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伸同志：
您好！您寄给我的《小说界》和您的来信早已一并收到，因其他事务，迟至今日才给您复信，甚为抱歉！
您发表在《小说界》上的中篇新作《沉寂的五岔沟》也已拜读。这实在是一篇佳作，读起来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套用一句评论家的俗话：读这样的小说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没有也不可能认真研究您的创作道路，因我不是研究作家的专家，但凭印象，我深感这部中篇在您的创作历程上，似乎是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跨上了一个新的里程。我深感您在艺术上更趋成熟，而且十分出色，您的风格日臻完善突出，特点非常鲜明。《沉寂的五岔沟》，这是莫伸的手笔。这就够了。
我正是为此而特别欣喜。在陕西的作家群里，又多了一位思想境界广袤深邃，艺术上风格独具的大家既熟悉而又是新结识的人。
独特，这是给予读者美的享受的主要的艺术源泉。一般令人昏睡，独特使人醒目，诱人品尝，给人满足。
您笔下的秦岭是多么雄伟、壮丽，多么高深莫测。您以矫健的笔力，站在秦岭山脉形成史的高度，娓娓动听地描述着秦岭的诞生、成长及其“生活史”，浓墨重彩地描绘出秦岭的雄奇的形象和风貌，画出秦岭的性格。这正是您的风格独特的部分，也是现时不少作家所追求的笔法。所不同的是，有的作家大段连篇地谈生活哲理，有的谈政治，有的大谈民族文化心态，有的谈民俗民情，有的则作大自然的铺张叙描。这种笔法运用不当时，会形成不必要的冗长甚或赘瘤，运用得当，便会产生博大深厚的效果，满足读者在生活知识和情绪上的饥渴，并且可以给整个故事提供一种恢宏的背景和氛围。您的关于秦岭山林的描写，给您的故事和您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十分富有性格的特定的场合，它和您所塑造的秦岭深山中的姑娘蕊雀是一个整体，对蕊雀的形象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说最大成就，就正是成功地塑造了蕊雀姑娘这样一个动人的形象。
古往今来，中国外国，有多少著名的和无名的作家，讲述了多少爱情故事，塑造了多少男女特别是令人永志不忘的女性形象。您笔下的蕊雀也正是这样一个令人难于忘怀的动人形象。
蕊雀，这个美丽的山村姑娘，生活在半封闭的秦岭山区的深山老林里，这儿有着它的世代相传的生活和风习，她也有着一个比她小十二岁的小女婿，她要哄着他玩，抚育他长大的小女婿，这在她们那个五岔沟是谁也不会提出疑问的习以为常的事，在蕊雀自己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事，她像个大姐姐，甚或是像个小妈妈似地照料着她未来的丈夫，抚育着自己未来的丈夫。
知识青年来到五岔沟插队落户了。这些城市青年闯进五岔沟，也闯进了蕊雀的生活。五岔沟的山民们把这些知识青年爱作大人物看待，他们明白这一些青年不会长期留在山村，蕊雀同样明白这些城里人和自己不是同一根蔓上的瓜，最终也不会往同一个篮子里去，但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还是毫不犹豫地爱上他们中的一个。她追求的只是真正的爱情，她没有什么奢望，她只要求他在离开五岔沟之前爱着她就行。她所追求的似乎是很低的，但实在是很高的。她那么主动，那么大胆，那么炽热，那么勇敢，那么不顾一切，那么千方百计，而又那么纯真无邪。她得到了她所要求的爱，尔后，在他离开五岔沟回城之后，便毅然地了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蕊雀所追求的对象，插队知青老刘，也是一个塑造得成功的形象。他有着城市青年的妄自尊大与偏见，他扼制着自己的爱情，既无法抗拒又极力推拒蕊雀的追求，他终于一步步被蕊雀的炽热的恋情所征服，陷入了山野姑娘的情网，但却为世俗的偏见所蒙蔽而未勇敢地承接恋人投来的全身心的爱情。他迂腐，怯懦，自视高贵，虽然享受了蕊雀的爱，也给予蕊雀以短暂的爱，但却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到他真正醒悟感到蕊雀在他心中的位置时，却已为时太晚了。这个角色比中国历来文学中爱情故事的男主角都要差劲十倍，但他却也是一种真实的典型。蕊雀的形象自然要比他光彩夺目得多。这也正是您的《沉寂的五岔沟》的不同凡响之处，新颖独特之处，引人入胜之处，令人感叹的悲剧效果产生之处。
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心理，际遇，爱情的纠葛及其结局，不是作者随意编排，而是循着生活逻辑，有其必然性、真实性和合理性，这正是《五岔沟》成功之基础。缺了这个基础，小说便会成为那种庸俗无聊的花前月下的故事了。换句话说，蕊雀的爱情故事，有着更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蕊雀的悲剧之形成，既有客观因素，更有主观因素。客观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文化差别，特别是城乡男女之间，在当今社会生活上的不同地位，还都是组成家庭、建立未来生活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封建的门第观念，庸俗的“般配”观念，更是束缚人们思想，左右男女婚姻的一股强大力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东欧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重爱情，无视社会地位，只要有真挚的爱情，一个大企业的女厂长可以同一个普通工人缔结良缘，女教授可以找一个爱上她的穷学生婚配。在咱们这块伟大土地上可不行，而且“般配”观念愈来愈烈，不但讲究家庭门第，而且，工入要讲什么“全民”“大集体”“小集体”“固定工”“合同工”等等等等，讲来讲去，出现了众多的大男大女，怨女旷夫，《沉寂的五岔沟》正是有意无意地向人们揭示了这种遗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封建残余意识的沉重的力量。小说还向人们显示了当前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也是蕊雀的爱情悲剧的又一个客观原因。试想如果生活在城乡的人民，可以随意迁来迁去，或者至少一方在城市有工作即可以携眷带家，或者我们的农村生活同城市生活的差距不这么大，那么，像蕊雀和老刘这一对热恋的青年，还有什么障碍不能冲破呢？在我国当前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牛郎织女式的生活模式使多少有情人不能结为夫妻，而又有多少城乡两地的夫妻或恋人终于分手了呢？
应该说，主观因素更是悲剧形成的主要原因。蕊雀和老刘这一对恋人的头脑，也同样被封建的“般配”观念禁锢着，他们俩，谁也没有想去追求自己的合法的婚姻，他们俩谁也不认为自己能争到这种幸福结局。女英雄蕊雀，追求爱情，是那般大胆、勇猛、热烈，但连她也不曾想去追求终身的幸福，她也是明明确确地承认自己追求不到那种与恋人结合终生的幸福，因而她只是乞求老刘在山村插队一天就同她相爱一天。然而，他们真的争取不到终生共同生活的幸福吗？当然不是。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破除了旧的观念，还是有希望共同生活的。而世俗的观念蒙蔽着他们，这正是这一对恋人的悲剧之所在。
蕊雀虽然执著地追求的是一场短暂的爱情，但她的感情和行为却都是高尚的，无可指责的。
如果说，故事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探究之处的话，我看还是作者的贞操观念值得研究。您笔下的一对恋人在热恋着，疯狂地互爱着。他们在幽会时互相间表现出那样的近乎野性的狂热，但您却通过人物的口，一再声明他们始终保持着肉体的贞节，这实在是不必要的。蕊雀对她的恋人达到您笔下所描写的那样狂热的程度，那样的不顾一切，却不曾献身，这对于一对生活在秦岭深山里的青年男女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这也不符合小说本身的逻辑，违背了作者自己所确立的主题。很显然，作者在紧要关头害怕了，害怕他的男女主人公走得太远，便强迫他的主人公违反自然法则和爱情法则。他比老托尔斯泰和王实甫等等作家要胆小多了，他也正像老刘一样，比蕊雀姑娘胆小多了。是不是这样？
您的艺术风格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您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和您在语言的运用上。特别是语言。您的严格的现实主义描述事物、刻画人物的功力是显而易见的。您笔下的蕊雀，老刘、友善、磨老汉等等五岔沟的人物，个个都是有棱有角、活脱脱的“这一个”，特别是蕊雀姑娘被您塑造得十分突出，每一细节都是那样真实动人，她的内心世界被您明察秋毫，把握和状描得真实细腻而有分寸。您的语言，无论是叙事的语言，描写的语言，还是人物的对话，包括其中穿插的“花儿”和“信天游”都是很有特色的和生动的，都是有很高的形象性的，都是不乏诗情画意的。它们是丝毫没有学生腔（或文人腔）和报纸调的。
当然，《沉寂的五岔沟》在艺术方法上和语言上，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说，在对事物的描述上和在人物的对话上，是否还蒙上了一点自然主义的灰尘。人物口语是否过分粗鲁，过分的不文明？不使用大量的肮脏的骂人字眼是不是也可以写出人物的鲜明的个性？根据无数作家的经验，包括我自己的经验，也还是可能做到的。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只一个阿Q常常骂人，但也只不过是“妈妈的――”“儿子打老子”之类，再肮脏一点的字眼，根据我的记忆似乎就不再有了。自然，一个作家如何运用群众口语，应当是可以见仁见智，毋须千篇一律的，但有一个共同要求，这就是从美学的角度上，要求给人以美感，而您的连篇累牍的脏话，令人读起来感到不舒服。
最后，我还有点不成熟的“思考”。我总觉得，爱情题材如果不能作为适当的载体，表现出某种重大的社会生活内容，回答某种迫切的社会生活问题，还是很不容易引起众多的人，或者说不容易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的。如果要以爱情问题本身引起社会关注，那么这种题材，必当是特定时期为全社会所关注的某种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作品，应当是作家以他的作品对其作出了出色回答的作品。
当然，一部文学作品，并非一定要求全社会的关注。我只不过是想，以爱情为主线的小说或影视戏剧作品，应当尽可能多地承载一些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不知我的这点想法有没有一点道理。
最后再说一遍，《沉寂的五岔沟》是一部耐咀嚼的小说，我喜欢读它，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喜欢它。
祝您继续获得成功！
握手！
王汶石
1986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