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荣辱高于一切
就这样，在康梁还在帮助光绪皇帝变法的时候，张謇和张之洞便开始商量并实施开办工厂搞实业救国的事情。康梁和光绪皇帝变法是以京城北京为中心，张謇搞实业救国是把他的家乡通州作为了基地。康梁和光绪皇帝是在政治上跟守旧的封建顽固派相颉颃，而张謇则是埋头实干起来。
其实，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早在张謇之前，就有人在国内开办了一些工厂，自《马关条约》签订后，还准许日本的资本向中国国内输入，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侵略，更加重了中国的贫弱。张謇和张之洞两人商议后，张之洞便向朝廷上奏，请让张謇在他的家乡南通开建工厂，来增强中国的资本，并抵制日本的资本输入。张之洞的影响力在朝中也是相当大的，经朝廷合议，照准。
这可急坏了他的老师翁同龢，他以前那么用劲地把张謇提拔上来，让他中了状元，就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让他以后在朝廷上帮助自己，辅助光绪，没想到如今张謇却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和自己分岔了。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他也为张謇着想，因为按传统的观念，经商在中国不是正经的职业，是没有办法了才会干的营生，也就是所说的“末务”，并且还被人们鄙视地看作是“市侩”，在社会上是非常没有地位的。以张謇之才，本来就是状元，在朝中当着官员，若干这个对于他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大的损失。然而，这些内心之言，在别人跟前，特别是朝堂之上，是根本说不出口的，于是就急忙给张謇写信，恳切地劝他回到朝廷上来，和自己一起共同辅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他对张謇说：“经商办厂在西洋还行，在那里商人们也能够当上国会的议员，身份高贵，依旧像做官一样，高车驷马出入宫廷。而在我们大清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张謇那一段时间内多次收到翁同龢老师这样的信件，他也是心潮澎湃，心里很激动，他能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然而，他觉得他不能那么做。他的良心不允许他那么做。他要为国家富强，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而努力奋起。他是铁了心了。
不说翁同龢，就是他的家人也想不通，他一个朝廷命官，为何非要走这一条让人揪心的道路呢？考了半辈子，终于考了个状元，入了翰林院，身居清要，本想着三年后经过考校评定等次后，或以编修检讨留院，或以主事分各部尽先任职，或以知县由吏部以实缺选用，之后再一步一步升高，说不定还能当个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什么的，难道到头来，竟然是个经商办厂的吗？他的哥哥和兄弟们以及其他亲人也都纷纷劝他：“你吃了那么多苦，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才得了这么一个状元，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为什么非要办厂呀？这不是自毁前程吗？”
还有的人暗地里说：“张謇这是昏了头了！”
然而，张謇如今把这些看得很淡，他心里明镜似的，民族大义比个人的前途重要得多，在国家面前，个人算得了什么呢？以前他大都是为个人而奋斗，现在他要完全为挽救这个贫弱而多灾多难的国家而奋斗了！
此后，张謇就离开了官场，开始了在家乡办厂以实业救国的艰难之路。他一介书生，既无资金，又无经验。然而，纵然知道苦难重重，张謇还是坚定地迈出了他办厂救国的艰难步伐。
爱国的张之洞
此后在张謇的人生道路上，和他关系最好，也是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应当说是张之洞了，因此要写张謇的传记，就不能不较为详细地说一下张之洞。
张之洞，生于贵州，长于贵州，当然也是一口的贵州话，生得又瘦又小，像贵州人，然而，因为祖籍是直隶南皮县，所以许多人就都称他为“张南皮”。
张之洞从小脑子比较迟缓，无论什么，反应总是比别人慢半拍，但是他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在读书上，比别人下得工夫都大，也刻苦，居然纠正了天生脑子反应慢的毛病，并很快优于常人，学什么都能不拘于常理，很能融会贯通，很善于写文章，在13岁的时候便考中了秀才，在16岁时中了解元，在科举的道路上顺利得惊人，也让人羡慕不已。也许和张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张之洞有个当官的父亲和众多官场上的亲戚吧。不过，不管当官不当官，这张之洞也的确是有才，26岁上又顺利地高中探花，后来又在亲戚的扶助、特别是他的堂兄张之万的点拨下在官场扶摇直上，从翰林直升到封疆大吏，到最后，又入朝当了宰相，成了当时能够和李鸿章官位上相比肩的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堂兄张之万，当时曾是闽浙的总督，也是封疆大吏。
张之洞首次去南京做官，也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虎狼列强窥伺中国，日本直接入侵。朝廷让两江总督刘坤一前去抵抗日寇，随后就把张之洞派到了南京代替刘坤一。当时的张之洞头脑是很清楚明白的，也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他觉得中日战争随时都会蔓延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大清的军队又很是腐败，简直不堪一击，若是让他们只是镇压一下国内的骚乱还行，若抵抗外国的精锐军队，绝对是不行的。于是，他便决定在军队上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大力的整顿和变革。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路，做事又沉稳干练。他对海防进行改善，又买来了许多的洋枪和洋炮，进行装备，组建了一支相当有战斗力的“自强军”。1895年，张之洞从卫队和扩军等营内挑选了1600多名悍勇士兵，然后，又自江苏和安徽等地招募土著乡民，训练成2000多名兵勇。张之洞征兵要求在那个时候是最高的，人们都说，“稍微有一点毛病张大人都是不要的”。张之洞对所招之兵让西医对他们进行体检，一定要体格健壮，没什么疾患的；一定要有所在村出具证明品德良好；一定要服役十个年头；被招之兵许多还都需拥有一些文化知识，可谓是素质相当的高。
张之洞给这些“自强军”很好的待遇。正勇是一个月五块银元的饷银，下级军官月饷比这个还要多些。张之洞为兵勇们发放饷银的时候，由洋教习和特派的大清军官当场发放现洋。除此之外，还供给兵勇们制服、口粮，以及营房等必需的军备。团练和乡勇之军官全部给予正规的军官候补官衔，或者是授以官阶。
张之洞为了抵御外侮，对于军事人才，积极延揽，他还专门在南京开设了一个“延才馆”，对水师进行筹备。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是这时候入的张之洞的水师。
张之洞看黎元洪有着不同一般的经历，也确实很有本事，就非常的兴奋，就问他：“先生对于大清海军与营建防御工程方面有何高见呢？”
没想到，这黎元洪见问，即滔滔不绝，对答如流，且不乏真知灼见。张之洞更是喜欢了，遂说道：“好，好，好！”
然后，张之洞对一边的官员说：“这位先生真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碰到的最佳的能干之才！”
张之洞一心为国，从没有过私心，他在南京编练新军的时候，规模上从来没有超越过原定的方案，待自己调往别处任职的时候，便主动地交出军队的管理权，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1895年9月，康有为来到了张之洞所在的南京总督府，这是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和强学会，遭至保守势力的压制，来上海开创局面的。上海是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所辖之地，他也知道张之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此来求张之洞帮忙。而张之洞，他可是慈禧和光绪皇帝都很看重的实权人物，若有张之洞对康有为帮忙，那康有为的维新事业在上海以及两江就会发展得很好。一心探寻国家强盛之路的张之洞听了康有为要在上海筹办强学分会的时候，张之洞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了国家强盛，为了民族大业，他张之洞哪会不答应呢？不仅如此，张之洞还对此鼎力以助，当即就拨给康有为银两来做经费。
对于维新一派，杨锐、杨深秀实际上都是张之洞曾经的学生，张之洞也曾经扶助过谭嗣同。尤其是杨锐，是张之洞督学四川时候最看好的学生，杨锐的学识和文章，在当时都很有名气。张之洞在湖北做官的时候，专门开辟两湖书院，让杨锐来对史学分校给予主持。张之洞首次来两江任职总督的时候，经常和杨锐在一起，两人过从甚密……
实业家张之洞
应当说，张之洞很早就开始在中国创办实业了，他的实业是从制造枪炮的枪炮厂开始的，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毫无个人私利可言。在中法战争的时候，他肩负统筹战局之重要责任。期间大清军队从国外买来的军火良莠不齐，许多都不能用，贻误战事，并且所需资费甚多，甚至有的时候，卖方还故意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于是他便向朝廷上书创办自己的枪炮厂。后来他创办的实业又涉及到织布、造纸与制革等领域。
两广总督瑞麟于1873年创办了广东的洋务企业——广州机器局，然而在管理上却很混乱，把大清官场的腐败之风全带了进去，致使厂内贪污浪费现象很厉害，难以正常进行生产。1885年，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对该厂进行查办和整顿，把它改为“制造东局”，没多长时间，这个厂便正常化了，并且很见起色。
1886年，张之洞于广州城北石井墟买了31亩地，创建枪弹厂，对毛瑟和马梯尼等型号的枪弹进行生产。在张之洞的奏请下，朝廷又派来了黄荔丹担任造船厂的总办，对兵船进行打造。建造这个石井枪弹厂由于没那么多的经费，所以只是小规模的制造。又随着广东海防位置的日益重要，张之洞又开始对新的枪炮厂进行开办。
大清朝廷于1889年调张之洞去湖广任职，张之洞通过跟海军衙门进行商讨，把原粤省所订德国的机器运到湖北，另外建造湖北枪炮厂。
这个湖北枪炮厂于1892年在大别山北麓开建，建成于次年6月。1896年又增设了炮架、炮弹和枪弹的生产等。
1897年，张之洞又建钢药厂，以后的规模一天比一天增大。枪炮厂下面又分许多个子厂，每个厂又各有名字，仅仅用“枪炮”两个字是不能概括的。
以上都是关于军事国防的，在为国增加财富上，张之洞于1890年在武昌门外建立了一个湖北织布官局，于1892年正式投入生产。
此后，张之洞又开办了一家湖北纺纱局，建此纱场的初衷是对布局起一个辅助作用，还对于铁厂给予协助。
另外，张之洞还先后创办过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和湖北官砖厂等，他是我国近代最早最了不起的一位实业家。
张之洞从开始到最后的实业活动的旗帜就是——洋务。他在1883年5月于山西开办洋务局，还增添多种实业机构，这是他最初打的洋务大旗。他被朝廷调往两广任职总督后，特别是中法战争完毕之后，才真正开始了大张洋务大旗。他在1887年5月开设办理洋务处，督促命令所属的衙门讨论学习洋务，锻炼人才，还于此机构下有效地对洋务人才进行网罗，将事业做得红红火火……
正当西方列强对中国加紧瓜分和侵略的时候，张謇和张之洞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而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一起商讨，共同进退。他们商量好，张之洞主要是搞重工业，而张謇主要是搞轻工业。起初，张謇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主要是在张之洞的领导下进行的。张之洞是一边当官，一边办企业，而张謇是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扑在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上，他一心想的就是用实业挽救这个多灾多难、濒临灭亡的国家，使这个国家慢慢走上富强的道路……
起步维艰
张之洞对张謇说两江地区需要开办些企业，他觉得江北盛产棉花，并且产量高，质地好，“力韧丝长，冠绝亚洲”，同时也是日本开办的厂家的原料与产销的主要对象，办纺织厂，最好不过。张謇听了，也欣然同意此看法，他说：“我们南通滨着海，临着江，交通好，天气变化很是适宜，长时间不下霜，历来都是棉花高产的地区，不但棉花产量高、洁白，而且纤维长，弹性强，早就以“纱花”天下驰名。我们那里的人民大多都有着很好的纺织织布的传统技艺，他们织出的布名为通州大布，深受欢迎，销路很远，也很广。”张之洞说：“是呀，因此非常需要机器纺出来的纱。况且做纺织业所需的资金也比做别的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还短，可以短时间内取得效益。”
于是，他们两个经过商议，决定在张謇的家乡南通先办个纺织厂，让张謇来全面督办这件事，企业形式为商办官助。此时的国家资金真是太困难了，也只有如此。要办实业，说着容易，做着可就难了，每一步都不容易。
首先是资金问题，资金从哪里来呢？没有资金如何办厂？
张謇回至家乡南通之后，把要办厂的事情和当地的亲朋好友们一说，请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不少人赞成，然而，要他们出钱的话，他们就默不作声了，只有几家站出来响应。也难怪，钱在那个年头可真是不容易赚！他们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把钱投入进去了，能够收回来吗？特别是张謇的两个刚刚成年的大侄子叫得最欢，遭到他的一顿训斥。
张謇在家乡筹得一些钱财，可是少得可怜，哪能办厂？这真是应了起步艰难这句话，人们都知道救国的大道理，可是真要他们出钱，他们就会害怕自己投出的钱从此打水漂，再也收不回来了，他张謇是个大才子不假，当今的状元公，可这和经商办厂是两码事，何况，钱这东西实在也太金贵了！
张謇只好去找现任的两江总督。此时张之洞已经去当两湖总督了，来当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刘坤一对张謇很是热情友好，但是一谈到正事，谈到钱，他就表示难办，先是让张謇以他的名义去借，后来见借也不容易，就感觉这事实在麻烦、棘手，索性说：“真不行的话，季直你还是去找张之洞张大人吧，他办这么多年实业，兴许是有办法的。”
于是，张謇又去湖北找张之洞商量此事，希望得到一些支持。而张之洞在钱财问题上也相当发愁，大清也是因为没钱，才会受到列强们的欺侮的！自从《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更是背上了4亿5千万两白银的冤枉债，还必须要依照规定在39年内分期还完。国家财政实在困难，再加之官场的腐败，官吏的贪污，弄得真是……
张之洞背着手，又瘦又矮的身子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最后终于想出了办法，他对张謇说：“中国的事情，如今干什么都不是容易的，我在湖北之时曾经从英国购置来一批纺织机器，现在正停放在上海，我就把它们买过来，支援你们吧！”
机器当然也是本钱，也是资本，此时张謇自然也是愿意接受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虽然那批纺织机器放在黄浦江岸风刮日晒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旧芦席下已经生锈，但只要能用就成，就算自己的企业前进了一步。官方以此当作五十份股金就这样给了张謇。
张謇拿到这些东西回去，然而，他的那些董事们却不乐意了，个个皱着眉说：“这样一堆破烂就值五十股金？也太黑了吧？待我们辛辛苦苦把厂给弄好了，就给他们五十股的分红？”个个都摇头不已。这当然都是站在个人私利上来考虑问题的，而张謇是从不考虑这些问题的，他想的是只要把事情办成，哪怕自己个人不得一分的利也成！可是作为主事人，对于这些董事们的意见他不能不考虑。如果他们闹意见，不齐心，工作就很难开展。
上海董事的意见是不能用官府的这批机器，用了这些机器，假如以后再用官股，把厂建成之后肯定会受到官府的制约，从而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并坚决地对张謇说，若用这批机器，他们就此退出董事会，也就是要求退股。这不是难为张謇吗？更令人着急的是，上海董事一这么说，南通的几个股东也有了意见，他们说，上海董事做事不牢靠，他们的想法太多，很难与他们一起做事，若他们在这里，那我们就要退出。
这些能不令张謇忧心吗？他在办公室内反反复复地考虑，彻夜不能入眠，很是焦心。他只好两下里进行协调，并且自己也放低姿态，对人家好说歹说：“国事为重，我们办企业主要是为了挽救国家之危亡，还望大家退一步去想，有什么不是，都是鄙人之错，鄙人之错！”
后来，张謇曾记述这时候的境况说：
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
通过张謇百般的努力，也经过多方奔走，最后达成共识，认为用官府的这批机器是可行的。
事情终于完成后，张謇也感觉这事也真是不容易，他私下里乐观地对人说：“如果一个人真到了很危险的境地，还是要抱定把牙齿打落在嘴内含血吞进去的念头，并且连肚子都不用去摸。”
也因为张謇的真诚为人，一心努力，大家也都看到这位状元公的辛苦，因此，也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好朋友沙元炳和地方上的一些开明士绅为他解决了办厂资金上的重大问题。
有了这些资金，厂子也就很快办起来了。张謇心里很是激动，不亚于他高中状元时候的心情。他高中状元是为家族，是为他自己，而如今的办厂是挽救国家的命运，这哪会一样呢？
张謇想为这个厂子起个最好听最有发展前景的名字，叫什么呢？张謇召开董事会议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定下来。对于厂名，大家都很谨慎，因为它寄予着大家伙儿的希望！
张謇时时刻刻惦念着这件事，晚上伏案读书，忽然在《易经》上看到这么一句“天地之大德曰生”，顿时心里一亮，他觉得找到厂名了，禁不住激动的心情，随即站起来，挥笔作书，铺纸写了“大生”两个字，仔细看看这两个发自内心深处的字，他仍旧是激动不已。
张謇不光文章写得好，书法方面造诣也是很深的。他从小就对字由衷地爱好，经常是刻苦练习。小时候他练字追求平稳，不管是什么字体，最少是练习一百遍以上。他12岁的那一年，有一次去三叔家串门，当走到三叔家附近的药王庙时，就想进去看看。进去之后，看到鹊神龛后面有一把用稻草捆扎而成的刷墙壁提浆的短把刷子，还有一只装石灰水的木桶。此时的张謇看看这里没人，一时写字的兴趣又上来了，于是，便拿起那把短把的刷子蘸了石灰水在砖地上写起来。他写了四个大字：指上生春。人们来后，都称赏不已。此后，他练字从未间断过，练魏碑，练东坡，越练越好。特别是在他青壮年时期，练字上更是下工夫，常常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根本不会停歇。在他20岁那一年的11月13日日记中，他写道：
雪，入冬以来，是日为最寒。读《三国志》。写字。
次日，他又记道：
雪霁、更寒。读《三国志·魏志》终。写字。
11月15日，他又写道：
寒如故，砚池水点滴皆冻，写不能终一字，笔即僵。
第二年，也就是1874年六月初三，正是炎夏季节，他在日记中写道：
返舟、写字、看书。是日甚热。
7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苦热，每写一字，汗辄雨下。
张謇的楷书曾学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欧阳通等大家，行草曾学文征明、包世臣等，隶书曾认真演习过东汉的碑刻《礼器碑》，博采众家之长，把字写得独特、雄强、洞达、平实、劲美。
不过，此时张謇写完“大生”这两个字后，并不是为自己的书法艺术而激动，他是为这两个字所蕴含的意思跟自己办的这个厂的联系而激动。
第二天，张謇又召开董事会，很快便定下了这个名字，就叫了“大生纱厂”。张謇对他们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那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如何讲呢，那就是说一切政治和学问最低的期望，便是要让大多数的人民，全能够过上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所以，我把我们所创办的企业命名作‘大生’，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涵义。”
董事们又都高兴地说：“你是状元之才，你就再出副楹联吧！”
张謇在此事上也毫不谦虚，点头称是，随即草就：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他们又请张謇书写，并制作匾额，然而张謇摇头了，说：“此事重大，不可草率，须找一位德高望重之人题写才是。”都说：“找谁呢？”
张謇心中已有了人选，说道：“找翁同龢大人！”
对于翁同龢，是没有人会有异议的，他是皇帝的老师，又有很高的名望，他不行，谁还行呢？于是都一致赞成。
内中文字为：
大生机器纺纱厂为给发股票事案奉南洋大臣奏饬在通州设立机器纺纱厂，当经太常侍少堂盛、翰林院修撰张（此处“太常侍少堂盛”与“翰林院修撰张”两行字并列）合领南洋商务局官机二万锭，作为官股规银二十五万两，议集商股规银二十五万两，共计官商本规银五十万两，以壹百两为壹股。官绅订立合同，永远合办。行本不足，另集新股，一体分利。以银到之日起息，长年官利八厘，余利照章按股分派。每届年终结账，三月初一日凭折发利。除刊布章程并另给息折外，须至股票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壹日……第柒百柒拾号至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