打上门来，将中国人痛揍一顿，这才能让中国人清醒，因为英国人虽然杀了我们很多人，给我们吃了很多鸦片，抢走了我们很多银子，但我们应该感谢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打碎了我们2000年的大磁场，这一下让我们从思想的囚笼里解放出来。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的重大国策列举出来，然后分析它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影响，这样就一清二楚了。
以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意志，为了集权，将国家司法权力收归为皇室及其代表的官吏，开创了人治社会，中国自秦时的古典法制社会终结——秦朝奉行的是战时国家法制社会，汉初至景帝时期奉行的是和平国家法制社会。
汉武帝一手结束了国家执政思想所奉行的道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实际上相当于现代政府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涉的思想，如在经济上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国家只进行法制建设等。对汉武帝这样有强烈权力欲的帝王而言，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他富有野心的政策。汉武帝掌握政权不久就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朝中大力提拔儒家弟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二次思想统一，第一次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十分符合集权模式统治的胃口，所以被中国后来的君主广泛接受，儒学也由此成为中国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国以后的国家意识，也由此造就了长达2000年儒学社会，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僵化。在秦统一前，儒家、墨家、道家是中国三大主流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变成了儒家、佛家和道家，南怀瑾对这三家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曾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里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具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来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四库全书》的主编纪晓岚曾说过一句：“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这话似乎说的没错，但细想想又觉得不对，到底真的是因为孔夫子这批人真的已经把世间的道理都说透了，还是因为后人没有能超越孔夫子这批人的？或者说，是孔子这批人的思想禁锢了后人的思考？
汉武帝强者之音体现在了对匈奴的战争上。实际上，无论是汉帝国、或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或者历史上多数的农业帝国，都一直受到游牧蛮族的威胁、侵袭，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比较起来，也只有积极的防御政策结合适当的财富收买才是最有效的——其实，欧亚大陆上的游牧蛮族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想完全占有一个国家——象蒙古风暴那样的事并不多见，他们只是受残酷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得不用掠夺的办法满足生存和部分贪婪的需要，胃口往往并不大，所以相隔万里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在多数时间里采取十分相似的办法，即一边防御和一边施以财富贿赂的模式来消除北方的威胁，如漫长的防御城墙（罗马帝国也有长城）、和亲制度（罗马较少，汉朝较多）、大笔的财富输出（无论以什么名义）。实际上，汉武帝对匈奴的讨伐战争并没有达到最初的消灭北方威胁的战略目的，仅仅暂时减少了匈奴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其实还没有等到汉武帝退出历史舞台，匈奴人就已经卷土重来了，在汉武帝后期，甚至让李广利全军覆没。在汉武帝时期整个战争损失上付出的代价更大，即使是直接的军事损失——士兵、物资、战场控制地域等，汉朝的损失也是比匈奴大。
汉武帝的对匈战争，为后世的中原王朝下了这样的战争结论：即中原国家可以通过集结大量的军队和长期的军事准备，赢得短期战术上的胜利，而不可能完全根除北方的威胁。如果说，汉武帝的这次战争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他为后世做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尝试，如果说其先祖刘邦那次讨伐被围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国力不足的话，那么这次汉武帝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汉朝作了所有准备，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这就是为什么后世中原王朝就很少进行大规模的北伐的原因。汉武帝失败的战争由此奠定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蛮族的基调。
破坏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和法律。汉武帝为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不得不将一个盛世的国家强硬地转到战时轨道上，由此而导致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黄老思想下的政府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府并不过多地干涉社会经济活动，更绝少直接参与某些经济领域，政府只负责完善法律、保证司法公正，即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纠缠的裁判者、维护社会公平的守护神。而汉武帝打破了这一切，朝廷直接将盐、铁、酒等行业收归官营，这样政府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一个赛场上怎能指望一名球员既执行球员的义务又公平地执行裁判的职责呢？尽管秦始皇也曾将国家纳入到战时轨道，但那时在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必须的，并且秦始皇治国的根本手段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法律严明，而汉武帝则一手毁了朝廷不辱法律这条戒律，奉公守法这条为官基本准则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破坏了官吏制约机制。汉武帝对国家强制手段直接导致了官吏的权力没有必须的制约机制。人欲在不受制约的时候总是想为所欲为。汉武帝亲信的人员往往拥有莫大的权力，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人的狐疑本性导致皇帝疑心重重。人都是有怀疑意识的，这是人类和任何生物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但人类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能理解自然和利用资源，二就是能用理智节制欲望。自然，我们不可能用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封建社会皇帝，但汉武帝一手破坏掉了本能够制约人欲的机制，这为中华文明在制度制约方面的基因产生了一个缺陷，使其有效性大为降低。
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受到破坏。我们现在都知道诚信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但自秦国“商鞅变法”起，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古典的诚信社会，法家治国思想是诚信社会的唯一保证。汉武帝独尊儒术、集权、官营经济、强制社会、和大行巫诂之术、举报制度都等于直接在社会上用猜忌、诬陷、渎职之风代替了原本秦、初汉时期社会的守法、诚信、公正的社会模式，搞得人人自危。
汉武帝还完成了一个循环，即从秦暴政到刘邦政变、再到文景走向繁荣盛世，再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社会重新陷入混乱，国家再次走向低潮，从秦的暴政再到武帝的暴政，未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往复。
自然，如果说景帝之后不是刘彻继位，而是其他一个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就是人治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会有一位另类的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人治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智对抗的社会。所以说，我对此的评价是，刘彻本人毫无过错，但汉武帝则既为中国社会做了伟大的战争尝试，也种下了太多负面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汉朝在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强盛起来，等到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显得十分衰败，直至诸侯争雄。这种结果也可以说直接起源于武帝。
在“贪婪是优点”的观点支配下也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样话。两者的句面上看，后者好像是一句激励士兵积极向上的格言，而仔细想一下，后者与前者“贪婪是优点”这句话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人怀疑，巴顿无疑是一个好士兵，也是一位卓越的将军，但他口无遮拦的言行，不也透露着一介武夫的心理吗？——美国如果可以打败德国，那么也可以打败苏联，否则将军何处用武呢？朱可夫是个混蛋，巴顿不是吗？拿破仑不但当了将军，还坐了皇帝，也许欧洲历史应该统一在一个中央政权下，但当时不会有多少人认同这种统一方式，拿破仑作为军事家的当然是伟大，但作为政治家则不然。这是一种人性的勃兴：其实拿破仑与巴顿、安然和安达信的CEO们没什么区别，只是位置不同而已，都是为了人性的完美主义。
皇帝需要的是忠诚和愚蠢
科举考试早在宋代就成了成语了——“谬种流传”这个成语知道人不算多，成语字典解释说，这出自《宋史·选举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谬种流传。”俾，使的意思，缪，谬的意思，意思说，科举考试制度早已腐败透顶，被录取的人其实大多没有真才实学，以后这些人又成了主考官，结果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是谬种流传。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名老外李约瑟，他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科学技术史》，很有名，因为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在2000年里始终处于世界科技的前沿，他为此感到迷惑不解，于是有了一个“李约瑟谜团”，就是他说的，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学技术作出过很多重要的贡献，可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李约瑟一个人不知道，整个中国老百姓都明白怎么回事，不过他的大作倒也吓了中国人一跳：我们有那么先进么？后来中国本土科学史研究人员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原本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原来曾经是世界领先技术呢！
以李约瑟为首的一批中国粉丝们除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以外，当然也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一番研究，结果更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国很早就已经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人才选拔机制，那就是科举制度，于是再次赞叹不已。
李约瑟等中国粉丝们在那段时间里对中国古代可以说顶礼膜拜，当读到李约瑟的大作的时候，当时郁闷的奄奄一息中国社科文人无异于注射了一支强心剂，顿时活跃起来，似乎重新找到了自信，也重新审视起中国历史中那些骄人的成绩，并且纷纷著书立说，以自豪的神情赞美老祖宗的那些玩意。
其实，李约瑟是在对比欧洲历史的基础上赞美中国的，拿纷乱的欧洲与大一统的中国相比本身就是一种侮辱，长期保持大一统状态的中国拥有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并不应该让人感到奇怪，这是应该的；李约瑟这种比较甚至也是一种歧视和侮辱，任何一个大一统大帝国都曾有过辉煌的文明，今天纷乱的大中东，在阿拉伯时期也曾保持过五、六百年的辉煌，与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唐帝国相比毫不逊色。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是什么？是偏居世界一隅的一群海盗，一群整天只知道打群架的小丑，一群生活在肮脏世界里的龌龊鬼，欧洲历史上几乎就没有建立过像样的高度发达的集权专制社会，别提罗马，那只是一个军事帝国，除了军事，罗马一无是处，一个数百年的庞大帝国，竟然在文明、文化、科技上几乎没什么进步，甚至都不如一个古雅典，它除了“伟大”也就没什么可炫耀的了。
以科举制度为例，李约瑟实际上是在拿欧洲的贵族制度与中国的科举制度相比，所以才得出个优秀的概念。其实，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是一个海洋文明，中国是一个大陆文明，两者从根上就不是一路人。欧洲实行的是贵族制，这个贵族也与中国的贵族不同，欧洲的贵族是真正的世袭制，因此在欧洲，国王的地位要高于皇帝，因为国王是贵族的代表，是世袭的，他的权力是与生俱来的，而皇帝不过是一个最高执政官，他的权力是由元老院这样的的贵族组织赋予的，换句话说，欧洲的所谓皇帝不过是一个代理人，其地位相当于总经理，位置虽然高，也行使权力，但实际上真正拥有实权的是董事会，由贵族组成的董事会才是真正的实权者。而中国则相反，中国是集权制，皇帝是金字塔的顶峰，是一个家天下，欧洲则没有家天下的概念，尽管罗马皇帝和汉帝国皇帝看起来差不多，但如果两者见面却如同美国总统和俄国沙皇见面一样，虽然都是各自国家的元首，但俄国沙皇是集权制的元首，他是俄国的家长，而美国总统不过是一个被赋予权力的代理人。中国皇帝是中国的真正老板，整个中国都是他的私有财产，因此，虽然同样都叫皇帝，但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说到这儿，不得不骂一骂中国那些搞社科的人，中国和西方本来是两个大相径庭的文明，但却往往用欧洲的概念、词汇解释中国的事情，结果张冠李戴，混淆视听，就比如皇帝就不是一回事，封建的概念也不是一回事，但拿着高薪的中国社科人员却把这两者混同，结果越解释越乱，弄得中国民众以为欧洲皇帝和中国皇帝是一样的，其实文明的差异是根本性的，不提根本，却从技术上将中外文明内的种种体制、法律、文化作比较，怎么能不混杂？应该首先就从根本上明确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区别，从粗线条上就表示出这些文明是不同的，比如，中国是世俗社会，欧洲是宗教社会，伊斯兰文明也是宗教社会，但欧洲的宗教社会和伊斯兰的宗教社会也有不同，欧洲是政教分离的社会，而伊斯兰世界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在名词使用上，中国是皇帝，在讲解欧洲文明的时候就不应该用“皇帝”这个词，一般民众弄不懂拿破仑登基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教皇给他加冕，好像教皇比皇帝大，而在中国普通概念中，皇帝才是最高的，只有他给别人戴官帽子，没有人敢给皇帝发放官帽子，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对这个问题很迷惘，不知道怎么回事，问当时的历史老师，老师也是一知半解，最后说了一句，你考上高中就知道了。读我现在这本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知识分子，他们当然知道欧洲皇帝和中国皇帝不是一回事，但别忘了，中国民众中历史知识只有初中水平的人很多很多，而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体，那些社科人员忘记了自己的一个责任，那就是普及，他们总以为自己清楚了，写了几篇论文，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其实，他们的职责是把历史解释清楚，至少不要干那种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事，把基本概念搞得一塌糊涂。
科举考试早在宋代就成了成语了——“谬种流传”这个成语知道人不算多，成语字典解释说，这出自《宋史·选举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谬种流传。”俾，使的意思，缪，谬的意思，意思说，科举考试制度早已腐败透顶，被录取的人其实大多没有真才实学，以后这些人又成了主考官，结果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是谬种流传。
中国科举制度表面看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才选拔机制，使得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官吏阶层，这样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就有了一条上升通道，底层人中有有能力的人可以从这渠道上升，李约瑟也赞美的也就是这点，因为在欧洲实行的是贵族制，贵族是世袭的，底层的人在理论上永远处在底层，没有成为贵族的机会，也就是没有中国这种从底层曾选拔人才的机制。如果单从机制上比较，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确十分优秀，而且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很多杰出人才也的确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似乎这就证明了中国科举制度是成功合理的，实际上，这是只知表而不知里，对科举制度的宏观意义并没有看透，包括李约瑟，他也没有看透。
中国科举制度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他是一个无形的国家奴化思想的教育和愚民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选拔的标准掌握在统治层，出什么题、考什么内容、什么样的答案是让统治层满意的是由统治层掌控的，而只有那些考试合格的才能被选中，被选中才有机会做官，才有机会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为此，民众必然要学习那些上面要考的内容，上面要考得就是四书五经这类儒家经典著作，而其他的学说、科学技术很少有机会成为考试的重点，所以，从一开始，人们就以学习儒家思想为主，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所谓的科举制度从一开始也是一个筛选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擅长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说，或者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研究，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那你基本上也不用参加科举，因为科举不考你擅长的这些，所以，科举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从儒家学派中选拔人才，而不是一个全面的人才选拔机制，李约瑟感到迷惑，中国的确有领先的科学技术，但是有领先的科学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吗？没有，所以，中国历史的各种伟大人才中，出身理工科的极少，有那么几个出类拔萃的也大多是在不重要的岗位上，比如古代的什么研究所之类的研究机构，从来没有成为掌握实权的政要。
科举制度和流官制度是配套的，而流官制度看起来也比欧洲的贵族制度要先进，但实际上，马克思说得对，生产关系一定要和生产力适应才行，否则就容易出现革命，从不带感情的客观理性视角来看，农耕时期，最适合的制度其实就是世族制度，贵族制度也较为接近，但还不够完美，中国的世族制度是最适合小农农业经济模式的，因为地主阶级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农业生产，他们相当于农业经济中的管理层，是一群有着千百年经验的优秀管理者，对土地、对农业、对农民、对农耕社会都十分了解，因此，中国的农耕文明才是最发达的，中国农田的精耕细作水平才是世界最高的。欧洲的贵族也是土地的所有者，也需要对农业生产负责，但欧洲同时还是一个战乱社会，而战乱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需要发达的商业，因此，中国每逢乱世，商业就会变得发达起来，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物资流通，各国的产品不一样，需要交换，而大一统时期商业需求较低，因此商业也多处于低谷，中国商业的第一个黄金期是春秋战国，欧洲则长期处在战国时代，因此，欧洲实际上是一个半农半商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而中国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农业文明。李约瑟显然没有接受多少马克思教育，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解的不够深入。这也就是说，由地主形成的世族阶层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世袭的制度在今天看来让人憎恨，因为这种制度是万恶的，它造成了人的不平等，有的人一出生就是地主、贵族，有的人天生就是奴隶，这当然让人愤愤不平，但这实际上是农业文明所必然形成的。
科举制度和流官制度实际上是与世族制度相矛盾的，因为流官制度造成最大效果不是这些被选上来的人才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而是有了贪污的机会，这些读了多年圣贤书的人当官的目的其实很原始、很简单，那就是尽快发财，尽快享受到上流社会的奢靡，也就是尽快让自己腐化起来。流官制度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但他们明白，他们并不可能永远在这个位置上，因此要抓紧时间赶紧大捞特捞，他们并不是地主，他们管理下的土地、城镇并不属于他，无论遭到什么样的毁坏他并不感到心痛，这与地主就有根本的不同，地主不会伐林毁山、不会涸泽而渔、不会肆意盘剥，因为他们需要土地、河流、山川，这些是他们私有的，所以他们不会干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但来到此地当官的人才们就不这么想了，他们需要的是尽快富起来，所以，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清官屈指可数，而无官不贪才是常态。
既然科举制度、流官制度与世族利益存在矛盾，那为什么还能成为中国长盛不衰的制度呢？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利益，那就是科举制度可以非常好地维护儒家这个国家思想，这可是涉及到统治阶层根本利益的千年大计，所以，历朝历代都推行这种先进的人才选拔机制。
趋利，其实是人的本性，底层社会并不是什么奴隶制、种族制、世族制、贵族制等各种制度可以简单压制的，它就像是一个地球地壳下面的岩浆层，时刻流动着，且保持着高温，必须要有释放能量的渠道，否则就是山崩地裂。作为国家，除了要有武力进行强制压制外，还要有常规的能量释放口，以利益将这股能量引向他处，并且要根据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政策，当然，驾驭这股力量可是一门大学问，搞得好，举国受益；搞得不好，祸国殃民。先秦时，商鞅变法规定，实行累计军功制，当军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封侯，因此，秦人争相入伍，作战时非常勇敢，秦军也因此势不可挡；唐初时，有了一股强力的出塞风，以往没有人愿意去的边疆戈壁、沙漠、草原，现在成了最吃香的地方，因为唐朝规定，谁能在西域、北方等边疆地带建立功勋，谁就能得到封赏，因此，唐代出现过大规模开疆拓土的潮流。商鞅变法最后让秦国横扫六国，但唐朝的出塞就功罪参半了，一方面的确扩大了疆域，一方面也导致边关将领喜欢争相集结军队向外扩张，有时甚至出现了将领谨慎而士兵却求战心切的情况，最后加上藩镇制度的固有弊端，导致唐朝崩溃。
中国是帝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
中国其实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帝国社会。
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封建的原意，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实际上也就结束了中国的封建时代，要是刨根问底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但不是封建，而且还处在封建制度的对立位置上。按照过去的社会进化理论，封建制度之后就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其实这个社会进化学说太粗制滥造，或者说根本就不成立，这是一个胡说八道的理论。
在秦始皇结束中国封建制度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那就是一方面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如自由经济；一方面又存在遏制商业的国家政策，所以这个时代并不是封建时代，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我说中国存在自由经济，那是因为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而在农耕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仅土地，矿产、牧场、渔场、森林等可以自由买卖，从这点上来看，中国在秦帝国时代就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但这种土地买卖只能在世族的范围内进行，对最低层的农民来说，他们只是换了老板，照样祖祖辈辈种地，也就是说，中国存在明确的等级制度，农民几乎不参与这种买卖，因此，资本主义只是在世族这个阶层存在，并不是全民的。另外，中国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汉武帝之后，中国的官方成了市场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既制定法律，又亲身参与，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民间的，而是官府的，由此形成了官僚垄断，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法律，排斥民间的竞争，也就是压制民间商业行为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中国在秦帝国时期已经打破了封建制度，进入到了自由经济时代，但很快就从汉武帝时期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强大的中央集权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资本主义，即现代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以钱为轴心而旋转的，但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以权为轴心旋转的。认识出中国在秦帝国时代就已经进入到了自由经济时代非常重要，因为这打破了一个近代以来的传统概念：世界文明的发展是有着单一规律的，就是什么从奴隶制进化到封建制，再从封建制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再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暂且不说，太远，现在还没人能说清，就说眼前，其实现代的这套单一进化理论是从欧洲的历史推导出来的，局限性很大，根本就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世界各个文明的进化千差万别，套用欧洲那套东西根本就是张冠李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打得晕头转向，所以中国文人开始纷纷对西方学说顶礼膜拜起来，但又根本不了解东西方存在基本的差别，开始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一切，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怎么回事。那时候中国人以为，中国人只有沿着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才能重新走向强盛，世界上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方向都是跟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列强之一，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日本又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最大的佐证，所以，这个理论成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最高理论，弄清中国自秦帝国就进入到了自由经济时代之后，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原来世界并不是按照西方进化论发展的，世界文明的进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弄清这个事实，对我们现在最大的意义就是——美国文明并不是中国奋斗的目标，中国会有独自的更高级阶段，不同于任何其他现代国家。
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晚于欧洲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当完善，而且中国有自身的完整经济体系，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欧洲因为是个不完善的封建体制，加之长期分裂，竞争残酷，又需要外部市场，因此早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当西方成为成熟、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也就会像封建时期的中国一样进化的速度也就慢下来，而这时中国则因为吸收了大量资本主义制度而得到升华，因此，会在下一个历史阶段超过西方，这也就是互为阶梯，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互相踩着对方的肩膀向更高级的文明水平攀登。
欧洲的真正中央集权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他当时实行的一种标准的中央集权制，法国也因此成为欧洲封建制度最完善的国家。
“基地三部曲”，这是由美国人艾萨克·阿西莫夫写得一个科幻小说，这小子用这个科幻小说赚了很多钱，说的是一个叫谢顿的心里历史分析家，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历史，他以足够的人群数量作为分析基础，当人群数量满足统计处理的需求时，这些群体本身处在自由、盲目的状态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历史大河中的鱼群，于是谢顿用各种定理、公式建立数学模型，然后分析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后来依此建立第二基地，但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一个叫骡的人出现了，而这个人并不在概率计算中，结果未来并没有按照谢顿的计算结果发展。如果说历史不能假设，那历史不能禁止有参照物吧，“基地三部曲”简直就是完美的历史参照物。其实，阿西莫夫写这部小说的灵感倒是来自历史，来自《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总结书。骡 为什么能改谢顿预测的未来？难道是谢顿的分析理论存在错误？应该先看看骡是怎样改变未来的，他是通过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能影响与控制别人的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变成他周围人的意志和愿望，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领袖人物，拥有影响力，他改变未来的方式就是给众人分散布朗运动施加了场，就像是中学物理课上的磁场试验，原本散乱的铁粉在磁场作用下会变成按照磁力线分布的状态，电流的形成也就是杂乱无章的电子向着一个方向运动的结果，结果拥有了强大的能量，所谓的领袖，实际上就是人类的磁场，他是一个阳极，他要打击的对象就是阴极。谢顿的分析理论其实没有错，只是历史存在定势，不过就是谁是领袖人物、他在哪儿、他何时出现、还有他的个人命运如何是无法计算出来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谢顿的理论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加上这个未知数，这也就成了悖论——不添加这个未知数，这个理论存在漏洞，添加了这个理论，整个分析系统就会变得不稳定，其实，这也是人类很多理论必须要有前提的原因，牛顿力学是不能用来解释量子理论的。
历史的相对论
历史也正是因为既有定势也有未知数才变得富有戏剧色彩，才让人不觉得乏味，否则，一个伟人就可以设计出一个人类历史了。有趣的就是在这儿，历史上偏偏有很多伟人喜欢设计历史，不过历史也就是在这些设计中前进的，设计好的被称为卓越，设计不好的就成了雅各宾派，成了革命的靶子。
有一句话叫作“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恩格斯在讨论拿破仑时期的历史地位的时候，说过一种“他人替代论”，这个大胡子认为即使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来拯救法兰西，这话也对，也不对，说他对，拿破仑的确拯救了法兰西，没有拿破仑法兰西也不会灭亡，迟早还会崛起，恩格斯老人家说的也不对，历史上被灭亡的民族、国家成千上万，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没有出现拿破仑，也没有出现拿破仑第二、第三，很多民族从此就消亡了，所以嘛，辩证这东西是个好东西，俄格斯说的是辩证中的一个方面中的规律，而不是一概而论。
每天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每天晚上太阳从西边落下，在地球人看来，这就是铁定的规律，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但如果放在宇宙大角度来看，太阳也早晚有烧完那一天，而且对宇宙来说这是小菜一碟，没什么大不了的，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个太阳油尽灯枯，但对地球人来说，至少地球还能围着太阳转多少亿年，在这多少亿年里，太阳东升西落就是永恒的规律，归结为一句话：相对永恒，绝对失衡，这是我自创的历史相对论，不知道有人反对不？恩格斯也说过：“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相对论下的地球人环境就是有永恒规律的，这个规律之一就是历史是一种大趋势，套用一句老话，叫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从旧石器时代进化到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进化到巫僧政治时代，从巫僧政治时代进化到奴隶社会，然后是封建时代等，这些就是历史大趋势，不管有多少拿破仑也改变不了，所以说恩格斯说的对，没有第一个拿破仑也会有第二个拿破仑，法兰西在查理曼大帝到可预见的未来这段时间里，就是一个欧洲相对环境，这个民族是不会灭亡的，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征服它，迟早要有一个拿破仑站出来拯救法兰西，这就叫历史定势，但历史定势中还有无穷无尽的未知数，比如，谁也不知道第二个拿破仑是谁，他在那里，直到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人们才发现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小将军戴高乐就是拿破仑第二。
历史也正是因为既有定势也有未知数才变得富有戏剧色彩，才让人不觉得乏味，否则，一个伟人就可以设计出一个人类历史了。有趣的就是在这儿，历史上偏偏有很多伟人喜欢设计历史，不过历史也就是在这些设计中前进的，设计好的被称为卓越，设计不好的就成了雅各宾派，成了革命的靶子。
还有，历史相对论中是有严格的时间规定的，简单点说，就是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既不能提前也不能落后，比如，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宣布《奴隶解放宣言》那就是伟大，但如果把这个宣言放在17世纪，那这个宣言就是一张废纸，或者延迟到20世纪，像南非那样仍然坚守种族隔离制度，那就要遭骂；同理，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就应该走向海洋，但非得一禁再禁，非拖到19世纪，结果晚了，英国人已经找上门来了。
历史相对论还要落到具体个人上，比如，韩信带兵打仗比刘邦牛，按照他作为卓越军事家的分析，刘邦顶多带10万兵，再多了他就玩不转了，而韩信带多少兵都不成问题，因为他是高手，高深莫测，不过，反过来，搞政治韩信就不行了，所以韩信想谋反，梦还没做好呢，就已经被萧何弄到未央宫杀死了，所以说，当年王猛选择了符坚而没有选择桓温，拿破仑第二存在，但只有很少的人符合条件，人人都想当老大，但老大不是谁都能当的，还是老蒋在长江战壕里说的那句话直白：打仗我不行，打麻将你不行，刘邦当年听韩信说“多多益善”的时候，心里想的肯定和老蒋一样。
不过历史决定论早就过时了，现在更流行文化决定论，这句话在中国尤其有市场，因为要不是中国文化，中国不一定乱成什么样子，大一统也早就不是主旋律了，我虽然仍然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真理，但在中国市场环境下，也成为文化决定论的粉丝——不是我摇摆，我是有坚定信念的，我相信历史文化也是一个选择进化过程。无论草原文明建立的帝国、欧洲民主原则建立的现代国家，在为人性服务的原则上并无二致；而中国、印度、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欧洲诸小国建立建立的政权制度、继承制度、对外政策、国家治理、信仰等许多方面又大相径庭，显然是因为各自的文明和传统不同。
辩证唯物历史观就是从高空分析一条河流的走向，而不是详细预见到水流会冲击到哪一块石头、会掀起什么样的浪花，我们不能用宏观经济学分析某一支股票某一天的涨跌。
必须打倒孔家店
孔子很诚实，但也很强大，甚至很暴力，搞了一套仁义礼智信，但这些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在中国那样变成现实了？两千多年了，如果讲社会道德，中国现在并不比孔子时代的人强。相反，西方没有孔子的说教，但却有了现代信用社会，靠的是什么？不是不厌其烦的说教，靠的是白纸黑字的法律。孔夫子就是中国最大的佞臣，他是把中国的世世代代都出卖给了皇帝。
孔子这个儒家大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很诚实，但也很强大，甚至很暴力，他这政策就是“宽猛相济”，这话不难理解，但不解释就不知道孔夫子的用意，所谓政宽，就是政策应该宽松些，但政策一宽松，民众就会变得散漫，等民众散漫了，那就用突然用严刑峻法或者干脆调军队镇压，结果就是民众被打残了，这时候再重新实行宽政，最终的结果就是民众老实了，你说孔老夫子这是什么用意？孔夫子这不是很损吗？儒家学说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大损学，就是告诉你该怎么整人，该怎么治人，该怎么让民众变得俯首帖耳，如果说一两个奸臣、佞臣只是出卖了一个朝代，毁损了一个帝国的话，那么孔夫子就是中国最大的佞臣，他是把中国的世世代代都出卖给了皇帝，他的伟大也正是伟大在这儿，而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之所以年年拜孔，也就是感谢他指出了驾驭百姓的真理。
儒家造就的官场文化是什么？明哲保身，这是个成语，出自《诗经·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原指聪明的人善于保全自己，但笔墨未干，这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中国不高兴》中把中国的种种不是归结为官场的“文艺腔”，这真可笑。“文艺腔”没什么危害，甚至还有益，欧洲也有巴洛克风格，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都上演差不多相同的曲子，很多高官显贵云集于此，他们不见得人人都具有欣赏高雅音乐的素质和能力，但他们来了，他们中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懂这些音乐背后深厚的文化，但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必然，宋晓军之流竟然把这放大成祸国殃民，实在是自以为发现了中国人误国的一个原因，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不清、漏洞百出的论证，而可笑的是，他们竟然还在文章的最后用“文科生”、“理科生”来说事，简直就像是高中生的文科生和理科生互相讥讽，就这种水平也有脸在这大谈特谈中国该如何如何？
仁义礼智信，这些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在中国那样变成现实了？两千多年了，如果将社会道德，中国现在并不比孔子时代的人强。相反，西方没有孔子的说教，但却有了现代信用社会，靠的是什么？不是不厌其烦的说教，靠的是白纸黑字的法律。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就给比干建了一个墓，这等于是树立了一个忠君的牌坊，北魏时又为比干建了一座庙，魏孝文帝南巡路过此地，距离墓地一里路时下马步行，前往拜祭，写下了《吊比干文》；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在比干墓前祭祀，还颁发了《赠殷太师比干诏》，这是什么？这就是在树立榜样，就像是今天在树立劳模、树立光辉形象，西周已经在构筑一种“主旋律”，之后的历代王朝跟着效法。
纵观世界，在古埃及，形成了祭祀阶层，在欧洲，以贫富为区别最终形成了阶级，在印度雅利安人制定了种姓制度，在中国儒家宗法制就形成了士大夫与平民，全世界的文明其实都是金字塔结构，只不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婆罗门教约在公元前800至前550年形成。雅利安人属于高加索白色人种，印度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属于澳大利亚黑色人种。雅利安人以“血统高贵”自居，在他们征服了占多数的达罗毗荼人以后，根据肤色和职业把社会各阶层划分为四大种姓：婆罗门（祭司）、刹帝利（贵族、武士）、吠舍（农民、商人、工匠等一般劳动者）和首陀罗（失去土地的农民、仆役）。“种姓”一词在梵文中叫“瓦尔那”，是颜色或品质之意。各种姓之间壁垒森严，职业世袭，互不通婚和共食，避免被不洁的血统和食物玷污。违背种姓禁令所生的子女会被逐出种姓，沦为“不可接触”之“贱民”，“贱民”不包括在四种姓之内，最受鄙视。在这种种姓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宗教就叫婆罗门教。婆罗门僧侣宣扬，把人分为四个种姓是神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在婆罗门经典“吠陀”中，波罗门用神话来解释种姓制度，说原始巨人普鲁沙死后，天神梵天用他的嘴造出婆罗门，用双手造出刹帝利，用双腿制成吠舍，用双脚制成首陀罗。婆罗门僧侣还宣扬，凡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来世会升为较高种姓，否则即降为较低种姓。这倒是和中国足球的联赛差不多，赢了可以升级，输了可以降级。所谓旁观者清，我们看印度种姓制度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没什么区别，印度历史上发展缓慢也与这一万恶制度有关，但反过来说，中国的儒家宗法制度不就是另一种“种姓制度”吗？中国历史的延缓是不是和儒家有关？不要被儒家所宣扬的什么仁义礼智信迷惑，那东西从来就没实现过，所以中国真正的文化是“混”文化，幸福不幸福，取决于混得好不好。
比较而言，墨家思想就比儒家思想好处不少，墨家在战国时曾有很大影响力，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用等，很明显，这是一种朴素而注重实际的思想，实际上这是一种底层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也就是主张博爱（但与儒家的什么亲亲大相径庭）；主张唯才是举，不分贵贱；主张和平；主张上下同心；主张遵从自然规律；主张个人奋斗；主张社会公平，废除等级；主张节俭行事。在革命和改革方面，墨家思想更为彻底和坚决，而儒家思想却只是渐进的、改良式的，因为儒家主张中庸调和，并不赞成极端行为，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大改革，最终总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用改朝换代的方式来一次清算。不过，强大儒家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后续的王朝，后续王朝的改革只是相对性的大动作，而不是真正的革命。
要吸取教训，解决矛盾
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思想支配下的政权可以达到奴化人民的效果，但却无法让官吏“修身”，中国社会有两大难题是儒家思想无法解决的，一个就是贪污，一个就是王朝更替。
中国的技术进步其实很缓慢，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是一种自然进步，是社会知识技术积累的到一定时候的自然获得，而并不是一种主动获得，即不是因为技术奖励机制或者存在一个萌生大量科学技术的大环境而出现的主动研究，因为2000年来中国始终是在一个思想框架下运行，其他思想根本就没有得到机会，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思想环境，儒家思想就像是一个天花板，挡住了任何想要上升的人和思想。
当我们同读我们的历史的时候，经常读到某某盛世，但是有两个欧洲人这样评价中国的历史，而这两个人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说谎的，一个是黑格尔，他说中国是一个“灾荒之国”；一个是亚当·斯密，他说中国的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悲惨。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是一种国家盛世，而不是普通民众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盛世里，都有大量的饥民，年年有，代代有。
在中国，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却是分裂与统一相伴。而美国尽管建国只有200年，但司法、政体、经济一直稳定如初，这不是深值中国人思考吗？也许，正是因为中国一向在东亚中称王称霸，历史上缺少对手，外国压力不大，因而政治活动更主要地体现在了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上，逐渐而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斗争思想，也就逐渐置国家利益于一时之间。相反，美国建国时间短，但对欧洲历史纷争却颇有感触，因而总是希望美国保持一种长久的和平、安全、统一和稳定与增长，这就是美国人对孤立主义思想和对新闻、司法的长久的自由与公平格外重视的原因。
政权与民权，只有达到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才对双方有益，否则只能是彼此消耗，令国家为此而消耗能量，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数次朝代变迁，其中变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政权与民权矛盾激化而引起的，不得不以更换政权为变通。这种矛盾的积累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述一样，每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在中国历史上，当政权与民权处于矛盾激化状态都是在社会混乱时，而这时往往会引起外围敌对者乘虚而入，如宋朝时期的方腊、宋江起义和金、辽、蒙的入侵；又如明末李自成的起义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前因后果关系。相反，如果政权与民权和谐，那么既使当国家政权遭遇强大外部压力时，也会表现出同仇敌忾、共渡难关的情景，如在二战之初，英法军队因战略失误而不得不进行敦刻尔克撒退时，如果仅用政府、军队的船只来转运军队的话，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很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法国的这片海滩上，而只有当大批英国民众自发地用各种自己的船在英吉利海峡中来回奔波的时候，这几十万人的军队才得以保存。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根本的矛盾。“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将迫使其垮掉。关于资本主义的前景，你总可以说，马克思错在了时间的把握上；当资本主义走到尽头时。事实将证明他是对的。按照这一说法，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无法驳倒。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人数日益减少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许多假设、分析特点和思维习惯在西方学术界甚至更大的领域都广为流传。”只是人类社会客观的利益竞争与信仰从来都是纠缠到一起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中的应用一直缺乏向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有从宗教到哲学思考、从具体的工业社会制度到现代文明社会研究那样完整的系统。马克思主义从著作到社会的全面应用时间过短，最主要的是在应用过程中受到特权阶层的控制而变得更像是一种有利于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在整个体系中几乎否定了人类时刻需要竞争机制这个本性。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不要成为保罗肯尼迪所说的那样：“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奥匈帝国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苏联）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