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皇帝的立宪
立宪派绝大部分的人，如张謇等，都希望袁世凯揽政，成为新政府的最高领袖，并为之推波助澜，让这个希望变成现实。而袁世凯果然不负众望，在1912年3月10日，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1913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1913年3月20日，领导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宋教仁于上海车站被人暗杀，人们都在怀疑是袁世凯所为，由此，袁世凯便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当然张謇是绝对不相信袁世凯会做出此事的，于是受命进行调停，想洗刷泼在袁世凯身上的“脏水”。他力主将此事诉诸法律，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
但求人人知觉中有“国计民生”四字，彼此相谅，各让一步……
宋教仁，在革命派中威望很高。他生于1882年4月5日，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民国初期首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也是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清光绪二十八年，20岁的宋教仁考进了武昌普通中学堂，第二年入学。在上这个学校的时候，吴禄贞等一些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总是跟同学们谈当时的政治，且很快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这一年2月，黄兴到了武昌，两人相识且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没过多长时间，黄兴由于激烈的反清言论被赶出了武昌城。黄兴回到长沙，宋教仁也紧跟着来到这里，为成立革命团体到这里和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
1904年2月，他们组织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于长沙成立，黄兴是会长，宋教仁是副会长。
12月13日，宋教仁来到日本，于日本京都成立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0年年末，宋教仁自日本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用“渔父”这个笔名写出了很多宣传革命的文章。
1911年7月，宋教仁跟谭人凤和陈其美等人于上海组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和长江中下游各地，以促进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的威望日隆。民国二年的2月1日，他从家乡桃源动身，由长沙和汉口沿江东下，沿路于上海、杭州和南京等一些地方对党务予以视察。那时候，国民党在选举当中获得很大的胜利，党员们心情激动，士气高昂，宋教仁本人的政治前景也是无比广阔的。他所到之处，很受人们的欢迎，每次欢迎会都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宋教仁趁此机会便向民众推广宪政理念，这个理念最重要的就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由国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内阁总理，担负起政治上的重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取得全面的胜利，宋教仁正想遵循着欧洲的“内阁制”惯例，用自己党首之身份组阁，没想到，就在3月20日22时45分，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暗杀。刺客开枪之后很快就逃走了，无影无踪。子弹由宋教仁的后背打进身体，打中右肋，斜入腹部。
宋教仁中弹后，疼得难以自持。他趴伏在一张椅子上面，伸手将于右任的头拉至自己的胸口，喘息着说：“我很疼痛，恐怕是不行了……”
那时候，在火车站送行的人有黄兴、于右任和廖仲恺等，他们把宋教仁赶紧送到沪宁铁路医院进行急救。在医院，宋教仁向于右任留下遗嘱道：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随后，宋教仁请黄兴替他写了一封电报给袁世凯。电文是这样的：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
手术后，宋教仁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大小便中严重出血。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往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只活了32岁。去世后，范鸿仙拍下了宋教仁遗体的照片，现在，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事后警方追查出来的凶手是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失业军人、牵涉出来的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一些人。武士英被捕以后，先供出是受应桂馨的指示，随后又在法庭上翻供说是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后来暴死于上海狱内。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职务。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之后北上向袁世凯索取酬报，却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内被人杀死。当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这件事抱怨，没过多长时间在家中突然死亡。这让案情更加的迷蒙不清。后来，洪述祖被抓获，以绞刑处死。
然而，不遂张謇之愿的是，很快爆发了二次革命，这件事很让当时的张謇对革命派不满意，指责他们道：
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产业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
全国各地反袁之声哗然，不过，让张謇稍为心安的是，二次革命没过多久，就被袁世凯给镇压下了去，好像国家又进入了和平时期。这年的10月，已经六旬往上的张謇受袁世凯之命，很高兴地当上了中央政府农商总长和全国水利局的总长。
不过，让这些立宪派大失所望的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并没有按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反其道行之。他承诺的拥护共和，遵从立宪，像当年的大清朝廷一样，只是骗人的把戏。其实，袁世凯比当年的大清朝廷还醉心于用武力统一和实现他个人的高度集权和独裁，甚至还想沿用封建皇族的世袭制，让他的子子孙孙们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华富贵。这和张謇的想法完全是不挨边的。
张謇是一心为国。袁世凯则是一心为私。这样两个品性极不相同，且相反的人，在时代的冲击下，却也会时不时地走到一起，并成为过命的朋友。现实就是如此作弄人！
对于张謇来说，是非常无奈的。自从他就任国民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长，就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殚思竭虑却感觉劳而无功，这有什么办法呢？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如何会有功呢？
他发现，袁大总统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了，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了似的。张謇心说：难道是我错了吗？是我看错人了？再回想袁世凯的过去，又觉得，袁世凯也许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一时被蒙蔽，看不透他而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而已。
猴子一上树，就露出了尾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之后，也终于露出了真实的嘴脸。那就是他想当皇帝，并且还是极为****的皇帝！然而，时代的发展，哪容他任意而为，擅自撒野？
袁世凯从根本上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共和，对他而言，于革命高潮之时跟革命妥协和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他扑灭革命烈火的目的而采用的一个策略罢了。所以，他一登上总统的大位，便把国民党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大肆为自己当皇帝铺路，并且将这一思想灌输给北洋派。
然而，令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内阁总理北洋派的唐绍仪就完全不同意他的这一做法。唐绍仪当时认为袁世凯对同盟会的看法过时了些，不合时宜，他想在袁世凯与革命的同盟会之间做些调和。他迎合同盟会的想法于铁狮子胡同******里专门设置了国务会议，意在实行责任内阁。规定国务会每星期一、三、五召开会议，周二、四、六国务员们都要去对大总统进行谒见。于推行袁世凯所制定的政策之同时，他又总是想着同盟会一向的主张，只要是认为与同盟会主张向背的，他定会亲自找袁世凯要求改变或者是要求再研究研究，还总是在袁世凯面前为同盟会说好话，不顾袁世凯的反感，且向袁世凯保证说：“同盟会诸君都相待甚诚，绝对没有别的想法，更不会与大总统对着来。”
责任内阁是内阁代替总统对国会予以负责，对总统的权力有很大的限制，袁世凯岂是愿意被人家限制的人？于是他内心很不满意唐绍仪，私下说：其实内阁就是幕府班子，你唐绍仪身为总理，也就是幕僚长，你是要我这个大总统听命于你吗？越想越来气……
他又想，这个唐绍仪本是自己一手培养和提拔上来的，如今当了政府高官，不知道感恩图报，却自认了不起，要管起老子来了，真是登鼻子上脸！如今你还和同盟会的人走的那么近，你到底想干什么？要借同盟会和我挣位子吗？你唐绍仪能有多大的能量，能和我袁世凯斗吗？我倒要看看，你唐绍仪整日里和同盟会的人在一起增长了多少能耐！
有一日，总理唐绍仪又跟大总统袁世凯争论起来，而且是毫不相让。袁世凯恼了，心想，狭路相逢，勇者胜，便单刀直入说道：“我是老了，少川你来当这个总统怎样？”
唐绍仪字少川。他听了大总统的这句话，顿时惊住了。一位总理，自然不是傻瓜，他从这句话里分辨出了袁世凯心里是怎么想的，对自己是怎样一种看法。
唐绍仪沉默了，一时再无什么话好说。
袁世凯为了打击排挤唐绍仪，暗中让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与他相抗衡。于是，赵秉钧和段祺瑞便在国务会议上先是公然反对划清总统跟******的权限，说每件事都要奉令承教于大总统，他们不同意把******设为政府必备的一个机构，还呼吁国务员们行动起来响应他们的提议。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4月搬到北京没多长时间，对于内务部的司员人选，总理唐绍仪的意见是要求数名同盟会的会员进入，来向世人表明新旧合作得非常好。而赵秉钧要求凡重要的部门一定要用北洋的旧人。
唐绍仪是******总理，赵秉钧的后台是大总统袁世凯，因此两人各不相让，谁也不惧谁，吵得不可开交。赵秉钧用“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借口，在会上公开宣布自己要带领着内务部要害部门的全部人员辞职不干了。这一招，果然有用，弄得唐绍仪惊出了一身汗，很是无奈，最后只有做出妥协。
然而，赵秉钧并不满足，自此以后，每当召开国务会议，他经常不肯来，有关内务部的事务，就直接找袁世凯。而袁世凯，则是直接向一些重要的部门做人事推荐，直接下命令，故意把总理唐绍仪隔过去，不经过他。
没过多长时间，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因为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事情发生严重意见不和。自打清朝末年以来，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就想着一起对中国借款予以垄断，进而对中国政府形成控制。在唐绍仪刚开始组阁的时候，财政方面就极为拮据，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顶点。唐绍仪遵从袁世凯之命，打着筹备善后的旗号向六国——原来的四国后来又加上了日、俄两国——的银行借款。而银行团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必要条件，他们提出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监督用款，一种是监督遣散军队。对于如此不合理故意要挟的苛刻条件，是个真正的中国人，就不会答应。唐绍仪也进行了严词拒绝。与此同时，同盟会也坚决不同意如此借款。为了打破这个烦人的小圈圈，唐绍仪转而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了一百万磅。这件事让六国银行团大为恼怒，为了维护他们对中国借款的垄断权，他们便用停止向中国贷款相要挟，驻北京的外交团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让总理唐绍仪向人家赔理道歉，而银行团看他们示弱，更是要求提出取消比利时华比银行的借款协约，而且还对他们自己贷款的政治条件一丝一毫也不肯放松。
对于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的妥协，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很不满意，大骂袁世凯是“软骨头”，是自己看错人了。为了解决中国政府的财政困难，黄兴在南京发起了“国民捐”，向广大人民进行募捐。国务总理唐绍仪见同盟会这样做，自己感到很惭愧，更加的从心里亲近同盟会，于是在5月3日，也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
为此，六国银团恼羞成怒，阴险地说：“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
此时的袁世凯正需要国际上对自己的支持，唯恐这些国家不高兴，见他们如此说，也十分的懊恼，怒道：“都是这个唐绍仪，净干些‘好事’，好事都给他办坏了！”
于是赶紧一边命财政总长熊希龄跟他们进行谈判，一边着手让唐绍仪滚下总理的位置。
也就在这个时候，王芝祥事件发生了。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本来只是唐绍仪在组阁的时候给同盟会的口头答复，且袁世凯也表示了同意。却不知这不过是袁世凯的权宜之计，空头许诺而已，主要是想骗取同盟会的信任，让他们同意唐绍仪组阁政府。实际上，袁世凯一向把直隶看成是自己的发迹地，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让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来管这个地盘，况且这个王芝祥又和同盟会十分亲近。于是袁世凯便私下做了精心的布置。当王芝祥被直隶省推举为都督向袁世凯呈报的时候，直隶就有五路军队忽然起来反对了，不愿让王芝祥当这个都督。袁世凯便顺水推舟以此为由头，让王芝祥到南方军队当宣慰使。对此，唐绍仪表示反对，他对袁世凯说道：“大总统，我们政府不应当以军队反对为由而失信于民。”
坐在一边的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大臣，听了这话，他马上进行了反驳：“如果军队施行暴动，这个责任谁来负呢？”
袁世凯看看段祺瑞，又看看唐绍仪，满脸横肉地笑笑说：“除了这事以外，什么都可以听总理的。”
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总理签名的委任状交予了王芝祥，命往南京办理遣散军队，将冯国璋任命为直隶总督。
此时的唐绍仪心里已经明白袁世凯的图谋，就是想架空他唐绍仪，他跟了袁世凯二十多年，对袁世凯的毒辣手段是相当熟悉的，于是，便急忙写了辞呈，没有向袁世凯告辞，就逃往天津去了。
唐绍仪走后，袁世凯又重新组阁。
民国建立之初定有《临时约法》，其中规定最高权力机关是参议院，******负实际上的责任，国家所发布的法律命令和所有公文都一定要******副署。虽然总统有对官员的任免权，但是，行使这项权利一定要有******签名副署才可生效。而此时，参议院一些同盟会议员见袁世凯没有经过副署就擅发委任状，感觉这实在是一种违背《临时约法》的行为，便向袁世凯提出质问。而袁世凯说：“我是大总统，委任官员本身就是大总统的职责所在，参议院不应插手此事。”又说：“参议院如果要强行将总统发布的委任状撤销，那就先把我这个大总统撤销了吧！”
在袁世凯的压服下，参议院不得不做了让步。袁世凯扶持赵秉钧上台做了总理，赵秉钧行事都顺着袁世凯，使内阁形同虚设。之后，袁世凯感觉《临时约法》和参议院实在是碍事，对自己登上皇位不利，于是干脆取消了这个《临时约法》，强行遣散了参议院。
这一切都是看在张謇眼里的，所以，当张謇获悉袁世凯的确要称帝的消息时，心中极为愤然，他于1914年9月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世事政局，无可复言……人莫哀于心死，国莫哀于民亡。
张謇反复劝说袁世凯放弃登帝之想，然而，当皇帝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认为只有当皇帝才是世间最荣耀的事。这一段时间他的眼中总是浮现出历代帝王安享天下的“高大”形象，他已经铁定了心，是无法改变的。当然，袁世凯要是一心走复辟之路，张謇是绝对不会再跟他的，无奈之下，便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愿意回归故里。然而，张謇还想最后再劝劝袁世凯，以做最后的努力。于是，他又面见袁世凯，要他悬崖勒马。这次谈话，张謇真是煞费苦心，掰开了揉碎了，对袁世凯进行劝说，谈话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然而袁世凯就是听不进去。
袁世凯也是个明白人，他明白张謇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也根本留不住张謇，他虽然爱惜张謇之才，希望他能为己所用，但还是决定批准他的辞呈。12月13日，袁世凯于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之同时，张謇请求辞去水利局职务，终获批准。袁世凯还固执地对张謇说：“你们不让我当这个皇帝，若是找个明朝皇帝的后代当皇帝，你们就不会反对了。”
张謇由此回归故里，依然办他的实业去了。
袁世凯自从当了皇帝之后，给张謇写信时的称呼也变了。张謇原来是他的老师，给张謇写信时称呼张謇为“夫子”，当他做了大官之后，就不再称呼张謇为“夫子”了，改叫“季老”了，如今当了皇帝，便觉得再称张謇为“季老”有些降低自己的身份，于是，直接把“老”字给免了，称为季兄。就这他还觉得有点高抬张謇了，想一位皇帝称呼他为“兄”是多大的荣耀呀！张謇看了袁世凯给自己写的信，心内自是生气，回信给袁世凯道：“你的身份越来越尊贵，对我的称呼就越来越降低，先是由“师”降为“老”，再由“老”降为“兄”，不晓得还要降到何处去？”
袁世凯的日子也不消停，他虽然如愿以偿地自称了皇帝，登上了帝位，并改年号为“洪宪”，然而，中国的民众受君主的压制实在是太久了，没想到，刚推翻清朝的皇帝，建立了民国，喘了一口气，就又来了一个洪宪皇帝袁世凯，他们哪能接受？那真是群起而攻之！特别是云南的都督蔡锷组织护国军誓师北上，一定要把他灭掉，声势浩大，将袁世凯弄得内外交困，心忧如焚。
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中，在炮火的轰炸中，刚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
6月6日，袁世凯于郁愤中，因肾衰竭而凄然死去。他的乱世枭雄的气魄到这里算是彻底用尽了。
张謇闻说这个消息，心里很是感慨，当晚在日记中写到：
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和张謇不同的是，著名立宪人士汤寿潜，他始终对袁世凯表示不屑，即便是袁世凯当了正式的大总统之后敦促他出任公职，对他进行笼络，他也毫不理会，断然拒绝。另外，在铁路国有的问题方面，汤寿潜依旧保持着以前的主张不放松，虽然被好友张謇和熊希龄劝说一番不再表示公开的反对，然而，心里始终不服气，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在发现袁世凯想称帝的野心之后，张謇却又与汤寿潜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明确地表示出了跟袁世凯一刀两断的决心，并坚决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可见，他们两个于大的政治原则方面上是一致的，而于某些具体事情上互相包容不同的意见，这给他们两人的友情增添了不同的特色，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作风，这也和他们一贯主张的立宪精神是保持一致的。
其实真有心大干一场
张謇在1913年9月18日来到京城北京，当上了工商、农林两部的部长。
张謇首先想到的是推行自己的经济改革思想与办法。然而，他头脑很清醒，明白这个时候居于这样的职位责任重大，前途难料，干什么都充满了困难，有着极强责任心的张謇还是出任了这个要职。他诚恳地说：“也许这个时候非常的艰难，我不敢不出，以尽一个国民之义务。但是外观时事，内忖精力，这个义务能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却毫无把握。……可以告国人的，唯矢此勤勤恳恳之心，与******诸君，交成职责而已。”
因此，张謇一就职首先提出了针对国家与社会经济状况的施政纲领。对于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与应对原则，他首先指出：
民国肇建，内乱外患，稠叠洊至，借款累累，债权四压。权政府度支之数，用之于军政之消耗犹恐不足，然亦当以十之四、十之三谋生计之扩张。权人民漏卮之数，则增加熟货之输出犹病未能，然亦当就千之八、百之一求输入之低减。（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
接着，依据自己多年实业救国的体验，于原先产生的改革经济制度设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办法。他说：
二十年来，所见诸企业之失败，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将败之际，无法以纠正之，既败之后，又无法以制裁之，则一蹶而不可复起。或虽有法而不完不备，支配者及被支配者，皆等之于具文。前仆后继，累累相望，而实业于是大隳。（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
因此，他提出农林工商部的第一计划便在于立法。
在金融方面，张謇认为最重要的是革新与稳定市场，他说：
近十年来，商场之困顿不可言喻，盖以国家金融基础不立，而民间钱庄、票号等金融事业，索索无生气，重以倒闭频仍，信用坠地。于是一国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
对于这个问题，他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确定把中央银行作为金融基础，然后再立地方银行，予以辅助；严格执行银行条例，保持民办银行、钱庄、票号的信用；改定币制，增加通货。
对于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张謇说：
今世界大通，国际贸易日增月盛，则关税之影响于农林工商业者尤大。（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
他认为对于洋货之关税最好是按照输出输入物品的性质分别对待，不应按照旧条约以值百抽五或者是值百抽七五一律对待。应当灵活，有的物品可以重收关税，即便是值百抽五十甚至是值百抽百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有的可以轻收关税，即便是不足值抽五甚至是完全免除关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课税的物品应看国内需要的程度和消耗的程度而定等差，消耗的物品当中，又应看奢侈的程度而定等差。用这个办法可以保护我们国内的产品。
对于我们国内的产品，他认为需依照国际惯例对出口税给予减免，并努力争取关税自主，他说：
出口税轻重由我，则国际市场上庶有我国商人容足之地，而国民经济上，或可渐有生动之机。（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
对于国内的商品流通税收制度，他提出：
农工商之政策，惟借税法为操纵，或轻减以奖励之，或重征以抑制之。盖未有不顾农工商之痛苦，而纯然以收入之目的，为征收之标准，猥日苟且以济国用者也。（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
张謇认为对民营企业应当施行奖励和辅助的办法。他说：
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之性质，……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张謇《国际公法学会讨论加税免厘之意见》）
张謇还主持制定了《保息条例》等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这些法规和政策规定对已经开办的取得不凡成绩的都给予相应的奖励和辅助。对于新办的大企业，根据他们资本数额的多少给予他们为期3年3—5厘的利息补贴，这也就是“保息”。张謇想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加快中国实业的发展进程。
自洋务运动开始，清朝朝廷与地方都开建了一些企业，然而，因为经营上的问题，效益很不好，有的甚至是亏本。建立民国之后，这样的官办企业还是开办着，并且是境况越来越差。张謇对于这些轻工企业也主张施行全面的改革：
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张謇《向部员宣布农林工商政策的通告》）
对于以后刚开办的矿冶企业，张謇提出应采取官民分类开办之办法：
惟食盐、煤油二种定为国有，其他各矿在国家方持开放主义，原无与民争利之心。然如铁、如铅，不特为轮轨机械之所以必需，亦实为枪炮弹药之原料，而采炼费巨，听民自为，动多流敝。似宜济以官力，免蹈汉冶萍覆辙。至金、银、铜、镍等矿，为造币所必需，亦拟各择一二矿产富饶之区作为官矿，以为民间之模范，以辟政府之利源。（张謇《拟具官营矿业办法呈》）
对于国内资本短缺厉害的问题，张謇则主张应积极利用外资解决。他指出，利用外资是振兴实业和挽救贫弱的好政策。同时，他又认为，利用外资会存在一种危险，必须要慎重地对待，施行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的政策，可以采用合资、借贷、代办等多种形式引进外资，量力而行，尽量避免被欺诈。张謇还要求利用外资一定要以振兴国家实业为基点，以有利于国家财政为其次。外资企业必须要对中国的法律予以遵守，不然一概取缔。于经营和管理方面，绝对不准外国人全权处理，应是中外两方一起进行管理，一起获得利益，一起承担风险。
张謇的这些施政纲领，是于相应的时代要求、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外国经验基础上，遵循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管理理念而提出的，主旨就是想要建立一种能够促进与扶助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这些纲领顺时代之发展，切中时弊；不但有继承，而且有开拓；不但有目标，而且还有措施；真可以说是一个富有改革性、开创性及务实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制度改革纲领，并为张謇于任职期内逐步付诸实施。
张謇既然当了这个官，既然想真正的干，就必须要他所辖的各级机构更能高效地办事。对于之前的机构，他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上任之后，马上对政府的各级经济管理机构进行调整。
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设有农林、工商两个部，各类官员多到400余人。可谓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张謇对两个部的各级官员们说：“国家的林农和工商部门就是要干大事的，都是为民生利、供政府分利的地方。这两个部门如果不想把事情干好，或者是想做而无目的、无好的办法、分利过当，便会给人民和国家造成损失。”
张謇向两个部的各级人员发出通告：
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用人之标准，当视办事之范围，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于事。（张謇《关于工商农林两部用人原则之通告》）
张謇发出通告之后，马上开始逐条实施。他将这些机构整改办法与设想贯彻到整顿部务当中，将两部合并，将原先两部所设的8个司改作农林、工商和渔牧3个司。为注重矿政着想，特置一局，总共是3个司，1个局。任用人员，计总长1名、次长1名、参事4名、司局长4名、佥事32名、主事50名、技监2名、技正16名、技士32名，总共是142名。与裁减冗员的同时，又添加了50多名专职的技术官员。于各司局的职责规定内，全将提倡、奖励和改良农工商矿事项列在了首位；参事的职责则规定为掌管拟订关于本部主管的法律与命令案事务。于张謇任期内，农商部始终保持着这一机构与人员结构状态。不但精简了机构，裁减了不必要的人员，而且还促进了经济发展。
将部务整顿完毕后，他又添加与完善了一系列部属专职机构从事各项专门的经济改革与服务工作，并给予负责。这些机构是：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和驻美赛会监督处，矿务监督署，棉、糖、林、牧试验场，工业品化验处，商品陈列所，权度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些新添置的机构，确实发挥了很好的职能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仅如此，张謇还对制定经济法规完善经济秩序作出了许多贡献。
张謇一上任，便对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加速制定经济法规的两点建议。第一点建议：
本部职任在谋农工商业之发达。受任以来，困难万状，第一问题，即在法律不备。非迅速编纂公布施行，俾官吏与人民均有所依据，则农工商政待举百端，一切均无从措手。为此，夙夜图维，惟有将现在农工商各业急需应用之各种法令，督饬司员从速拟订，如法公布。即其中有关涉法典范围，向归法制局编纂，如待全部法典完成，非数年不能竣事。拟由本部择其尤要，如公司法、破产法等，分别定成单行法令，作为现行条例，以应时势之要求。（张謇《关于整饬国货办法给大总统呈文》）
第二点建议：
案查前清农工商部奏交资政院会议之《商律总则》、《公司律》二编草案，较前清所行之商律，增多三（二）百余条，颇称完备。资政院议而未决，适值闭会，遂与新刑律一案同遭压阁。民国初建，所有前清议而未决之新刑律，已奉大总统令，认为有效。而此商律案，同为前清政府奏交资政院议而未决之案，则未见明文。兹再复加考核，觉此项法案，实为工商部目前对内对外切要之需。又查前清工商部奏摺内称，此案系采取上海总商会及商学会、预备新立宪公会等所呈送之商法调查案修订而成。而该商会等则由专聘通晓商律之士，调查各埠商业习惯，历时三载，然后参酌法理，编纂而成。观其斟酌之不厌求详，庸冀推行之必能尽利。因为急需应用起见，拟即用为工商部现行条例，改《商律总则》为《商人通例》，《公司律》为《公司条例》。用敢合辞呈请大总统交付国会议决公布，作为工商部现行条例。（张謇《关于整饬国货办法给大总统呈文》）
袁世凯听张謇说得如此有理，也深表赞同，很快作出了批示。
不过，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尤其是为了制订《公司保息条例》和《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等关系到政府财政开支的法规，张謇真是很费了一番劲，数次向大总统袁世凯上书，然而总是得不到袁世凯的同意，这样的大事得不到袁世凯的支持是根本无法成就的。于是，张謇就旁征博引，用尽词汇来向他讲解制定公布与修订这些法规是多么的重要。以张謇的才学和与袁世凯的师生交情，最终获得了袁世凯的同意。
在制订这些法规条例的过程中，张謇少不了要与相关机构的相关人员进行细致的沟通、磋商，来获得他们的赞同和支持，也使得这些法规和条例更加的完善，每一步都做得很不容易。张謇在短期的任内，真是日理万机，很是辛苦。比如******、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等国家机构及相关人员都是少不了的，还有工商界，张謇也是不能忽视的，也要吸收他们提出的合理意见，若真不能吸收，便给予他们解释和说服，他是上下兼顾，上下奔走。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于1914年3月至4月间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次大会中，专门对工商法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那些还没有颁布的法规，大会请求政府赶紧制定颁布；对于已经颁布的法规，也提出了许多修改、补充与实施的建议。张謇对于这些工商界人士的建议及意见，即便是有的法规已经颁布实施，难以吸收与采纳，他还是相当的重视，且尽力采取补救措施。他对此次大会关于商律案决议的呈文批示道：
所提建议均具卓识，深堪嘉尚，当由本部酌量采择，分别订入施行细则，或转咨法律编查会，以备编订完全商法典，及破产民事诉讼律之参考可也。
张謇在之后制定的有关法规的实施细则里，一定程度地对工商界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给予了吸收和采纳，并且还对某些法规条文进行了修改。
因为张謇坚持不懈的努力，让刚刚建立的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才能如此迅速和相当顺利地开展起来，一系列的经济法规方能制定与颁布，且赢取了工商界众多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于很大程度上对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给予了改善，也给那个时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