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个基本功。光靠报上抄点，会上听点，电视上看点，远远不够，必须经常调查研究。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从重要性、必要性到基本方法、具体安排，有多少次？多少篇？很难准确统计。我查了《毛泽东著作选集》的目录，仅从字面看，就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社会经济的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调查的技术》、《《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文章内容有多少处提到调查研究，我没有统计，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有多少处，也没有统计，十三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多少处，还是没有统计。做好这项统计，工作量很大。有心的同志可以查一查，统计一番，摘录分类编成一部学习资料。我想，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毛泽东著作真是一个再丰富不过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宝库。
毛泽东的一生，是怀着对中国、对世界、对现实、对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事和生活的。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伴随他的一生。鲁迅先生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有多少，我也说不清楚。就在我翻阅关于比较的论述时，遇到这样一段话：“把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各种特点概括起来，集中到一点来，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所以写文学作品，总也要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细细看了多样的情形，才能概括得广，写得深刻、浓厚而生动。”
这“多看看”不就是调查研究吗？“细细看”不就是深入调查研究吗？何况鲁迅先生还说过：“我的生活一天就是在屋子里坐着，不能多到外面去，找不到新材料，所以不能作。”鲁迅先生对失去外出调查研究的条件，没有新的材料来源，是非常痛苦的。由此可见他是怎样重视调查研究，怎样将自己的生活与调查研究联为一体。他思想的活力在调查研究之中，生命的活力在调查研究之中，创作的活力更是在调查研究之中。为此他甚至说：“什么也写不出来。要写的话，我想写农村。为写这个，想去乡下。”
鲁迅的小说都是写农村的。总是这些从小深印于心的东西，一生摆脱不开。细加打量，任何人写的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生活的烙印。
鲁迅也曾动意写皇家生活的《杨贵妃》，写像《铁流》那样的战争题裁的小说，写一部分量很重的一个读书人家庭衰落的长篇，但都没有开笔。这固然有时间的关系，战斗紧张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占有材料不够，调查研究的条件不具备。他还考虑过想写一部《中国文字变迁史》，说对此已有相当的研究，同时又说“在开始说明字的起源，就感觉得资料不足”。这说明，从事文字工作的调查研究，并不就是背一个包，到农村、企业、学校和社会的其他方面去，就是完整和完全的调查研究了。我们不应把调查研究，简单看作了解行为，采访行为，开调研会行为。作为写文章，作为著书立说，到图书馆搜寻，向考古发掘，向更广泛的方面寻找，同时，也包括向心灵探寻，都是调查研究。
公文写作，尤其是重要文稿的写作，与调查研究的关系更紧密，更直接。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公文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主动调研，多多调研。这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应有的自觉。这里，我主要说一下，主动下去，多多下去的事。
经组织安排，我参与超过一个月的调研有五、六次。面上的调查，全晋东南地区各县跑过几遍；点上的调查，在一个乡、一个村一住就是一两个月。除此之外，还主动坐班车，骑自行车随时下去，每次有每次的收获。作为写材料，可以说终身受益。但我并非不明白，这样的调研还是较狭隘的，所以总是心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野心。当然，作为机关文字工作者，下乡调研还是主要的。
在晋城市工作期间，和政协的主要领导百里走丹河，十多个乡镇，每乡住几天，专题调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正产品是在省级报刊发表了长篇文章，副产品是写了两本下乡日记，有的还选出来发表过。主要收获，是对当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有了较客观的体认；无意间的收获，是让别人加强了对自己的了解。
来长治政研室和市委办公厅工作后，和几个经济部门的同志，跑过一些企业和大部分县区，时间也超过了一个月，也在省级和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当时在市里和省里产生过一点影响。知道的领导和同志当面鼓励，不知道的看到的是别人的名字，当然是按照领导要求完成任务。副产品是对当时的企业现状有些认识，对工作带来便利，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一个好的底子。
封建时代，县、州官员，巡抚、总督，以至宰相、皇帝，还要微服私访。我不知道这是否一个传统。但在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也有一条，新上任的领导，首先要广泛调研。我没有当过什么领导，即便是处于写材料这么一个岗位，也始终把调查研究看得很重。不敢说自觉性特别高，但总有一种动力在推动自己，从来不敢怠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带队包乡包村一年。那个乡的各个村都住过。每天写调研日记，并写了十多篇调研手记。有的发表于《农民日报》，有的发表于省市报刊，并曾剪贴留存。后来几经搬家，日记找不到了，当时留存的成套的杂志也找不到了，心里总有些惋惜。刻意留存的调研手记，调动工作时，起到了推销自己的作用。当时的领导说，别的不说，就这几篇小文章，就让我看中你了。
翻腾这些，还是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经常搞点调研的必要和好处。我这个人缺点很多。缺点之一是自信外露。年轻时经常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理。好像是身怀绝技，不愁买主，其实是不知天高地厚，半瓶水，偏要荡得很。如果硬要说自己有什么优点，就是吃得了苦，做事认真，比较留心和看重调查研究。这并不能成为傲慢的资本，如果因此傲慢，是很不应该的。说穿了，这样的傲慢，往往是将自己当作破罐子摔的结果。
同时，我想，也应该承认，写文章，自信一点，甚至自傲一点，似乎思维更畅顺一些。除此之外，我还想说，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世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我们不知道的别人知道，别人就是我们的调研对象；我们眼界达不到的，他人达到了，他人就是我们的调研对象；周围的事物、身边的事物，时时处处都可以成为我们调研的阵地，都是我们调研的客体。
还有一点，或许也很重要。无论是有组织的调研，还是自己随时调研，都必须踩住时代的潮头和节拍。做有心人，事事操心，时时留心，勤于用脑分析问题。这对人生而言，或许是加重负担，但对写材料却唯有好处。正确的指导思想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也不是靠拍脑袋来的，要在实践中探讨摸索，在研究问题中提高。只要做有心人，处处可以摆开调研的战场。鲁迅先生说的很深刻：“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什么，不知道！但还要求索。”不要以为屈原的时代需要求索，鲁迅的时代需要求索，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求索。不是在黑暗中才需要探求摸索，在任何光明的世界里都需要求索。求索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物质世界的创造是这样，精神世界的创造更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理解调查研究，又深一层，又广阔不少。
说了这么多，主要是一些惭愧的回忆。好的一面，是愿意向同事们敞开心扉，坦荡心怀，热心交流，尽倾心得，将自己的所能所思展示给朋友们；不好的一面，是不免自吹自擂，自不量力。说好听点也就是苦口婆心，能有多少是有用的东西，心中仍然没底。
我们可以把镜头拉回来，再说点眼前的事。最近一段，将近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市里大观摩和准备省里大观摩，几乎天天早出晚归。作为随行人员，可以看作是一种负担；换个角度想，这不正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吗？不正是一次研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文化展示的最好平台吗？这样的好机会人生能有几回呢？所谓见多识广，这样的集中见习实在是太难得了。
除开如此难得的机会，作为一级工作人员，陪同领导下乡，尤其是陪同上边来的领导下乡，可以说是负担很重的一件事，同时也是一次次极好的学习和调研机会。一般来说，领导来了，准备都比较充分。单是我们下去，是不会一样重视的。陪上面的领导下去调研，既可以向上面的领导学习，也可以向下面的领导和群众学习。计较起来，最沾光的还是我们这个中间层。即使我们是一层夹石，上面有“煤层”，下面有“油层”，是两方面的光都可以沾到。抓住机会，提高自己，就是抓住每一次机会。这样，看到的多了，可放大眼界，开阔思维；听到的多了，尤其是听到的指示多了，讨论多了，可丰富知识面，抬高自己的眼光。特别是领导身上气质方面的优点，自觉吸收，得益更大。
在这方面，由于岗位的方便，我沾光比较多，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可以抽出来说一说。
在团地委工作期间，当时的团省委副书记，后来的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再后来是甘肃省委书记，最后在中央一个部门退休的孙英同志，来晋东南调研一周。跑了高平、晋城、阳城三个县。机关、学校、企业、农村去了不少地方。每到一处，都找单位的领导谈，也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上下交流。孙书记的提问和即席发言，总是令人深受启发。尽管当时条件不好，几个人挤在一辆破吉普车上，车上简直就是一个业务培训班、政治培训班、人生培训班。孙书记即便是随着大家讲一个笑话，也决不出格，总是那样含蓄深刻，令人忍俊不禁，又能使人省悟到许多。有了这一周的交情，与他的交往增加，除为工作带来方便，还在后来的一段岁月里，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当太原市委书记后，我曾去拜访，极热情，忆起那一周调研的事，一样记忆犹新。
第二件是在市委政研室工作期间，陪同新华社管《内参》的领导调研工业经济。时间虽然只两天，除了感受新闻人士消息灵通，看问题超前，对细节比较重视外，连饭桌上滔滔不绝的谈天说地，都可以让人在轻松愉快中获得许多“鲜菜活鱼”。调研的结果是在《内参》发表了一篇产生一定影响的长文章，并被选入《清样》。稿件是我主笔的，却是大家的智慧。新华社那位领导的意见，尤其使我开窍不少。可惜后来中断了联系，没有继续向他请教。
第三件是在农业局长这个岗位上，接触的领导更多一些。省委、省政府的，一些厅局的，国务院扶贫办和农业部中层到部一级的都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但是，影响最深的，还是陪老部长朱厚泽先生那几天。那次调研，主题是农村专业合作社。他们是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梁斌同志请来的客人，一块下来的老朋友还有好几位。这当然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有了机会还需把握机会，形成习惯，机会就会更多一些。我尤其体会到，要想领导说真话，自己首先要掏心窝子。大概是由于真诚感动，或者还由于我喜欢读点书，对问题有深入探讨的爱好吧。上到车上，朱老总是说“你是文人，坐前面来”。这样，我向他请教的机会就比较多。当时关于调研主题的话说得不多，朱老也决不轻易表态。关于农村、关于农民、关于农业、关于读书、关于哲学和经济学的问题，谈论都比较多。这样的谈论，话题开阔，交流随和，如沐春风，在不知不觉中就对一些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那次具体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许多了。但我相信，有些认识、能力、包括习惯，就是在这有形和无形的影响中形成的。有个成语，叫做“潜移默化”。应该就是说这么样的事吧。尤其是自己佩服的人，潜移过来的东西总会多一些，但也需要自己有默化的自觉。朱老坚持原则的风范，认识问题的敏锐，探讨问题的执着，尤其是岁月久窖而成的不屈的气质和通达的风度，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年年底，我到农业部参加表彰会，会后去看望朱老，说到我写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短文，他说很有兴趣看，并向我推荐了两本美国经济学家的专著。他对经济问题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引发诸多思考。他病逝后，我一连几天心情不好，一些情景总是一幕一幕展现出来。我尤其后悔没有多找机会向他请教。
一个人的经历总是有限的，我的经历更简单一些。但是，我总是想，只要有意识地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简单的经历也会丰富起来。朋友们可以试想一下，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方便的调研呢？
总之，重视种种机会，不仅有利于提高自己，也有利于快乐自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广泛向朋友和他人学习更快乐的事。
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我的体会有这样几点，可以凑为十条：
1.明确意图和目的。
2.准备好调查提纲，对问题深思熟虑，明白关键点何在。
3.在调查过程中深化认识，提出新的问题，使问题更加清晰深刻。
4.记笔记不在多，而在精，在于抓住关键点。将提问题的过程，变成提炼观点的过程。
5.整理升华，为提高和深化调查搭桥铺路，在此基础上反复调查。
6.问题不深不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调研前的讨论会。
7.调研座谈会人不宜多，五至九人为宜。应注意与会者的代表性。
8.调查报告要有现场感。可以活用报告文学、小说，以至诗词的手法，增强灵动性、可读性。所谓活用，就是用其内在的东西，相通的东西，绝不是生吞活剥，弄成四不像。要守住体。
9.材料分段不宜太碎，文章以气为主，不可破气。
10.在反复修改中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