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考察
随着张謇创办实业的深入，成就的加大，他在朝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就连慈禧太后也越来越信任和倚重于他。
张謇自然是一心让大清国富强起来的。经过戊戌变法大动荡之后，张謇越来越热衷于立宪。
1903年，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通过徐世昌要请张謇等一些社会名流东渡日本对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进行参观。日本国总是欺凌侵略中国，遭到张謇及其国人的痛恨，然而，张謇对于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努力向西方学习，快速强大之事实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张謇受邀后，不及多想，就答应了下来，决定东渡日本去“取经”。
张謇打算到日本后，一方面参加他们的国内劝业博览会，一方面对他们的教育和社会各项公益事业进行考察，把好的经验学过来，以便于将来在中国国内实施。
5月23日，张謇等一些大清的社会名流来到了日本的长崎，开始了对日本国长达两个多月的访问。
在日本的这一段时间内，张謇除了对劝业博览会进行参观，还参观了35家教育机构与30个农工商企业。他每天都非常的繁忙，恨不得自己制造出一些时间出来，把日本的一切好东西都看看，记在心里……
不过，张謇最为关心的还是他事业上的事，也就是实业和教育。他给自己制定出的参观程序是：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张謇《癸卯东游日记》）
期间，日本接待者嘉纳治五郎问张謇：“您东来调查的宗旨是什么？”张謇稍微顿了一下，回答说：
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张謇《癸卯东游日记》）
这番话语表明张謇从实际出发，寻求跟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的经验和思想。他认为如果不务实际，一味地好高骛远，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在日本期间，张謇受到了日本天皇的接见，在和日本天皇谈话的时候，听说中国山东的一个叫许士泰的农民，他来到日本后在日本开了一万多顷的荒地，天皇还对他授予了奖杯与奖章。
于是，张謇会见完天皇之后，当天就去找了许士泰。到他开垦兴修的田园、水利、桑林、牲畜繁殖场和小型商品作坊等地方参观。参观的过程中，禁不住连连赞叹：“看来唯有发展多种经济，方能除穷致富，今天真让我开了眼界了！”
晚上回到住处，张謇对同来访问的官员们感叹说：“泰山下的贫苦农民许士泰，来到日本后，努力开垦荒地，如今成了受人崇敬的大富翁，而我们却还不晓得，真是惭愧呀，白拿朝廷的薪俸了。”
张謇在日本考察，给他解决了不少思想上的难题。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很多都优于大清，他边考察边思考。他觉得，大清和日本两个国家有不少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然而，日本处理得很不错，在自己国内却难以解决。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治上的开明，首先是立法健全，全部都以法为准，依法办事，绝少超越法律之权力；其次是多党政治，重视民众意愿，施行议会制，进行舆论上的监督，权力受到制衡，为此，政府作出的决策一般都体现着民众意愿。他于深思中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封建****，它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步不前。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一抖，发现自己前半生所追求的大半尽是无用的东西……
此时的张謇真正认识到，中国要发展不能把希望全集中在宫廷斗争上，另作他途还是非常正确的。即便是光绪皇帝重新掌握了朝政大权，或者是单单凭借思想开明的一些地方大员推行新政，还是难以将中国的问题予以解决。他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商会、农会和教育会等一些社会团体基础上，扩大政治活动，组织政治团体，以至新式政党，于整个国家施行立宪。
考察结束后，张謇回到上海，将自己在日本考察的日记整理出来，添上了一个名字——《东游日记》，然后编辑成书，印刷出版，广布各方人士及诸亲友。
为立宪与袁世凯修好
说起袁世凯，张謇早就和他绝交了，这个人从小好勇斗狠，又有着狂妄的梦想。长大后，眼光锐利，善于投机。为了私利，可以完全不顾恩义，两面三刀，出卖朋友，出卖情义……
然而，此时的张謇为了在国内施行立宪，他必须要寻求实力派的支持。而此时的袁世凯正是这样的人选，自从他在戊戌变法当中出卖了光绪皇帝后，就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掌握着大量的实权，成了执掌北洋兵权的铁腕人物。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的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武卫右军，也就是新军，前往济南。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地方大员。袁世凯到任后，把义和团定义为“左道邪教”，到处拆铁道，拔线杆，破坏了社会安定，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让他们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去天津和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第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山东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却秩序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争祸乱。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如此，袁世凯便一跃成为了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了侵占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日俄战争。然而，战场却是在中国的东北。以慈禧为首的大清朝廷竟然宣布“中立”，使中国主权再一次被严重践踏，使东北人民遭受巨大苦难。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沙俄，中国国内群情激昂，都强烈要求效仿日本施行立宪。张謇更是一马当先，早就开始了同朋友们商量立宪的问题，还积极地参与江浙立宪人士策动地方与中央权贵要赞成立宪，派遣官员出洋考察政治的活动。他们整体的意见是：“权要最能耸动朝廷，以后实施立宪也应凭借权要主持，要促成立宪，一定要让权贵赞成且予以陈请。”
在他们的意识里，只有走上层路线，实施立宪才最为快捷。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清朝朝廷为了应付内外臣民，缓解舆论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了相应的姿态，对于声望一天天高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予以拉拢。这年的4月16日，朝廷颁发上谕：
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钦此。
张謇早已无心当官，然而为了这个国家，为了立宪，这一次，他却是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这个赏赐。
商部顾问是新制，却搁在了头等，可见朝廷对于这些年张謇在实业方面成就的肯定，也可见张謇当时的影响力。朝廷给予张謇特别的恩宠，这对于张謇办实业是相当有利的，然而，此时更重要的是能够借此增加他参与立宪活动的分量。
1904年5月和6月，张謇跟汤寿潜、蒯光典、赵凤昌等，还有鄂督张之洞、江督魏光焘等一班立宪朋友在一起商议，共同起草了一份奏折，向朝廷阐明日本和俄国的战争，不管是哪个国家胜，哪个国家败，中国都应当马上进行大的变革，并说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就像是火上了墙一样，想要预防之，就一定要赶紧进行大的变革，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而变革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走立宪之路。他们要求朝廷仿照日本先行颁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边再派忠实有名望的官员游历各国，对人家的宪法进行考察，然后为己所用。
他们将奏折的稿子拟写完，由于历事太多，变得谨小慎微的张之洞并没有决定立即上奏朝廷，又对张謇说道：“为了这个负重的国家，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凡事还是要谨慎的好。你可看看直隶总督袁世凯对立宪这个事情是如何看的，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张謇对于立宪虽然心里很急切，然而，他一向非常尊重张之洞，已经形成了习惯。于是他顺着张之洞的思路往下考虑，觉得张之洞说的很有道理，张之洞说：“如今的袁世凯，已非昨日的袁世凯，若他能赞成立宪，出手相助，那立宪大定矣。”
张謇听了也自思道：袁世凯若真能支持，也是利于天下的。
张謇想明白之后，决定前去对袁世凯试一试。他虽然觉得此时袁世凯这个人对立宪很有用处，然而，他对于袁世凯这个人确实是吃不稳。想当初，戊戌变法之时，光绪皇帝和谭嗣同是多么的信任他，然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光绪和谭嗣同等全出卖了，转而投靠了慈禧太后，从而彻底断送了维新，也断送了很多人的性命。
不用说，张謇和袁世凯过去是有交情的，张謇还曾是袁世凯的老师，袁世凯在表面上也一向尊重张謇。其实他们两人个人感情上本没有什么，主要是在国家大事上，张謇看不上袁世凯唯利是图，两面三刀投机取巧的为人。
张謇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先给袁世凯写封信。信上主要谈的也是国事，谈的是立宪：
日俄之胜负，立宪、****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之国谁乎？一****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
袁世凯是个圆滑自私的家伙，见张謇给自己写信，表现得很高兴，很热情，回信中嘘寒道暖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立宪虽好，然而，时机尚未成熟，还必须要等待时机。”
袁世凯如此态度，让张謇等也对他抱着很大的幻想。觉得袁世凯的确还算明白，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然而，结果呢？袁世凯所谓的立宪就是自己当皇帝，并且当了皇帝后，并不希望别人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是设法增加自己的权力。
立宪和目下
早在1898年6月，光绪皇帝正式颁诏变法，张謇回京销假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然而，那时他只是限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对于维新派“速变”、“全变”，甚至是不惜以发动宫廷政变流血进行变革的做法，他很不赞成。那时候，他说：“药过于苦了，吃药的时候，便很不容易张嘴。”
那时候，他屡屡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行劝说，让他们稳着来，不可轻举妄动，然而，事情远不是他一个人能够阻止的，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
张謇看到这些，心里很是不安。那一年的7月21日，也就是张謇正式复职的次日，张謇再次向翰林院告假，说自己的纱厂初办，事务冗杂，应立即回去办理，不然会半途而废。翰林院不想让他离去，可看他执意，也只好答应，准了他的假。在维新变法最为重要的时候，张謇就这么匆匆离开了京城的纷纷扰扰，回到了他的家乡。
就在张謇刚刚回乡没多久，京城里一下子乱了，慈禧太后反手一击，覆灭了维新一党，囚禁了皇帝光绪，将戊戌六君子推于菜市口砍头问斩。
张謇闻讯，唏嘘不已，好久不说话，心情也更沉重了。此后，他更坚信他的看法，不应当再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应当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当时他沉痛地说：“读书识字之子皆自危矣。祸至真无日哉？”
直到1900年8月，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攻进北京城，慈禧才意识到严重性，日夜寝食不安。思来想去，也觉得应当变法，于是在第二年1月，慈禧在西安发布上谕，再次决定变法，命令督抚以上的大臣们就这件事，认认真真地议一议，然后报上来。
在家乡一心办实业的张謇听说这件事后，坐不住了，也马上开始行动起来。他应当地总督刘坤一之邀，写就了《变法评议》。在这个《变法评议》里，张謇第一次提出了设置“议政院”和“府县议会”等新鲜的名词，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国家的最根本要害。
后来，张謇刻印了《日本宪法》。这是他到日本进行考察，后来又爆发了日俄战争，他经过慎重思考后的结果。他当时分析说：
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章开沅《历史研究》）
他将《日本宪法》通过赵小山转至内廷，献给慈禧太后。慈禧看了后，觉得这个立宪并没有超出君主主宰天下的范围，又见立宪呼声之高，为了应付民意，便作深然之状道：“宪法对于国家来说，真是太好了！”
张謇和那些立宪派人士得了慈禧太后这句话，便又来了精神。在这年8月，张謇又刻印了《日本宪法****》和《议会史》的小本子向朝廷重臣们一一分送，想让他们更加了解和支持立宪，从而顺利实施立宪。
然而，改革、立宪，说着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立宪，要限制君主皇室的权力，像慈禧太后，当时她要是真正意会到了这些，真要限制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会心甘情愿吗？她会同意吗？必然会拍案大怒：“造反了你！来呀，给我拿下！”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这一点，聪明有才的张謇不会想不到；然而，前半生对科举孜孜以求，苦苦奋斗，现在又身为士大夫的他，对大清朝廷抱有些许希望，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也会维护这个朝廷的。当时他的想法是要将风险降到最低。
这时候大多数爱国的人都认为，大清只要施行立宪，那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后再也不会遭受外国强权的欺凌了。
然而，却不知道中国的封建时代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大清也病入膏肓，难以救治了，他们温和的改良，根本改变不了中国，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了。
慈禧太后的立宪
张謇虽然一心爱国，做的一切事情全是为了国家富强，然而由于他某些方面的局限性，束缚住了他思想的车轮。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等他，滚滚地向前开动着，他的立宪思想已经满足不了一些更先进的人的意识了。这些人也在日夜思考着中国的道路应如何走。
这就是孙中山等一些人领导的革命，他们这些人一心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了，中国应该进行彻底的革命，推翻数千年来的封建王朝，建立真正的共和，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逐步走向富强。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为了救国，他上下求索，国内国外地奔走，吃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庚子之变后，他路子才走得比较顺，在回忆1901年惠州起义时，他写道：
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建国方略》）
大清朝廷在1905年9月24日，在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再次派出五名朝廷大员出国专门对宪政进行考察。然而，还未出北京车站，便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此时的大清朝廷真是进退失据，不得不另行改期。张謇知道这件事后很焦急，此时的他，自然是不知道革命的思想和他们维护大清立宪思想的矛盾，他一心认为只有立宪才能使中国的政治走出一条路来，从而中国才有救。所以，他当时的立宪思想更是坚定，他说：“这一定是反对立宪的人干的，如此，立宪更要加紧进行了。”
大清朝廷在1906年9月1日正式发布了准备仿行立宪上谕。消息传来，全国各地的人都非常高兴，认为中国有希望了，自己有奔头了，一些大城市甚至高悬了彩灯进行庆祝。
然而，到了11月6日，新官制案一公布，人们才发现自己是空欢喜了一场，朝廷的立宪全是假的，其条文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不仅涉及皇室大权的重要部门一点没动，连责任内阁也全无踪影。相反的是，满人官员占的比例更大了。袁世凯虽是慈禧倚重的大臣，然而，由于是汉人的关系，其权力也被相应地削弱了。他的陆军被朝廷收走了四镇。
立宪人士，很是失望，张謇心中既焦急，又毫无办法。他在当时参与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上说：
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张謇《自订年谱》）
谁都知道，这能有多大作用呢？
1908年8月，大清朝廷颁布了首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杨度对它的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评价说：
政府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周昂《未完成的立宪》）
张謇听到这个评论后，心内甚然之。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74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为“宣统”，他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然而，慈禧太后的政治主张还在继续着。
慈禧的后继者们
因为张謇等立宪人士的积极活动，1906年，也即光绪三十二年，他们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公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为副会长。这个组织成立后，大大方便了立宪活动的开展，此时的张謇内心劲头儿也很足。过了两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年幼的溥仪登基，他的父亲载沣摄政。为了稳定时局，他们对立宪派采取了安抚措施，下令于各省建立了预备立宪的谘议局。为此，张謇很兴奋，感觉大清有盼头了，中国的立宪从此开始。没过多久，张謇又被推为江苏省谘议局议长。
张謇当了议长后马上开始准备上奏朝廷速开国会。在谘议局有松江的雷奋、吴县的杨廷栋等，全是曾在日本流过学主张立宪的积极分子。雷奋和杨廷栋又都很善于演说，每逢谘议局召开会议，他们两个人便总是会在张謇的左右进行发言，以助张謇，俨然成了张謇的得力干将。他们两个也确实有才华，令会场上的人总是禁不住热烈地鼓掌。加上张謇于当时官场和商场上的威望，使他很自然地成为了东南立宪派的领头人物。
这个时候，大清朝廷刚刚跟日本国缔结完割让东三省权益的新约，使人们的心里更是紧张。
又过了两个月，七省谘议局代表聚会于上海，商议立宪大事。在此期间，张謇跟各省的议员见面说话的机会比较多，这让他更进一步了解到中央亲贵贪权，官场更加腐败，朝廷财政拮据，各地兵连祸结等等状况，所以，认为应当必须马上施行立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之后，张謇又多次跟各省的议长们和副议长们通信或互派代表交流和了解情况。因为顺直谘议局距离京城很近，因此对朝中的状况更为了解，他们难以忍受朝中官员的作为，于宣统二年到宣统三年的六七月份间，屡屡向朝廷请愿，提出改组亲贵政府，马上召开国会，立即实施立宪的主张。但是，由于他们言辞激烈、不容情面，引起了朝中主事人员的羞恼，训斥他们道：“危言耸听，居心叵测！”
然而，各省谘议局人员并没有由此退让，除了组织奉天和直隶两个省的代表们到京都请愿之外，还发动了全国各省谘议局人员进行声援和支持。
张謇和一班朋友进行讨论，一个较为年轻的朋友激愤地说：“今见朝廷的诸种做法，国家不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张謇不爱听国家要亡的话，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于是，便反驳说：“我们这些人都在这里，如果不想计策，看着国家沦亡，那是毫无道理的！”
众人也心急，却也无奈，都问张謇：“先生之见，当如何？”张謇说：“我们应马上大力组织人员前去京城向朝廷请愿，请求朝廷即刻召开国会。”
众人便依张謇。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希望会有所改变。
很快，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朝京城开进。于第二年的1月份，张謇一行请愿团来到了京城，向朝廷递交了一份要求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大清朝廷看了张謇递交的请愿书，虽然觉得颇有道理，然而，这些主张触及他们的个人利益，哪一个会愿意施行呢？一般情况下，是根本不予理睬的，然而，以张謇在朝中的名望，他们也不敢怠慢，只好对张謇一番安抚。他们对张謇说：“开办国会，此主张的确是为大清社稷着想，然而，我们眼下的条件还不具备，筹备还不是太充分，待日后再议吧！”
这样，张謇他们的请愿书算是被朝廷驳回了。到了5月份，张謇等再次发动请愿，各省签名参加请愿的人员达30多万人。这弄得朝廷很是不开心，载沣觉得张謇也真是能闹腾，勿怪乎当年李鸿章说他“多事”，如今看来，这张謇的确是爱多事的人！因此对张謇比上次更增加了些严厉。他对张謇说：“毋得再行渎请！”
张謇听了这话，心中很是愤怒，对大清竟然第一次产生了些许怨恨，心说，如此之大清，如何得了，不亡国还说什么？
于是，张謇爱国情怀高涨，更是来了一把火。
就在这年的10月份，请愿团再次卷土重来，这次的声势比任何一次都大，是空前的。直隶、河南、四川等地，都出现了千人游行示威的场面。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和牛广生，年轻气盛，他们两个甚至当场撩起自己的裤腿，用刀将大腿划出血来，蘸血而书。
在如此之情况下，大厦将倾的大清朝廷有点招架不住了，于是，经过一番紧张慌乱的计议，宣布将于1913年提前召开了国会。这些举动，让忠于国家，忠于大清的张謇很是满意，感觉朝廷还是有希望的，国家还是有救的。然而大部分立宪人士对此却很不满意，觉得朝廷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敷衍，并不庄重，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1911年4月，苟延残喘的大清朝廷正式成立首届责任内阁，内阁成员由13名大臣组成，其中皇族成员就超过了一半。可见，要在大清立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们的立宪也完全是一种骗局而已。张謇也彻底丧失了信心，心痛不已，他从不在乎自己做出了多少努力，只要值得，只要有结果，然而……他当时说道：“朝廷以海陆军政权和各主要部门，全任用亲贵，并非祖制；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
可见他对于大清的立宪，已经不再抱有一丝的希望了。这一年5月17日，张謇在京城与大清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太上皇”载沣一起吃饭，席间，他对于立宪一个字也没有再提起……
寄希望于袁世凯
有一段时间，张謇对于大清施行立宪，已经心如死灰，然而，却对袁世凯很亲近，把希望全寄托在了这个昔日自己最看不起的人身上。
1911年的4月，有一个省的谘议局派代表和江苏的张謇联络，他们以为张謇是各省立宪人员的领袖，即便是在各省谘议局的议长当中也是威望最高的，应该让他去京城看看局势，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各省谘议局下一步应怎么做。张謇也认为如此甚好，和好友相商，都赞成他北上，又由于他到南京参加博览会的时候，美国有商团来中国进行参观活动，来了之后，也邀请中国派商团前往美国回访，上海、广东、汉口和天津四大商会都推张謇到北京去办理有关事宜。于是，他准备好行囊上路了。
张謇在前去京城的路上，途径河南的彰德，突然想起袁世凯此时正在洹上村，于是和同行的人说起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张謇内心是很复杂的，他和袁世凯曾经交情深厚，袁世凯视之为师，后来袁世凯露出本性，为了私利离开对自己有大恩的吴长庆，投靠了当权大臣李鸿章，张謇与之断交20年。期间，袁世凯又出卖了张謇相当崇敬的并寄予希望的光绪皇帝与维新党人，彻底断送了维新。这使张謇提起来就恨之入骨，认为曾与之相交是非常耻辱的事。然而，张謇在政治上尊崇立宪，为了这个国家，还是和断交20年的袁世凯修复了关系，希望袁世凯能够支持立宪，使立宪成功。在希望袁世凯支持立宪的同时，立宪同仁和张謇本人又对袁世凯这个人不放心，总是觉得他的人品有问题，不一定靠得住，于是也在防着他，那些立宪同仁们还上奏朝廷打压袁世凯，削弱袁世凯的兵权。对于袁世凯，张謇与汤寿潜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起初，两人都对袁世凯怀有戒心，觉得他是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小人。1904年，为推动立宪，汤寿潜虽然也劝说张謇跟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恢复联络，然而内心深处还是对袁世凯十分憎恶，并且还一再向朝廷建议将袁世凯罢黜，袁世凯被朝廷罢黜后，又再次请“清廷永勿再用袁世凯”。于朝廷一方，特别是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因为袁世凯是汉人，不是满人，更不是皇族，因此也一边利用他，一边又排挤打压他。朝廷几次将袁世凯贬官，削弱兵权。因此，袁世凯这一段日子也是晦暗的、不如意的。弱者、倒霉者常常是能够获得人们的同情的，正是因为袁世凯的几次遭贬，让张謇对他很是同情，认为这是袁世凯在为立宪做出了牺牲，由此，袁世凯在张謇心中的位置也在不断地回升，二十八年未见，慢慢高大起来，远在衮衮诸公之上。当然，不如意心中就会有想法，袁世凯也是这样。不过，袁世凯是个十分狡猾的人，处事一向狡诈，虽然他在家养病，可是他原来管辖的北洋新军还是在他的亲信冯国璋和段褀瑞等人的控制之下。因此不少人依旧对这个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存有幻想，就是帝国主义也没有忘记这个可以利用的人物。这时，他也很会韬光养晦，聚揽人气，博得同情。他审时度势，很会逢场作戏。
同行的人都劝张謇顺道去看看袁世凯，以便增进感情，为立宪出力。张謇听了欣然应允，一个人坐轿前去洹上村，专门去看望袁世凯。
张謇来到洹上村与袁世凯相会，两人一番感慨，情谊更加深厚，相通之处也颇多。袁世凯很会顺着张謇的话音去说，说得张謇越加认定袁世凯是个好人，自己的同道中人，以前是错怪袁世凯了，遂悔恨不已。最后，袁世凯对张謇说的一句话，语意相当深长。他说：“有朝一日……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张謇一心想着立宪，对袁世凯所表现出的表象深信不疑，此后一段时间是紧跟袁世凯，设法让袁世凯当权，从而实现袁世凯所说的立宪，也是张謇本人心中最理想的立宪。而此时的袁世凯悠闲钓鱼，早已不爱读书弄文的他这时候还作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辛亥革命的爆发
张謇在洹上村与袁世凯相会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张謇的立宪改良，是温和的，他一向反对流血，就连维新变法的宫廷斗争，他都不赞成，更不用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了。就在张謇历尽艰辛好不容易考上状元的那一年，孙中山就于檀香山创办了“兴中会”——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第二年，又在香港创建了相同的组织。同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之后，像“华兴会”与“光复会”等反清团体都一个一个创办，且于1905年于日本东京组建成为联合的“同盟会”，制订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随后又创办报刊，大力对革命进行宣传，跟改良派展开大论战，彻底显示了他们和改良的不同。与此同时，孙中山又于国内外全力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与新军数次发动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却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加速了他们进一步垮台的命运。同时，全国人民抗粮、抗捐、抗米的风浪一浪高过一浪。收回通商口岸权利与抵制外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风起云涌。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大清朝廷出卖铁路修筑权，再一次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一时间，川、鄂、湘、粤等省的群众掀起了保路运动，这成为了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契机。
孙中山一向是以孙大炮著称的，用大炮轰一次，不成功，就再轰一次，不成功，就再轰一次。张謇和孙中山不是一路人，他认为孙中山总是云天雾地，不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然而，历史是不容张謇选择的。1911年他正是江苏省谘议局的议长，10月10日晚上8点左右，张謇在湖北武昌渡口正想上船沿江返回江苏，没想到，一上船，他就忽然遥见城内发生了大事。
此时的武昌城内草湖门工程大火冲天，连绵好几十丈，在这火光当中，遥见有三角白光激烈地射出，这显见得是在打枪，是在进行激烈地战斗。而此时的张謇由于距离遥远，隔着一条大江，却只见光，而听不到一点枪的响声。船向前走了二十多里后，还可望见大火熊熊在燃烧。天是黑的，而火光却是通红的，照亮了整个大地。张謇的心是复杂和沉重的，这一切他是驾驭不住的，也管不了，他只能行他的路。
也就在这天夜里，武昌新军在全国起事。
很快，战火在全国各地燃起……
武昌城内经过一夜的苦战，次日早晨，革命军将总督署占领了，光复全城，这也算是首义成功了。汉阳和汉口也很快被革命军攻占。起义军将士汇聚到湖北的谘议局，在谘议局另一个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就此宣布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
此次起义，革命党的领袖们没有直接参加，而缺少政治经验的起义将士没信心自己掌握政权，唯恐自己不能胜任。于是，经过一番讨论，就请大清原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当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协统根本就不愿当这个都督，还怕有违大清臣子之道。革命军的将士们就用枪强逼他当了这个都督。然后向全国各省发布电文，让他们群起而响应。
到了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出台了中国第一个根据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到了这个月的月末，全国有14个省份彻底脱离了清政府。
这时候，北方那些没有独立的省份，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相当强的地带，像直隶、山东和河南。有的是边远省份，革命党的势力相当弱，像新疆和奉天。当然，这些独立的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人依然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自从武昌起义以后，虽然张謇对革命仍然态度不明，莫衷一是，但是他的立宪派们却一个个都倒向了革命，认为大清该亡，这也加速了封建王朝清政府的灭亡。
许许多多的人民群众于各省起义过程当中热情都非常的高昂。无论是新军的士兵、会党的群众、读书的知识分子、挥汗的工人和农民，还是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和少数民族，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作出了非常的贡献，如此便颠覆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
从中摇摆
1911年的10月12日，已经到了安庆的张謇获悉武昌失守的消息。夜里，他坐在船上，此时船上躲避兵祸的人很多，差点将船弄翻。张謇自然是无法睡觉的，也无塌可栖，只好在船上的账房内将就了一个晚上。
张謇向来是不赞成革命的，当年慈禧太后派出考察的五大臣在上海被炸的时候，他就说：
余以为革命之有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周昂《未完成的立宪》）
他把革命看成是灾祸，把革命党人看成是制造灾祸的妖人、强盗。因为他一向向往和平，反对流血。他在一次集会演讲里曾说道：“政体虽然应当改革，但是，未必一定要将国家的基础给完全掀翻。”
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张謇来到了南京。到南京后，他马上找到两江总督张人骏，让他火速发兵对湖北进行救援，并请他代为向大清朝廷上奏，赶紧定宪法。此时，张謇还想用定宪法的办法来保住大清不倒。可是，没有想到，张人骏这个时候根本不听他的，不但不派兵对湖北进行救援，还极为反感立宪，不耐烦地说：“立宪，立宪，这个时候了还立什么宪呀！”
这让张謇很窝火，心急火燎得无可自处。那一天，他在日记里大骂张人骏道：
其无心肝人哉！
此时的张謇在感情上实在难以将承载了他太多梦想的大清割舍！
然而，时局的发展，不以张謇的意志而转移。11月初，湖南、陕西和山西等地相继独立，大清朝廷为了挽救时局，听了张謇的建议，匆忙在三日内修改宪法，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的权力以宪法规定的为限。
但是，即便颁布了宪法，也还是一点用处没有，挽不回它覆灭的命运。无奈的张謇此时也真正看清了事实，他在日记中写道：
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可知……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
12月14日，认清形势的张謇也用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
这时候，正是农历的十月。张謇他这一剪，算是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了。由此看来，张謇这个人还是没有半点愚忠思想的，他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
革命的形势发展是极为迅速的，此时正急需组建一个能把握和统领全局的政治权力机构。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汉军政府与具有强劲实力的江浙资产阶级因为筹建新政权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江浙联合军队将南京拿下，于是，主动权自然很快转移到了江浙沪这一边。与此同行，张謇也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第一次会见了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于右任。他们在一起商谈了组建政府之事。各省代表通过一再的协商，最后决定选定大元帅由黎元洪担任，副元帅由黄兴担任，总统之位暂时空缺。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从表面看，革命势力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然而，实际上，惜阴堂里已经初步拟定了南北妥协的方案。在对抗革命的关键时期，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掌握重兵，因此势力很大，而此时的袁世凯见大清朝已经是死定了，反而转向了革命的一面，赢得了原是清廷旧臣的立宪派的拥护。
南北议和开始之后，依靠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张謇斡旋于两派之间，最终促成了袁世凯“逼宫退位”。1912年1月6日，张謇和袁世凯的代表张绍曾见面商谈。1月10日，张謇又给袁世凯打电话，解说建立临时政府之事，同时张謇还向袁世凯的亲密手下段祺瑞等一些人进行暗示，要他们向大清朝廷逼宫，让皇帝退位。这一建议，正中袁世凯心意，于是便照此行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是由张謇代笔，寥寥数语，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彻底画上了句号。三日之后，张謇看到逊位诏书，感叹道：“这一节大局算是定了，接下来的日子可就艰难了。”
而南方希望溥仪退出皇帝大位之后，袁世凯能够登上大总统的宝座。
然而，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建立民国也是革命者多年流血流汗奋斗换来的，这时候，孙中山的声望要比从旧朝廷里来的袁世凯的声望高许多。况且，此时也只有孙中山有如此声望可以将各自为政南北独立的各省暂时联结起来。因此，在1912年的元旦，孙中山顺理成章地被各省代表一致推举为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就职的地方就在张謇新建的谘议局内。
此时的南京政府已经被定位为临时政府，也就是说，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过渡到一个正式的政府。对于将来的正式政府，人们有颇多想往。正式政府第一领袖的位置归于谁，还要看南北两方力量的对比和智慧的较量。
此时，南方能够走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在南京定都，一是尊重临时约法，但是其最主要的缺陷是兵力太少，也缺乏经济来源，而真正能够让袁世凯老老实实地就范的只能是北伐，只有北伐胜利才能压制住袁世凯。
鉴于此，孙中山最后做出了让步，决定由袁世凯任大总统，只要民国不变就行。当然，孙中山退位让贤并非是出于真心，谁会无缘无故把辛苦得来的果实拱手相让呢，实在是出于无奈，自己能够驾驭局势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临时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也实在难以继续下去。
立宪派与东南的上层绅商向来不会自己做什么事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时常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某种已经存在的强权集团，依靠他们来进行改良。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开始找寻可以寄托自己理想的对象，一开始是对孙中山给予希望，后来又见袁世凯军事力量强大，并且又都是旧人，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决定跟着袁世凯实现立宪的梦想。不仅立宪派其他人这么想，包括张謇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而汤寿潜于浙江都督任内及卸任之后，都极力主张并支持革命派北伐，鲜明地表现出坚决的反袁立场。
那时候，革命派的领袖们虽然还没有制定统战政策，然而，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都对张謇很尊重。他们不但总是谦虚地找张謇认真地求教，还表示愿意和张謇进行合作。
鉴于张謇在实业方面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请他担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一职，可以说对张謇是很尊崇的。然而，张謇并不感兴趣，只是消极应付。他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将中央政府的大权和平移交给他最信任、能够实现他立宪梦想的袁世凯。
而这也是袁世凯所希望的。
一天后，张謇首次见到了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孙中山，孙中山对张謇说：“张先生大才，又一心求取富国强民之大计，您做出的努力世人都是看得到的，也让人无不感佩。我们建立民国，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不再受他人欺负，还望先生多为政府献计献策，积极出力呀！先生若有良策，逸仙我定当随时听教。”
张謇虽然已经转向了共和，然而，对于革命派，他从始至终是没有信心的。张謇面对孙中山的热诚，说道：“岂敢，岂敢，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对于这个国家，我们责无旁贷，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我做的还是很不够的。”
接着，孙中山又和他谈了关于革命的问题，什么兵、枪、炮，这对张謇来说是不感兴趣的，待谈话完毕，张謇给孙中山的评价是：“未知涯畔”，意思是说，孙中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人。
没有多长，张謇和孙中山两人就因为是否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汉冶萍为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者合称）公司的事情把关系给弄僵了。当时的情况是，革命政权经济拮据，难以为继，孙中山和黄兴等人计划与日本人合作办汉冶萍公司，增资3000万，从中借用500万用于政府财政。
再说汉冶萍公司，它是前清政府最大的企业，在规模上也是亚洲钢铁联合企业最大的。日本早就想得到它。武昌起义前，盛宣怀便通过借贷抵押等一些方式跟日方合作，盛宣怀被清政府革职永不续用后，日本人认为这时是一个机会。
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电文中说：
盛宣怀避居大连，将为我方关于汉冶萍问题之策划带来甚大便宜，但同时亦有惹起一般民众反感之虞。
3日之后，高木陆郎陪同盛宣怀父子自大连逃往日本。
几个月后，孙中山派筹款代表何天炯东渡日本。何天炯到了日本，通过大冶铁矿商务部长王勋把孙大总统的意思转达给了盛宣怀，盛宣怀回复道：
产业抵押贷款，必无人肯借，华日合办或可筹款，但应严定年限、权限为重要，免蹈开平煤矿被英国侵吞的覆辙。
这时，被迫逃到日本的盛宣怀处境是极其微妙的，他在国内的财产已被政府没收净尽。孙中山为了达成此事，令何天炯对他说，他的不动产可以发还，可是已经用的动产恐怕实难追还。孙中山还向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随后，陆军总长黄兴又去函威胁盛宣怀说：“请勿观望……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盛宣怀）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刚开始的时候，孙中山也对中日合办汉冶萍和招商局“恐有流弊”有所担心，然而为了筹款，还是走了这步棋。而这步棋迅疾遭到张謇与章太炎等人的反对，参议院也对此事予以质问。
张謇自从中日海战后，对日本人就十分愤恨，认为日本人除了明治维新外，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再加上一个盛宣怀。盛宣怀这个人张謇是很清楚的，此人奸诈无比，两面三刀，根本是不可信的，他本人认为为了筹款跟日本人合办公司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于是，一再地劝说孙中山，终止此事。在给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中，他写道：
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笑？
然而，孙中山和黄兴自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无奈之举，不这样又当如何？便和张謇辩论，两下里谁也说不倒谁。为这件事，张謇很是气愤，感觉孙中山这个人实在也不是救中国的一个人。于是向孙中山和黄兴通电辞职，不再担任实业总长的职位，电文如下：
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特此驰陈。
对于此，孙中山反复向他解释也是毫无用处。当然，张謇的辞职，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在给实业部次长马君武的信中他写道：
下走被任实业之始，即与中山先生面订短期，受状之日，复具书坚约。至清帝逊位，大局将定，而短期之晷线已届，故于第二次致总统书中表明不独为汉冶萍事也。
在当时张謇的心中，只有袁世凯才是稳定大局能够救中国的人。所以，张謇时时想着要为袁世凯的出头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