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皮秀才上告
翁同龢的书法在大清是很有名的，张謇求他作书，自然是欣然应允，他说：“季直不论干什么都是最为优秀的，为国为民之心，让人敬佩！”
翁同龢以满腔的爱国爱学生之情，饱蘸浓墨为张謇题写楹联，笔力自是遒劲，恢宏大气，人们看了个个称赞不已，不愧是一代帝师！
一切就绪，拥有两万零四百纱垫锭的大生纱厂要正式开机投入生产了。此时正是1899年。在生火发电的这一天，张謇专门带领着他的部下，极其庄重严肃地整理衣帽，对着电火灯光郑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此时的人们都心潮澎湃，终于开业了，就在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人在说风凉话：“张状元纱厂里的烟囱那么高，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冒出烟来呢？机器虽然开始响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纺出纱来呢？”
多么的不容易呀！路从脚下开始，就要和外国企业斗一斗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也从脚下开始！
可是，纱厂是正式投入生产了，然而，脚下的路也并不是宽阔平坦了，它依旧是坎坷不平的，那些投靠外国的和那些守旧的顽固势力总会和他作对，他们始终在找机会对张謇的实业进行破坏，设法捣乱。他们拿机器生产会让家庭手工业破产作为借口来煽动一些人的不安稳情绪。
纱厂开工以后，就要对棉花进行收购，收购棉花，就会需要一笔资金来周转。两江总督刘坤一让通海下属把存进典当的地方公款转至大生纱厂，作应急之用。这事其实很容易办，只通州存典公款便有相当数目的款项，理应进行协助，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什么周折，然而管理此事的知府汪树堂心存不良，奸诈地一笑，坏水就冒上来了。他一边呈报公文给总督衙门，言说没问题必然会照办，一边又暗地里把持着公款不让转拨。对此，他使用了两种手段，一边是假装热心支持张謇办厂，积极动员地方士绅董事出资金，说：“各位可一定要为我们的大生纱厂凑够七万元啊！”一边又暗地里另搞一套。那些地方有钱的绅士，当然是不愿往外出钱的。一听汪树堂如此说，都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一片反对之声：
“哎哟，妈呀，怎么又要掏钱呢？”
“办个厂，怎么需要这么多钱呢！”
“是呀，怎么没完没了呀！”
“我家哪还有钱啊！”
“救国，救国，我连自己还救不了，还要救别人？”
这些人，一叫他们出钱，就像是割他们的肉一样。
汪树堂看到这些，心里很是开心，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还另一边又把对张謇有意见的读书人都召集到一起，故意对他们说：“上面说，把‘宾兴’和‘公车’两项钱款一万多元拨给大生纱厂。”
人们都知道这两项款子都是地方衙门用于当地的秀才和举人乡试、会试时候的津贴专款，这两项款子关系着这些秀才和举人的前程，因此，这些人一听就炸开了锅，应有的斯文也没有了，有的甚至大骂起了张謇无德，都是张謇瞎折腾害的他们。越吵越热闹，越吵越激愤。真是再好的人，也是有仇家的，这便是张謇的仇家。
特别是那个叫白镜铭的年轻秀才，很是大胆，还有点泼皮无赖的味道。他大声吵嚷着，公然在通州的所有城门上张贴了揭帖，进行煽动。他在揭帖上大肆揭露状元张謇的种种不道德行为，说张謇损坏地方公益，破坏读书人前程等等，如此一来，和这些有共同想法的人很快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大吵大嚷着商议，要联名通州所有秀才到知府衙门告张謇作恶不端。说张謇办厂根本不是什么实业救国，完全是为了打着这样的旗号，发自己的财，把钱财弄来自己享受，更重要的是危害乡里。
知府衙门里的师爷名叫黄阶平，本是他们一类人，素来对张謇就嫉妒加愤恨的，如今见这么多人整治张謇，心内自是激动，当他接到这帮人呈上来的状子时，心中很是高兴，他当然也是这帮人背地里已经买通了的，于是又暗地里将这个副贡添油加醋地精心修改了几遍，将那些用来污蔑张謇的话语全用上了，他一心要张謇倒霉……
知府汪树堂见这群人声势大，心中甚是高兴，然而，他也知道张謇在官场中的影响，更何况张謇背后还有个张之洞，他也害怕把事情闹得太大，引火烧身，便见好就收，对这些人倒打一耙，他开堂悬牌批示，把这群状告张謇的人痛斥一顿，说：“张大人乃是本朝钦命状元公，也是我们地方上的一面招牌，我们的荣耀，他所做之事都是为国为民，你们这群人怎么能以一己之私而忘大义呢？哪还像个读书人？”
弄得这群人很是狼狈，一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这事怎么突然翻过来了？汪树堂对他们说：“你们违抗宪令，阻挠地方大利，本官原想申报朝廷革去你等功名，但念你们日夜读书也不易，姑且放过你们一次，有廉耻之心的，赶紧回家思过去吧！”
这群找不到北的人，一听要革去自己的功名，心中更是害怕，那可是自己的命根子呀，还说自己读书人不知廉耻，这让他们如何立得住？
无论如何要渡过难关
张謇是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作为知府的汪树堂自然不敢公然和张謇过不去，不管怎么，也要在面子上维护着张謇。虽然如此，但在暗中他还是该如何便如何，按照他的轨道做着他的事情，绝对不给张謇留一点面子。他在面子上把那群没地位没影响的泼皮秀才赶走之后，便去把这事汇报给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作出一副苦哈哈的样子对刘坤一说：“刘大人哪，季直开办的这个纱厂实在是不合民意呀，竟然会有那么多的秀才联名到知府衙门里告他的状，弄得卑职很是为难呀！这些秀才为什么非要告季直？难道是季直真的做得不对吗？”
刘坤一可不是傻瓜，他一眼便看穿了汪树堂的用心，但此时还不好说什么，就说：“那班不懂世事的秀才是被懂世事的聪明而不怀好意的人煽动的吧？应当查一下。”
汪树堂一听这话心里马上慌了，脸上冒汗，连说：“谁煽动了，谁煽动了，马上把这个人抓起来——不会吧？谁会煽动这事呢？”
刘坤一说：“着手查一下！”
汪树堂说：“喳、喳！不过谁会煽动呢？查也无用，不会有人的，都是这班秀才瞎闹腾，应当把这群秀才抓起来。”
刘坤一说：“这事就交给汪大人去办理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汪树堂说：“喳、喳！”
然后就赶紧退走了。
汪树堂回去之后，也是一头的汗，顶头上司他是不敢得罪的，在那个时代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了弥补，他不得不给张謇拿出了一万元钱来，但是还不甘心，又向张謇约定，一年为还款期限。
张謇见如此，气得直打哆嗦，厂里的属下和一些朋友们也都为此很是生气，大骂汪树堂，还说要找他理论，甚至是当面大骂他一顿，不要他的款子。但是为了大生纱厂，张謇还是忍气吞声阻止了他们，命厂里的办事人员沈燮钧前去办手续领取这笔款子。
办厂是艰难的，这个厂子虽然开始生产了，然而要办下去却还是极不容易的。他为了向大家说明做成什么事情都不容易，必须要艰苦奋斗，时时努力，后来就在他们的这个厂的办事楼大厅里悬挂了四副“厂做图”。当中还有一副是“水草藏毒”，是说事业的艰难和险阻，要厂里的人员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
张謇依靠汪树堂给的这点钱，是远远不能渡过难关的，怎么办呢？厂内的人们都愁眉不展，总得找钱呀！
时光不待人，多耽误一天，厂里就多消耗一天，救国的大计也就更为艰难一天。此时的张謇真是为难呀！有一种上不挨天，下不着地的感觉。他到处奔波为大生纱厂筹措款项，可是筹款的事哪是那么容易的呢？他东挪一点，西讨一点，腿都跑断了，也还是……但是张謇不是轻易言败的人，如果那样，也就不是他张謇了！他还是不断地想着办法。
忽然有一天，沈燮钧以探询的口气说：“四先生，如今的盛宣怀财大气粗，是上海的一大财主，何不向他借点钱来办我们的厂子呢？”
沈燮钧嘴里所说的盛宣怀是个跟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封建买办，张謇从来都没正眼看过他，更没有向他借钱的想法。如今在这艰难的时候突然提起他，张謇心中很是难受。盛怀宣，难道真要我去求他吗？张謇喘着粗气。
又有一些人劝他说：“无论如何，先渡过难关再说。”张謇是一个一切从大局出发的聪明人，不会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经过认真掂量，还是决定去找人家借钱，无论如何先渡过眼前困境再说，至于以后的事嘛，以后再说，一码归一码，他办实业就是为了救国，也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丧失原则。
于是，他便放下身价去找盛怀宣借钱。
说起来这个盛宣怀，字杏荪、幼勖、杏生等，别署愚斋，号次沂、止叟等。他可以说是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大人物，他是政治家、企业家、官僚买办。出生于1844年11月4日的常州武进县的官僚家庭。22岁应童试，补县学生。他的父亲名叫盛康，和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有朋友之谊，关系相当不错。因此，盛宣怀于同治九年（1870年）被李鸿章招入他的幕府。这个人不但长得又瘦又小，尖嘴猴腮像猴，心里也像猴，从来都是上窜下跳精灵得很，使李鸿章非常地喜欢他，一味地提拔于他，他的官一直坐到邮传尚书，朝廷封他为太子少保，所以，人们又把他称为“盛宫保”。
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至民用工业上，对钢铁的需求量加大。聪明的人便把眼光投向了西方，提出采用人家的新技术来对国内的煤铁矿床进行开发，兴办钢铁工业。那时候，盛宣怀正当着淮军后路营务处会办、轮船招商局会办，已经是布政使的官衔，直隶候补道了。还因为他那时已经创办过不少实业，有办实业的经验，李鸿章就向朝廷奏请派他对国内地面煤铁矿藏进行密查，想要创建新式的钢铁工业。朝廷准其奏，就派他去了。盛宣怀领旨后便将英国的矿师郭师敦等一些人聘请来，对湖北境内的煤铁矿藏进行全面的勘查。
没过多长时间，郭师敦勘探后回报说：“大冶县属铁矿最多，各山矿脉之大，惟铁山及铁门槛二山最多。验诸四周，矿石显露，完全可以证明遍山都是铁。净铁质为60%—66%，如果用两座熔炉将它们熔化，就是用一百年也用不完。”
喜讯传来，人们精神都很是振奋：如此多的矿藏呀！
作为汉阳铁厂的原料基地，建成后的大冶铁矿正式投入生产。在张之洞的授意之下，1896年盛宣怀接办大冶铁矿。也就在这一年，千里之外的日本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却于日本境内没有铁矿资源的九州福冈也开办了一个八幡制铁所。三、四年后，中国政府派实业顾问在铁山的山岭之间进行勘查，这个实业顾问是个日本人，同时也是日本曾派驻宁波的领事，名叫西泽公雄。西泽公雄手里拿着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打打，还不时地跟矿工与技师们说说话，就是在这好像没有事情的闲聊敲打中，精通矿冶技术的西泽公雄以非常快的速度便把大冶铁矿的第一手资料掌握了。掌握之后，他不是马上上报给雇佣他的中国政府，而是立即将这一材料上报给了他的日本政府。他还在报告内极力建议日本政府：“我们国家若要创办钢铁工业，最佳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大冶的铁矿山拿到手。”
当时的日本政府接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心情极为激动，1898年，前任首相伊藤博文亲自出马找到了中国的南洋大臣著名的实业家张之洞商量合作事宜。日本需要中国的铁矿石，而中国的汉阳铁厂也需要日本的煤来炼焦。第二年，张之洞派遣盛宣怀跟日本政府签订了《煤焦铁矿互售合同》。合同规定，日本的八幡铁所一年最少要以每吨3日元的价格从中国的大冶铁矿山运走5万吨矿石，还让中国一定要对日本的需求量予以保证。汉阳铁厂一年最少要购买到日本焦炭三至四万吨，价格随时议定，这个合同有效期是15年。签订合同之后，西泽公雄就被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派到了中国的大冶铁山。此后中国的大冶铁矿石便开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日本国。
日本是怀着目的野心而来，虽然此合同对于中国来说，有些苛刻之处，然而从表面上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
没过多长时间，盛宣怀要对汉阳铁厂进行扩建和改造，然而手里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支配。日本国获悉这一情况后，便觉得又有了控制大冶铁矿的好机会。于是主动去找盛宣怀，以低息贷给盛宣怀300万日元，但有个条件就是中国方面要用矿山来作为抵押，以大冶铁矿的矿石进行偿还，偿还期限是30年。日本内阁还为此专门形成了一项决议，把中国的大冶铁矿原材料当作发展日本钢铁工业的国策。
1904年，盛宣怀跟日本签订了《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合同》，借款正式成立。自此以后，日本人便把持了大冶铁矿，依靠着大冶铁矿的上好矿石，八幡制铁所迅速发展，年产量从原先的几万吨发展至50万吨……
盛怀宣，他自然是知道张謇的，也很知道张謇的为人，因为都是场面上的人，张謇体面名声又大，他自然也是不愿公然得罪张謇的。见了面很是热情，亲自为张謇端茶倒水，满面笑容，满口答应，说只要是张公说的，他一定会鼎力为之，把张謇说得心里也一时颇为舒服。然而，又说，这么多的钱，一时不凑手，改日一定送到府上。说到这里，张謇只有告辞了，等他把钱凑够，给自己送过去。
可是张謇等啊等，怎么也等不到盛怀宣凑够钱给自己送过来，一分钱也没有。对于此事，张謇也不好再去求他、催他，对于这样一个人，那样做真是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张謇下决心不再求他，另外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渡过这个难关。其实，对于像盛宣怀这样的人，张謇也没有太指望他，一刻也没有停下自己努力的脚步。
困难还在继续
对于盛宣怀这样的人，张謇就是有求于他，也绝不会躬身以求的，然而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就不同了。因为这些人才是自己人，自己的亲人呢！
张謇真是遇到难处了，你看他向每一个可能向自己投资入股的人讲说自己办厂的意图，求他们来入股，对每一个来入股的人都笑脸相迎，躬身以拜。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多少钱，全部收下。唐闸有个杂货店的老板，原是不愿意出钱的，经张謇给他们讲道理，最后他只掏出来了二十元钱，然而，张謇并不嫌少，依旧欢喜地接下了这二十元的股份，并且也是躬身下拜——一个状元公啊，本是当地人的骄傲，如今却如此这般！那些好心人看得都受不了了，甚至是热泪盈眶。想张謇真是为国为民，也真是遭遇难处了。于是，也都纷纷解囊入股，他们这是在帮助张謇。有位普通而好心的老太太，不忍看一个状元公如此艰难，颤颤巍巍地拿出自己存的六元钱来送给张謇说：“张状元呀，我们大清太弱了，外国都欺负咱们，我们都知道你是为救咱们大清的，救大清不是一个人的事，也有老太太我的一份责任，这钱虽少，不济什么事，但也是我的一份心意，还望状元公您收下！”
感动得张謇扑通一声就给老太太跪下了，一时泪流满面，给老太太磕头：“谢谢老妈妈，谢谢老妈妈！”一旁的人也很是感动，大多都落了泪。老太太见状元公给自己跪下了，吓得也慌忙给张謇跪下了，说：“您是状元，您是官，怎么跪我一个穷婆子呢，折煞我了，折煞了！”
然而，一般人是太穷了，虽然心意到了，然而还是……张謇今天筹到的钱，第二天便用尽了，根本不济什么事。有时刚向这个人筹到一些钱，可又要马上还那个人，另一个人，也会上门讨债，弄得张謇仍是心里急得不行。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呢？厂子建成了却不能开工，厂子每日光消耗也要四千元，如何不让人心急如焚？到哪里弄钱呢？
当时，甚至还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干脆把厂租给人家算啦！”
这如何能够呢？这是张謇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事。他的目的是实业救国，难道还没真正开始，就这样夭折了吗？然而如今这个局面，不这样又当如何？此时的张謇就像是被梦魇住了一样，无论如何也翻不得身，他着急，呼喊，用劲地蹬腿都毫无用处。可是真要将自己的厂给租出去，上海的那些资本家们就会趁机压价，真是进退维谷！
此时的张謇，国不但救不了，连自己也只想跳水一死了之，可是他又想到，就是死了也会身后留下骂名。那么多那么重的人情，还有那些债务谁来还呢？人家能不骂他？此时的张謇死也是死不起的，何况，一向好强的他也根本就不愿就此死去，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
想那盛怀宣更是可恨，在张謇实在走投无路之下，还是去到盛宣怀那里催款了。然而，盛怀宣只是拖三阻四，依然不失热情地说：“正在筹措，正在筹措！”
然而，总是筹措不到，一段时间后，依旧是分文没有。
张謇一连在上海奔走了两个多月，没有筹措到一分钱，他给那些老股东们发电报求援，然而，得不到一点回音。他急得火上墙，只想跳黄浦江，然而仍然什么办法也没有，就连回家的路费也用尽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说他要在四马路当街卖字。一个状元当街卖字，自然是很稀奇的事，于是不少人们都来看，都来买。张謇卖了3天字，才有了回家的路费。
走出困境
只要不甘失败，坚持用心去努力，总会有办法的。张謇把全部身心都投入进他的厂子中了，此时，厂子就是他，他就是厂子，他和厂子是不分彼此的。
张謇硬撑着，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其实这个办法最初也不是他想出来的，是他的助手沈敬夫想出来的。那一天，总是喜爱沉思不爱多说话的沈敬夫对他说：“事情走到这一步，不如干脆来个破釜沉舟。”
张謇问他：“如何破釜沉舟？”
他说：“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周转。”
他说的意思是，将现有的棉花纺成纱，然后卖出去，再用卖的钱对棉花进行购买，然后纺成纱再卖，卖出后再买，如此循环。
张謇一怔，可仔细想想也只有这样，虽然棋险，可也说不定能走出一条路来。于是就决定照沈敬夫的办法做。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这个办法果然可行。也就在这个月里，棉纱的市场行情突然好了起来。张謇将售价接连上调了数次，卖得依然很快。这样就使他们的纱厂活了起来，资金迅速扩展，不仅让纱厂的正常生产有了保证，且还有了一些结余。
如此，张謇的这一难关也就算过去了。
这一年，因为行情好，张謇的大生纱厂获20多万两白银之利。张謇不但没被困死，还使厂子出现了相当好的生机，想来也真是不容易！他曾苦涩道：
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
是呀，为了渡过这个难关，作为创办人张謇的妻子连自己的首饰都卖掉了，后来办厂五六个，他的家人也从未在厂里支用过一点钱财。
渡过了危机，张謇就要对各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表示感谢，他把厂里的一些上好的纱作为谢礼分送给大家。大家也衷心地为他高兴，也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而高兴。他曾带着纱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是用红布捆扎着的，总共是两捆。张謇真诚地说：“为了感谢刘大人对大生纱厂的鼎力支持，特送大生生产的纱以作留念。”
刘坤一看了这些纱，心内也真是欢喜，说道：“行行行，这些年，季直真是不容易呀！我一定会为你记上一大功，上报朝廷。”
张謇也舒心地笑说：“为国富强，说什么自己吃苦呀，更休谈记功一事。不过这一难关总算是渡过去了。”
……
张謇借此喘息之机，对自己的纱厂仔细认真地做了一下整顿和调整。这也是为长远的发展考虑。从此以后，他事必躬亲，凡是厂内生产管理和别的重要事务，也要亲自过问。他很是重视“任人”、“花红”、“堵露”这三关。此后厂内的“执事”需选取熟手和性情勤谨品德素好的人来担任，并且一定要有明确的保荐人，写好保荐书，假设以后出现了经济上的失误，追及保荐人。这样，就避免了有人胡乱保荐的毛病。
此后，厂内各个车间、工种和某个地方需要多少人员，哪个人担任什么职务办什么事情，自张謇以下、各个董事们到下面最小的职员，均条例分明，有章可循，并将其书写下来，悬挂在各个地方，以便稽查。如此，便能做到过有罚，功有赏。
张謇还建议董事会从此广开言路，不能光听好话，奉承话。厂内无论什么人，如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检举权，不管是什么人提出什么建议，都要认真地去听取。好的建议随时采纳并给予提建议者奖励。不好的建议也不为过，不予追究。
张謇规定，厂内的工人根据工种不同，确定不同的工资标准，每个级别的管理人员，也全根据职事的大小合理地分配工资。之外，每一年的余利，除了提保险公债以外，分成十三股，其中十股归股东所有，剩下三股作为在事人花红。这个花红随着盈利的多少而升降。纱厂的盈利越多，各级执事的管理人员所得的收入也越多。
张謇厂子走顺了，但他还总是对厂内的人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厂子是怎么建起来的，也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到底为什么办厂。我们的国家很穷，被外国欺负着，所以永远不可奢侈浪费！要一定记着节俭！”
在大生纱厂内，除了专门从国外聘请过来的洋工程师比较特殊，可以住高楼、领高工资，吃专门的西餐以外，厂内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全部严格要求，即便是张謇也从不搞特殊，和大家一样。那些执事人员的饭菜标准均有所规定，要他们牢记国耻、牢记国难，为救国而奋斗！对下面的工人们也严格得很，要求他们每天工作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平时还要遵守三四百条厂规，一旦违犯便会扣发工资，有时还会进行体罚和予以关押。
张謇自己当然也是以身作则的，对自己要求不低于那些工人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也要比工人们时间长。在节俭上，在刚办厂时的那几年，他连工资也从没有领取过，出外为厂里办事也是千方百计地节俭，尽量不花钱，晚上能住在朋友家里就住在朋友家里。他总是对他的下属们说：“就是一寸纸一尺线也不可以丢掉，应该好好地节约！”
他总是和手下的管理员们一起到各个车间里进行认真巡查，以便于随时防漏堵洞，一旦发现问题，马上进行解决。他总是不耐其烦地对厂里的员工们说：“就我们大生纱厂的艰苦来说，也是别的厂所没有的，建厂之艰难都是大家知道的，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我们并非是为一身一家之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是为了挽救这个贫穷的国家，为振兴中国的实业，所以，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去奋斗，即便是到最后真的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坚苦奋励，则虽败可成；侈怠任私，则虽成可败。无论是成是败，都并非是我们个人之荣辱，那是关乎我们国家的事，是人人有份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认真干好！”
乘势迅猛发展
由于有着明确的共同目标，大生纱厂走入正轨之后，大家齐心协力，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和节俭而勤劳的作风，颇为有力地对洋货的输入给予了抵制，也给当地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收入。这样看来，张謇的实业救国之路也算是初见成效了，使过去对张謇办厂有成见的人也初见微光，不得不佩服张謇，对他点头称是，说：“张四先生是个状元，在经商办厂上也非同一般！”有个开明的老士绅说：“张謇虽然只是一个书生，然而，在办厂做生意上却有很大的胸襟与深远的眼光，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呢！”
所以，张謇他们的干劲也更足了。
大生纱厂有张謇带领着，不仅干劲足，也都很有毅力，很有韧劲儿。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克服着艰难和险阻……
张謇看大生纱厂发展得差不多了，但他是不会只甘于此的，他本来的志向是要实业救国的，不但要壮大自己，把自己的实业做大做强，还要影响和带动一批有识之士加入办实业的队伍中来。在他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也在不断地涌现出开办实业要救国的人物。
张謇以这个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大生纱厂作为基础，把这个厂里的盈利作为再生资金，又开始起办分厂——二厂和三厂。然后又用这些厂里赚来的钱进军其他领域，开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天生港轮公司和资生治厂等企业。张謇的实业救国梦在逐步实施着。这些实业的发展奠定了南通民族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石。
张謇的大生纱厂当初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并很快迅猛发展，不但得力于他和大生纱厂员工们的韧劲和实干精神，也得力于当时的世界经济大势。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那时候西方强国都正忙着在欧洲你死我活地争夺，也实在没时间顾及中国，很少向中国输入他们的洋纱，这就给了张謇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张謇善抓机会的一个方面。当然了，当时他不抓住这个机会，他刚办起来的纱厂也就完了，想当初，他无资金，不能周转，急得差一点跳水死去。
那时候，中国的纱价增长得很快，这高兴坏了张謇和他们大生纱厂的人们，他们迅猛出击，迅速占领市场，一本万利，很快成长壮大起来，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期。
1917年，张謇他们的大生纱厂盈利七十万两。
1919年，他们又净得二百六十三万两。
张謇胸怀的广大和眼界的高远决定了他实业的规模，他总是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张謇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人，盈利越多，他的事业也就发展得越快。没用多长时间，他所办的各类实业便达到了近七十家，形成了庞大的集团，拥有三千四百万元的总资本。
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每日都在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他们的股票是那时候市场上极为抢手的股票之一。
那时候，于各大银行以外，单是上赶着大生送空白往来摺的钱庄便有105家。如此让大生随便地透支，不用立任何的透支合同、不用银钱业支票。大生掌握现金最多的时候达到白银两三千万两，可以透支的款项也在白银五百至六百万两。大生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次就是一千万两，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一次就是白银五百万两。了解那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用存款的方式而用贷款的方式借给外商银行钱的，仅大生一家。”
在当时的世界工商界，张謇很具影响力。在张謇70岁大寿的时候，也就是1922年，许多国家的使节都来南通专门为老爷子祝寿。
经营纱厂的高明手段
说起张謇经营大生纱厂的高明手段，其实纱厂一开始投入生产，便面临着棉花原料市场与棉纱销售市场的激烈竞争。从以上环节当中可以看出，张謇采用的有效办法就是跟当地商界的著名人士保持紧密的联系，巧借他们的力量来收购原料和推销自己生产出来的纱。
那时候，南通每年的棉花产量大概是180多万担，然而，日资棉纺织企业也瞅准了这个，也来这里对棉花进行收购，这一切张謇自然都是很明白的，因此他在大生纱厂《厂约》一开始，便将日资纱厂到他们那个地方收购棉花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亮明了，他为大生纱厂里建立了一整套的棉花收购系统。当中之一便是张謇自己设立的“门庄”。也有棉花商人和大生纱厂签订了合同用自己的钱对棉花进行收购的，他们从当中获得的是佣金，这便是“抄庄”。也有的是商人自己没那么多的钱，是张謇的大生纱厂为他们拿出一些钱替厂里下去对棉花进行收购的，这是“下庄”。
张謇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自1901年起，于垦牧公司上下功夫，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等一系列的农垦公司，来大力发展棉花的种植，确保大生纱厂原料的充足供应。
为了对新开垦地区的棉花收购进行有效管理，张謇又生妙招，建立了不少被称为“分庄”的辅助单位，这样的单位总数量相当的多，有23个。张謇建立的棉花收购系统，利用的是地利人和之优势，和对家乡棉农储花多少的准确预计，运用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舍”的战略，在跟日本的厂家竞争当中节节获胜，从而购得了物超所值的好棉花。
张謇还对土布业市场极为关注。他的大生纱厂销售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本地的那些手工业织户，因此张謇把生产的重点放在了纺十二支纱上面。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他便以“魁星”作为他们大生纱厂的机纱商标。这个商标表明着他们大生纱厂永夺第一的信心，下面还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张謇于通海地区组织了一批富裕的纱庄作为基本户，让他们对于销售大生纱厂生产的纱具备优先权。
股份制是大生纱厂的又一新特点。张謇和他的三哥还通过劝说和结成儿女亲家等办法跟通海地区关庄布大商人刘一山、章维善和沈敬夫等一些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让他们入股大生纱厂，并于门市收布的时候尽力向织户们推荐大生纱厂的机纱。
此外，张謇还非常注意跟本企业以外的商人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比如跟地方上的钱庄共同为当地土布商人提供特别的信用贷款等等。大生纱厂的棉纱全都是通过开盘的方式向各个纱庄进行批发销售。
大生纱厂各厂，还于企业当中开有门市，但是在1913年之后便停止营业了，所有货物都按件批发给了纱庄。大生纱厂在股市上自己掌握开盘时间，一年当中只开四、五盘，并且全部选择于花纱价格对企业有利的时候才将纱放出厂去。
张謇办厂因为资金短缺，但是他还是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一条节约交易成本的新路子，把交易行为内部化，即实行纵向一体化发展，组建跨行业跨部门的企业集团，把市场交易的一部分纳入企业集团的内部，用这个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张謇因地制宜立足本地，运用纵向一体化的办法，往棉纺工业的上游和下游发展，还有个节约成本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由于不同地域流通而带来的厘金等税收盘剥，因此，张謇也让生产各个环节尽量在一个地方完成。
为了更有效地拓展上海等一些地方的市场营销业务，张謇在大生纱厂刚刚开建的时候便设立了驻沪账房。到了1907年的时候，张謇又把原来的驻沪账房提高了地位，变成了驻沪事务所，随着大生纱厂系统企业的持续增设，他们的资本系统也慢慢发展成为了具有多种联系的纽带和多角化经营的企业集团，驻沪事务所也发展成为了集团内部数十个企业掌握市场的行情、采办物料、批售产品、调剂头寸和接待来沪人员的多重机构。
张謇在大生纱厂所采取出的一系列措施，使大生纱厂发展很是迅速，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快，没有多长时间，便组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的跨行业企业大集团。
特别是在企业管理上，是张之洞无论如何也难以相比的。张之洞总有些主观、盲目和反科学性。而张謇这方面就比张之洞强得多。他办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市场瞬息万变，而他总是察世情、观物情，还要求进出货董察岁收、权市价，经过对市场的精细调查，获得销纱的总数，作出自己厂家所出应在50%—60%的结论。他还利用自己在当地强大的影响力，把外地资本很容易地就挤出了通海地区，且通过政府获取了百里之内20年的专利特权。最先实施了把控制通海市场当成目的的发展战略。此种自最初便把市场当成出发点的经营办法，乃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是否有成效，最大程度地取决于有无完备的组织系统。在办厂之初，张謇就于他的《厂约》里明确地将厂中的内部事务根据它们的特点予以分类，且进行细致归纳，分作四个子系统：供销经营、生产加工、财会文牍和总务后勤。这四个系统分别设一董，进出货处与总务后勤增加帮董，张謇亲任总理，掌管大小事务。
张謇还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实现目标管理，他亲手制定了《厂约》，草拟的《厂章》为大生纱厂内的厂法厂规，里面所有的规定都十分严格。其中《厂约》是对经营管理人员发生作用，而《厂章》是对工人进行约束。《厂约》是6条规定，《厂章》是194条。可以说这样的规章制度，是相当完整和先进的。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找不出第二家这样完整和先进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张謇总是说：
艰苦奋励，则虽败可成，侈怠任私，则虽成可败。绳之以大义，执事百工与有责矣。（张謇《张謇全集》）
在人才的任用上，张謇和张之洞更是不同。张之洞搞企业，每办一事，必然是摆好大的官架，带领着手下各级管理人员，一齐上手，并驾齐驱，致使人多乱哄哄，凑热闹而不办事，只指望张之洞一人。而张謇不同，他从小一路走来不容易，加上他开始办厂的时候吃了很多苦，资金也来之不易，因此，他很注意用人，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各有事做，不浪费一点人力。他办事一向从俭，出门办事能步行就步行，不能步行，便坐独轮小车，向来不会乘轿子。就是出外视察，经常也是坐牛车。这样的轻车简从，形成了他一生的办事风格。他始终反对兴师动众迎来送往，他数次去常熟和无锡给他的老师翁同龢、赵菊泉扫墓，沿路的官员听说后，都上车站或码头迎接，甚至举办欢迎仪式，但全被他一一谢绝。他每次都是悄悄入住，默无声息。
张謇亲自制订的《灶友专章》第一条规定：灶友下灶，雇有常车，不得乘轿，不特节费，亦防惰性。他的《书禀专章》规定：写信不用客套，只叙实事。张謇用这些改革措施来提高文风和办事效率。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任用，他更是谨慎和严格。比如，管理进出口货董沈敬夫、厂工董高立卿和徐翔林，以及蒋书咸等人，全是张謇平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也都为张謇办厂的前期出了很大力，做了很多事。像这样的人才，在张之洞那里根本就不会有，也找不到。
对于乡人和亲戚，他都同等看待，绝对不搞特殊化，不任人唯亲。也因为此，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利润滚滚而来，自1899年起，至1913年，他的账面总盈利高达489万，公积是73万。大生纱厂于逐年增资发展的情况下，利润总是在20%上下，最高的时候达至30%以上。
在人事关系上，张謇规定，只要是工厂里的执事人员，一律都称为“先生”，不能沿用旧称呼“老爷”。这给人一种平等的感觉，从而拉近了上下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的干劲更足。
另外，张謇于原料供应和生产加工与产品销售等环节上，皆于极大程度上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市场大道，且让张謇的事业扩大到教育和慈善等许多方面，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系统，极大地丰富了经营思想。使他成为了东西实业界的领袖人物，人们把他比作“中国的洛克菲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