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在六十岁的时候平生第四次住进了医院，她第一回住院是生我的时候，第二回住院是生我弟弟的时候，第三回住院是生我妹妹的时候。此后，过了四十一年，她才第四回住进了医院。这回是因为极为严重的心绞痛，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自作主张将她送进去的。痛一缓解她就出院了。我怪她住都住进去了，公费医疗又不要自己出钱，忙着出来干什么。她说她开了药了，在家里慢慢治还不是一样，在医院不习惯，家里有你爸爸呢。说着她边收拾她从医院里拿回来的药，又告诉我，这些药好得很，如果不是你姨妈在这个医院当医生，这样的药也难开着。你别给人家说啊，知道了你姨妈要犯错误的。你姨妈也说，在家里自己吃吃药得了，何必到医院来活受罪。
我母亲平常都是这样，有病就熬着，自己治。她即使去医院，也是为了开药回家来储备着，有病就叫我爸爸为她对症下药。不独我母亲有这种习惯，我父亲、我、我妻子、还有我认识的许多人，都有这种不上医院有病自己治疗的习惯。一般人家都有一个装药的箱子，甚至药柜，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药品。临到病起来，才去找药的人要么是太年轻，不晓事；要么是小孩子或大官，不用操这份心。药柜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个家庭拥有安全感的根本基础之一。我在春节前整理房间，一项工作就是整理药箱，我的药大多已过期，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去医院开药，因为这个药箱给我一种安全感，我反而不大生病。如果我的药箱空着，我没了安全感，病说不定就要来了。我的药还清楚，都是我曾生过的病留下来的药，也无非就是克感敏、阿斯匹林、干草片、胃舒平、跌打止痛膏之类。老彭的药柜就不同了，老彭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可以在高干病房开药。他的药柜里不只有他生过的病的剩余的药，还有他至今未生过的病的预备的药。看他的药箱，好像老彭在时刻准备着把各种病都生一遍，否则真是白白亏了那些好药。那是一个装衣服的三门柜的一扇门里的整整一格，可以挂五六件毛呢大衣的部分，整整齐齐地放置着各种五颜六色的药，瓶装的、纸包的、盒装的、片剂、针剂、膏丸、散……并且分门别类，按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从眼睛到心脏，从痔疮到前列腺、从肝到胃、从皮肤到头发……归档，一目了然，唾手可得。他的药很高档，他早在1966年以前就在收藏印着外国字母的药。他儿子秘密地告诉我，他父亲用的避孕套都是印着外国字母的。少年时代，跟着老彭的儿子小怪物溜到他家去看他爸爸的药是我的业余活动之一。如果为老彭的药柜开一个清单，大约得耗费两千字的篇幅，这里我只列出最令我好奇的一些：奋乃静、克脑迷、对氨基水扬酸纳、普鲁卡因安、雌二醇、苯乙酸睾丸酮、肝乐、L-门冬酰胺酶、至圣保元丹、香砂六君子丸、十香暖脐膏、二丑丸……其实老彭并不完全知道这些药有什么用途，他储存它们，只是为了一种安全感罢了。小怪物没有药柜，他到四十岁还和他父亲住在一起，用他父亲的药治病。用他父亲的电视机看电视，用他父亲的水费电费煤气费伙食费，就像他父亲有终生的公费医疗一样。他乐滋滋地告诉他的女朋友，他的工资全存在银行里，“娶你么，不成问题。”他的女朋友说，“你太有福气了，太划算了。”就让小怪物拿他爸爸的乌鸡白凤丸给她吃，还说，不吃白不吃。小怪物的爹年轻时，家里还整整齐齐的，药柜也整整齐齐的。到了五十岁以后，他的药就像霉菌一样从药柜里蔓延出来，桌子、柜子、冰箱、床头柜、茶几、电视机柜、厨柜的面上都是药瓶、药丸、药盒、药酒瓶，空的、还剩一半的、满满的、过期的、新药、旧药……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混杂的药味，小怪物说，只消闻闻病就好了。但他父亲的病并不见好，而且病越来越多，真正是把他年轻时储备的那些药所能治的病都害上了。他总是身体稍有不适就服药，就去医院检查、化验、观察。他总希望通过服药，总有一天他会身上一处也不痛，各种指数都正常。但这一天从来没有到来过，他总是脖子上的炎症刚刚痊愈，胃肠功能又出了毛病。上半年与神经衰弱搏斗，从七月份又与关节炎纠缠上了。在他父亲五十岁以前，服药是为了工作、革命。五十岁以后，他的工作就是服药。生活越来越混乱，用洗脚帕洗脸，在浴缸里小便，但服药却特别讲究，用三十个原来装施尔康的一模一样的小瓶子，每十天配一次药，每瓶都要放进七八种十多粒药片，刚好满满的一小瓶，每天服三瓶，每隔六小时服一瓶，上好闹钟，铃一响就服药，像上班一样准确。小怪物说，看他爹服药就像看有特异功能的人吞食玻璃，又残酷又快感又过瘾。此外，还要服食种种浆液、丸散。小怪物继承了他爹的传统，才四十岁，就开始储备八十岁用的药，他现在已拥有速效救心丸、前列康、和专治脑血栓的一种特效药。当然都是在他父亲那里报账。最近他知道他爹已不久于人世，全报销的公费医疗就要作废，一他就加快了储存药品的速度。他的药像邮票一样新崭崭地、一板一板、一瓶瓶地收在柜子里，比他父亲的药好看多了，小怪物越看越喜欢，越爱，舍不得吃这些药。
我家也有一个药柜，是我父亲的书桌左下方的柜子，这个柜子他用锁锁住，说是怕我们乱拿药吃。童年时代在我的心目中，药是很稀罕的东西，那个时代从外观上看，是贫穷而丑陋的，药是当时算很漂亮的东西，我抵抗不了药作为食品和小玩艺对我的诱惑。八岁那年的一个没有食物的下午，我父亲一时疏忽，没有锁上药柜就出门了。于是我成了那个药柜的临时皇帝，我立即打开一瓶钙片，从第一片开始，思想激烈斗争，战胜假想中的父亲，胜利，吃一片；失败，含着口水，晃晃瓶子，以为还看不出来已吃过的迹象，就再为自己虚构一个理由，成立，就再吃一片。就这样，斗争，胜利，吃一片。节节得胜，吃一把。在三个小时中，我把一大瓶钙片吃掉了大半瓶。当我吃烦了钙片，开始把其他的药倒出来，堆起一座小山时，门突然开了，父亲魔鬼般高大地走进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瓶子，吼叫着，罢免了我的帝位。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柜子是一个聚宝箱，“仓库重地，闲人免进”。在任何时候，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父亲就会从这个柜子里拿出一些黄色或白色的药片来，我的病就会复原。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柜子是属于我父亲的，只有他有权力往这个药箱里拿药。连母亲也不能随便碰这个柜子，母亲也有这个柜子的钥匙，但她要吃药总是让父亲去拿。我母亲很少去医院，她和我父亲一样，有公费医疗。但她是教师，看病开药得上医院去，她不喜欢去。我父亲是干部，单位上有专门的小医院，开药很方便。我父亲的药箱虽然不及老彭家的高档，但各种药品也还是一应俱全的，从我出生到今天，（我已四十岁）这个药箱像我家的米袋一样，从未空过。与我外祖母装药的捧盒比起来，我此前提到的这些药柜可说是很专业的了。我外祖母一生都没有住过医院，她在四十岁以前在家里生下又带大了五个孩子，以后就一直在家里做饭，喝生水，脖子永远由于刮痧而紫着一块。她没有公费医疗。她的药装在一个清朝留下来的朱红色捧盒里，蔓陀罗水、气痛散、清肝散、明目地黄丸，就这些。
不去医院，有了病就自己医，自己服药。有文化的家庭，就自己买些医书，病来了，就自己对着书看诊状，自己服药。许多人因此成了业余医生，一般小病是能立即就对症下药的。我父亲不仅小病，有些中病他也能看，这得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当时什么书都要烧，只留下革命的书，连讲吃的书都要烧毁，因为孔子讲过：食不厌精。但医书却可以留下来，并且再版，但要加上前言。我父亲的书架上，除了领袖和导师们的书、革命文艺家的书就是几本医书，可以说他的书都是治病的书，治思想上的病和身体上的病。他的医书有这几本：《急诊手册》、《赤脚医生手册》、《内科手册》、《中医学新编》。在当时，他在业余时间看这些书是可以的，我发现我父亲把这些书当做文件来看，他在每一页上都划上许多红杠杠，他划得最多的是中医的那本。在第一章，开头就是毛主席的语录：“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然后讲五脏六腑的关系。在第三节，毛主席又说：“每一事物的运动，都是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的”然后讲气的作用，毛主席的语录确实和中医的理论相吻合，指导它是很贴切的。那时候的书很少，根本没有什么大人看的书和小人看的书之分，我父亲看什么书，我也看什么书，我更喜欢看西医的书，什么病是什么样子书上说得一清二楚，还有图，人体的各个部位，它都清楚地画出来，男人也画，女人也画。我对中医不感兴趣，我觉得它太深奥，什么气啊神啊，一个“气”字就有好几种意义，这里是肾气，在那里又是肝气，在全身又有中气，我确实搞不懂。在西医的书里，毛主席语录只有前言里有，中间各章就没有了。《急诊手册》的前言是这么写的：急诊是指突然发生的疾病和意外的损伤而言……因此，急诊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在抢救过程中，医务人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见人民卫生出版社《急诊手册》，1971年2月第二版第九次印刷）我十三岁时，得了手淫这种急诊，不敢问父亲，只好争分夺秒自己秘密地治，我从西医的书上为我的病转为慢性找到了可以继续快乐地病下去的根据，书上当然没有与之有关的章节，我是通过一种复杂的推理，从它关于其他病的叙述中再结合民间传说猜出来的，例如：实验室及其他检查。七，精液。“精液最好直接射入洁净干燥之玻管内，及时送检。”后来，我也学会了自己看书治病，我发现这一点对维持一个人的尊严非常重要，难言之隐，一看了之，我父母至今不知道我十三岁时患过手淫这种病。我母亲不喜欢看医书，她的病由我父亲诊断，通常是十不离九。但她喜欢和我大姨妈讲自己的病，她的病就是腰疼。大姨妈的病也是腰疼。但她们关于腰疼的话也就是“腰疼”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像是一大串唠叨的源头、动力。腰疼一开始，话就要流到对儿女们数落上来。腰疼的隐喻，就是：我、我弟弟、我妹妹、我表弟、我表哥、我表妹全是饭递到手里都不会动一下的吃完了抹抹嘴就走的不知道农民的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等等。这是事实，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要做大事，要胸怀全球，所以我们一般都以为跟“腰疼”有关的事（如扫地、洗碗、拖地板、腌咸菜之类）是小事、琐事、妇人妈妈外婆之事，不会自觉自愿地去做。我母亲也找不出理由来证明做这种形而下的小事是与国家社会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她只好说腰疼。我母亲的腰疼也切实有效果，它形成一种话语压力，常令壮志凌云的我感到内疚。于是我就会在内疚中勤快一阵，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大姨爹也好钻研医术，他甚至学会了针灸，他和我父亲谈起医学来，口气很专业的。大家都盼望着国家能出现一种能包治百病的疗法或好药。有一段时间，这种好药终于出现了，叫做红茶菌。我父亲买了好几只玻璃缸，养红茶菌，让我们每天都喝一碗。味道有些酸，加了红糖要好喝些。那是一个业余的时代，专业没人搞，专业的书成了禁书，大家都去搞革命，革命是什么，就是治病。先是治思想的病，精神的病。治的时间一长，人们就开始怀疑自己浑身是病，所以红茶菌出现了。包治一切的医术也出现了，叫做甩手疗法。我母亲很热衷于此，动员我们全家都学这种疗法。我们一家五个人跟着她，把客厅里的茶几抬开靠墙，腾出空间，然后一个个闭目甩手，还要默念着：把感冒甩掉！把失眠甩掉！把胆结石甩掉！把风湿甩掉！把乳腺癌甩掉……其实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活蹦乱跳，却以为把什么甩掉是天经地义的，做得认真得很。我外祖母也懂一点疗法，但任何病她都让我服气痛散，或者刮痧。
当然，自己业余学习医术也好，储备药物也好，病重了还是得上医院治疗。上医院是大事，病总是一拖再拖，自己先拿着书对症状，试着服药，无效了，熬不住了，才上医院。进医院是倒霉的事，无谓的麻烦，倒不仅是在医院的麻烦，还有其他的麻烦。在我国，一般都认为，病是不好的，不正常的，不吉利的，不雅观的，不道德的，有损尊严的，有碍面子的，需要遮掩的，人的理想境界是“无病无灾”，“正常人”。没有人会把病看成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生病就认为一切都完蛋了，不正常了，不是人了，没脸见人了。在汉语中，“病”是一个贬义词，它的意思是：1。生理或心理上的不正常状态。如疑心病、神经病、红眼病。2。弊病、毛病。如政治上的幼稚病，工作方法上的急性病。3。错误、缺点。如语病、通病。4。祸害。如病国殃民，天下骚然。5。某事向坏的方向发展的程度，如病人膏肓、丧心病狂。“他有病”，在汉语中是一句很严重的话，骂人的话，往往就意味着你这个人的智商、能力、精神状态有问题了。某人红得发紫，嫉妒他的人就巴望他大病一场。病了不是还会痊愈么？不会了，在吾国，大病过的人一般是不会再被重用的。在医院里，遇见熟人，问了，“噫，你不是过得好好的嘛？怎么到医院里来了。”这话先就暗藏了判断，来医院肯定就是不正常，过得好不好，话已不只是指身体，已暗喻你的经济、婚姻、前途、命数；现在你得赶快为你的病找一个说法以证明你很正常，日子是过的火火红红的。消除他的胡思乱想，一般都赶快说，“我来开点药。”开药是公认的比较正常的来医院的理由，正常的没有大病的人，与某医生相熟的人才会来医院只是开点药。熟人也就会心一笑，相信你来医院，是由于日子过得好。你即使真是来治重病，也只好这么说。就像平常人家问你，吃饭了吗？你饥肠辘辘，也得胁肩一笑说：吃过了。难道你敢说，我是来人流的？我得了二期梅毒？或则，我右下腹隐隐地疼，眼球发黄、不想吃饭……但如果是在精神病院或性病专科遇到熟人，那就要飞快地解释，我是陪某某来的，这时候说话则一定要具体，陪的是谁，开药的是谁，病到什么程度，症状如何，之前如何，预后如何，越具体你越摆脱干系。被人说，他有病。你耸耸肩，依旧我行我素。但被人说，他神经不正常。那么，在我国，就没有人会和你谈论爱情友情人情了。被人说，我在治性病的地方遇见他。嘿嘿……你试试。我有一次肾结石发作，没去学校上课，上课的老师问：某某怎么没有来，班长洪亮地答道：上医院了！又平静地补充道：他肾疼。全班，学习现代汉语的56个人，一起哄堂大笑。我十九岁时患了急性肝炎，痊愈后，有两年的时间害怕被人提及，有好朋友总喜欢在聚餐时揭我的老底，大家筷子此起彼落，口水早已混为一潭，他忽然揭发，筷子指着我：他有肝炎！立即激起一片惊叫，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知道大钟早在三年前就患上了乙肝，但他至今不敢告诉别人，包括他的女友。他只是开朗的性格突然变得孤僻了，再也不与朋友下馆子。他的不懂事的女朋友一开始还把这件事抬着逢人就讲，以博取同情。但后来发现“同情”可怕得很，人家真的提着苹果、黄果、罐头去看望，但眼神特别，举止小心谨慎，言谈客气礼貌，朋友之间讲到大钟，说，你知道吗，他得乙肝了噻！好像早就在等候这一天。其实他们都很爱大钟，但他们就这样说话，让大钟的女朋友听出了意思。他女朋友后来明白了，又逢人就讲，大钟得的不是乙肝，是甲肝。好像大钟犯了什么错误，现在减轻了一等。但大家不相信她，大家相信大钟得了乙肝，但不相信他还会恢复正常，他，不再是原装的了。小怪物为何至今未结婚？因为，她有慢性肾炎（初恋）。她得过肺结核（第三次恋爱）。这也怪不得小怪物，因为我国的习惯，在介绍对象时，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或她有没有病？肝炎结核倒也罢了，你无非成为别人的可怜对象。如果你得的是梅毒艾滋病（通过注射感染的，但无人相信，当着面，人人都说，是啊，是啊，而心里却坚信，这种病只有乱搞才会染上），一旦传开去，那就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不正常状态，而且是道德、政治、名誉上的不正常状态，你就要被开除。被朋友、同志、恋人、熟人、生人、大人、小人、邻居、单位、被今生今世吾国吾民开除。所以没事最好不要去医院，不要把你和病这个不吉利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治病，就是既治了病，又摆脱了与“病”这个字的种种引申义、转义、暗喻、象征的干系的一种复杂的艺术、语言活动。我母亲是教学的，在表达方面比较笨拙，在医院里她经常面红耳赤，羞于启齿，无论在熟人还是在医生面前。她又比较正统，连开药这样的话她都说不出来。她去医院开药，总是很紧张，似乎那药是偷来的。所以她尽量避免去医院。
一般都认为进医院谁不会进，捂着肚子就进去了。看病谁不会看，生来就会。所以中国的学校也不教“上医院”这一课。但许多人被上医院这件事弄得昏头昏脑，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他怕人家认为他是一个笨蛋，连上医院都搅不清楚。首先，挂号就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我经常看见一些病人，茫然地望着密密麻麻的挂号牌，不知道自己的病该挂哪一科，他既不敢问医生，也不敢问病人，“同志，我的下身这个地方痒，该挂哪一号？”他说不出来，他懂礼貌。他从小看惯了中医，中医讲究的是整体。一个郎中，就是一家医院，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跌打癫痫全能看。老郎中平易近人，与病人不隔，不穿自大褂，不用消毒液洗手，不用脱衣服不用打针不用抽血开刀，不用冰冷冷的钢铁在肉上捅来捅去。不用挂号，不用你开口，不用你罪犯似的老实交代那些难言之隐；早些年代更讲究，如是妇人，连面都不照。用通灵的手，摸摸；用神仙的眼，看看。就知道你哪里不适。就知道你的病在上还是下，在外还是内。还问问你生辰八字，意思是这副药是只为你一个人开的，只你吃得。一大堆名字取得像诗的草药：神曲、桂枝、蝉衣、佩兰、郁金、泽兰、谷芽、菊花、甘草、梭罗子、木蝴蝶、山慈菇、银柴胡、使君子、绿豆衣……混在一起煮煮，就能从头治到脚，还兼壮阳补肾。且说话含蓄中听，梅毒雅称为花柳，批评了你又暗示你到底还是好样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寻花问柳不是为大诗人津津乐道的么？在医院里，人却要把他的五官四肢折散，胃到一楼去看病；肝又在另一个房间；腿要上到五楼去诊断，检查鼻子，又得到三楼。取西药在东二幢，配中药又要到西一楼，用针头注射在一个地方，用针头吸血又在另一个地方；肺要用刀来割，鼻子又要用电烙（激光疗法），肝可以用长针穿刺，胃可以用玻璃从喉管里塞进去，屁股上的皮可以移植到脸上……如果李时珍来这医院看病，恐怕当场左眼麻痹，右耳疯瘫抬去看急诊了。人在这里不是人，是一些可以随便用刀子针头化学品装配切割摆弄的没有姓氏的耳朵、舌头、牙齿、神经、肺叶、输尿管、蛛网膜下腔、脑表面大动脉分支连接处、上运动神经原性延髓……医生动不动就要洗手，弄得你很自卑、仿佛自己是个大细菌。而且先生开的是什么药啊，天爷！撒烈痛、索密痛、康毗箭毒子素、易蒙敌、磺胺异恶唑、磺胺苯吡唑、碳酸氢钠、对乙酰氨基酚……讲汉语的人一见这些名词就害怕，就不信任、就怀疑、就以为是毒药、不是毒药也肯定是副作用很大的。好在这些名词一般是用英文写的，倒另有一种神秘感，效果和看见汉语十全大补、万金油差不多。有时要写汉语，也要另取一个顺眼些的名字，如：磺胺甲基异恶唑另命名为百炎净，异丁呔酒石酸盐叫做小儿宁，去氢甲睾酮叫做大力补、苯丙酸诺龙叫做多乐宝灵……病历本也不敢轻易给人看。上面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外生殖器溃烂、浓肿……虽然诊断并非性病，你敢让人看么？看病的时候，周围有许多人旁听（其他病人，他们排队排得不耐烦，对每一个人的病都发生了旁听的兴趣。），你发现你必须当众交代你的隐私，你想叫医生请这些旁听的出去，可你又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个要求首先就暴露你有见不得人的隐私，你要证明你的病是见得人的，你不怕旁听。何况一个诊室有四五个医生在看病，四五个病人在说病，四五个人在陪四五个人看病，你叫谁出去？临了，你结结巴巴说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病，你考虑着是不是隐瞒某些细节，把情节说得含蓄一点，朦胧一点，好听一点，能像中医那样说就好了。
农村来的汉子，在一幢门诊大楼里穿来穿去，捏着一大把单据，牵着病歪歪的婆娘，目光疲惫而茫然，他要把这一大把单据处理完，至少得进出十个房间，而这些房间分别在一楼到七楼、东一单元到住院部，他觉得这个医院像个大迷宫，比一个公社的自留地还难搅清楚。他甚至连在医院里为什么要排这么多的队都搞不清楚，他清楚的是他外祖母给他刮痧不兴排队，他母亲喂他药不兴排队，他因此认为在医院里排队是被迫的。排队和看病有什么关系，从未有人告诉过他。（在我国，人们一般都认为，排队与所要做的事是无关的，被迫的，没有人将排队视为做成某件事的一个必需环节，所以人们一排队就以为是在白白浪费时间。所以人们永远要抢在红灯中过马路，集体不排队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很慢的国家。）他永远被医院里的各种长队弄得心情恶劣。存自行车，排队；挂号，排队；交费，排队；取西药，排队；取中药，排队；验血，排队；照x光，排队；灌肠，排队；排队，验大小便；排队，看内科；排队，看外科；排队，看五官科；排队，交住院伙食费；排队，站着排、蹲着排、左顾右盼地排、心急如火疼痛难耐的慢慢地慢慢地排；两眼目不斜视地盯住前面排；聊着排、吵着排，骂骂咧咧怨天尤人地排……他永远无法心平气和地排队，因为总有人插队，而他又梦想成为那个插进去的人，他又不敢，他害怕成为队列之外的众矢之的，他像一个心怀不满又不敢反抗的奴隶，期待着不排队看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永远不会出现，而又没有人告诉他，排队正是使看病能够自由的条件之一。但这个病人一旦发现一个可以插队而又不会成为众矢之的空子，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正是他这种心理和行为使队列变得漫长无比，而他又不可能每一次都钻着空子，因为窥睨着空子的人是无数的他人。所以这个期待着总有一天，能不排队或者现成的空子出现的的病人永远在医院里情绪沮丧，他边排队边把排队归罪于社会时代这些无所指而又人以为知道的名词，自己则在夸张的诽谤中成了被迫害的清白的一员。
有文化的住在城里的人也不见得就搅得清楚，有文化的人之所以还能分清自己的某个部位属于哪一科，要挂哪一号，靠的全是自学。但这自学也很歪人，西医和中医不同，中医有天然的业余性和普及性，会讲汉语的人，耳闻目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多少都懂一点。我父亲掌握着祖传的治疗雀斑的秘方；我母亲知道治跌打的草药怎么配；我舅舅会医小儿夜啼；老侯用鹿胎和淫羊藿泡了一罐酒，其于补阳的奇效邻里皆知；小怪物去了一趟大理，回来用一长者秘传的偏方：把子弹里的火药就着水火油日服三次，胃就不疼了。在这个国家，掌握着一到两个秘方、单方、验方或偏方的人一条街都是。人们会在征婚广告中说，业余爱好：酷爱文学、艺术、摄影……却不说爱好治病，因为这是人人都会一手的，就像不会说酷爱烹调一样。但自学无非是一种带着问题学毛选的老办法，不病就不学。所以自学者要么精通于阳萎不举的秘方、要么烂熟于治疗胆结石的疗程。他并不会去钻研前列腺是什么，脑积液在哪里，氨甲环酸吃了治哪个部分。他皮毛看些医书，治愈了几回感冒鼻塞，再次到医院去用公费开药，医生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就据经验说：感冒。医生鬼火起，既然你敢下结论（这本是医生的专业）说是感冒，我就当感冒治。结果这个业余医务工作者一病不起了。原来，他的发热、多痰、咳嗽是急性肺炎，被诊断为感冒耽误了。呜乎了倒也罢了，无非自己害着自己。但另一位自学者就不同了，他因此以为看病是一件业余的事，他就敢业余为人看病，感冒会治，梅毒也敢治，还做无痛人流、拔鸡眼、灭痔疮。一个人这么胆大包天倒也罢了，他最多不过误个二三百号人。但现在我国一般都以为业余行医和业余卖肥皂胰子是一回事，许多人都准备有朝一日在本行混不下去了就下海蹿它一家伙，专业只能干一种，业余倒样样能干，敢干。这种业余化波及到医院，就使你不得不时常会在一个很专业地方遭遇一些业余的人物、业余的念头，业余的行为。人都这山望着那山高，学中医的想兼通西医，以便晚上去业余为人做人工流产；在中国做手术的想到外国去做手术，私下把自己的专业调整为攻克英语；当护士的以为自己低人一等，羡慕当医生的；当医生的以为自己低人一等，盘算着调到银行去；在妇产科的羡慕五官科清闲，在门诊的想调到住院部去，守大门的又嫉妒守单车的。人人都以为生活在别处，专业不是生活，业余才是生活。总盼着把专业时间变成业余时间，干点什么改变生活。你要到一个很专业的地方去看很专业的病，在我国，你必须先专业些，或者，一病成医，才会少惹上些业余造成的麻烦（这也是中国有文化的人都喜欢看医书的一个理由）。
为了减少麻烦，一般人去医院，都要有人陪着去，丈夫陪着妻子，情人陪着情人，本单位的陪着本单位的，大的陪着小的，少的陪着老的……我从小到十六岁进工厂都是我父母陪同我上医院的，他们陪着我我才在医院里有安全感，我从来不会自己一个人上医院。一到了医生面前，我就口齿混乱，我永远无法在医生面前说清我的病症，每当这时，都是我父母代替我说话。我像个傻瓜一样，我父母说我哪里不舒服我就哪里不舒服。我习惯于在家里由我父母给我看病喂药。这种习惯导致我成人之后也喜欢有人陪同我上医院，尤其是住院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住在医院里没有人陪同你，没有人常常来看望你，在别人看来你就不正常了，你的病比别人的病更是病。我患急性肝炎住院时，一间病室住八个人，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你不可能像在家里那样独处，做一些很不像样的动作。所以病室就像一个生病的单位，大家都过一种可以公开的生活，能认同的部分就都认同，但有些部分是病人无法自主的，比如谁会来看望你，陪同你，有多少人会来看望你，来的人会带着什么东西来看望你，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事实上就为这个生病的临时单位建立了等级制度。比如当时住一号床的是个六十岁的老同志，他是因为高干病房的单人病室满了，先暂时住在这里的。来看他的人是这个医院的副院长、科主任、主治医师等同志，所以他在这病室里最有威信。来看我的人一般都穿着牛仔裤、大皮鞋，病室里的人和我讲话就比较小心。三号床是个农民，大家都穿着医院发的条子睡衣，怎会知道，就是来看他的人都是农民模样的同志。只有四号床的那个中年男子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背景，但一致断定他是这个病室里惟一一个不会活着出去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他。这个可怜虫必须自己去取化验单据，自己去打饭、打开水；当一瓶点滴注射完，他得自己扯着嗓子喊叫护士；他得自己爬到另一幢大楼的七层去照CT，两天后又爬上去取片子。当他去取片子的时候，我们就热烈无比地议论他，分析他：“他肯定是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才落到这一步！他的单位组织上怎么也不来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没有单位，总还有爹妈、兄弟、姐妹、朋友、老婆、娃娃……怎么一个也不来？怪了，怪了！要不要向医院反映一下？他是流窜犯怎么办？晚上睡觉小心着点儿！在对此人同仇敌忾的批判打击中，大家的友谊增强了，关系密切和谐了，肝胆相照了。只要他一不在，大家就议论他，从他的背景的猜想，到他的长相、动作、病的程度、夜里的梦话……统统不漏过。那个可怜虫后来被转到高危病房去了，大家失去了打击目标，还空虚了几天。占据他的床位的是一个六个人陪着他来的青年，他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陪同既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也兼及护士的功能，陪同的人并不轻松，他必须知道诊断、交费、化验、注射、取药、照片子、动手术……等各项程序运作的所在地点，疼得死去活来的病人是不可能找到这些所在的。他还必须记住各个部门不同的作息时间，避免无效的排队。在关键时刻，他还必须帮病人说话，报告病情，让医生相信病人应该吃某种药，做某种检查，请某位专家来看看……在医院里经常会看见这些精力充沛的陪同者在各个门诊部大楼里从弥漫在空气中的各种细菌和呼吸着它们的患者中匆匆穿挤过去，他们其实是一些业余的护士。一个医院，真正有病要看的病人不过三分之一，其他的都是来看望病人的人，陪同病人的人，找医生开药而不看病的人。
所以医院总是拥挤喧嚣，挡脚绊手，问这问哪，像一个患了遗忘症的蚂蚁国的问事处，永远给人某种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乱麻麻的感觉。就像看病的“看”这个字一样，你不太清楚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有时意思是，中医所谓望诊，有时的意思是“治疗”，有时又似乎是“自疗”有时又似乎是说诊断结果；轮到你看病了，里面有四张桌子三个医生，你第一眼就瞄定那个样子最显老的，你相信老医生（老中医、老军医、老华侨，一……就……）看病找医生的次序，是先找最老的，七八十岁左右；其次，五六十岁左右、无可奈何，才找年轻的。可是样子老，不见得就是经验老，你今天刚好碰到一个老样子的实习医生，你还抢先一步，抢在一个妇女前头把病历本递给他，他受宠若惊，你以为是他胸有成竹。他“看”，哪里不舒服？你说，重感冒。你说的是一个诊断，是“看”。你这样说，倒与那个自学成才的业余医生不同。你是基于一种话语习惯，从小老师就教你看任何事情都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说一件事，只唠唠叨叨地叙述一些枝枝节节的表象是一个人没有文化没有头脑没有思考能力的特征。只有文盲才会这么说话：医生哎，我脖子里面、舌头根上疼咧，脑门后面也疼咧，屎也屙不出来……这种不知“道”的话，就让医生心烦，听着像是感冒的症状，但又不敢下结论，只好叫这个文盲去进行各种检查。其实在医院里，对病人来说，就是一个讲述现象的地方。下结论、判断正是医生的专业。文盲的病人倒无意促成了医生的专业性、责任感。文化人却让医生省事成了业余的。医生一听就知道你是个会看病的，知“道”的，有文化的，就有些肃然起敬，更和蔼地问，要吃什么药？你说，开点儿先锋霉素、板兰根、川贝枇杷露。吃这些药也没错，医生就照开。你又有些不放心，真的就是吃这些药啊？你又不愿意核实，怕被看病的笑话。文盲呢，医生就不得不为他设身处地地考虑该吃什么药，他的专业被文盲的无知搅醒了，他得用脑筋去想想，他只能根据现象和化验结果下判断。他给文盲开的是阿斯匹林、干草片。还要一一交代，一日服几回吃几片。他不敢疏忽，该开什么开什么，该说什么就要说个清楚。有文化的由于自学，看到可以治感冒的就吃，但同是治感冒的药却有轻药重药，配伍不同效果也就不同。他吃先锋霉素治好了本来吃阿斯匹林就能治愈的感冒，下次他的感冒吃阿斯匹林效果就不大了。他进化了，要后现代的药才治了。他吃亏吃在半清不楚，吃在业余，他碍于面子，不想在医生面前“不知道”。这是文化造的孽。自学成才的病人见多了，有些医院就以为病人都是知道的人，就免去了许多专业的操作细节，看病的“看”就更乱，不知道的人到以为人人都知道都会看病的医院去看病，就会觉得自己像傻B一样，自卑得很。照cT和照x光有何分别，不知道；打青霉素皮试，不知道；人流要预约，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不知道。在医院你到处都会遇见这些不知道的人，像进了迷宫的绿头苍蝇，想问又不敢问，找又找不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常见人大声喝斥这些不知道的人，喝斥者毕业于名牌大学，他肯定懂礼貌了，他只是见怪于这些人啊，怎么连克感敏一日服三回，每次一片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小怪物在医院第一次验大便，他不知道验大便的量是多少，医院也不公布，化验的人以为这是常识。小怪物包了一包屎从小窗口递进去，被医生大骂着摔出来。小怪物委屈得很，“我不知道他们需要多少啊”。他报怨道。我见《大众医学》某一期登的笑话说，某人把避孕套拿回去当药引子煮，某人把避孕套套在鼻子上用。不知道，不敢问，也没有人告诉他。这还用问么，还用告诉么？在我国，问：避孕套怎么用的人，很可能会要么被视为流氓，要么被视为傻B。我的孩子刚生下就出黄疸，医生叫我去买人血球蛋白，说是医院没有，我以为这是买酱油一样的事。找了好几家药店，都没有，偶然听说这药是冷藏的，一般药店不会卖。就到另一家医院去问，说有，四百多元一只。我听了狐疑，因为有买过的人说，是三十多元一只。细问，说是成人用的。才知道还有小剂量的，供婴儿用的。我算幸运，花了三天时间，跑了十来公里路，学会了买人血球蛋白。另一个不知道的，大大咧咧买了四百多元一只的，只用了五分之一，剩余的就作废了。他不知道，这药只能打开一次，用不完就报废，因为不能接触空气。
“看病”之乱的另一后果，是病人怀疑一切。我岳父是大学教师，教了一辈子书，五十岁时发现肺癌，是在省的一家医院确诊的，发现时肿瘤尚小，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立即动手术割除。但他不相信医生，他相信同病室的一个自学成才的患者，这个患者是他以前在双柏中学同甘苦共患难的同事。“割不得，割了人就废掉了。医生对个个都是这么说，只有开刀，我才不信。再等等看，万一不是肿瘤呢，万一它自己就不在掉呢，李老师，你不就是白挨一刀么。依我说，还是保守疗法比较安全，先找几副偏方吃吃再说。我认识马街二中的一个体育老师，他掌握着一个专治肺癌的单方，好像是用白果树的树叶煮这棵树上爬着的蚂蚁吃，我听说有好几个比你还严重的病人都吃好了。”鲍老师语重心长，真正是为他作想，我岳父觉得这话说得比开刀有道理，他是一个知道的人，我岳父就不开刀，保守疗法。我岳父就去吃单方，蚂蚁煮树叶也吃了，专治肺癌的验方也吃了，楚雄神医在世华陀的秘方也吃了；又听说用桉树叶煮鸡蛋效果好，就吃桉树叶煮鸡蛋。又听说吃蝗虫吃了有奇效，可是昆明没有蝗虫，要坐车出去五十公里以外的田野里才有，只好算了。并且是几种药同时吃，前后吃了几千元的药。“好像精神也好了一些，呼吸也顺畅了点，脸色也好了一点。”鲍老师说。于是我岳父又到医院去照片子，结果是肿块已经扩大，阻塞了气管。开刀已经晚了，只有立即住院。但住院他还是不相信医生，阳奉阴违，医生开给他的药他不相信，“怎么就是吃点维生素？”他认为像他这样的重病应该吃很贵的药、好药。但医生不开给他，不告诉他。于是他自己私底下到外面找老中医开药吃，自己买药吃；癌转移到肾上，他偷偷地吃延生护宝液，因为那护宝液说它对肾有好处，结果发了高烧。病却越来越重，病越重，他越不相信医生，越发怀疑一切。不相信被单是消过毒的（他发现被单上有印子），不相信针头消过毒（因为他听老鲍说，小儿科去年由于针头感染死了九个孩子，他们的父母昨天还来医院打官司。），不相信医院的伙食（他听老鲍说饭里面发现头发），不相信医院的空气（他总觉得气闷，在家里不闷嘛。），怀疑护士把药和针水拿错了（他听出护士的口音是专县的；又听老鲍说，妇产科的小护士是两个月前才从农村招来的。），不相信医生会真心为他的病尽力（医生闲聊时曾透露，他以前在军队里干过兽医，后来才上的医科大学。），要我们送一千元给主治大夫。但大夫说，送一万给我也没办法。他不相信这个医院的药，相信这个医院没有的药，越没有的药他越相信，越要千方百计找来吃。他不相信为他治疗的医院，却相信外面的医院，他老念叨他现在如果是在某院就好了。我们将他转去这个医院，他又念叨如果是在北京协和医院就好了。吃着中药他又说也许还是西药有效他不相信医生的话，相信同病室病友的话。那些话其实全是道听途说的谣传，但我岳父坚信不疑。我岳父又出现新的希望，同病室的老乡告诉他，在昆明福寿巷有一个贵阳来的老中医，治好了几百个晚期的，锦旗在墙上挂了三层，一副药要四百多元。于是雇一辆三轮车陪他去，那医生确实不凡，金丝眼镜八字胡，长袍马褂，桌子上一副太极图。从墙上的锦旗看，先生治愈的癌有十多种。排队两小时，他每天只看两小时，破例为我岳父加班，先问生辰八字，把脉，写处方（用毛笔，柳体），抓药。又拿出一小包，握住我岳父的手，将包置于其手心，郑重其事地叮嘱，十五天后的上午十点半面朝北方服此药。我还以为是进了金庸的小说里。我岳父把小包贴胸藏好，紧紧地抱着一大堆药回去煮。两个月后，他在另一家医院里病故。
所以，在我国，开药比看病更重要。医生根据病人知道的开药，病人则省掉排队省掉诊断，去医院就是直接找医生开药。不认识的医生当然不会你想吃什么药就开什么药给你，你想住院就让你住（床位有限）。你想照照胃是不是还好端端的就让你照。开药是医生的权力，开什么药更是医生的权力，让不让你做CT、B超、理疗是医生的权力，让不让你住院更是医生的权力。所以在我国，健康的人都以认识一两个在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小医院的医生不行，他开的药不能报账。）为个人交际之重要任务，其重要性恐怕仅次于和上司搞好关系。有些病人天真的以为，他的病的程度就是吃药、打针、住院的权力。他不以认识医生为然，我不便多说，他不知道。在医院找认识的医生，就好比家里有了一个药箱，健康就有了保障。认识的程度越亲密，药箱的档次就越高越安全（它甚至可以为你储存床位、血浆、手术刀。）。到了医院，立即直奔主题：最近有什么好药？因为是为储存而开药，为万……一一而开药，省略了看病的开药，它不是对症下药，是为了防止生病而开药，所以这种开药不是专业的而是业余的，不是治病的而是防病的。开药的人不会开什么“去氢甲睾酮”（作用与用途：促进钙、磷在骨组织沉积，加速创伤修复。），他要开好药，好药是什么？这是在中国众所周知的那种药：益气通络，养元安神，扶正固本，滋肝补肾……此药什么都不治，什么都治，在治与不治之间。犹如在中国的寺庙里许了愿，有了好药，好人就会一生平安，就无病无灾，就心安理得。
我母亲在医院里开了药，回到家，把药储存在那个柜子里，犹如快刀斩断了乱麻，心里一阵踏实，病也就渐渐好了。
大理2000某村庄的窗子。我认识一位文人，写过不少东西，歌颂、感谢、赞美、宣传，写的东西已经齐腰那么高。从他的东西我以为他是来自那种只是有个黑板，上面写着抒情诗和决心书、水泥路、操场、人武部、秧歌队、红布旗子、会议室、拖拉机、化肥……之类的没有什么感觉的现代村庄。从他的文字我根本不想到他的故乡去，我想他也是因为厌倦故乡的单调、乏味、枯燥才背井离乡的吧。我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看见比这个窗子更美妙的种种情景，足够成就另一个沈从文的了，我被这个地方深深地震撼。忽然想起那个文人就是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怎么在他的文字里，这些，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不能怪这个文人，他已经学会对某些事情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我国过去一直流行的是遮蔽式的写作，从文学你根本看不出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在场、处境，你可以听见时代最强音，看见国家、革命、精神、五洲四海、“别处”，但看不见家、故乡、地方、听不见方言、自然更看不见存在于一个故乡中的“身体”了。在我国的文学里，故乡是被遮蔽起来的，人们喜欢新事物、新生活，人们总是渴望着故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文学太强大了，如果你信任它的文字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说就是一张白纸，刚刚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就像郭沫若六十年代在昆明大观楼留下的诗里说的：“巨笔信如椽”。在中国，我时常悲哀地发现我只是一个发现者，我经常会发现那些被纸张盖起来的部分，其具体面积之大，远远超过纸张乐于张扬的部分。一个被遮蔽起来、藏匿起来、一个曾经被坚壁清野的传统中国，对于发现者来说，只是发现了一组做工精细的窗子，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