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飞向陈楚歌讲了前任“一秘”程干的轶事，提醒他别在鸡巴上犯错误。
史爱玉并没有洁癖，她向陈楚歌透露了一些科里的秘密，何劲松带陈楚歌外出应酬，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做东的竟然是段华茂父子…
中国官场上的称谓很让人费解，陈楚歌心想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在古代，官场最普及的称谓就是姓氏后面加上“大人”、“老爷”，如果当上了宰相，就称之为“相爷”。到了清代，在高层官员中，又多了点花样，比如称大学士为“中堂”，称巡抚为“中丞”等。到了国民党时期，地方官员仍然保留姓氏加职务的传统称谓，但军队里很特殊，团以上军官取在军队里担任职务名称前一个字加“座”，如“总座”、“参座”、“军座”、“师座”、“团座”等，这恐怕跟蒋介石有关，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被称为“委座”，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一时“某座”就大行天下。
建国后，封建官僚的习气被一扫而光，官场称谓比较单一，都是姓氏加职务，而且副职还要把“副”字加进去，清楚得很。许多人都是直呼其名，后面加“同志”二字，既显尊重，又显亲切。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最通用的官场称谓就是所任职务的名称取前面一个字，然后在这个字的前面加上姓氏，比如“张局”、“李队”、“黄所”、“方校”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副”字是忌讳用的，除了部队规定必须加进去外，行政官员是很少见到别人叫“副县”、“副局”、“副乡”、“副科”之类带“副”字头的，除非这人姓“傅”。党务序列这块“书记”二字是省略不了的，一省就表达不出意思了，这块的称谓还保留“某某书记”，但“副”字照样不能用。中国人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称谓他，陈楚歌记得在乡里时发生过这样一个笑话：民政科的科长姓“傅”，后来又提拔了一个副科长，此公偏偏姓“郑”，乡里老百姓来民政科办事，都找郑科长，工作人员告诉一个老头，说这事必须找傅科长签字，那老头不以为然地说：“正科长都签字了，他副科长算个鸟！”
省去“副”字也有很多的麻烦，陈楚歌记得龙山县林业局班子里就有三个姓周的，有一次他通知周局长来开会，局办公室接电话的就问他找哪个周局长？陈楚歌问有几个周局长？那人回答有三个，一正两副。陈楚歌问他平时内部怎么区分？那人说正局长大家称“一把子局长”、至于两个副职年龄大的叫“大周局长”，年龄小的叫“小周局长”。陈楚歌想太复杂，直接叫名字就省去许多事了。
最近几年，官场称谓又出现了新变化，比如“书记”或者“某长”叫“老板”，“大书记”叫“大老板”。陈楚歌搞不明白这个称谓是谁最早使用的，这个人真是太有才了，应该给他发个专利。市场经济社会，老板是财富的象征。老板意味着住豪楼，食珍馐，行有香车宝马，穿是世界名牌，无限风光，无尽奢华。老板还代表一身霸气，一手遮天，谁不听话，立马炒你鱿鱼，让权力欲得到尽情释放。如此，谁还不想当老板呢？当不上真老板，被人叫声老板也感觉舒服呀！
陈楚歌记得自己第一次叫黄建功“大老板”时，黄建功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问他怎么想到这样称呼他。其实陈楚歌琢磨过这个称谓，他想如果在公开的场合这样叫，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在很私人的场合，叫他书记，显得隔膜，太公事公办，叫老板，就显得亲切，还有一种自己人的意思在里面，表示对他的投靠和臣服。因此陈楚歌回答：有人说如果把龙山县党政军学民机关比作一个现代企业集团的话，柳长江是总经理，而他是董事长，是企业的NO.1，所以他是大老板。黄建功说他滑头，但没有抵制对他“老板”的称谓。
王宏年的职务是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但在市委机关，大家都叫他“主任”，而不叫“秘书长”，主要防止和黄建功混淆，因为黄建功是常委，一言九鼎，如果不区分清楚，就会产生混乱，当然如果王宏年带队外出考察或者下乡调研，大家都叫他“秘书长”，能称得上“秘书长”的都是衙门里面的，而“主任”的称呼太稀松平常了，村民委员会里都设有“主任”一职。
陈楚歌见钱飞口口声声叫自己“科长”，心想要是何劲松听了心理肯定不舒服，这把他往哪里摆？于是告诉陈飞，如果他真不愿意叫名字，至少要在称呼前面加上姓氏，这样机关里的人就明白何科长是正科长，他陈楚歌是副科长。在他看来，这样做很有必要。
钱飞说：“好，陈科长，其实没这个必要，你马上又会荣升了，这副字一去掉，不就是科长嘛。”
陈楚歌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机关里面讲究论资排辈，他一个新人能不被排挤、站稳脚跟，就算不错了。便说：“你瞎嚷嚷什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钱飞说：“怎么就不能有？就拿我们办公室来说吧，老干部处的副处长程干曾经当过秘书一科的科长，也就是说给前任书记当过秘书，他当科长的时候，何劲松还是普通科员，当时他爬得快，后来就停住不动了；而何劲松这三年多时间，是一年一个台阶往上爬，先是副科长，主持工作，去年转任正科长，听说马上挂副主任，解决副县，再下一步就去县里弄个副书记、县长，成语青云直上就是形容他这样的。他一上位，你就得跟着动。我听说这次在龙山调研，你出了不少风头，还有这次给施老书记治丧，你是两边得利，委机关这边头头脑脑满意，施部长那边感谢，你小子只管等着接收胜利果实吧。”
“好哇，你在监视我？”
“别说得这么刻薄好不好？我是关心你，时时提醒你以免你犯错误，同时我也是为了自己，你现在挡着我的道，只有你走了，我才能上去，否则你卡在这里，我无路可走。”
这倒是实话。“只要你不害我，我就不会犯错误。”
“屁话！我干嘛害你？踩着你的脑袋上吗？别说我做不到，就是这样做达到目的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你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下岗工人家庭，咱们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应该相互帮助。那天晚上，要不是你，我钱飞这个人早就没了，你知道吗？煤气是我故意开的，刚开不久，你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本想对你说出实情，表示感谢，但你陪书记调研去了。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了，你救了我一命，所以我报答你还来不及，干嘛要害你？”
陈楚歌没想到无意中救了钱飞一命，“我还不知道你这样傻，否则我当时就会给你一个大耳光。”
“是啊，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徐丽丽走了，我觉得天仿佛塌了下来，还有就是你的到来，你父母是农民，我父母还是工人，工人老大哥，是领导阶级，而且我比你资格老，还是副主任科员，你什么都没有却当上了副科长，还成了我的领导。一时想不开，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事后回想起来觉得挺可笑的。”
陈楚歌也觉得可笑，于是说：“我走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外，我提醒你以后少拿农民说事，中国的农民最苦，工人跟农民比，还算是幸福的，虽说目前有不少下岗的，但之前的日子至少是舒服的。还有，国家在再就业方面的政策对下岗工人也是倾斜的，即便不能就业，也还有低保、养老保险等保障措施，农民有吗？”
“那都是过去式了，咱们就别再争论了。我问你，那天晚上，你到哪里喝酒去了？”
“你问这个干嘛？难道我做什么事情还要向你汇报？”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为你好嘛？”
“你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我的事不劳你操心。”陈楚歌知道钱飞在嫉妒自己，他之所以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因为自己看上去比他成功。嫉妒是良知的腐蚀剂，也是理性的麻醉药，当它蔓延发展时，心理便会发生扭曲，也会走向极端，使高尚的人变得低下，使低下的人变得卑鄙，使爽朗的人变得褊狭，使褊狭的人变得狠毒。历史上因嫉妒酿成的悲剧触目惊心：庞涓嫉妒孙膑，造成孙膑髌骨被剜；李斯嫉妒韩非子，结果韩非子狱中遇难；吕后嫉妒戚夫人，最终戚夫子惨为“人彘”…
“你要当我是你的朋友加兄弟，就得告诉我汪芬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汪芬？”
“你到龙山去的那天上午，一个名叫汪芬的女人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你，我接的电话，问她跟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是你的朋友。我以为你未婚，心想大龄青年有女朋友也很正常，但这两天机关里都在谈论你的老婆，说她貌似天仙、风情万种，又能说会道，秘书长当场答应帮忙调动到市里来。我真没想到你家里有朵‘鲜花’，还在外面采‘野花’，是不是‘家花’没有‘野花’香？怪不得你一心要考到安中来了，原来在安中有个‘小妖精’，看来你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我是‘旱死’倒不要紧，就怕你‘涝’多成灾，翻了船，到时恐怕比程干的下场还要惨十分。”
陈楚歌自从当上“一秘”以后，就告诉朋友们尽量不要打手机，因为他大多数时间都跟在领导后面，不方便接电话。要么打他办公室座机，要么就发信息。看来汪芬得知他不在，才发信息给他的。陈楚歌不想和他谈汪芬的事，防止他无事生非，“大嘴巴”一广播，弄得自己好像生活作风糜烂的样子，以后哪有领导敢要自己？于是转移话题，问道：“你说说韩处长是怎么回事？”
钱飞说：“我不在背后说人隐私的，这一点你可以在机关里打听打听，但为了报答你，也是给你这个未来的‘一秘’提个醒，我可以把他的故事说给你听，前提是你得答应告诉我汪芬的事。我这样做显得不地道，主要是验证你是否拿我当朋友看待。”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程干这个曾经的书记“一秘”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陈楚歌很感兴趣，见钱飞话说到这个份上，便点了点头。
钱飞说：“你当过‘一秘’，应该知道‘一秘’的重要性，有人称它是书记的‘贴身小棉袄’，又是‘避弹衣’。想见书记的人和求书记办事的人，大多数都要通过‘一秘’这关。因此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有领导干部、有企业老总，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大多数人都是老江湖，而程干少年得志，缺乏社会经验，久而久之，就被这些人拖下水了。”
陈楚歌问道：“这么说他是打着书记的旗号受贿？”
钱飞说：“这倒不是。我跟你说，程干很有才，也很灵活，工作上什么都好，就是生活上没有把鸡巴管好。”
“他有老婆吗？”
“有啊，老婆还很漂亮呢。”
“那他为什么还在外面鬼混？”陈楚歌心想既然是鸡巴没管好，就说明生活作风出了问题。
“这我哪知道啊，这恐怕就是家花没有野花香吧，我听说外面的小姐很骚，一旦沾上了，就像吸食了大麻一样上瘾。”
钱飞讲起了程干的故事。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洗头屋开始像雨后春笋般地林立起来，这洗头屋不同于理发店，打着洗头按摩的幌子，行的是色情服务之实。夜色阑珊之时，各式各样的招牌灯箱亮起来，穿着暴露的女孩子站在门口招揽生意。屋内是暗红色的灯光，暧昧的味道在夜晚的空气里肆溢。刚刚经受过开放洗礼的中国人突然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亢奋起来，尤其是老板们，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那时候最有名也最上档次的是一家名叫地中海的酒店，是一个香港的富婆投资的。程干被老板们请去“消费”了几次，顿时上了瘾。其实风月场所的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哪知程干却当了真，喜欢上了一个叫张美智的混血儿，这个女人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是日本投降时候东北开拓团的孤儿。这个张美智身上集中了中日两国女人的风情，加上在这行中历炼多年，自然把程干迷得神魂颠倒。
女人那东西是个无底洞，任你多少钱都能砸得进去。程干一开始变卖点人家送的礼品、烟酒，还能应付过去，但日积月久，就捉襟见肘。张美智见他没钱，翻脸不认人。一天，两人完事后，张美智找他要钱，程干翻遍口袋也不见分文，要求赊账。张美智说这种事情哪有赊账的？你给老妈滚！后来见程干可怜巴巴的样子，便指给他一条“财路”。
原来张美智是打上了老板娘的主意。她告诉程干老板娘柳阿香是龙山人，年纪轻轻就到深圳打工去了，嫁了一个香港有钱的老头。这老头好色自然不消说了，否则六七十了还娶什么小娇妻？老头本来就疾病缠身，床边躺着一个大美女，哪里能忍得住？最后的疯狂之后便成了风流鬼，柳阿香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本来打算回老家发展，但怕人背后指三道四，便在安中投资建了这家酒店。因为她是靠这种方式发家的，便不敢结婚，怕别人跟她争财产，所以人到中年，仍然单身。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柳阿香狼虎之年，加上养尊处优，对这方面的需求自然旺盛，所以就让下面的人帮忙物色可靠的人解决生理需要。程干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说：“那不是吃软饭么？我可不愿意做鸭子。”
张美智说：“像你这样的穷鬼，有得软饭吃就不错了，你不吃自然有人吃。我好心给你推荐，又不吃你回扣，你到哪找这样的好事？一个星期一次，每次一千块，一个月就有四千，你给我三千，算你包月，这样你随时来都可以，还有一千块钱回去哄老婆孩子，家里不能‘失火’。”
程干心想我堂堂市委“一秘”，怎么能做这种让人耻笑的事情？他犹豫不决。张美智看出他内心的想法，劝说道：“你不要有思想顾虑，谁又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做这事，跟我们的行业一样，只要有客人就得做生意，但你跟‘鸭子’又不同，‘鸭子’是不能挑选客人的，老太婆让你上你也得硬着头皮上。我也不希望你做‘鸭子’，如果知道你那东西在老女人那里进进出出，连我都会恶心的。但柳阿香不同，她顶多只能算是个倒贴你的情人，当然人家还不一定看得上你，也有可能做过一次就不要你了，所以你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样的财路再也难找了。”
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程干不动心。当他按照张美智约定的时间见到柳阿香时，顿时为之倾倒，因为这个女人根本看不到40岁，比他老婆看上去还年轻，皮肤保养得也好，光滑细腻有弹性。柳阿香看见他也很满意，招呼他说：“过来放松一下。”还说平时管理这么大的酒店，身心俱疲，只有这时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程干把张美智教的技巧都用在柳阿香身上，把她收拾得服服帖帖，临走，柳阿香扔给他二千大块，还让他每个周六晚上过来。
陈楚歌听得瞠目结舌，说：“你这是在编故事，我不相信程处长会干出这样的事。”
钱飞说：“还有下文呢，你没听完就不要乱发意见。”
钱飞接着往下说：“合该程干有事，那天他刚从柳阿香的房间出来，边走边系着领带，被一个人看见了，这个人名字我不告诉你，他看见程干，吃了一惊，连忙闪进电梯里。”
陈楚歌问：“这个人也是柳阿香的姘头吗？”
钱飞点点头，说：“算是吧。也该程干的好日子到头，这个人大发雷霆，回去以后就指示公安机关查办地中海酒店。”
陈楚歌说：“这个人这么大权力，一定是个市领导。”
钱飞笑着说：“这可是你说的，他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
陈楚歌吃了一惊，前任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就是罗广材。“是他？难道他不怕自己被牵连进去？”
钱飞说：“别说出名字，背后议论领导是我们的大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柳阿香敢开这行，与他的幕后支持有关，自然对他言听计从，他打了电话给她，让她赶快走，最好是躲到香港去，因为省公安厅已经盯上她了，马上就要采取行动。柳阿香闻之，只恨爸妈少生两只脚，当晚就收拾行李走了。后来公安机关查封了酒店，又经过他从中斡旋，柳阿香只得将酒店低价处理给别人，还对他感恩戴德。后来听说嫁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华侨，又干她的老本行去了。”
陈楚歌说：“你绕了这么大的弯子，还没说到关键，程处长到底是怎么出事的？”
钱飞微笑了一下，说：“看来你性子急。好吧，我也不罗嗦了，张美智被拘留几天后出来，回到酒店拿行李，出来时被躲在外面的程干拦住，程干不想她离开安中，让她在安中开家按摩店，招募过去的同事过来，他也可以经常过来找她。张美智正有此打算，于是就开了一家叫‘梦缘’的理发厅，表面上看是理发，暗地里卖淫。突然有一天，程干进去后不久，派出所民警将他和一干嫖客抓了个现形。程干拒不说出身份，表示愿意接受罚款。派出所长说他们不是搞创收，这次只拘留不罚款。程干叫苦不迭，如果被拘留了，书记找他怎么办？这下不是捅了个天大的窟窿？他央求打个电话，思来想去觉得打给那个人比较稳妥，自觉和他关系不错，平时也以兄弟相称。那个人来了，直接将他带走了，还嘱咐所长这事不准对外透风。程干对他感恩戴德，但没想到几天后，他突然被调整到老干处当副处长，别看叫得好听，其实级别还是正科；处长是办公室副主任兼着的，级别才是副处。市委办公室是出人的地方，许多领导干部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真正在这里干到退休的凤毛麟角，所以这个老干处形同虚设，也没有经费，每年年终慰问秘书长去那几个老人家里走一下，钱由市委老干部局安排，程干顶多是陪着走一遭。现在办公室里，人家吃的都是热饭，他吃的是凉饭，嗖饭，还遭白眼，因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地级市‘一秘’也只有他丢人丢到家了。”
陈楚歌心想也是，便问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钱飞说：“我有个亲戚在公安局里。你想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程干被突然调整，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一些好事者就挖空心思找原因，很快就找到了，虽然派出所长不认识他，但见那个大人物亲自来领他走，一时所里局里议论纷纷，人们根据程干的形象在市里的领导里找，领导中没有就找领导身边的人，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还有那个张美智，经过派出所一审，屎渣子都交待出来了，虽然她不知道程干就是‘一秘’，但他干的那些事就流传出来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好话题，只是那时你还在乡下，自然无法知道了。现在你该告诉我汪芬的事了吧？”
陈楚歌告诉他汪芬是自己大学同学的妹妹，那天晚上她代表同学做东，俩人是第一次见面。
钱飞不信，说：“那她怎么声称是你的女朋友呢？”
陈楚歌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刚才我听的好像是‘朋友’，并没有一个‘女’字，是不是你添油加醋的？我看你是神经过敏，见是女的就怀疑是女朋友。”
钱飞喜形于色，连忙说：“也可能是我弄错了，但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么多，是希望你别步程干的后尘，说白一点，就是别在鸡巴上犯错误。”
陈楚歌骂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钱飞毫不介意，连珠炮般问道：“汪芬多大？长得漂亮吗？是不是未婚？还有在哪里工作？”
陈楚歌笑着说：“怎么？你想追她啊？我看你跟我谈条件就是没安好心。”
钱飞不好意思地点了下头，说：“我现在不是没有目标了吗，诗人说没有目标的生活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你既然救了我的命，就得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晚上我请客，你充当一次电灯泡，不过，下次就不麻烦你了。”
陈楚歌说：“你的‘三项指标’她都符合，也是未婚，只是她在市电视台工作。”
钱飞惊得嘴巴合不扰，半天才说：“是那个主持人汪芬啊？算了，我还是远离电视台的女人，也是远离伤害。”
周末下午召开机关学习例会。
陈楚歌早早来到会场，看见有不少人已经到了，开会之前三三两两在一起扯白是司空见惯的。
综合处的张长武处长看见陈楚歌，问道：“陈科长，你老婆什么时候过来呀？”
陈楚歌这才明白他和田小曼之间的事已经尽人皆知了。也难怪，秘书长的话一放出，无异于红头文件，在全市这个最讲究效能的机构里，传播速度可想而知了。陈楚歌现在和张长武是第二次见面，一时还分不清他是谁，任何职务，但看他的年龄，就知道在市委办公室里级别和地位不低，不回答不仅不礼貌，而且容易得罪人，于是说：“我也不知道。”
人事科长是个女同志，名叫朱惠，办公室里的人都叫她朱大姐。朱惠说：“陈科长，大姐告诉你，这可是个机会啊，许多人调动到市里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都难办得成，现在秘书长答应了，你得趁热打铁，一劳永逸。”
陈楚歌说：“谢谢大姐关心。”
史爱玉进来了，选择前排靠窗的位置坐下，看起杂志来。
值班室的郎红卫说：“陈科长，你老婆我见了，真是龙山‘一枝花’，不过，你也不赖，不能说是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
旁边几个人哄然大笑起来。
提到“一枝花”，陈楚歌感触很大，靠山中学的胡雅琴也被同事们称为“一枝花”，在那个女人成为稀缺品的环境中，标准自然就降低不少。陈楚歌印象中她特别爱笑，其实像她那种脸型是不适合笑的，一笑眼睛变成一条线，加上鼻子不高，整个脸部成了麻将中的“白板”。可是就这种“货色”，大家还当作宝贝一样看待，一旦胡雅琴往他房间跑，陈楚歌透过窗户就发现一些单身的男老师朝自己这里怒目而视，瞳孔里的妒火只要擦一支火柴就能燃着。
有一个陈楚歌认不得的人替他打抱不平：“不会说话就别说，这叫郎才女貌、珠联璧合。”
接着有人附和说：“自古才子配佳人，你们俩是绝配。”
文书科的汪科长看见钱飞无精打采地，说：“小钱，现在咱们办公室就你一个活宝了，你得努力呀！”
钱飞叹了口气，说：“什么活宝？现世宝吧！古人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怜我一事无成。”
张长武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读死了就是呆子。”
这时，王宏年进来了，扫视了会场一眼，问：“还有谁没到？”
朱惠负责考勤，说：“何科长还没到。”
王宏年点点头，说：“他等会过来。”
陈楚歌当过“一秘”，知道这种学习的会议不可能次次不撂的。作为“一秘”，一切以书记的工作安排为准，全天候的为书记搞好服务。
办公室副主任徐波开始带领大家学习文件，都是先中央再省里，一段一段往下念。
陈楚歌认真的听着，他注意到不时有人外出接电话，有人用手机发信息，有人抽烟，有人不停喝茶，有人看着外面发呆，有人修指甲，有人嚼口香糖，还有人交头接耳讲话，心想市里和县里并没有什么差别，看来会风会纪问题不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一种通病。
徐波口干舌燥地念完，何劲松来了，瞅见前排一个空位坐了下来。
王宏年说话了：“大话、套话我就不多说了，第四次党代会的筹备和服务工作，施从军老书记的治丧工作，都做得很好，要再接再厉。最后强调一点，年关将至，各部门的工作任务繁重，希望大家尽职尽责，把各自手头的工作做好。”
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走，在过道上，何劲松停下来，等陈楚歌走近，轻轻拍了下他的胳膊，说：“跟你说件事。”
陈楚歌见他似说却不说的样子，知道他是在等其他人过去，果然，当过道中只剩下他们俩人的时候，何劲松说：“晚上跟我出去应酬，就我们俩。”
陈楚歌明白了，何劲松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便点了下头，说：“好的。”
何劲松转身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说：“你下班后出大门，到对面的公园门口等我。”
陈楚歌猜不出这是什么样的应酬，看何劲松一副神秘的样子，似乎很重要。根据他的经验，今天晚上朱啸天应该没有活动安排，否则何劲松不可能下班后就能出去忙自己的事。“一秘”相比较其他工作人员来说，事务更多，也更不自由。因为党委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三个服务”：一是为本级党委服务也就是为党委领导服务，二是为本级部门和下级党委服务，三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三个服务”中重中之重是为党委领导服务特别是主要领导服好务。也就是说，在市委里面，办公室最大的工作就是为朱啸天服好务。而何劲松是他和办公室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重要性可想而知。
陈楚歌回到办公室，钱飞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会这么快就结束了。”
陈楚歌问道：“平时很长吗？”
钱飞说：“长，比王奶奶的裹脚布还臭还长。不捱到下班是不会散会的。”
“不是一直提倡开短会吗？”
“学习的会不能短，要不人家说你糊任务、搞形式。”
“哪有那么多内容可学啊？”
“就是不停地炒剩饭。什么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揽办公室的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什么要把讲政治作为办公室工作的灵魂，什么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办公室工作的主题，什么要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作为搞好办公室工作的重要保证，就这些大话、套话，但还都是正确的废话。”
陈楚歌也知道这些，心里有数就行但嘴上不能说，因为这些都是领导挂在嘴边常讲的，你能说领导讲的全是废话？在他看来，或许领导也有领导的苦衷，不跟你讲这些，那讲些什么呢？政治学习是严肃的事情，也是看你态度端正不端正的问题，很容易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我们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工作就会走弯路，走错路。”
钱飞笑了，说：“你现在上了道了，也可以上主席台像领导一样讲话了。其实我们要不要思想无所谓，大方向是谁把握的？你我吗？笑话！连省市的领导都不够格，这是中央把握的。咱们穷苦老百姓的命，操的哪门子中南海的心？”
陈楚歌知道钱飞自从公选以后，对工作产生了抵触情绪。别人可以这样说说，但作为秘书人员连想都不能这样想。有一句话形容秘书人员：“身在兵位，胸为帅谋”，又叫“关起门来当书记”，也就是说秘书人员要经常站在书记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谋划工作。如果都像钱飞这样的想法，那岂不是唱反调？不过，他这恐怕也只是牢骚话，真要落实在工作上，跟心里想的不一样，否则他的脑袋不是被驴踢坏了才怪。
“送你一首毛主席的诗吧：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陈楚歌想人要知足，只有知足才能长乐。
钱飞正要说什么，突然看见何劲松黑着脸在门口叫道：“小钱，你过来一下。”
钱飞去了，陈楚歌听见隔壁办公室里传来何劲松的咆哮声。
陈楚歌心想钱飞一定做错了什么，这家伙干工作心不在焉，不出乱子才怪。
史爱玉从外面进来，递给他五百块钱。
陈楚歌问道：“这是干什么？”
史爱玉说：“给你的你就装着，什么都别问，也别对外说。”
陈楚歌明白了，这是办公室搞的福利。但他故意说：“既然这样，这钱我不要。”
史爱玉没想到陈楚歌会说出这话，毕竟他是副科长，未来也有可能当上科长，是不能得罪的主，于是说：“科长打招呼不让对人说的，对你我就破个例，这钱是上次书记到龙山调研，柳县长给咱们送了一箱酒，十条烟和一些土特产，正好赶上施老书记丧事，烟酒在这次接待中处理掉了，除了三个主任有份，剩下的就我们科里几个人有。以后这种事多了，你心里有数就行。”
陈楚歌说：“谢谢你告诉我真相，其实我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我们县上也是这样的。”
史爱玉嗔怪道：“你既然知道，还让人家说出来？”
“不为别的，就想验证一下。”
“何科长在这方面很强势，我们科里福利比别的科室好，别的科室有的，咱们科室必定有，咱们科室有的，别的科室不一定有，他怕大家不小心说漏嘴，让别的科室的人眼红咱们。”
陈楚歌知道这都是沾了朱啸天的光，秘书一科相当于他的嫡系，一些市直部门和县区进贡的时候自然少不了他们的份，而其他一些科室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毕竟市委办公室摊子太大了。如果平均分，就显得僧多粥少，而且人多嘴杂，像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最好，主任们也可以多分一点。
史爱玉见他不说话，进一步说：“以后你要当上科长了，这块的福利可不能比何科长差，差了大家就会有意见的。”
陈楚歌笑着说：“我不是还没当上吗？”
史爱玉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解释说：“怪我多嘴，其实我是给你提个醒。”
陈楚歌见史爱玉不怎么爱说话，现在话一下子多了起来，这是好事，对于治疗她的洁癖有帮助，否则她不说话不跟医生交流，就是神仙也难以治好她的毛病。“我看你很爱干净，我妈也是这样的，虽然乡下的条件差，但她将屋子打扫得特别干净。邻居们到我家里来，都夸我家干净。”
史爱玉眼神亮了起来，说：“我这样也是受我妈妈影响的。她是受她妈妈影响的，她妈妈又是受她妈妈影响的…”
陈楚歌听得云里雾里，理了半天才整明白了，不就是你姥姥的姥姥吗？“爱干净是好事，看来这还是你们家的传家宝！”
史爱玉给陈楚歌讲起了她的“传家宝”，自然从她姥姥的姥姥说起，那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她姥姥的姥姥是有钱人家的太太，爱干净成瘾，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有洁癖，每天穿的衣服、睡的床单都要洗换，上下楼梯时脚下绑着一块牛皮纸，不沾灰尘，据说丫环给她削苹果时，是不允许说话的。她姥姥梳头时，老人家让保姆在旁边看着，一有掉的头发就拾起来，还说头发太轻，掉到地上后扫帚一挥动，容易飘得到处都是。还有，她听见客人在院子里吐痰的声音，非让下人去找，下人没找到，她就亲自去找，不找到不罢休。她姥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也就爱干净了，不过后来她上山下乡，改变得很大，到她母亲这代，家里条件好了，又变得爱干净了。
陈楚歌说：“你身上有爱干净的基因。”
史爱玉说：“钱飞没少在你面前说我坏话吧？我管他也是为他好，你想这办公室算是公共场吧，他也不照顾我的感受，经常在里面抽烟，当着我的面不敢抽，背地里关起门来抽，早上打开门，满屋子里都是烟味。我要是骂他几句，他背后就散布谣言，说我有洁癖。我要是有洁癖，还能在这市委办公室里呆吗？”
陈楚歌心想也是，如果是这样，那是好事，至少不必再为她找医生了。上次回去他特地问了牛大伟是怎么治好他老婆的？牛大伟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讲了一个故事，说元朝有一个画家，名字他不记得了，反正挺有名，是元末四大家之一，有洁癖，有一天晚上他找了一个歌妓伴宿，见面后就让歌妓去洗澡，歌妓洗好后睡在他身边，他闻着味道不对劲，便又让她去洗，等洗好后觉得还有味，还让她洗，最后折腾了一晚上，那歌妓一直在洗澡。他说洁癖是一种精神强迫症，他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偏偏不洗澡上床，也“强迫”一回，没想一次就把老婆的毛病治好了。牛大伟还问陈楚歌问这事干什么？陈楚歌说同事有这个毛病。牛大伟又问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如果是男同事，他这方法不可行；如果是女同事，虽然可行但别被人家告强奸。如同现在的副教授用自己的精液给人家治疗妇科病一样，病治好了，人却进去了。
陈楚歌还有些疑惑，便说：“那天在食堂我看你用酒精消毒，还真有些担心呢。”
史爱玉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雪白的牙齿，说：“食堂里面没有消毒柜，我当然要消毒了，这是讲卫生，也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成语病从口入，说明许多病是吃出来的，至少是吃饭时不注意卫生造成的。实话告诉你，书记喜欢我这点呢，每天早上沏茶的任务都交给我。”
陈楚歌彻底松了一口气，他不想办公室里的人事太复杂，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一辈子，能够在一起相遇都是莫大的缘分，别说在一起工作了。他想史爱玉能在秘书一科工作，自然有她的优势，如果书记喜欢这点，她的地位就更加牢固了。“细节决定成败，在领导身边服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你做得很好，我看书记的茶杯簇新簇新的，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天天换茶杯呢。”
史爱玉又微笑了一下，突然转换话题：“刚才听他们夸你夫人漂亮，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也见识一下呀？”
陈楚歌十分不情愿提田小曼，但这些人偏偏和他过不去似地，他听人说过这样的话“粉底用来遮掩皮肤的瑕疵，微笑用来掩盖心灵的伤口”，便微笑了一下，说：“乡下女人，没什么看头。”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别瞧不起乡下女人，她们单一、纯情，不像城里女人爱慕虚荣。”
陈楚歌心想田小曼如果像史爱玉说的那样就好了，他并非愿意走女人路线，而是这路线像蜘蛛网一样网住了他，他是受害者。
陈楚歌手机来了信息，史爱玉见了，知趣地埋头看起书来。
信息是汪芬发来的，有点长，意思是她知道陈楚歌这几天很忙，也就没有打扰他，今天是周末，要和他见个面。
陈楚歌想起自己向汪芳作出的保证，想起钱飞听说她在市电视台后顿时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以及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自己和她是不适合的。别说今晚有应酬，就是没有应酬他也不想去见她。于是，他给汪芬回了信息，称今晚加班，有一个大材料必须完成。
很快，汪芬的信息又来了：很遗憾，那改日吧。
陈楚歌如释重负。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欺骗，但至少是善意的，经过田小曼这一闹，他感到身心俱疲，想平静地过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现在办公室里面都知道他的事了，如果再多出一个汪芬，不知又会掀起多大的风浪，毕竟这里的人“嗅觉”太敏感了，他不想让人觉得像个花花公子。
钱飞一直没有回来，这对陈楚歌来说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昨天晚上他表示要做几个菜请他，被他谢绝了。钱飞让他成全一下，因为一直以来每个周末他都没有回家，做几道菜请徐丽丽，现在都习惯了。陈楚歌只好说明天再说吧。
下班后，陈楚歌来到人民公园门口。冬天日头短，天光已经暗了，路灯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虽然天气寒冷，但不时看见一对对情侣手挽着手往公园里面走，还有人在洒满落叶的地上相拥而坐，旁边一对年轻恋人在行人的目光中肆无忌惮地接吻…大城市比县城里面开放得多，陈楚歌早上到这里跑步，在经过湖中小岛上的情人坡时，发现枯黄的草地上，到处是卫生纸团，还不时看见用过的避孕套。他知道到这里来的大学生居多，他们也是穷人，连开房间的钱都没有，只是别冻坏了屁股，但好在是热身运动，没听说有人冻出毛病，顶多是感冒。
一辆黑色的大奔停在陈楚歌身边，何劲松按下电动车窗，冲陈楚歌喊：“上车！”
陈楚歌上了车，只见驾驶汽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段华茂。
何劲松介绍说：“这是段总，江南华茂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接着又向段华茂介绍陈楚歌。
段华茂早已扭过头来，向陈楚歌伸出手，用力握了一下，抢先说：“陈科长，幸会，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陈楚歌明白他的意思，是不想让何劲松知道他们见过面，于是说：“段总好！”
段华茂发动车子，驶入灯光汇聚成的河流中，如同一条黑色的鱼，在金色的河流里游动。
陈楚歌无法想像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预感会有大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