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祖籍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世代官宦。其父诸葛珪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豫章太守。孔明早孤,赖叔父抚育成人。十四岁那年随叔父至豫章,逃离战火纷飞的故乡,自此故乡就成了梦境与回忆。不久又随叔父辗转流徙置于荆州,投奔刘表。此间,全国军阀混战,唯荆州境平民安,各类人流入荆州者达十余万家,其中有不少鸿儒硕学,盖数以千计。因刘表在荆州开学馆,求儒士,定经注,俨然一片“稷下”气象,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重镇,为后来的魏晋学术培养了人才,打下了基础,自然也给社会输送了许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人才。诸葛亮在荆州,深被其泽。各种思潮,各色人等,齐集荆州,不仅活跃了思想,尤其是给正在成长中的诸葛亮等才俊提供了全面的素质教育。他十七岁时,叔父去世,因家庭生活,他定居隆中,边耕边读,经过十年苦读,他不仅学识大进,而且“卧龙”之名远扬,在刘备“三顾”之后就成了他的股肱之臣,直至离世。
诸葛亮亲眼见到了战火对苍生带来的灾难,又受到诸子各家思想的浸染,自己又从小历经苦难,确立了独特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也带有深刻的时代共性。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出世与入世:真隐与诚仕。中国文人,其生命的旅程始终缠绕着一个核心课题:出处。是出世,逍遥自在,还是入世,步入仕途。面对这个问题,诸葛亮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既是一个真正的隐者,也是一位真诚的仕者。这两者表面上是矛盾的,真正的隐士似乎是绝对不出仕的,而想做官的人也是不会真隐的。但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基本解决了此一难题,加之道家的逍遥游的境界,可仕可隐,就成为如诸葛亮这样的达士所取的人生目标。
可以说,诸葛亮的隐是真隐。虽然他在隐之前,已经做好了建功立业的各种准备,所谓“身怀利器而待时”,但是他应该也做好了长期隐居的思想准备。他的《出师表》述其早年志向时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生于乱世的人,有待机而飞之念,完全可以理解;有终身隐逸之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隐居期间,并没有利用社会关系去上层活动,更没有交接权贵祈求富贵,而是在垄亩静静躬耕达十年之久,若再隐一两个十年,人生也就差不多了。他在《诫子书》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此“明志”“致远”既可理解为儒家的“不朽”,也可以是道家的畅神适意。对青年诸葛亮来说,两种人生之旅都是有可能的,他绝不可能如急于功名的人那样,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出仕。所以,刘备的思贤若不是真诚委心,他是不可能随之出山的。刘备“三顾”,他才肯相见,不是一般的自高身份,而是试验刘备的诚心而已。因为对诸葛亮来说,一旦同意出仕,他将委命于此。事实上,他对刘备的信任,以“鞠躬尽瘁”报之,完全是不顾个人得失,因此他的出仕也是真诚的,尽心竭力的。
二、机心与木讷:精明与自然。所谓“机心”就是在观察、分析和判断事物时所显示的深入与准确,并且能以权变与机巧作出灵活反应的心理能力。诸葛亮显然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他精通诸子百家之学,尤其是兵学,不仅有理论,也有数十年带兵打仗的经历。刘备给刘禅的遗诏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余明侠先生引述了这段话以后说:“诸葛亮亲手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之书及《六韬》兵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籍的造诣甚深,因而十分重视。”诸葛亮在后世的主要形象就是“足智多谋”,可见他的“机心”是很突出的。其本传说刘表的长子刘琦因其父亲爱少子,自觉身处危险而向诸葛亮求自安之策,但是他“辄拒塞,未与处画”,这可以看做“木讷”,或曰“默”。当刘琦与他在高楼饮宴,让人抽去梯子,并听到刘琦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末?”他不能不说了,但是这明显是人家私事而自己又是寄寓在刘表辖区,机变能力很强的诸葛亮就说了一个计策:“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立刻明白了,后来果然得脱险地。这件事情中,诸葛亮的表现可谓机心与木讷并见。他早就有了安琦良策,机心自有;但是一直没有说,以免给自己带来危险,显示木讷。刘琦的安排他事先不知,但到了此时此境,他能立即作出恰当回应,机心突出;言到意至而并未明说,而是借了一个春秋时期晋文公与其兄弟的类例来说,也好似未说,正如木讷。诸葛亮的一生中这样的表现很多。例如刘备在关羽被杀后,怒气冲冲地发动夷陵之战,结果肯定失败,历史上有许多人的意见,或赞成或反对,但就是没有诸葛亮的意见。这不太可能散佚的,应该是他确实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因为他有想法而不能说,这样不说也是机心与木讷的共同体。历史上有名的空城计与不赞成魏延先攻取长安之计对照着看,诸葛亮的这个两面性就很清楚了。诸葛亮平时少言寡语,自己家务也很少关心。在他的文集中,除了关心孩子的品德修养等以外,对家庭生活竟无片言只语,这种表现可以说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刘氏,也是体现“忠心”的根本措施,因为诸葛亮在与刘备的关系方面,既是不可或缺的,又不及关与张那么亲密与久远,不如此就容易引起别人疑虑。带有自然色彩的木讷之中显示其“精明”。机心是他精明和智慧的必然结果,而木讷又是精明与自然的结合。只有机心和聪明,缺乏应有的木讷,那么在充满聪明人与愚蠢者的世界,他就会受到妒忌与排挤,或者自己隐显失度而遭殃,孔融不乏聪明,但是最终以悲剧告终就是实例。他依靠这种特别的智慧与显隐适度,使他在竞争激烈、关系复杂的政治圈里没有人能危害他,甚至大多数人“心服口服”,他的这种特征,很具老子的“大智若愚”的色彩。
三、严峻与疏阔:苛条与顺性。无须我们举出大量例子,几乎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法如山,制法严密。他深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对法家也是深有研究。这方面的史实很多。如本传所记:“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至于其所立兵法条例,至密至细,执行至谨至严。特别是斩爱将马谡一事,充分体现他的“一断之于法”的精神。因过而斩大将,在蜀国史上少有,而且是爱将;相关人员也受到严厉处罚,张休、李盛两名将军也被杀,陈寿之父为马谡参军,受髡刑;宿将赵云也被贬为镇军将军;丞相长史因马谡兵败逃亡,也免官。王平在此次表现突出,被提升为参军。诸葛亮在治军行政中始终如一地贯彻“法治”思想,制定法度严密,执行严厉,因此人人都明白必须依法行事,虽罚亦服。这种精神与行为的效果就是蜀国以一偏远弱小之地,竟然可与强大的魏国抗衡,远出于孙吴。
一般严峻者同时也琐碎,因为至密至细常常会让人主要精力放在细密的事情上。这样的情况在诸葛亮那里得到了合适的调节。因为他严密的同时也有疏阔。所谓疏阔,就是注重大略,抓住要领,忽略小节,提纲挈领。这种风度首先表现在他对天下形势的把握上。一番《隆中对》,阐明的并不是如何扩军、练兵、课税等等具体细致的操作措施,而是大谈目前的天下形势与可能的发展趋势,刘备现在的急务。这显然是略其细节而举其大端。他的《诫子书》也很有特色:“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比较一下刘备对刘禅的告诫:“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欢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区别不仅在于文字多寡,主要在刘备细密,连读什么书都一一列举,而诸葛亮仅以“静”“俭”“学”数端教子,要在修身、养德,其余则不足言。真是大要明确,小节不计。也许刘备的话更加感人,但是抓小丢大,言语琐碎,难得教子要领。所以诸葛亮能成就大业,因为他既有战略家的统摄眼光与能力,也有实践家的细致入微的严谨审慎。
四、神妖与凡人:杂术奇计与常人心怀。诸葛亮在后世被看做智慧的化身,特别聪明的代名词,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出神入化近乎“神妖”一般的人物。学术界当然清楚这是人们以夸张手法想象的结果。问题是,为什么会把诸葛亮神化成这样的形象?这不仅仅是人们“善良”的心愿而已,应该有现实的基础,即真的诸葛亮本人具有发展成这种形象的前提。诸葛亮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是当时人的共识。《三国志》本传说他“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其中的“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尤其特别,这是一般文人所不屑,也确实不务的,而诸葛亮却都力求精通究极,这就是他成“神”的关键。三国时期的马均在科技史上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人们一般不会注意,甚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还会看不起他的“不务正业”,诸葛亮精通此道就不同了,因为他“正业”务得很好,再务精其他就“神奇”了。从《诸葛亮集》中我们约略可知,他对政务、军务、经济等大务都很有造诣,这已经足以让人佩服了。他口才很好,出使不辱使命,辩论舌战群儒,文章气势磅礴。而他的《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贼骑来教》《作木牛流马法》《八阵图法》《算计》《二十八宿分野》等著作,在古代只有张衡等极个别的文人著作中能看到,一般文人著作中是没有这类著述的。张衡主要在天文与地学两个与一般人生活比较远的方面有其著作,并有实践,而且是他责任所在。诸葛亮是丞相,是军师,但是他同样具有这么多科技专业的知识,而且在战争与实际生活中有出色的运用,这不能不让当时人,以及后代的文人百姓感到惊奇,将他“发展”成神仙一般的具有特异技能。再说,诸葛亮的故乡齐地本是海滨道士产地,神仙方术战国时期就很流行,他小时候习其技术也在情理物理之中,但是搬到荆州、西蜀去,人们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况且还是文武全才!诸葛亮还能啸,这也不是一般文人所能的。可以说,历史上的诸葛亮本人就具备了文人所能有的各种知识与素质,还具备了一般文人所没有的自然科学的技术和能力,因此言其“神”就毫不奇怪了。
不过,诸葛亮毕竟是真实的人物,因此也必定有“人”的现实性。这一点以往人们常常不很重视,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是认识其“全人”所必须的。诸葛亮确实有世俗的一面。例如他与徐庶情感深笃,在徐庶去了曹营还经常询问其状况,可见他对友情的珍视;他哥哥诸葛瑾在东吴,他们公务上各效其主,但是对他思念与关怀也是时时在心;刘禅是个有名的庸弱无智者,在刘备兵败白帝城,临终时,诸葛亮对刘备夸奖说“欢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无非是让临死的刘备得到些安慰而已;还有给关羽的信件,言羽较张飞、赵云为优,其实也是为了满足关羽的虚荣心才说的。这些实例,就是具有浓厚世俗之情,活生生的诸葛亮,是超俗飘逸的诸葛亮的另一面。如果忽略这一面,那不仅不是全面的诸葛亮,而且他的神奇的一面也会逊色。世俗的一面,使得诸葛亮能够应付现实中种种复杂纷繁的事务与人际,而其“神奇”的一面才有施展的可能与条件,因为一个距离现实太远的人,不可能在现实中有其表演的舞台的。诸葛亮在世俗与超俗两方面都有其恰如其分的表现才能,因此既在现实中获得了足够的尊重与权威,又给自己创造了表现神奇的客观条件,成就了介于神妖与凡人之间的人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