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煤炭生产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与日本国内经济和对华经济政策不无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准战时体制过渡，军工生产及其他各业煤炭需求增加，造成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1936年入超400万吨。而中国煤炭贸易从1935年起由入超变为出超，是年输出量为86万吨，翌年增至132万吨，其中70%系对日本输出，出口煤中就有山东中兴（峄县）、博山（黑山）煤矿的原煤。
矿业投资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重要领域。中国煤炭资源大部分集中于华北地区，当时山西煤炭储量虽远多于河北、山东，但因距海港和工业中心城市较远，开发程度不及后者。1932～1934年全国煤炭产量中（不包括东北地区和台湾），河北平均占36.7%，山东平均占13%。这一时期，华北各省煤炭产量持续增加，这对于缺少煤炭资源尤其缺乏炼焦用煤的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对华北煤炭资源的重视程度，在其30年代一系列“华北开发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1934年10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在致“满铁”总务部长石本的文件中指出：为在华北“确立日本的经济势力，最有力的措施是对煤矿投资”。随着日本准战时体制下煤炭需求量的增大，日本对中国煤矿业的投资扩张也进一步加剧。
日本在山东的矿业投资居华北地区首位，同时占其在山东直接投资的第二位，据日本人计算，战前投资额累计达3000万元，反映出日本产业资本对山东矿产资源的重视。这一时期的投资又以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为重点，矿业投资形式和特点主要以合办投资为主，由“山东矿业会社”作为投资主体，辅以贷款投资和直接经营。依靠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通过控制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来间接控制胶济铁路沿线的煤矿资源，便是上述投资的突出写照。
鲁大公司的成立源自两个条约，一是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一是山东悬案细目协定。根据条约和协定，日本占据的山东淄川、坊子、金岭镇三矿交还中国，由中日合组一合资公司经营管理，中日出资各半，合办方法及条件则由中日联合委员会决定。
为了保持在山东的矿业权，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鼎力合作，日本内田外相与财界人士团琢磨、和田丰治于1922年8月召集国内资本家30人，发起成立投资委员会。1923年1月，根据日本政府部门的要求，满铁与东洋拓殖、大仓、三井、三菱、久原等财阀共同出资500万日元（实收125万日元），组织山东矿业株式会社（董事长为大仓喜八郎），由山东矿业株式会社负责对鲁大公司的日方投资。满铁会社作为日本“国策企业”，早在鲁大公司筹备成立之初，满铁社长早川便秘密与鲁大公司中方出资人接触，答应为其出资提供全部或部分贷款融资，谋求在资本上控制公司。这一活动后来因早川突然病死而中辍。继任社长川村改变直接对中方贷款的做法，决定直接向山东矿业株式会社投资，认购发起人股2万股，并收购大仓、藤田所持股份。后来在山东矿业株式会社的10万股中，满铁拥有55%的股份，大仓财阀仅占7%。由此不仅可以看出满铁经营范围已越出东北，伸向山东，同时亦显示出日本官方对山东煤矿确实抱有浓厚的兴趣。
1922年2月，鲁绅吕海寰等以事关国家主权和鲁省民生，发起组织公司，要求收回承办，并报呈农商部批准备案。3月26日，日本三井、三菱、大仓、久原等财阀与军阀赵尔巽、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等人成立筹备会，与山东矿产株式会社共同组建中日合营的鲁大矿业公司，经营淄川、坊子两煤矿和金岭镇铁矿。另外，山东矿业株式会社除对鲁大公司的实缴股本投下了125万元外，还以出资或贷款等形式对旭华公司等矿业进行投资。1923年4月5日，鲁大矿业公司成立总会，中国资本代表为靳云鹏、赵尔巽、潘复，日本资本代表为田边滕治、田中末雄，总办靳云鹏，会办田边滕治，田中末雄为专务董事。1923年8月12日，经由中日外交折冲，鲁大矿业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在青岛。鲁大公司资本额定为1000万银元，实收股本为250万元，是公司资本金的1/4，中日各出资125万元。日方由山东矿业株式会社出资，中方由靳云鹏、王占元、张子衡等以私人名义出资，当时仅凑足75万元。鲁大成立之初，日人将德国经营时的矿山财产作价500万元，由公司直接偿还日本政府，偿还方法为公司赢利年利息在8厘以上时，将赢利的一半用于偿还。所以鲁大公司资本日方实际占625万元，中方只有75万元。
鲁大公司成立后，胶济铁路沿线原日本管理的矿山改属鲁大公司。到1936年末，鲁大、博东、旭华等数家中日合办的矿业企业实收资本557.5万日元，日方实际投资额达到1238.4万日元。如再加上1936年日本投资80万日元合办的招远玲珑金矿，日本投资总额为1318.4万日元，资产总额1844.2万日元。在北洋政府时期末，鲁大公司在淄川矿区有矿井14处，其中淄川6处、十里庄3处、南旺3处、大昆仑2处，各矿井均采用了机械设备，采矿工人共约3000余人。1928年出煤506436吨，同年，潍县矿区出煤109986吨。1923～1935年，鲁大公司年产煤量平均68.1万吨，占同期全省年产量的21.63%。
鲁大公司成立后，原先日商在淄川、坊子、博山等矿区投资经营的煤矿，通过采取与鲁大公司签订包采合同，得到了延续和进一步的发展。1925年9月，鲁大公司同日商南定矿业公司订立合同，以20年为期，将鲁大所属华坞岭煤矿采掘工程承包给南定矿业公司，名为南定采煤包工合同。按照合同，南定公司的贩卖活动受制于鲁大公司，南定煤必须委托鲁大在胶济铁路沿线贩卖和出口，贩卖价格则由双方协议。南定矿业公司1922年由日本守备军铁道部发给开采执照，资本500万元（实缴125万元），最初是由大仓组和藤田组出资，1930年代改为全部由大仓组出资，是战前“极罕见的对关内直接投资的公司”。日商在坊子矿区的投资开采活动也得到了延续。鲁大公司成立后，即与原来的五个日本矿主订立契约，规定他们有权继续经营，方式是由日人向鲁大公司订约承租。此后坊子煤矿仍由日人独占，但真正由日人自行开采的仅为西矿区的一部分，东、南、中及西矿区则由华商转租开采，而北矿区则停止开采。
到1936年末，坊子南北炭矿合资会社、善芳公司投资45万日元和36.2万日元开采坊子地区煤炭资源；南定矿业株式会社投资125万日元经营博山煤矿，所采原煤为粘结性煤，产品出口日本。这一阶段，日本出资10万日元、40万日元与华商合办开发章丘煤炭资源的协泰公司和同益公司，因经营不善处于歇业状态；旭华公司1935年得到山东矿业公司资金支持后重新趋于活跃。合办经营开发煤炭资源的中方资本，权力有限，仅可分些余沥，日方多通过股份转让、垫款、扩大矿区开采范围、操纵经营与管理等形式加以控制，因此从企业实际运作上可以视为日本的直接投资。
鲁大公司名为中日合办，实际是由日本垄断资本一手操纵，中日合办有名无实。一方面，当时靳云鹏名义上虽为公司总理，但本人远居天津，公司的重要职权大部分操于日人之手，如公司与煤矿实际由专务董事田中末雄掌权，矿业所所长为日本人半田盛次郎，而中国副所长一职始终空缺，其他重要职务也没有中国人担任；另一方面，在日本的控制操纵下，鲁大公司沿袭日占时期的做法，将胶济铁路沿线淄川南定、坊子矿区的煤矿继续租让于日资企业或日人开采。因此，日人认为鲁大公司作为同日本有关系的矿山完成了“重大使命”。对于日人对鲁大公司的操控，曾有这样的评论：
鲁大自组织以来，其名虽为中日合办，其实一切大权，仍操于日人之手，中国人之所谓总理助协者，不过徒有虚名，尸其位耳。至于实际之规划，悉惟日人马首是瞻。……更就用人而论，如淄川炭矿，为鲁大公司目下之生产惟一处，主任以上无论矣，即小职员，中国人亦寥寥无几，情形既如此，所以万事为日人所独裁。如淄川炭田，惟一可以炼焦之华坞炭坑，则租让于藤田、大仓组。淄川炭矿，有充分增加出产之可能，又适金涨银落之时，乃缩小工程，以厚公司之赔累，其处心积虑，果何在乎，凡有头脑者，当能想及。
相对于日本当局与大财阀企业联合方式投资于山东淄川地区，在博山地区投资煤矿者大多系日本中小企业者。和对淄川地区一样，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他们开始了在博山一带的煤业投资活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博东煤矿公司。
1923年3月陈翰轩与三宅骏二向农商部呈请合办，当年9月获得批准。1924年7月成立了中日合办的博东公司，开始营业。公司资本60万元，中日出资各半，日方以对前矿商徐永和的债权及矿场设备房产等作价20万元，另追加投资10万元。公司重要职务对等分派，总理由中方担任，协理由日方担任。后日商又以从呈请合办到开始营业，日方已用去20万元，要求提高日方所占资本比例。最后“经许多之波折”，双方商定将中日各方的资本各作50万元，公司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中方的50万元系以矿区及旧有设备作价，日方则以添置的机器设备及工程设施作价，另外，双方再各出5万元作流动资本。公司开工生产后，又陆续添增机器设备，追加投资，到1929年末，除10万元流动资本不计外，资本总额已增至150万元。中方以矿区充当资本的2/3（50万元），其余部分系向日方借贷。
1924～1930年，博东公司经营7年，只得纯益4万余元，经营并不成功。当中虽有运输不便、流动资本缺乏等原因，但不是主要的，而该矿与东和公司订立的买卖契约，“实为其致命伤”。博东煤矿产煤质地优良，易于推销，但是博东与三宅骏二经营的东和公司有卖炭契约，煤炭大多由东和经售，博东自己出售的很少，日方通过东和公司掌握了煤炭的销售权。博东与东和间的卖煤价格又极不合理，“东和买煤每吨作价四元九角至五元四角，而博东煤市价在博[山]则为七元。博东卖与东和之煤每吨无形中损失二元。若以半数卖与东和计算共计五万吨，则总损失为十万元”。这种不合理的经售定价，使东和大得其利，1930年东和赢余达20余万元，而博东仅为3万元。所以当时的调查者就指出：“若该矿欲谋发展，非将该买卖契约取消，不能期营业之发达。”
中日合作的不平等，又是由双方资本与权力的不平等造成。中方担负之资本除以矿区作价50万元外，其余一部系向日方借款，因此日方对于公司权利时有把持之举。博东公司和鲁大公司类似，董、监事表面上中日人员对等，但实质上日方操纵了生产和经营大权。中方对于东和公司收买博东煤炭所享有的“特殊利益”早就不满，1930年召开的董事会上，中方提议取消与东和公司买卖契约，终因日方反对而未能实现。关于公司用人，“中国人几只限于事务方面，故在总公司中国人较多，工程方面十之八九均系日本人，在工程方面之一二中国人，又多无责任心，故公司基本之工程全为日方把持”。
日本资本自控制经营鲁大公司、博东公司、章丘旭华公司三家合办公司后，便通过加大贷款投资，利用矿区矿产税低和运费决定特权，谋求提高产量和扩大销量。1923～1933年，淄川煤矿年产量平均53.65万吨，约占全省年产量的18.34%。如再加上坊子煤矿、博东煤矿和章丘旭华煤矿的产量，中日合办煤矿年产量约占山东全省煤炭年产量的1/5～1/4.1934年，3家公司共产煤92万吨，占山东全省产量的26.4%。外销原煤中，除运销上海等大城市外，开始输出日本（主要是中兴煤和博山煤）。鲁大公司所经营的淄川煤矿产量在山东省煤炭产量中的比例，1930年代比1920年代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淄川煤矿一般稳定在50多万吨年产量情况下，全省原煤产量则从200万吨上升至300多万吨，而其中主要是民族资本中兴煤矿产量的增加。中兴煤矿1932年产量97万吨，1933年113万吨，1934年达到130万吨。1935年山东省中资煤矿与中日合办煤矿资本、产量状况。
1937年，山东各煤矿共计产煤498万吨，枣庄中兴煤矿产煤173万吨，新泰、莱芜矿区产煤15万吨，而胶济铁路沿线的章丘、博山、坊子矿区共计产煤310万吨，其中中日合办的鲁大、南定、善芳、旭华、博东5家公司共产134万吨，占43%；中国民族资本煤矿出产176万吨，占57%。在外销的118万吨原煤中，9成运销上海，1成输出日本。1930年代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山东原煤产量大幅增加，表明中日两国工业资本均在加大投入，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
拥有经营淄川、坊子、金岭镇矿山开发特权的鲁大公司，取得了可观的绩效。1923～1936年的12年间，有10年盈利，4年亏损（其中1928～1930年系由于政局动荡所致，1935年系发生透水事故无法进行采掘所致），盈利额合计285万银元，亏损额125万元，盈亏相抵仍有余利160万元（）。经营博山煤矿开发的中日合办的博东公司，这一时期也是盈利大于亏损。
§§第六章 殖民统治的建立与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1937～194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