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国际会议之后，随着山东问题的解决，中国于1922年末收回青岛主权，日本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青岛的日侨和日本工商资本由此丧失了大部分直接形式的特权，失去了原先一直依恃的政治奥援和政策扶持。大批日侨跟随日本军队一同撤离回国，原先就职于殖民政府机构、铁路、港口及其他公共部门的日籍职员、技术管理人员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一批原先以殖民机构、军队以及日侨日常生活需要为对象的普通商业、服务业及建筑业，骤然间失去了生计，只好停业关张。
战后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美英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势力日益增强，与日本工商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战时一度退出远东的德国资本卷土重来，重返商品与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因战时极度膨胀，当战争结束后，原先虚假的需求锐减，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导致日本国内工商业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在海外的工商业投资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山东的工商业与金融业，经历了一次程度不同的大范围变化与调整。
就海外投资而言，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的衰退，其对中国的工业投资一般采取了收缩的姿态，资本输出的规模和能力缩减，而同期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运动却不断高涨，这就迫使一些企业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结果除纺织业和少数几个行业外，其他行业的投资出现暂时的收缩。某些曾经吸引大量投资、兴盛一时的行业，如盐业、榨油业、蛋粉业等，或因中国政府收回自办，或因市场不景气而纷纷停业；一些综合性的大公司、商社解体，就职于银行、商社的日籍职员也比原先明显减少；日资金融机构也受到了信用过度膨胀而出现大量呆坏账的影响，有的撤离，有的停业，其业务对象也有所改变。但是到1920年代中后期，经过调整、兼并、重组后，日本工商资本的元气得到恢复，重新开始了扩张的势头，而纺织业、航运业的扩张实际一直没有停顿。
这一时期华商资本的发展与民族工业的成长，使原先由日商独占、控制或占据优势的行业出现了变化，华商在面粉、火柴、化学、机械等工业部门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日本工商资本变化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何，民族资本的发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中日资本力量的对比消长，日本工业技术对地区工业化具有怎样的影响，却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而这种变化的意义更是一直未得到合理的解释。
“山东问题”是指日本所强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1919年巴黎和会不但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做出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决议，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在国内民众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此问题遂成为悬案。
1921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邀请欧洲列强与中、日等八个国家参加，商讨各国裁减海军、太平洋事务与远东局势问题。中国对会议十分重视，迫切希望能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该问题。日本则将山东问题列为“特定国间问题”，要求直接与中国谈判，抵制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由于英美态度暧昧，日本坚持其一贯的中日直接交涉主张，致使山东问题无法顺利列入九国会议讨论议程。
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在美国的协调下，对讨论山东问题做出了进行“边缘”会谈的安排。所谓“边缘”会谈，即在九国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会谈，达成的协议载入会议记录，作为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在会谈时，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这一安排实质上是各方面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既非中国要求的会内讨论，也非日本所要求的直接交涉。对“边缘”会谈的安排，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
大会会议主要针对二十一条款存废问题与山东权益问题进行讨论，但中日双方立场存有严重分歧。就二十一条款，中国以其严重损害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要求再行讨论并予取消；日本的态度非常强硬，不同意中国的要求，只是声明放弃部分特权。中国虽据理力争，但日本丝毫不为所动，结果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中国一无所获。
1921年12月1日，中日两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发言表示，山东问题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中国国民希望这次会谈有一个公平圆满的结果，同时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交涉的4项先决宗旨，表明中国的坚定立场。当谈判进入实质问题讨论时，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收回胶济铁路的要求，日本则提出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的主张，意图继续控制胶济铁路。为避免会谈僵持停顿，双方决定先从较简单的问题着手，然后再集中讨论铁路问题。12月5日，日本宣布放弃中德1898年条约中规定的用人、投资、供给物料等优先权，对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予以承认。在海关问题上，经过坚决的抗争，中国收回了青岛海关。在英美的调停下，经过中国据理力争，官产、公产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
胶济铁路是山东问题中最关键、难度也最大的问题，亦是中日之间长期争执的焦点。12月13日开始谈判这一尖锐问题。此时，日本仍坚持胶济铁路要由中日合办。对于这一无理要求，中国代表严词拒绝。14日，日本代表提出赎路办法三条。其中第一、二条是有关核定胶济路财产问题，在第三条关于赎路办法上，双方意见无法一致。日本以“不断利益关系”为理由，提出借款赎路的办法：即由日本提供贷款，贷款使用期间聘用日本推荐的总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师各一人，其用意还是要长期控制铁路，继续保持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权益。这当然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针对日方要求，中国提出立即筹款赎路或以有价证券分期付款的方案，同时声明如果日本不及时承认中国的赎路办法，中国宁愿终止交涉。赎路方法一时间成了胶济铁路谈判的焦点。在中国的坚决斗争及美英的调停下，日本最终放弃了其借款赎路主张，但仍要求在路款偿清前，由中、日各派副车务长、副会计长一人管理铁路。
中国为推进谈判，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日本政府仍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结果导致谈判再度停顿。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坚持下，同时受到中国舆论的坚决反对和美英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表示退让，重新回到筹款赎路的前提上来。1922年1月4日，中日重新恢复谈判。1月18日，日本代表提出新的修改方案，同意中国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同时要求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职权相同，并雇日人为车务长。这样，经过两个多月36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矛盾，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4日，中日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属细目协议。条约及附约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1）胶州德国旧租借地（青岛）交还中国。条约规定，“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政府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它合法职业”。条约还规定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全部移交中国政府；公产中为日本官厅所购置、建造或前属德国所有经日本增修者，中国应按所用实费给予补偿；公产中日本领事馆及日本居留民团所设学校、寺院、墓地等，仍归日本保留。
（2）日本军队撤出山东。条约规定，驻扎于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应于6个月内撤退，其中驻青岛日军守备队，应在交出行政权后30日内撤尽。条约所附协定条件中还规定，“无论何种日本兵力概不得留于山东境内任何地方”。
（3）中国赎回胶济铁路。条约规定，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备价赎回；中国政府用国库券支付赎金，该国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押，期限15年，但满5年后，本息可在任何时候全部或分期偿清；在国库券未偿清前，中国任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和会计长，在遴选日人人选时，应与日本政府协商。
（4）收回海关、矿山、盐场及电信设施。条约规定，自条约实施起，“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缆、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移交办法由中日关于行政权及公产移交的联合委员会商定。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的签订，是当时国际关系变动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废约斗争史上取得的一个胜利。中日山东问题前后历时八年，最终由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谈判而将中日“民四条约”、中日山东问题换文，以及对德和约中涉及山东的三项不平等条约、条款统统推翻，收回了部分主权，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青岛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能顺利收回山东利权，主要由于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国民的民族意识不断提高，反日浪潮此起彼落，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不得不有所变化，对山东问题的处理方式也随之不断改变。大隈内阁以军事力量占领为重点，全面攫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继任的寺内内阁则以政治贷款从经济上谋夺山东各项利权；而原敬内阁及以后政党政治时期，则主张维持日本既得利益以避免中日关系过分激化，但整体目标仍为在中国容忍程度以内，尽量索取最大程度和范围的利益。鉴于以往军事侵略或政治贷款操控式的对华政策，只会进一步激化中日矛盾，故原敬内阁新政策改以较温和的手段，试图缓解平息中国国内的反日浪潮，笼络北京政府。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交互影响作用，遂使山东权益顺利以和平方式交还中国。
但是，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人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间接控制着胶济铁路。同时，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外国势力范围、废止“二十一条”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相反，却同意列强所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要求，允许日本在青岛保留领事裁判权。北京政府接管青岛后，依照华盛顿会议留下的许多不合理条款，被迫承认日本在青岛保留12项“特殊权益”，即：规定山东不再割让；开放山东省主要城市；对高徐、济顺铁路有优先贷款权；准许外国人（即日本人）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合办鲁大矿业公司的权益；青岛屠宰场及电灯公司改为中日合办的权益；日本所保留的特殊不动产所有权；办理日文电报权；胶州湾原盐输出权；海关和日本商人之间使用日语权；侨居的外国人市政参与权；关于山东实业借款的利权等。上述权益使日本仍然在山东和青岛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成为其日后继续扩张的依据，作为遗留问题为山东与日本的关系走向埋下了伏笔。
华盛顿会议后，中日根据条约第二条规定组织联合委员会，具体谈判解决将青岛主权和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事宜。联合委员会由中日各派委员三人，中方由王正廷任委员长，日方由小幡酉吉任委员长。6月29日联合委员会在北京正式开会，分行政（第一部）、铁路（第二部）两部，第一部谈判讨论公产、税关、盐场、矿山、邮电等收回代价事项，第二部专门讨论胶济铁路的移交代价等问题。由于日方漫天要价，中日间的谈判异常艰难激烈。从6月29日至11月30日，第一部开会50次，第二部开会21次。经过长达5个月的谈判，中日双方于12月1日和5日分别签订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和《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
《山东悬案细目协定》正文计28条，附件10项，其基本内容规定：日本于12月1日交还行政权；日军20日内完成撤兵；日方保留公产19处；青岛佐世保海底电缆无偿交还中国一半；青盐对日输出，自1923年起15年内每年输出额1亿～3.5亿斤；中国付给日本1600万日元，作为青岛公产、盐田及精盐工厂的赎金，先付200万元现金，其余以国库券支付，年息6厘，期限15年，以关税、盐余为担保；淄川、坊子、金岭镇矿山由中日合组公司承办，由中国付给日本赎金500万日元，合组公司赢利超过8厘时以半数交付日本。
《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正文18条，附了解事项7项，其基本内容为：中国应偿还日本铁路价款为4000万日元，以国库券交付，国库券年利6厘，期限15年，满5年后本息可全部或分期清偿；国库券以胶济铁路财产及进款为担保；铁路收入须存入正金银行青岛、济南支行；在该国库债券的偿还期限内，中国方面有义务聘用日本人担任运输主任和会计主任。除铁路始发站外，各处日军均撤出，但胶济线巡警队及各重要车站要聘日人为顾问。上述规定实际使胶济线仍控制在日人手中。
按照鲁案会议协议，所有日人开办的盐田、精盐工厂、仓库及附属土地设施，概由中国盐务委员接收。关于日本盐产收回问题的谈判，双方谈判争论的焦点一为盐产评价，一为供给办法。当1922年中日联合委员会讨论盐田移交事宜时，日人盐场、堤堰已大部分毁坏，依照当时实际勘估，盐厂和盐滩两项共值205万元。日方不仅无视日人盐田工程质量差且多已损毁的事实，蓄意抬高日人盐田与工厂的价值，而且大肆勒索盐业补偿金，提出索要盐田补修费、预想利益、盐户结束营业津贴等三项“补偿费”，其中所谓“预想利益”一项开至290余万元。结果，日方所报盐业“公产”价格（7877883元）比中国调查估价高出2.73倍。实际上，其资产价值与日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谈判代表亦知日人要求过当，又不能过拂其意，于是归入公产偿金一并解决”。经过双方多次辩论，日方虽被迫放弃了上述三项补偿要求，但却提出盐业与公产价值一并计算，由中国支付赎金，备价收回。
盐业赔偿使日本盐商获得了巨额赔偿，为其日后的经营提供了资金。如日商山田祯三曾在胶州盐业公司中任主任，1923年获得相当赔偿后，开办山田商会。谷本嘉诚曾于1916年在青岛创办株式会社南海公司，经营盐田和盐的输出，后获巨额赔偿。日商高桥丑吉所获巨额赔偿为其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在20年代中期，高桥乘地产房价低落之时，利用这部分资金大量买进，以等待房地产回升，谋取投机暴利。
日人在胶州湾所建盐田全部收回后，当局采取标售方式招商承办。永裕盐业公司以标价银元300万元、分15年摊缴的条件，购得全部盐田、工厂。永裕盐业公司成立于1924年7月，由天津久大盐业公司与青岛、济南盐商合伙投资，实收股本80万元，其中济南、青岛股东各缴27.5万元，久大公司缴银25万元。永裕公司既拥有盐滩、精制盐工厂，又拥有码头堆栈和向日本输出盐专商之权。但是公司开办之初，所收回的盐田、工厂荒废已久，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复，而销盐又因日方原因不能正常进行。迄于1926年底，公司在三年中累计亏损715985元，资本金几乎损耗殆尽，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以资周转。直到1926年恢复对日原盐输出后，公司营业始见起色。
本来，按照盐业细目协定，日本购买青岛盐的数量，每年在最高额350万担，最低额100万担范围以内。但是会议结束之际，日方又在协定附件中增加规定，声明协定所载购买数量，如两国遇有难于接受上列数量之事情时，可不拘上开之协定数量，而临机协定之。结果，谈判所定的购买数量限制实际变成空文。1924年2月和4月，中日曾多次举行青盐输出会议，但因在输出承办者、价格等问题上主张不一，会议未能达成协议。由于中日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协议，胶州湾盐业输出停顿达数年之久。1925年10月，中国盐务署与日本公使馆签订青盐协定草约，规定永裕公司向日本输出盐，须委托日商代理，同时由盐务署指定14家华商承办对日工业用盐和朝鲜用盐的输出。1926年，中日盐务协定正式签订，粗盐对日输出开始恢复。是年输出25万担。到1929年输出达314万担。此时青岛盐的输出“其名虽在华商，买盐之权仍属操诸日本政府。日人对于华人盐商，不特无保证购盐之责，抑且以压迫为能事，其商人对于青盐，素具操纵之惯技，于是居间取赢，剥削无厌”。青盐对日输出的数量、定价权一直为日商控制，主动权不在华商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