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给我们的启示最多，值得好好思考一下，所以要单独拿出来反复剖析研究。三宝太监郑和他的老板希望向海外发展，但当老板死去后，帝国的政策就转了180度，这也再次证明了君主决定帝国命运，海禁开始了，中国与世界擦肩而过。张居正谋求改革内部，但和中国历史上许多改革一样，触动了各方利益，最后以失败告终。向外扩展以海禁收场，内部改革也以失败告终，中国似乎很难改变。
明帝国的民族英雄是怎么出来的
明帝国出了那么几个民族英雄，如戚继光，他们成为民族英雄不应该感谢日本人，而应该感谢明帝国自己，因为造成明帝国东南沿海地区倭寇为患根本根源的不是别人，正是明帝国自己。
明自朱元璋建国后就立即与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和商贸关系，名义上，日本还被纳入明帝国的朝贡体系中，朱元璋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就派人分别前往日本、琉球等周边各国，1404年，郑和率船队抵达日本。日本当时处于诸侯割据时代，其中实力最强的足利义满接受了明朝册封，并遣使至明，双方签订了《堪合贸易条约》，日本愿意以藩属的地位与明建立关系。
其实，明时代所谓的朝贡关系根本就算不是一种纳贡，而是一种互相往来，以藩属身份进贡，但也得到明帝国同样的回赠，并且往往回赠价值要大于进贡价值，因此，明帝国的所谓朝贡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征服或者臣服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贸易的基础上，这个朝贡体系自唐一直延续而来，明只不过继承了这一传统。
这种朝贡体系并非明与各国的礼仪往来，除了民间大量的贸易外，朝贡体系本身也形成了一个市场，这就是贡市。明帝国有一个专门的市舶司，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各国进口的货物进行登记，然后就可以运到贡市进行交易。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一件事后来改变了整个中日关系。当时，由于与明帝国的这种“贡”式交易有利可图，因此日本各诸侯都争相与明建立外交和外贸关系，而主管市舶司当然也就是一个油水丰厚的部门，主管太监也自然在日本各邦竞争中渔利，当时由于来华的日本两派冲突不断，而市舶司不但未能制止两派的争斗，反而由于受贿而偏帮其中一派，结果导致一场血案，这场血案的结果是明帝国认为撤销了市舶司，并且因此而禁止了中日贸易。本来，这是一场日本人内部的争斗，作为交易另一方的明帝国不应参与此事，但贪污受贿的作用在此再次体现出来，正是市舶司的主管太监们大肆受贿，并且参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一场血斗。
废除市舶司和终止中日贸易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措施，说白了，这阻断了很多人的发财路。实际上中日间的贸易对双方都有利，日本资源匮乏，生产水平很低，因而对明帝国的商品有很强的需求；同样，明帝国从事海洋贸易的人也很多，明帝国的一纸禁令打碎了很多人饭碗，而且，这纸禁令来的很突然，导致中日间海洋贸易中很多人措手不及，正在进行中的交易因此突然中断，结果很多商人损失惨重，“自罢市舶后，辄主商家，商率为奸，利负其债，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索急，则避去，已而主贵官家，而官家之负甚于商。番人泊近岛坐索其负；久不得之，乏食，乃出没为盗。辄构难，有所杀伤。贵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当事者，谓番人泊近岛，杀掠人。而不出一兵驱之，备当倭固当如是耶？当事者果出师，而先阴泄之，以为得利。他日货至，复如然。如是者久之，倭人大恨。言挟国王资而来，不得直，曷归报？必偿取尔金宝以归。因盘据岛中不去。”也就是说，明帝国的政策根本就无视中日间正常、正在进行的贸易，也根本就没考虑后果，或者说根本也不屑于考虑民间的损失，当然，也包括不屑于考虑日本人损失——明帝国统治者在海洋贸易政策上经常来个突然的180度大转变，这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出尔反尔的很快——朱元璋建国伊始与各国交好，四处派出使者，但在洪武四年（1371年）就突然颁布了“禁海令”，明文规定“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并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把沿海岛屿上的居民大量内迁。
嘉靖二年，葡萄牙人找上门来，他们建立贸易站点的要求被拒绝后就拿出了对付印度的办法，结果没想到在“西草湾之战”中损兵折将。如果说把殖民者葡萄牙人打成落水狗让人感到痛快的话，那么中国人与日本人联手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海盗袭击的话就不那么可笑了。在葡萄牙人绕着中国海岸线寻找机会的时候，中国一些靠海吃饭的人和日本一些想要赚海洋钱的人就成了同盟，结果出现了大量被称为“倭寇”的海盗，他们的规模相当大，不但在侵袭、掠夺沿海地区，而且能深入到南京、安徽这样的腹地。此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海外联盟，这是一个由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东南亚人，甚至还有非洲人组成的海盗势力，他们并不统一，但却都是因为明帝国的海禁而成为海盗和侵略者的。这里面，其实只有葡萄牙人是包藏祸心的，中国人、日本人、东南亚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在海禁之前可以说都是正常的海洋商人，当然，海盗始终是存在的，这和丝绸之路上的劫匪一样，这是属于海上治安问题，但海禁让很多人不得不当走私犯和劫匪。这个行业中也因此产生了一大批名人，如汪直、毛海峰、徐海、郑成功等，其中尤以郑氏家族为大。在明帝国的所谓“倭患”中，十之八九的头领是中国人，寇匪中又十之八九也是沿海居民，这些海盗们之所以能长驱直入也是因为他们和沿海的商户、官僚有着紧密的来往，官方的禁海政策并不能一刀切断自唐以来数百年的海洋贸易，只不过从合法转为非法，这反而更加强了海盗和当地官绅的结合。
有了海盗，当然就诞生了打击海盗的英雄，所以戚继光等人也就出了名。
郑和到底在玩什么？
明帝国的海洋政策影响了此后500年中国的命运，如同前文所说，中国本应在那个时期成为世界霸主，但却在后来成了奴隶，历史之失，不能不察。
如果说明帝国是一个海洋弱国，那失去海洋也就算了，但偏偏明帝国是当时的海洋大国，这就很让人郁闷了。
在以往，我们一直受近代中国在海洋中接连不断的挫折和耻辱的影响，如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让中国一跪再跪，这使得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海洋弱者，是一个正统的大陆文明，在海上一无是处，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正相反。
在15世纪初，中国这时已经具备了远洋航行的能力，其实中国的海洋航行经验相当丰富，并且创造了许多航海技术。中国造船工程师先后发明了橹、舵和水密隔舱，在吸收东南亚造船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人首先实现了舵帆联操调戗技术、尖底远洋帆船、撑条式可折叠纵帆、多桅帆装等技术，中国远洋船因此在坚固性、水密性和操纵性等方面远远优于欧洲同时代远洋船，而且中国船的吨位很大。在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帆船就以体大坚固、易于操纵、安全性高著称于印度洋。在当时，从事中国-印度-阿拉伯的海上贸易的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印度商人，而且同时期的印度和阿拉伯也拥有卓越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但阿拉伯人还是认为乘坐中国船较为安全。
由于与日本、越南（安南）、南洋及印度、阿拉伯等地的海上贸易十分繁盛，因此，实际上中国在郑和时代对外界的了解也以已经相当广阔。从三国时代到元代，中国积累的相当丰厚的海洋和各国知识，此类著作也相当多，我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稍加整理，就会发现中国在海洋方面的技术积累和经验积累，而这显然是一个历史递进的逻辑：三国东吴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康泰的《吴时外国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三国之后，东晋时代法显著有《佛国记》；然后是唐帝国时期，贾耽著有《新唐书地理志·广州通海夷道》、还有义净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有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显而易见，中国的海洋经验始终没有中断，而且一直在稳步增长。到了明帝国建立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海洋大国，造船、航运、贸易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从郑和那规模浩大的远航就能看出来，明帝国要想统治世界海洋轻而易举。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决定向海外派出船队，他派遗郑和出使西洋，由此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郑和船队所使用的远洋船只在性能、装备上都是当时最先进的。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有许多大型船舶，这种船被称为宝船。郑和船队规模也是令人震惊的，这是一个庞大的船队，人员配备相当齐全，有水手、士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共计27800多人。郑和船队拥有数百艘船，其中仅有宝船就多达62艘。但与西方装满士兵的武器不同，在郑和的船队中，宝船中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李约瑟博士在《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评论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
在世界海洋文明中，印度是印度洋北部沿岸的一个文明古国，其最早的古籍之一《梨俱吠陀》（公元前2000-1000年间形成和编成）的颂诗中，已提到印度东方和西方的海洋；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年建形成的印度诗《罗摩衍那》、《摩珂婆罗多》及早期佛教经典中，也有不少航海故事。早在公元前4-2世纪，古印度帆船已出没于波斯湾和红海，公元前1500年，腓尼基人也已往来于红海波斯湾与北印度洋之间。阿拉伯著名旅行家、历史学家马苏第于943年撰写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记述了当时印度洋及附近海域的地理物产和航海资料等，书中并把印度以其邻近水域（南海）分为法尔斯海、也门海、库尔米姆海、阿比西尼亚海、僧祗海、信德海、印度海、箇罗海、阇婆海，中国海等。同样，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
《汉书·地理志》载有中国往印度洋最早的航路，是从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合浦（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出发，经都元国（在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在泰国西岸）、夫甘都卢国（今马来半岛丹那沙林）、黄支国（在印度东岸）等地，至巳不程国（今斯里兰卡）。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海船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大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另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中国与大秦（即占领了波斯湾的罗马帝国）已有交往，这表明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在印度洋的航线已达波斯湾。东晋高僧法显于399年西行去印度学习佛教，后由海道回国。《法显传》记有海上的归程。《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唐代贾耽《广州通海夷道》，是15世纪以前中国通往印度洋航路中最重要、最完整的资料。这条航路在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主要经过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没来国（今印度南部奎隆一带）拔国（今印度西北之布罗奇）、提旭国（今巴基斯坦东南部）、提罗卢和国（今波斯湾头之阿巴丹）、末罗国（今伊拉克之巴士拉）等地，自末罗国陆路可至缚达城（今巴格达），海上航路元至三兰国（今东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宋代、元代有不少关于海外交通的名著，其中宋代周去非所撰《岭外代答》、赵汝适所撰《诸蕃志》（1225年成书）载有自广州、泉州去往阿拉伯半岛及东非等多条航路，并记述了印度洋沿岸诸多国家和岛屿的地理情况等。元代汪大渊1349年所撰《岛夷志略》，记载了他两次远航印度洋亲历的海外诸地，内容翔实，最远的地方至加将（捋）门里（今东非莫桑比克之克里马内）（“加将门里”的今地考证意见不一，今据苏继庼校释的《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然而，擅长编撰史记的中国却对海洋始终没有多少兴趣，在15世纪之前中国关于航海的纪录颇为简略，大多只记载从某地出发、经多少月、日至某地，有的还记有大致方位。例如：
“（师子国）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又西北经十余国，至婆罗门西境……”（《新唐书·地理志》所录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直到明帝国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才突然在海洋方面有了十分详细的记录，但很可惜，关于郑和的航海资料后来都被明帝国自己几乎全部销毁了，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国人忘记海洋——这是出于海禁政策。
但即使是从剩余的资料中关于郑和印度洋航路的记述，也已是包括航向、航程数值的完整针路。从航路数量来说，郑和远航所到达的印度洋沿岸国家、地区和主要岛屿，基本上都有航路记载，仅《郑和航海图》记载的针路，在印度洋范围的就有30多条之多；此外，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也有郑和下西洋路资料，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书也有一些郑和远航的航程。这些郑和船队在印度洋的航路资料，有的是在以前旧航路上进一步完善；也有一些可以说是郑和远航所开辟的，李约瑟这样评价当时的明代海上力量：“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的确，在永乐皇朝时代，大明帝国海军拥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1403年的450人增到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
郑和远航盛极一时，但究竟郑和和明王朝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声势浩大的远洋航行呢？尽管所有中国人都知道郑和的伟大航行，然而，究竟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远航却没有多少人能回答的清楚无误——这颇令人费解，如此劳师动众的远航竟然目的不明！因此，后人不得不为这次远航做出种种猜测。
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看法，即郑和是负有三种使命，一，寻找明建文帝，因为这在中国被视为对新统治者最大的政权威胁；二，新建立的明帝国需要对外昭示威德，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确立明帝国的世界核心地位；三，联合印度，共同抗击对明和印度都构成威胁的贴木儿帝国。这三种看法有人认为是单独执行其中某一个，而更多人的相信郑和同时肩负多种使命，这三种很可能都在其内。
对第一种看法，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似乎无论从哪方面能量都不可能是作为主要目的，仅仅作为次要目的还可以接受，因为如此大张旗鼓地去寻找一个失势皇帝显然是用倾国之力去追打一个乞丐，没有必要。第二个看法是最令人接受的了，也是最合理的解释，但在西方人看来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在今天普遍接受西方熏陶的中国人看来也有些国家阿Q精神，然而，这在清帝国之前的中国历史中往往如此，因为东方倾向建立一种“德威秩序”，而西方更看中“武力秩序”，这是东西方在19世纪之前，在国际秩序方面最根本的不同。而第三个，则是带有明显政治出访性质的，只是这样庞大规模的政治访问以及联盟会谈如同身披盛装的部落酋长带着炫耀的大船队去访问另一个同盟伙伴，会让任何一个同盟伙伴感到惊愕不已的，但郑和负有一些现实的政治使命也是真实的。因而，应该说，郑和远航负有一个主要使命和多个次要使命——除寻找建文帝和与印度建立联盟外，应该还有诸多其他次要使命，如建立海洋贸易、勘察世界、勘探海洋地理、打击海盗等，总之，郑和不可能为了单一的某一个目的三番五次地远航——因为每一次远航实际上都是一次豪华旅行，其费用相当昂贵，如果就某一个单一目的，显然不值得如此耗费，况且，明帝国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受到北方和西方蒙古势力的战争威胁，不可能花费巨大财力而不顾北方威胁，巨大的军费已经让明帝国感到吃力。
仔细看看明史就会觉得，实际上明帝国进行这样大的远航也有着深刻的各种现实原因，并非仅仅为了炫耀德威那么简单。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生。胡惟庸及其党徒为了颠覆朱明政权，不仅与蒙私通，而且通倭，企图“借兵助已”，（《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发动一场里应外合的政变。
胡惟庸案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胡惟庸案导致了当时明帝国威信在东南亚一带的低落，这里原本恭顺的各国现在对明帝国使节颇为怠慢，或者干脆欺骗、利用，显然根本没有再把明帝国的威信当作一回事，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即使违背明帝国，“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遂生异心，绐我信使，肆行巧诈”，而大明“天子亦不能问罪”（《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因此一落千丈。到洪武末年，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沿岸30国“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以至明朝政府颇有“诸番久缺贡”之感（《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明帝国使节从东南亚返回南京，向帝国汇报了当时东南亚一带的情况，他报告说，东南亚各国大多数属于群岛国家，而这些国家中许多都与当时对抗大明帝国的中国海盗或者倭寇有着密切联系，“使臣有还自东南夷者言，诸番夷多遁居海岛，中国军民无赖者潜与相结为寇”（《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同时，社会上又传“传言建文帝蹈海去”（《明史》卷一六九），这不能不使朱棣担忧。
除明帝国内部的危机外，明帝国在海洋上也同样遇到不小的麻烦。
唐天宝十年（751年），唐帝国在与阿拉伯帝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役中失利，这场战役的失败对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本身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双方当时都处于盛世，谁也无法彻底击败对方，也都没有这样的战略意图。但对唐帝国来说却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因为丝绸之路因这场战争而受到阻断，唐帝国的对外陆路交通受阻，陆地对外贸易也因此低落，于是海上交通就取而代之，逐渐蓬勃发展。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贾耽就记载了从广州经由东南亚，直至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交通线。（《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广泛通海夷道。）至明初洪武、建文时期及永乐初年，中国的沿海地区及在中国与周边海外国家的关系上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事之秋”。在西南沿海，由于安南黎氏政权对占城和中国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占管人民，杀虏男女”（《明太宗实录》卷四六）。不仅是明帝国与安南刀兵相见，明帝国还有不计其数的海盗忧患。从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浙江昌国县兰秀山反明武装集团屡次叛乱，这支叛军一路攻入象山县，抓获了县官，并且对象山进行了大肆劫掠“入象山县，执县官，劫掠居民”，（《明太祖实录》卷三二），失败后余党又以高丽等海外国家为避难之所。又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及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豪强地主，这一部分反明势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往往纠岛入寇”（《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渡海攻城劫掠，在沿海地区骚扰捣乱；或与其他反明集团或团伙串通一气，以沿海岛屿或南海诸岛为据点，“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明太宗实录》卷一〇）。
如果以现实主义看待郑和下西洋的话，他的政治使命显然不够分量。明成祖即位后就在筹备派郑和下西洋，其中的政治使命之一是关于访问日本。因为当时明帝国不但受到北方蒙古人的威胁，也受到南方沿海地区海盗的威胁，尽管海盗远不象蒙古人的威胁那样强烈，但由于明帝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而且海洋贸易又是明帝国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因此，海盗的干扰就成了明帝国的另一个心腹之患。而海盗所依靠的主要基地就是日本和南洋一带岛屿，日本由于地理位置而成为海盗最好的选择。因此，郑和实际上也曾访问日本。
明永乐二年，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至日本，作为大明帝国的重要使节，郑和与日本政府进行了会谈，主要内容就是共同打击海盗，同时也接受了日本希望与明帝国进行贸易的要求，日本政府也接受了郑和的建议打击海盗。另外，日本也接受了明帝国“日本帝国”的封号和金印、冠服等，并遣使致谢，与永乐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这等于说日本名义上接受了明帝国的“德威秩序”，而显然，这是一个平等条约，因为日本与明帝国实际上各取所需。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后世的推测，而郑和究竟为什么进行大规模远航始终是一个谜。
郑和远航不但不赚钱，而且还散财
郑和远航不仅没有想西欧冒险家的远航那样带来巨额利润，反而使国库空虚。
郑和每次出海，装载大量的金银，瓷器，丝绸，铜器，铁具等，而换来的是专供皇室和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香料，补药等各种奢侈品。当然，郑和的远洋也收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就是得到了南洋和西洋诸国的几乎一致的支持和认同——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认同，或者说所谓的明帝国“德威秩序”的建立似乎有些一厢情愿或者干脆说是自欺欺人，但无论怎样，今天看来郑和的主要预期目的就是如此，他没有辱没使命。郑和第六次出海远航主要目之一就是护送忽鲁漠斯等16国使臣返回自己的国家，而郑和所到之处也大多受到了热情欢迎，如郑和在第六次曾到榜葛刺（今孟加拉）访问。榜葛刺国王带着官员及迎宾的礼仪用品，骑着马，排起长长的队列欢迎郑和上岸。郑和与国王一起，在身穿盔甲的军士护卫下，向王宫走去。王宫大殿前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有百余头大象列队，欢迎的场面降重而又热烈。郑和宣读明成祖的诏书，国王拜接，并叩头谢恩，随后国王举行盛大宴会款待郑和。
在这时期，不仅欧洲进入到海盗时代，整个世界除美洲和非洲外，东亚和印度洋阿拉伯海区域也都进入到一个海盗横行的时代，因为船舶已经相当发达。但东方与欧洲不同的是，它不是受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封锁而陷入贫穷，而是来自帝国内部的政策：“海禁”，这种政策基于帝国统治者的两个目的：官方贸易垄断和防止民间与外部交流，但政治学家们的思考往往事与愿违，正是这种政策导致帝国的海疆成为帝国的忧患之地。
“1520年11月28日，星期三，我们驶出狭隘的海峡，陷入太平洋中。我们已经有三个月又二十天没有吃过任何新鲜食物。我们吃饼干，其实那东西以不成其为饼干，而是爬满蠕虫的碎屑，因为虫子已经把好的啃光了。而且它还发出一股鼠尿臭。我们喝的是黄水，储存多天，臭的令人作呕。我们也以牛皮充饥，这些牛皮本来是盖在主帆顶端以防磨损桅索之用的，由于风吹日晒雨打，已经非常之硬。我们先把牛皮浸在海水里四五天，再在余火灰烬上烤一会，然后再吃；我们常吃木板锯屑。老鼠的价格是每只半个杜卡杜（相当于1.16元金币），但那时连老鼠都买不到了。我们有些船员的上下齿龈都肿了起来，怎么也无法吃东西，因此活活饿死。死于这种病的有十九人，其中包括（巴塔尼亚）巨人和我们从韦尔津带上船的一个印第安人。”
这是麦哲伦船队中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刚刚寻找到麦哲伦海峡后的一篇航行日志，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的航行日志最后被整理成《首次航渡世界》一书，这使得人们对麦哲伦船队的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有了清晰的了解。
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充满艰辛的文字，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注意一下日期，那时是1520年，也就是郑和下西洋后整整100年，麦哲伦及欧洲大多数探险仍然是几艘寒酸的破船，这与郑和那数万人奢华无比的庞大船队简直无法同日而语，自15世纪初，大明帝国和欧洲基本一直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各自的航海活动，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海洋政策的180度大调头
乾隆《福建通志》记载，“明洪武中，江夏侯周德兴视海防倭，侯转委福建右卫指挥李彝。彝索贿无厌，民怨之。福清林扬者，素任侠尚节气，乃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画图以奏，且曰：‘海坛山本一孤屿，外通琉球一昼夜，内接镇东城三昼夜。’……太祖览图下旨曰：‘各省孤屿，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可尽行调过连山附城居住，给官田与耕、宅舍与居。’于是，福建、广东暨澎湖三十六屿尽行调过，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民间仓卒不得舟，皆编门户、床箦为筏，覆溺无算。”（乾隆《福建通志》卷六六，杂记）而浙江强行迁海的做法更为苛刻霸道。据王士性《广志绎》记载：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国初汤信国（和）奉敕行（巡）海，俱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这导致激起民变，“遂同为劫掠”。
明成祖死后，明帝国从大规模海航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对向海洋进发的大臣向继位的明仁宗建议：废船队、绝海洋。郑和反对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之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窥伺南洋也”。但郑和的反对已经是强弩之末，尽管他又进行了一次远航，但已经无法改变大明帝国皇帝的海禁决心了。
有关海禁政策的颁布最早见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十二月七日（1372年1月13日）：“（太祖）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1372年1月22日），即申明海禁政策后9天，又有一则史料记载：“上谕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
此后，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十三年（1390年）、二十七年（1394年）和三十年（1397年）又三令五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已？》）“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五·洪武二十三年冬十月乙？》）“缘海之人……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
洪武三十年（1397年）还颁布了系统的禁海律法和惩罚量刑标准：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缁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驭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分利、金银物货等项，值银百两以上，名为买港。许令船货私入，串通交易，贻害地方，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戮杀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发边卫永远充军。”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物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取鱼虾、采打柴木者，巡捕官旗兵不许扰害。”
“私自贩卖硫磺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
“凡奸民希图重利，伙同私造海船，将缁绢等项货物擅自下海，船头上假冒势宦牌额，前往倭国贸易者，哨守巡获，船货尽行入官，为首者用一百斤枷，枷号二个月，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凡豪势之家，出本办货，附奸民下海，身虽不行，坐家分利者，亦发边卫充军，货尽入官。”
“凡歇家窝顿奸商货物，装运下海者，比照窃盗主问罪，仍枷号二个月。邻里知情，与牙浦通同，不行举首，各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
“凡关津港口，巡哨官兵不行盘诘，纵放奸民通贩倭国者，各以受财枉法从重究治。”
“凡福建、浙江海船装运货物往来，俱着沙埕地方更换，如有违者，船货尽行入官，比照越渡沿边关塞律问罪。”（《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
明初的海禁实际上是与唐宋元以来的官方政策一脉相承的，主要是禁止民间私船出海贸易，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官方希望垄断海上贸易，另一个是出于海防的考虑。明初的海禁也是如此，只是更加严厉，拥有官方文件的船只还是可以出海进行贸易的，但绝对禁止民间贸易。宋朝就有为了“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之公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一》），曾对海商在出海时间、贸易地区、经营范围和方式等，做过种种限制。元代为了维护朝廷对海外贸易的垄断，曾推行大规模的官本船贸制度，甚至还多次实行海禁，以打击民间海商势力的兴起。（关于元代海禁参阅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及《海交史研究》，1990年）。而宋元之后由于从事海外贸易的权势豪商的势力已经逐渐坐大，官方无法独占海外贸易之利，不得不“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但官方与民间海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尖锐矛盾却一直延续下来，并对此后的明清海洋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作为对海禁政策的不满和对官府垄断经营的憎恨，民间几乎从政府开始垄断经营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反抗。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倭寇劫掠庆元（宁波），引起朝野震动；至大元年（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该地官署、民居几乎被烧光；明王朝建立后，倭患有愈演愈烈之势。洪武二年（1369年），“（日本）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日本学者井上清在其《日本历史》一书中说：“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中国和朝鲜）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慌”。
西班牙人在明朝时就想占领中国，与郑和对比很鲜明
相比16世纪西班牙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葡萄牙而言，西班牙的野心更为宏大，他们也显得更为狂妄。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组建“无敌舰队”，西班牙由此成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而腓力二世本身就是一个狂妄自负的家伙，他不但梦想着实现罗马帝国的辉煌——统一欧洲，甚至还奢望能够成为世界之王。他的帝国总督们因此也同样头脑发热，西班牙驻菲总督桑德在给国王的信中说：征服东方（指中国）“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费用也少。”并且“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指中国人）。”当然，他后来调整了征服计划，“这项远征应该需要4000到6000人，配备矛、枪、船、炮和所需要的弹药”；其中“有2000到3000人，就可以占领一些沿海省份，然后使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再组成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是并不难，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
西班牙在马尼拉的殖民者漂亮的宫殿中还曾经专门针对征服中国（当时是大明帝国）做过认真的作战讨论，但这场征服战却因为英国而夭折了，因为西班牙不得不对表现得越来越强劲的英国做出惩罚，1588年5月末，西班牙“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扬帆出航，远征英国，历史在这里突然出现了拐角。
这场英西战争取代了中西战争可能的开始——历史就总是那般奇怪，人性却不因时间而突变。在此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这事实上，只是那流产的中西战争的再育。倘若历史的洪流在1588年转个弯，时值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张居正死后五年，明朝政局时值下滑路中，明臣干将犹在。宦官当权的情况也尚不明显，假使西班牙的战舰出现在塘沽口，那么，历史将以何种面目呈现呢？是如清末般割地赔款，苟延残喘，或是陷入北方游牧民族的打劫，西方少数民族的蚕食和西班牙的侵略的战争的汪洋之中，或是民族英雄横空出世，而政治和军事为之一变，以恶梦的开始成为继续辉煌的插曲。
但是，历史总是不给人以任何假设。
更为遗憾的是，其实郑和前后还有几次重大的机会也都被轻易地丢弃了，如下几个时期：蒙元时期、荷兰占据台湾时期、葡萄牙进占澳门时期、与英国人初期贸易时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日甲午海战时期。
张居正死得很难看
其实，张居正的改革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归位更正确，他所做的不过是希望将政府、官吏、社会中的腐烂割除，让官吏清廉守职、让盘剥减轻些、让国家的防卫更坚固些，仅此而已，但最终仍然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科举制度在明代做造成的文官集团已经壮大到了左右帝国的地步，东林党、复社等这样的所谓组织其实就是政治派系，只不过要有中国色彩，披上了经学的外衣。这种来自民间的政治力量已经将世族包容进去，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他们以涌潮的方式存在于朝野，而明朝皇帝和丑陋的太监都只不过是这股涌潮上的一叶小舟，皇帝不得不依靠锦衣卫、东厂这样的特务警察组织进行对抗，而太监集团则依靠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中间卖弄是非形成第三股力量。皇帝和太监虽然处于高位，但实际上根本无法与文官集团对抗，而文官集团则能够轻易地左右朝政，他们时而与皇帝联合，对抗太监集团，时而与太监联合对抗皇帝，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文官集团手中，一旦某一势力失去价值，文官集团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明朝四大太监中，属最后的魏忠贤势力最为庞大，一度将皇帝手中的锦衣卫、东厂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俨然是大明的真正皇帝，但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一继位，魏忠贤立即遭到弹劾，随后就发配凤阳，中途自杀，扫除他的势力竟然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当明朝内的三角角力愈演愈烈的时候，张居正觉得这个帝国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玩完了，于是提出了改革。
商鞅改革前，商鞅和秦国士大夫们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不妨引用于此：
卫鞅（也就是商鞅）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茍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秦孝公说：“善。”
甘龙说：“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说：“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秦孝公曰：“善。”
商鞅将秦国的弊端看的很透彻，所以，他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张居正也是如此，他也看到了明帝国的种种陈腐和弊端，所以，他也要改革。
张居正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敢于担起重任，而且也有左右时局、掌握权力的手段，这里不必多谈他那场宏伟的改革，中学课本上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只谈他本人和他的改革中能让人思考的地方。
可以想象，张居正在“经宴”上给皇帝和群臣讲授经书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浩然正气，但实际上这个人却并非一个正人君子，如果按照儒家修养，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但实际上他对付政敌的手腕却显得很阴险，他是如何将高拱逼迫下台的众所周知。
张居正实际上是在皇权空虚的情况下才有了实权，神宗皇帝年幼，而两宫太后又并不强悍，太监冯保的势力也并不是很大，因此，张居正就有了施展改革抱负的机会。而在张居正掌握大权之后，在任人使用上虽不能说任人唯亲却也可以说搞了很多裙带关系，这很不得人心。
其实，张居正的改革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归位更正确，他所做的不过是希望将政府、官吏、社会中的腐烂割除，让官吏清廉守职、让盘剥减轻些、让国家的防卫更坚固些，仅此而已，但最终仍然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张居正的改革在财政上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明隆庆5年（1571年）财政收入是250万两白银，万历28年（1600年）财政收入则骤增至400万两。
但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最终以家破人亡收场，关键原因就是他的这场改革触动了世族阶层和官吏阶层的利益，所以被群起而攻之。
世族的利益是农耕文明固有的利益，张居正的改革也并非是要革除世族利益，甚至相反，他只不过想让作为国家基础的农民更加殷实点，水草美才能牛羊美，他的改革也只是在形式上触动了世族阶层，因此，来源于世族的反对并不严重。他改革真正触动的是官吏的贪污利益，这才是导致他改革全面失败的原因。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也曾想建立一个没有贪官的理想社会，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狠抓廉政建设，不但立法打击，而且还用上了谈心战术，当他委任一方要员的时候，他有时会把这个即将上任的地方要员召进皇宫，然后和他来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除了国家的地方政策外，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劝诫这个地方官不要贪污，他说，奉公守法，的确收入不多，但却很稳定，这就像是家里有一口井，虽然水不会多到溢出井口，但井里面永远有水。你要是贪污呢？一下子会来很多钱，但风险成本也大，贪污了、被发现了，然后就要坐牢，那贪这些钱还有什么意思呢？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皇帝也可谓苦口婆心，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就在《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中无可奈何地说，从他建国以来，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东、浙西的地方最高长官没有一个人是干到任满的，统统是干了几年就因贪污而被撤职抓进监狱了。朱元璋是开国皇帝，在他当皇帝这段时间算得上是政治清明了，他打击贪官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仍然是越打越贪。最后朱元璋也得出结论了，他说这些官员在上任之初还算清廉，但不需要一、两年，就都成了贪官。看来，所谓出淤泥而不染不过是一个理想——你的上级、你的下级、你的同僚、你的亲戚、你的监督者，统统都是贪官，你想当清官？容易吗？可能吗？他们不能直接指责你不贪，但排挤你、把你调离、压制你那是轻而易举吧，所以说，在中国古代，当贪官容易，当清官难。
其实朱元璋算错了，他的那个账算得就不对。首先，贪污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无官不贪，那么被抓的、被杀的有几个？历史上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只有少数官吏被抓、被杀是准确的，那么如果把贪污当作一种投机的话，风险成本高吗？一点不高，如果贪官中有10%的人被抓，那么成功率还是90%呢，如果官员中每年有20%的人被抓，那这个官员损失率可就大了，政府根本承受不起，因此，做贪官的风险并不高。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官都贪，而即使抓到了贪官，贪官们也并不感到害怕，因为上级部门其实主要目的是索贿，而不是为了维护官吏守则。当然，每年也都有官员因为贪污被抓，但官员们基本都清楚，那些倒霉的官员被抓的原因并不在贪污上，而是因为官场的竞争失败，贪污不过是一个罪名。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贪污的风险成本远不像朱元璋说的那样，相反，风险很低。
明末由于内有大规模农民暴动，外有北方满人虎视眈眈，明帝国可谓内忧外患，不得不大举搜刮民脂民膏，财政收入因此竟然达到100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收入还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